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黨理論發(fā)展初期，西方學者對政黨總是懷有一種戒備的心理。第一位真正廣泛討論政黨的主要學者博林布魯克，批判“政黨是政治中的惡魔”。

富蘭克林、麥迪遜、華盛頓和杰斐遜也表達了相似的看法。杰斐遜甚至諷刺說“如果說不參加政黨就不能進入天國，我寧可根本不去天國�！� 奧斯特羅戈爾斯基和韋伯雖然不像前者那樣討厭政黨，但是他們對這個新生事物也表達了深深的憂慮，擔心政黨會淹沒個人和自由。米歇爾斯則從憂慮走向了悲觀，恍然發(fā)現(xiàn)政黨的誕生其實是一個民主的悲�。鹤鳛槊裰鞫肥康恼�黨，由于其組織本質必然導致政黨官僚化，從而成為民主的敵人。

　　從現(xiàn)在看來，米歇爾斯對政黨的認識的確過于消極和片面了，不過這絲毫不影響他和《寡頭統(tǒng)治鐵律》在西方政黨理論發(fā)展史中的重要地位。米歇爾斯已經超越了他的前人，他第一個發(fā)現(xiàn)組織本質與政黨官僚化之間的親緣關系，第一次向人們警示政黨對民主所具有的潛在威脅。他的政黨官僚化理論影響著后來的迪韋爾熱、帕納比昂哥的研究。

其方法論的貢獻也是巨大的，被Bernard Hennessy譽為是第一位運用幾個政黨和多個國家政黨體制的數(shù)據(jù)來證明自己的假設的政黨學者，并且直接推動了20世紀20、30年代西方政黨調查研究的興起。

而且，米歇爾斯政黨理論的影響不只是局限于政治學領域，甚至在一些經濟學和社會學著作中，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他的理論的影子。

　　一、米歇爾斯的思想基礎：奧斯特羅戈爾斯基和韋伯

　　其實，米歇爾斯并不是第一位從組織的角度來研究政黨的西方學者。早在1902年，俄國人奧斯特羅戈爾斯基就發(fā)表了《民主政治與政黨組織》一書，闡述了英美兩國政黨組織的起因和后果。他不無見地地指出，組織與政治活動的理想相互矛盾，組織是對個人主義的淹沒。組織通過巧妙操縱的大眾意向取代深思熟慮的個人行動，從而侵蝕個人主義。

　　組織對個人意志的過濾，導致組織意志與個人意見的差異，結果是民主的畸變。選舉得到了良好的組織，這使選民投票所反映的不是負責任而又明智的公民們通達的想法，而是反映了協(xié)商一致的安排。公眾代表們的獨立見解受制于由大眾化的政黨組織所實施的控制，而政黨本身又處于政黨核心集團的控制之下，因此，民選代表們越來越多地為政黨領袖們的利益所操縱和控制，政黨領袖們則通過表面上民主的大眾支持者組織的活動掩飾著他們的權力。民主的允諾使虛假民主得以建立，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換取的卻只是一種民眾權力的表象�？傊�，組織是民主走向專制的通道。

　　另外一位對米歇爾斯的思想產生影響的學者是韋伯。韋伯發(fā)現(xiàn)，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利益分化和社會分層加劇，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密。這樣，社會就需要其對各階層、各部門的之間矛盾、沖突進行協(xié)調，行政管理事務迅速擴大。官僚制適應了社會分工和專業(yè)化的趨勢，滿足了資本主義對效率的追求，以其技術方面的優(yōu)勢，在社會組織中獲得迅速擴展。而且，官僚制的擴張是全面的、徹底的，政府、學校、軍隊、企業(yè)等大型組織都不可避免地建立了自己的官僚體制。

　　更為重要的是，順應這種趨勢官僚制也在不斷的入侵各國的政黨組織�！霸谧罱鼛资�年中，隨著競選斗爭技術的日益理性化，所有的政黨按其內部的結構，都向著官僚體制的組織過渡�！� 與米歇爾斯相同，韋伯也深知官僚制對政黨組織的滲透所具有的潛在危險。不過，他對官僚制的態(tài)度卻并不像馬克思那樣激進，也不似米歇爾斯那么悲觀。“而是在考察了取代官僚制的其他各種可能的選擇，如社團的原則、非專業(yè)的行政、分權以及直接民主制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自由議會和由選舉產生的責任領導才是現(xiàn)代條件下可以期待的最佳制衡方式�！�

