看見世紀中國的“第一時間”刊出澳大利亞墨納什大學博士候選人吳冠軍先生的文章《我們時代的癥狀：恐怖》。正好我對“恐怖主義”的“精神分析”也很感興趣，所以也忍不住插一下嘴，以就教于吳先生。

　　一

　　吳先生對“我們時代”癥狀的概括引人深思，但恐怕用錯詞了。這種“癥狀”是“恐懼”而非“恐怖”。從臨床上看，恐懼是神經癥中的一種，而恐怖則不能說是一種“癥狀”。

　　其實，只要“精神分析”地想一下，吳先生應該可以避免這樣的錯誤。精神分析中的“恐懼”是人的某種持續(xù)（潛伏或表現(xiàn)出來）的精神狀態(tài)，其“發(fā)源地”是人的精神結構，“在場”于人的心理生活中。而“恐怖”則是外界場景對人的心理效應，人在這種“恐怖”的場景中引發(fā)心理震蕩�！翱植馈辈粌然�并使主體的精神機制出現(xiàn)一種程式化反應就不可能形成“癥狀”，而當它已經以“癥狀”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時，就不是“恐怖”而是“恐懼”了。

　　拉康那一路的精神分析與弗洛姆、蘇利文、埃里克森那一路的精神分析頗有些相似，即都延伸到了對“社會”、“文化”等的精神分析，泛化為一種“文明社會”的診斷。這個時候，在運用精神分析的術語和理論進行思考和判斷時，的確也沒有必要像對個體的臨床分析那樣嚴格。但對社會（時代、文化等）的精神分析是從對個體的臨床分析邏輯地推導、延伸出來的，術語在演繹、不斷地擴大其能指的過程中不能違反精神分析的理論自洽性，至少不能遮蔽其原初的所指。個體的恐懼癥有可能擴大成社會的恐懼癥，因為社會構成一個心理共同體。但是，個體本身的恐怖感既不能說是一種“癥狀”，也不能因為“社會”（“我們時代”指的只能是“這個時代”的“我們”的社會）陷入恐怖感中就說“我們時代”已形成了一種“恐怖癥”。

　　以上思路或許沒什么意思，但其實還可以用語言分析來澄清。“恐懼”和“恐怖”一樣，都有人在受到外界刺激后出現(xiàn)某種心理反應或表現(xiàn)出某種精神狀態(tài)的意思。但恐懼有可能是短暫的，一旦外界刺激物消失，它也跟著消失；
它也可能是持續(xù)的，甚至直接內在于人的存在本體，比如死亡恐懼和對不確定性的恐懼就是如此。依賴外界刺激物而存在的恐懼只是一種心理反應，不是癥狀。持續(xù)的恐懼有可能是一種癥狀，但也可能不是，關健在于它是否偏離正常的心理活動。所謂“反�！�，絕不是以“社會”為標準，而是以“人性”為標準。形成癥狀的恐懼離開了刺激物仍可能存在，但“恐怖”離開了刺激物則只能消失，而且其不是主體的精神狀態(tài)的表征。

　　二

　　吳先生這篇文章顯然是以拉康的理論來演繹。拉康的理論有過人之處，用來分析意識形態(tài)的操縱、權力的施虐讓人擊節(jié)贊嘆，這方面他和弗洛姆都是精神分析學家中的頂尖人物，幾可“雙峰并峙”。但用來分析“恐怖主義”及由此催生出的“我們時代的癥狀”恐怕不太合適。吳先生闡述拉康的理論時說道：“……在法國精神分析家拉康（Jacques Lacan）看來，癥狀永遠不可能被消除，而只可能被暫時遮蓋住而進入潛伏。根據(jù)拉康主義精神分析，真實（the Real）中本就不存在“正�！保�“瘋狂”這一符號性的二元區(qū)劃，這根本上是意識形態(tài)在符號秩序內的一個話語性造物�！比绻麉窍壬�是以拉康的理論來說明“我們時代的癥狀”，那么只能說是一種觀點的“自我否定”，因為按照這種理論，我們時代并沒什么“癥狀”，所謂的“恐懼”只不過是意識形態(tài)的一個花招。

