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年7月11日，鄭和率領龐大的明朝艦隊開始了聲勢浩大的海上巡游。

　　鄭和是值得紀念的，這不僅是因為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之一，而且因為他還是一個意志堅定的勇者，是一個在處于強勢時仍能友善對待弱者的仁者。

　　鄭和下西洋當然也值得紀念，至少它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新聞賣點，是一個政治正確的歷史事件，是一個值得回味的舊日輝煌。

　　勿庸諱言，對鄭和下西洋有許多泡沫式的紀念。當然，鄭和下西洋本身，可能也只是一個泡沫式的前現(xiàn)代故事，它固然留下了一些談資，但除了“浩大”、“隆重”、“豪華”之外，鄭和下西洋的價值其實是有限的:

　　鄭和下西洋對新航路的發(fā)現(xiàn)并不多，缺乏海上探險的價值，7次所歷有限的豪華之旅并沒有奉獻出什么“地理大發(fā)現(xiàn)”。

　　鄭和下西洋對中國社會的觸動也是極其有限的，鄭和下西洋事件并沒有推動中國商業(yè)社會的萌發(fā)和市民階層的萌發(fā)，龐大而豪華的海上巡游在皇帝一聲令下開始了，然后又在另一個皇帝的命令之下戛然而止。皇權專制注定了鄭和下西洋以豪華開幕，以凄涼和遺恨收場。豪華的歷史事件終于只是一個孤立事件，是水過鴨背、過眼云煙。

　　鄭和下西洋的貿(mào)易項目，是以中國出產(chǎn)的日用百貨，去換海外的奇珍異寶來獻給皇帝和權貴階層賞玩，平民百姓并沒有從中獲得多少好處。鄭和下西洋的后期，國內(nèi)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強大，一位國防部（兵部）官員甚至私自銷毀了鄭和的航海資料，以阻止政府再次搞這樣損害國民利益的豪華演出。“偉大”的歷史事件背后的勞民傷財，這當然也是值得我們警醒的。

　　鄭和下西洋的奢華、盛大并不意味著明朝在制度和社會方面的先進，任何一個中央集權制政權（如羅馬帝國、秦王朝）都可以制造這類盛大巡演。而鄭和下西洋之后，是近500年的閉關自守，這使得鄭和下西洋之舉看上去很像一個“例外”的事件。

　　鄭和并沒有真正建立一個穩(wěn)固、持續(xù)的海上貿(mào)易網(wǎng)絡，下西洋的政治意義遠遠大于商業(yè)意義，商業(yè)上基本是賠本的。在“天朝無所不有”的幻覺下，鄭和下西洋是一場所出遠遠大于所得的浪費之旅。如果是在一個注重民生、陽光財政的現(xiàn)代政治制度之下，這種浪費之旅、“形象工程”，是難以出臺的。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巡演”？這同樣要從皇權那里找原因。永樂皇帝以非正常方式獲得皇帝之位，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難免有些心虛，或者說，這始終是一塊心病，因而要搞一些浩大的形象工程來確立自己承繼大統(tǒng)的合法性。其中最靈的一招，莫過于讓海外諸國來朝祝賀，這有點像新政府的“外交承認”——這么多藩國都來祝賀我，難道我還不是一個真皇帝嗎？同時，有這么多藩國來朝，這本身也是新政權的一大外交政績。所以，在禁止民間片板下海的同一時間，永樂皇帝委派自己的親信太監(jiān)去充當一場超級政治秀的監(jiān)制兼導演。

　　其實執(zhí)行一項外交任務，根本用不著這么龐大的船隊。外交也是要算成本的。不過永樂皇帝并不理解民生不易，國家財源來自不易。而鄭和的外交行動的成果其實也是有限的:在鄭和第6次出海歸來之后，有長達6年的停頓，在這6年中，藩國貢使來朝者稀少，這才有新君讓鄭和再次出洋之舉（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可是，要靠如此奢侈的成本才能換來一點可憐的邦交，明朝帝國何以為繼？

　　今天紀念鄭和首航600周年，有人把“對外開放”作為一個紀念重點。對于鄭和式的“對外開放”，我們也必須有足夠的警醒:這是一種官家專營的、不計算經(jīng)濟成本的、政治意義大過經(jīng)濟意義的“開放”;特別地，只準官家“對外開放”，不允許民間“對外開放”，扼殺民間活力，因而是一種虛假的、脆弱的“開放”。這種“開放”是手上有錢就玩兩下，手頭很緊時就棄之如敝屣，并不是普遍而持久的制度，而只是與帝王的雄心、私念、虛榮心相聯(lián)系的“排場”而已。

　　在紀念鄭和下西洋的熱潮中，我們應本著“求真務實”的精神，對于上述歷史事實做作應有的反思。

　　(本文摘自《看世界》第8期）

相關熱詞搜索：鄭和 反思 下西洋 紀念 莊禮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