　　二、米歇爾斯的理論貢獻：組織本質與政黨官僚化

　　顯然，米歇爾斯政黨研究的入口是組織�！笆聦嵣�，組織是保守逆流滋生的溫床，它漫過民主的平原，有時泛濫成災，并將這一平原沖刷得滿目瘡痍�！� “組織是寡頭統(tǒng)治的溫床�！� 正是政黨的組織本質推動其官僚化的進程，從而走向的民主的反面。這就是寡頭統(tǒng)治鐵律的一般原理。米歇爾斯在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深刻體認的基礎上，進一步發(fā)揮了奧斯特羅戈爾斯基和韋伯的有關組織和官僚制對政黨的影響的思想，從而形成了政治官僚化理論。

　�。ㄒ唬┟裰髦频睦硐牒凸杨^制的后果

　　在米歇爾斯看來，民主制和寡頭制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二者之間似乎存在著相互轉化的機理。原因在于，民主制和寡頭制兩種原則富有彈性，“兩種形式的政府體制并不是截然分立，而是在50%的人口參與權力系統(tǒng)的那一點上交叉。” 也就是說，民主制和寡頭制之間存在著交集，這往往為寡頭制披上民主的外衣提供了條件。

　　米歇爾斯指出，民主制的理想之所以墮落為寡頭制，其原因在于民主的缺陷。米歇爾斯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發(fā)現(xiàn)，那些抱有革命性目標的政黨組織的寡頭化傾向絲毫不亞于保守派政黨。為什么會如此呢？米歇爾斯解釋說，那是因為民主面臨著各種阻力，這些阻力不僅來自于外部環(huán)境，而且也來源于民主本身的內在局限。并且，民主本身的內在局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限的克服，民主本身包涵著某種寡頭制的內核。社會主義政黨和革命勞工黨雖然具有民主的理想，但是它們無法脫離組織本質這一事實，而組織又處處意味著寡頭統(tǒng)治。由此，米歇爾斯對政黨和民主陷入了極度的絕望，“在現(xiàn)代政黨活動中，貴族制儼然以民主的面目出現(xiàn)，而民主制中則往往滲透著貴族制度的某些成分。一方面，存在以民主制形式出現(xiàn)的貴族制，而另一方面又有本質上屬于貴族制的民主制�！� 總之，無論如何人類無法擺脫寡頭制的厄運。

　　米歇爾斯認為政黨本性倒錯發(fā)生的原因不僅僅限于民主的缺陷和組織的本質，它與人的本性有關。

在加尼托•莫斯卡統(tǒng)治階級理論的影響下，米歇爾斯提出民主之所以不可實現(xiàn)，作為民主手段的政黨之所以成為寡頭的組織，其終極原因是在于人的內趨本能：所有階級，一旦獲得統(tǒng)治權，他們便努力將這種政治權力傳給自己的后代。這才是民主的真正的敵人。因為這種內趨本能，那么政黨就只可能是社會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代表，也正是因為這種內趨本能政黨組織內的領袖才會利用各種手段來維護自己的職位和權力，與大眾漸行漸遠，形成政黨內部的官僚集團。

　　（二）主義的沒落和生命的本能

　　意大利學者帕納比昂哥認為，米歇爾斯對政黨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他提出了政黨的目標替代理論（substitution of ends），即政黨從一個實現(xiàn)特定目標的工具讓位于組織生存的需要和政黨成員的特殊目的。

德國社會民主黨建黨的初始目的，本來是為了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信念，反對一切與民主對立的寡頭制的。但是，隨著政黨組織的發(fā)展，政黨的生存和自身利益變成了第一需要，那么爭取實現(xiàn)這些社會主義信念的宏偉目標愈來愈變得不可能了。米歇爾斯一針見血地指出，“隨著政黨官僚化程度的提高，社會主義信念的兩大核心支柱必然遭到削弱；
對社會主義更為高遠的文化理想目標的認識，以及對社會主義在不同國家所呈現(xiàn)的多樣性的認識。官僚機構本身變成了目的�！� 一旦政黨的民主理念讓位于組織生存和利益，政黨就成為一個活的生命。生命的存在和成長變成了政黨組織行為和政策的主導因素，社會主義信念和民主的目標成為了組織利益的奴婢，作為民主手段的政黨舍棄民主的信念，成為為自己謀取私利的有機體，進而成為民主的敵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政黨的目標替代的直接后果就是政黨的“非政黨化”。米歇爾斯認為，“‘政黨’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著：在政黨組織內各獨立成分之間，應當存在一種邁向共同實踐目標的一致意向。缺少這種意向，所謂的政黨就只能是單純的‘組織’而已�！� 毋庸諱言，米歇爾斯繼承了柏克對政黨內涵的理解，政黨是一個具有共同信念的組織。政黨應該是組織和主義的結合體，組織是政黨的“肉體”，主義是政黨的“靈魂”。然而不幸的是，在政黨的“肉體”和“靈魂”之間卻存在著緊張和沖突，并且靈肉之爭往往以“靈魂”的讓步而告終。正如米歇爾斯所言，“政黨是為特定的目的而建立起來的，它是一種達到特定目的的手段。然而，一旦政黨本身變成了目的，有了自己的目標和利益，那么從目的論的視角看，它將脫離自己所代表的階級�！� 那么，政黨由手段變成目的之后，政黨之所以能稱之為政黨的主義就消失了，政黨也就“非政黨化”了。