　　有許多“正常”／“瘋狂”的“二元區(qū)劃”的確是意識形態(tài)的杰作。姑且不說�？拢�弗洛姆在�？轮�前早就揭示出了這一點。這種例子俯拾皆是。比如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一個不合群者、一個生活方式與大眾不同的人，總會被認為“有病”。在這種情境中，“有病”只是一種群體生活方式受到個體懷疑甚至威脅的一種心理反應或觀念判定。但這一點也不足以證明，在這種“真實”中，就沒有“正�！保�“瘋狂”的區(qū)別，恰恰相反，“有病”的正是那一伙罵別人“有病”的人。對“正常”／“瘋狂”只是一種“話語性構造物”的強調與承認某種病態(tài)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前者是由各種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念所強加的，是否“有病”的判斷標準來源于其指令；
而后者則是精神結構的某種表征，雖可能是意識形態(tài)摧殘的結果，但本質上是客觀真實的。一個“非理性的人”或許會被“理性人”們罵為“有病”，但嚴格來講，不過是“非理性的人”并不認同“理性人”們的“假定”而和他們一樣“反應”，從而因威脅到他們的心理生存，遭致他們的類似于“條件反射”的攻擊罷了。

　　換言之，有許多“癥狀”是虛假的，不過是社會的認定。而有許多癥狀，在現(xiàn)代社會甚至是最可怕的癥狀，恰恰是“文明社會”施虐的結果：人的“有病”首先是“社會”的有病，這兩種病態(tài)又相互強化。但“恐怖主義”本身無論如何病態(tài)以及由何種病態(tài)的意識形態(tài)、秩序所引發(fā)，它所催生出的“恐懼癥”，與“話語性構造物”都沒多大關系。這又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問題只能是：這種癥狀的背后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恐怖主義這一罪惡由何種罪惡產生？離開了病因學的分析，顯然這個“時代”想消除這種“癥狀”只能是癡人夢囈。

　　三

　　拉康的判斷并不正確。癥狀并不是永遠不可能消除。得看是哪些癥狀。就以恐懼癥來說，死亡恐懼就不可能消除，但許多癥狀在精神分析師的幫助下則可能消除。對于“社會癥狀”，這一點更是特別明顯。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它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依賴于一個社會在精神機制上是否“健全”。在這里，的確也如拉康所說的，精神分析與（普通）心理學不同，它要去尋找背后的真實，這種真實就是“致病情境”，及一個社會的“致病機制”。普通心理學出于實證的限制和視野的狹窄，基本上不管這些。

　　癥狀經“致病機制”運作所形成。但真正可怕的不是癥狀，而是“致病情境”。癥狀就是依賴于它而存在。僅僅治愈了某些癥狀，而沒有消除致病情境，就像把一個蘋果從污水里取出洗干凈又放回污水里一樣，它一樣骯臟不堪。精神分析師很難避免這樣的困境，即使治愈了一個患者，使他成為一個“新人”，但一旦他重返“社會”，致病機制在致病情境的刺激下又可能開始運作，導致新的癥狀的出現(xiàn)或舊的癥狀的復發(fā)。這個時候，一個人要想避免癥狀的出現(xiàn)，只能改變自己的意識結構，強化自己的“心理適應能力”。但過分夸大自己的心理適應能力只能引向新的病態(tài)。事實上，人沒那么大的本事，即使他能在某些方面“適應”了，看起來很“健康”，但實際上，某些“癥狀”也已開始悄悄潛伏，并隨時準備表現(xiàn)出來。禪師、出家人無疑是些對意識結構的改變很成功的人，但切不可忘記，他們之所以心理健康，乃在于他們已經遠離社會，擺脫了“致病情境”。榮格、弗洛姆對東方禪宗思想的重視也絕不是對改變意識結構的重視，而是他們通過禪宗身上看到了壓抑的消除的可能。