　�。ㄈ�）無能的大眾和強力的精英

　　米歇爾斯認為，在任何政黨組織的內部，都必然會出現(xiàn)大眾和精英的分化。原因首先在于，對于政黨來說直接民主制無論是在機制上和還是在技術上都是不可行的。從機制方面來看，大眾的聚合往往是混亂的、短暫的、毫無秩序的，很容易被一小撮人所操縱，也不可能對問題進行審慎的、有意義的討論。在技術方面，直接民主制無法解決政黨組織的日常運作問題。隨著組織的發(fā)展，組織的日常事務不可能都采取大眾聚會的方式來裁決。并且，組織行政事務的專門化也使超出了大眾所擁有的能力之外。

　　其次是，在政黨組織的內部存在著大眾和精英分化的心理基礎。精英擁有覬覦職位的欲望，并且一旦擁有了權力，他們就會產生對權力占有的道德優(yōu)越感。這種對權力的欲望和道德優(yōu)越感促使他們通過各種手段來保護和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大眾則對領袖和權威存在著盲信、感激、依賴和崇拜，離開了精英大眾在心理上就失去了支撐。這樣，大眾和精英的分化既滿足了精英對權力的渴望，也實現(xiàn)了大眾對權威的需求。

　　再次，大眾和精英之間在智識上存在差距。大眾往往對公共事務缺少興趣，他們一盤散沙，天生缺乏自我組織的能力。與此相反，精英則一般具有高超的演說才能，“對散漫的民眾來說，他們很難逃脫那些華麗的、充滿激情的演說的誘惑�！� 除此之外，精英還具備能夠使意志力薄弱的人服從的意志力，具備給自己周圍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廣博的知識。精英還擁有說服他人的能力和充分的自信，能夠以自己的思想觀念充分激起他人的想像力，并以其個人魅力贏得他人的尊敬。精英們擁有超眾的能力和知識，再加上他們占有名譽、地位、財政、媒體等資源，使他們獨立于大眾并控制大眾成為可能。

　　總之，無論是直接民主制的缺陷、對權威的心理基礎，還是大眾和精英智識的差距，它們都是有利于精英日益從大眾中分離出來，形成封閉的、保守的權力集團，最終推動政黨組織向官僚化發(fā)展。

　�。ㄋ模┙M織的成長和體制的運行

　　米歇爾斯深受韋伯官僚制理論的影響，建立了政黨官僚化理論。不過，二者的視角是不同的。韋伯關注的是現(xiàn)代化進程中社會普遍官僚化的趨勢，他是從官僚制的外部來看這一問題的。

米歇爾斯則發(fā)現(xiàn)了政黨官僚化的內在機理，他認為官僚化是組織的內核決定的。政黨官僚化是政黨組織成長的結果和體制運行的需要�！半S著現(xiàn)代政黨不斷發(fā)展，其組織結構愈嚴密，由職業(yè)領導取代原來的非職業(yè)領導的可能性就愈高。任何政黨組織，當它發(fā)展到相當復雜的程度時，便需要一群專門從事黨務活動的人，他們通過代表制度由大眾選舉產生，而對那些代表來說，一旦當他們長期任職，便逐漸成為代表大會處理事務的永久性代表。” 這些永久性的代表構成了政黨組織內部官僚階層的成員，為了自己的利益和權利，他們會不遺余力地維護和鞏固政黨的官僚體制。

　　政黨組織的不斷擴大，必然導致組織內部利益和結構的分化。由于技能上的分化導致了等級體系的產生，這種等級體系也是政黨機器能夠順利運行的必備條件。毋庸置疑，政黨組織的寡頭化和官僚化在技術上和實踐中都是必要的。這是任何組織都無法避免的結果。任何大規(guī)模組織都不可避免地帶來技能上的分化，這就使人們所稱的專家領導成為必要。“隨著組織的發(fā)展，它不僅面臨更為復雜、難度更大的行政管理上的事務，而且隨著這些事務愈來愈龐雜和專業(yè)化，處理它不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另外，政黨組織尤其是革命黨都面臨著外來的巨大壓力。為了應對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需要政黨組織內部能夠高度團結和集體的行動，要求政黨組織能夠高效率的運轉。作為戰(zhàn)斗堡壘的政黨組織需要一套等級結構，如果缺乏這一等級結構，該政黨將如同野蠻的黑人戰(zhàn)斗隊一樣，淪為一盤散沙，后者在裝備精良、紀律嚴明的歐洲殖民軍面前不堪一擊。

因此，效率壓倒了民主，紀律戰(zhàn)勝了自由，建立起能夠促進政黨高效運轉的等級森嚴的官僚制度成為政黨的第一選擇，民主的理念和自由的追求則被束之高閣。

　　三、米歇爾斯的理論批判：組織理論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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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歇爾斯的政黨官僚化理論遭到了西方政治學者的詬病。迪韋爾熱承認米歇爾斯的分析具有正確性，不過政黨官僚化傾向在不同的政黨中有所差別，某些政黨有著較多的民主性質。

還有學者批評他對政黨寡頭的分析并不總是清晰，米歇爾斯有時沒有分清技術專家和政治領袖的區(qū)別，也混淆了政黨的內外壓力。他沒有認識到一定的程度上，復雜的組織會產生領導集團之間的多元競爭。

這些批評應該說是比較中肯的，米歇爾斯的理論過于武斷了。產生這種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個人的獨特經歷、方法論的不足、研究視野的狹窄和西方政治發(fā)展的不成熟都是影響因子。其中最重要的是，米歇爾斯在對組織的認識上存在著諸多的缺陷，這直接削弱了寡頭統(tǒng)治鐵律所聲稱的普適性。

　　組織模式：理性和自然。對組織本質的認識上，組織理論中始終存在著理性模式與自然模式之爭。堅持理性模式的學者把組織構想為特意設計來尋求特定目標的集合體，而自然模式的研究者則強調，組織首先是個集合體。

米歇爾斯是贊成自然模式的，他認為組織不是實現(xiàn)目標的工具，從本質上說，它是力圖在特定環(huán)境中適應并生存下來的社會團體。組織具有生存本能。為了自己的生存，組織會不斷地改變甚至放棄自己的目標。

　　現(xiàn)代組織理論認為，自然模式對組織的解釋是有缺陷的。因為它無法解釋意識形態(tài)的囚徒問題。

自然模式對組織的利益和生存過于強調，而忽略了組織的目標合理性。目標對于組織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目標是組織存在的一個前提，是確定組織與組織之間界限的標準。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如果沒自己的綱領和目標，就無法把自己與其他政黨區(qū)別開來。目標對于組織來說，也是一種資源，它的價值在于為組織成員提供身分認同，是對成員的一種集體性的激勵。只有明確地界定和限制自己的目標，才能把具有相同認同的人動員起來，組織才具有合法性，其資源才能集中，組織才具有穩(wěn)定的基礎。

　　鑒于這些分析，帕納比昂哥對米歇爾斯的政黨目標替代理論進行了修正。他認為，米歇爾斯是錯把政黨目標的協(xié)調(the articulation of ends)看作是政黨目標的替代。

在政黨組織的發(fā)展過程中，組織的目標并沒有被拋棄，也沒有變得僅僅是一個“門面”。只是為了滿足組織生存的需求，組織的既定目標有所削弱而已。即使是政黨危機關頭，政黨的意識形態(tài)也不可能被完全放棄，因為它們是政黨的集體身分，更是政黨領導人的合法性基礎。

　　組織結構：單一和復合。米歇爾斯的政黨理論主要是針對大規(guī)模組織的，認為大規(guī)模組織必然會帶來強制和官僚化。并且，他的理論若想成立還必須有另外一個前提，那就是大規(guī)模組織政黨內部結構是單一的，沒有相互競爭的小集團的存在。也就是說，米歇爾斯的政黨官僚化理論在應用于復合結構的政黨時也會遇到麻煩。