　　這一點弗洛伊德早就看到了。在其晚年，就提出既然人能得病，社會也能得病。當社會將個體的得病僅僅歸結于個體的個人原因，只能說是對人的心理機制一無所知。同理，如果我們將恐怖主義視為一種歇斯底里癥的間歇性發(fā)作，一種人類社會的惡癥，那么背后就必然有一個“致病情境”，不消除這個“致病情境”，任何道德譴責和武力恫嚇都沒有切入“真實”，也不可能根本性地消滅恐怖主義。這種“致病情境”就是像吳先生所透露出來的，是一個被意識形態(tài)所編碼的“合理性”所掩蓋的不合理的世界。以一種產生癥狀的方式去消除癥狀，這無疑只能導致這樣的一個結果：除非顯在的“有病者”全被消滅，潛在的“有病者”“顯現(xiàn)”后也全被消滅，否則癥狀仍然存在。在精神分析看來，襲擊恐怖乃是一種最為野蠻的攻擊性行為，它根源于一種因嚴重受挫而絕望的心理。這種絕望的心理傾向于把一個對自己施虐的“異在的世界”或與這個“異在的世界”有關連的一切都視為攻擊的目標。所以，埃及受恐怖襲擊毫不奇怪。甚至完全可以斷定，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有遭受恐怖襲擊的可能，因為對于一個在這個世界遭到否定的人來說，他的精神結構已遠離“常人”狀態(tài)，除非他還“理性”，否則他傾向于認為是整個世界在否定它，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所以，從消滅恐怖主義的角度著手，在對恐怖主義進行道德譴責和大喊武力打擊之余，人們恐怕還得去思考一下什么是恐怖主義的土壤，在恐怖主義的發(fā)作中，“致病情境”在其中又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就像馬加爵和“阿星”殺人事件那樣。

　　附錄：確定性的終結：新型“恐怖襲擊”的心理效應

　　恐怖襲擊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人的破壞性能量的釋放，是生命受挫后的一種變態(tài)攻擊性反應。它植根于一種絕望狀態(tài)中。這種絕望狀態(tài)必須通過它對人的心理震懾來加以否認。

　　因而，“恐怖主義”對人的恐懼心理的訴求可能會泛化，并產生另一些形式。只要這個世界通過對各種價值的破壞而對人的精神的摧殘沒有停止，只要人類自相殘殺和相互暗算還在進行，“恐怖主義”就不會消滅，并且將喪失可辯認性和確定性。

　　如果說當年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爆炸案尚不能向人們指出這一點，那么，這次倫敦地鐵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居然是英國本土人則已明確地昭示出：“恐怖分子”將出現(xiàn)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他可能是任何人，甚至是“善良的人們”的“友好的鄰居”。相應地，“恐怖主義”將不只是“拉登式的”，而是與這個異化、絕望、墮落、不公的世界下人的畸變心理越來越密切相關�！按_定性的終結”將是人們的安全感的終結。

　　一、拉登：一個符號

　　盡管美國還費盡心思在阿富汗等地搜尋拉登，準備將其“抓獲歸案”，但以為只要抓住拉登就能摧毀恐怖主義的“神經中樞”的心理期待已屬一廂情愿。這位“恐怖大亨”通過他的巨大感召力和一系列成功的恐怖襲擊實際上將自身變成了一個可以離開肉體的存在而存在的精神符號。他成了伊斯蘭世界某些極端分子對抗美英“邪惡”的一個已經內化的象征。在歷史上，某一組織、集團、教派的權威人物一旦運用自己的權威營造出了一種能夠控制和整合人的精神世界的意識形態(tài)，他的肉體就已經退場。

　　也就是說，內化入成員心里的不再僅僅是權威人物，而更重要的是他從事的“事業(yè)”，是與這一事業(yè)緊密聯(lián)系的意識形態(tài)。權威人物的內化只能喚起人的受虐沖動，但這種“事業(yè)”和意識形態(tài)的內化卻可以構成他存在的支撐，作為一種存在的屬性在心理生存的指令下驅動他為之獻身。盡管權威人物肉體上的被消滅可以引起成員的心理震蕩，但因他不再是成員存在的主要支撐，這種消滅無法摧毀成員的心理。相反，它只會激起成員更加強烈的仇恨，因為對權威人物的肉體上的消滅在未能消解成員的存在屬性的情況下只能驅使其為了心理上的生存而進行報復。對“正義事業(yè)”的捍衛(wèi)將吸引許多具有這一存在屬性的人加入到攻擊的行列。

　　伊斯蘭恐怖分子不是一幫烏合之眾。也不是一群普通人。這是一群“超我”無限擴大而“自我”已無限縮小的人。宗教作為他們的一種存在屬性已等同于他們的存在。具有這種人格結構的人因其“單向度”性只有在宗教衰落或遭到內在質疑時才能引發(fā)心理震蕩。這幾乎是所有宗教的、意識形態(tài)的“原教旨主義者”的特征。企圖通過摧毀其“領袖”，通過強力來威脅他們幾乎沒有多大的效果，因為他們的存在早受宗教“編碼”，并且生命已預先被賦予了價值而交給了那個“事業(yè)”。當那個宗教的世界被擠壓時，拉登并不是一個具體的人。每個“原教旨主義者”都是拉登。

　　由于宗教是一個強大的、凝聚力極強的精神共同體，它實際上使許多“原教旨主義者”超越了民族、國家、階級等諸多社會屬性。對這個精神共同體的“圣地”和宗教徒的攻擊在他們看來都是對這個精神共同體的攻擊。在阿富汗、伊拉克參加“圣戰(zhàn)”的有世界各地的人，甚至有美國人。而這種攻擊既然是來自于異域的世界和異域的“文明”，那么在他們看來就是一個世界對另一個世界的戰(zhàn)爭。生命的受挫驅使他們向另一個世界報復――而這個世界因主要用“信仰”、“文明”來界定，沒有軍人、政府官員、婦兒、兒童與老人之分。

　　二、另一種“恐怖主義”

　　“冷戰(zhàn)”時代“核冬天”的陰影雖然驅之不去，但比之那個時代，人們現(xiàn)在更加茫然無措，更加沒有安全感。因制衡力量的喪失、環(huán)境的污染、道德的淪喪、異化的加劇，人們越來越遠離本性。支持人的生存的各種需要大多是通過催眠和誘騙所強加的，他的“存在”越來越依賴于各種沒有進入價值本體的社會屬性。這種“看起來是什么”和“本來是什么”、“應該是什么”和“實際上是什么”的分裂使他陷入一種沒有生存根基的精神恐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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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生存狀態(tài)使個體在精神深處根本無法進行自我認同，甚至這種意識從未有過。喪失了“社會認同”，他對存在和存在價值的確認就要崩潰。但社會認同一方面因未深入存在內核根本不能代替一套能滲入其價值本體的精神符號體系來對其存在進行論證，另一方面它必然驅使個體按社會的指令參與各種違反他內心本性的社會競爭。這只能加劇他的“精神分裂”。

　　而權力的施虐、不公正的世界所產生的罪惡則以一種否定的形式被內植入人的心里。無論這種仰賴于暴力機器的罪惡產生于何處，針對何種對象，實際上它都會在信息的解讀和傳播中變成一種對人的內心本性的攻擊性信息。它產生了一個不易察覺的結果：個體越來越難以從這個世界中看見愛和同情等人類情感，不管他是由此更加渴望愛和同情，還是也學會了冷漠和殘忍，一種支撐生活合理性的觀念體系實際上已出現(xiàn)了邏輯上的斷裂，它無法在一個殘酷的、分裂的世界里獲得統(tǒng)一性的證明。

　　這個時候，另一種人們基本上沒有考慮到的“恐怖分子”將潛在地被社會培養(yǎng)出來。之所以說他們是“恐怖分子”而不只是單純的暴力犯罪分子，是因為他們同樣期待一種心理效應，同樣想對人們造成心理震懾。他們與“國家恐怖主義”、“組織恐怖主義”不同，是“個人恐怖主義”。這種“恐怖襲擊”是“恐怖分子”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讓社會不能忽視他的手段。而“恐怖組織”的成員因其生命已被“信仰”或“事業(yè)”賦予了價值并不是出于這種心理動機。非常明顯，個體如果無法從這個世界中通過自我認同感到自己“有價值”，必然產生挫敗感。異化的加劇、不公和罪惡的存在使他在被否定中有可能出現(xiàn)無可挽回的絕望――這種絕望就像恐怖組織成員的絕望那樣。不管有多少種情況，只要他已無法在既存生活秩序和世界秩序中確認自己“有價值”，在確認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價值的最深遠的內驅力的驅動下，他必然企圖通過制造能震懾社會的轟動事件在這個世界中凸顯自身。

　　比之有特征的、可以加以防范的恐怖分子，這種“恐怖分子”從心理上講更可怕。因為他們產生的土壤恰恰是病態(tài)的現(xiàn)代文明，內在于社會的結構。他們隱藏在像螞蟻一樣的人流中，沒有任何特征可以辯認。從表面上看不出他們有搞“恐怖活動”的跡像，但他們就像一顆炸彈，隨時都可能在人群中爆炸。這些罪惡世界所造就的“報復者”無異于是對一個產生出大量的施虐狂的社會的一記耳光。整個社會的安全感將在他們的“恐怖襲擊”中崩潰。

　　三、不確定性的恐懼：比死亡恐懼更讓人恐懼的恐懼

　　恐怖主義的效應主要是激起人的死亡恐懼。但這種死亡恐懼不同于人們平時所體驗到的“終有一死”所產生的恐懼。它本身不是一種生物規(guī)律而是威脅的產物。因此，它作為一種“可能性”可運用一定的方法加以消除而不致嚴重威脅到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

　　西方社會對待“拉登式”的恐怖主義因其“穆斯林”、“中東人”烙印而可加以辯認和防范，因此雖然“恐怖襲擊”的時間和地點無法確定，但通過對“身份”的確定還是大致可以獲得一種安全的心理范圍。這樣，一旦威脅來源可以大致地確定，死亡恐懼就可以在心理防御機制的運作下通過憤怒，通過對人的情感、理念、行為賦予正義性來消除。而在“外來威脅”面前群體的一致性選擇更可以建構一個精神共同體。人在這個精神共同體性面前將因個體身份的消失而消除恐懼。

　　但如果威脅來源無法確定，以往那種對“恐怖分子”的辯認方法失去了作用，威脅的來源不再是在身份、信仰、國籍方面異于自己的人，那么個體在威脅面前就失去了“防御”的心理能力。這種不確定性將使個體全盤暴露，而“恐怖分子”則似乎隱身于黑暗之中，隨時準備朝他實施恐怖襲擊。個體將始終處于一種被敵視、監(jiān)視的狀態(tài)，其健全的精神結構將被破壞。這種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恐懼遠比死亡恐懼更深刻、更可怕，因為它切入了人的存在本體。

　　這個時候，沒有一個可以確定地指向的敵人，個體通過精神共同體建構其心理防御體系的能力將大打折扣。共同體將只有結構上的功能而在精神上則已成為碎片。它已無法對人的精神進行整合，因為威脅的不確定性使共同體的每個成員都有可能成為威脅的對象。“確定性的終結”意味著安全感的終結和由“敵－我”二元對立邏輯所筑就的心理堤壩的崩潰。

　　恐怕“恐怖主義”只有在心理震懾上達到了這個程度，才能談得上“成功”。從恐懼心理上講，恐怖襲擊所導致的血肉橫飛、尸骨無存在的恐怖畫面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它對人的心理效應。這種心理上的效應通過身份、國家、民族、信仰，甚至僅僅是“人”的聯(lián)系而使人們認為：下一位遭到“恐怖襲擊”、尸骨無存的也許是自己。如果沒有這樣的心理效應，“恐怖襲擊”就只是一場血腥的殺戮游戲�？峙氯魏我晃豢植滥ь^也不只有這樣的興趣。很顯然，只要這種心理效應得到強化，并且通過不確定性消除人們僥幸的心理，瓦解其心理上的防御，那么“恐怖主義”就越會得逞。

　　如果真是這樣，那么看起來強大的人們在心理上實際上不堪一擊。最可怕的不是站在面前的敵人，而是已經內化的敵人。面對這個可怕的敵人，人們幾乎會本能地選擇僅僅是以強力去消滅恐怖主義，而不屑追問和分析。而“恐怖分子”有可能是任何人意味著一種牢固的社會信任結構亦將被摧毀，各種沖突將加劇并被植入人的精神世界中。這無異于加劇這個本來就是“恐怖主義”溫床的世界的病態(tài)。如此反饋循環(huán)，人類恐怕只能被自己所呼喚出的“恐怖主義”魔鬼所捉弄，而不可能消滅這個魔鬼，因為化解仇恨，消除人的破壞性心理的，從來不是強力和恐懼。真正的魔鬼在心中，而不在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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