　　小規(guī)模組織的政黨是不容易形成官僚化的。奧爾森集體行動的理論為此做出了佐證。小集團與大集團不同，它人數(shù)較少，搭便車的人不易存在，集團的總成本也較低。在此情形下，小集團中的每個成員的收益超過其為集體行動付出的成本。

因此，在小集團內部一般只需要集體性激勵（如身分認同、意識形態(tài)）就可以形成集體行動了，選擇性激勵居于次要地位（如設立等級式的官僚職位和薪金制度）。在大規(guī)模組織的政黨中，如果存在著多元的、競爭性的小黨派，那么政黨官僚化理論也將受到挑戰(zhàn)。多元的、競爭性黨派的存在會削弱政黨官僚的影響力，使其精英很難擺脫大眾的控制而獨立形成封閉的寡頭集團。雖然單個的政黨成員是無能的、無力的，但其組成小集團不僅組織成本低而且強有力，這勢必對政黨的決策和行為造成影響。

　　組織權力：排它和互惠。米歇爾斯對組織權力的認識上也存在著誤區(qū)。米歇爾斯精英理論的一個根基就是他把組織權力看作是類似于財產權的東西，具有排它性。精英壟斷了權力，大眾則一無所有，精英可以從大眾的束縛中脫離出來，與大眾徹底分離。現(xiàn)代組織理論認為，權力是相互關聯(lián)的。個人或團體不可能孤立地擁有權力；
權力必須與其他個人或團體發(fā)生關聯(lián)，就像當某一個人或某一團體必須沖破其他個人或團體的抵制時，才擁有了權力。

總之，權力來源于相互需要，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是一種交換關系，是一種互惠關系。

　　米歇爾斯的錯誤在于，他把權力交換關系中的不對稱夸大為權力的絕對獨占。政黨組織的權力交換關系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橫向關系，也就是領導者之間的權力交換關系。在領導者之間，他們都是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所以，政黨組織領袖的權力并不是絕對的，米歇爾斯的政黨理論恰好對社會民主黨領袖之間的權力關系避而不談。二是縱向關系，是指領導者與跟隨者之間的關系。不可否認，領導者與跟隨者之間的權力交換關系是不對稱的，領導者對權力資源的獲得要多于跟隨者。但是，務必注意的是，權力資源依賴于人們對“組織不確定區(qū)域”（zones of organizational uncertainty）的控制。

在組織中，領導者控制著關鍵的不確定區(qū)域，而跟隨者則小范圍的不確定區(qū)域。甚至地位最低的政黨成員都擁有著某些資源，比如脫離政黨，給予內部精英以支持等等。這些都是“組織不確定區(qū)域”的資源，對組織的存續(xù)和穩(wěn)定是基礎性的。如果沒有跟隨者控制的這些小范圍的不確定區(qū)域，即使領導者能夠控制關鍵的“組織不確定區(qū)域”的控制，那么組織的生存、穩(wěn)定和發(fā)展就不可能。因而，領袖與大眾之間的權力關系只是不對稱的，他們對“組織不確定區(qū)域”的資源控制有多少之別，而不是互為有無。

　　組織環(huán)境：封閉和開放。米歇爾斯把政黨組織看作是一個封閉的系統(tǒng)，從組織內部的自然進化來斷定組織和政黨官僚化之間存在著必然聯(lián)系。他幾乎沒有討論組織環(huán)境對組織發(fā)展的影響。即使他也討論了戰(zhàn)爭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壓力，其分析也是缺乏全面性的�，F(xiàn)代組織理論認為，組織存在于特定的環(huán)境之中，組織和環(huán)境之間是相互依賴的關系。組織系統(tǒng)維護、分化和多樣性的根源是環(huán)境。環(huán)境情況和組織系統(tǒng)的內在特征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lián)系，因為復雜系統(tǒng)不可能在簡單環(huán)境中保持其復雜性。

　　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米歇爾斯沒有考慮到德國社會民主黨所處的復雜環(huán)境。例如，他沒有分析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起源動力對政黨組織結構的影響。然而，政黨起源的社會環(huán)境往往對政黨的結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迪韋爾熱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研究發(fā)現(xiàn)，外力形成的政黨與由議會及選舉因素形成的政黨表現(xiàn)出明顯的不同。前者一般較為中央集權，后者權力則較為分散。

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英國工黨一樣，屬于外力起源的類型。它是由最先成立的核心組織推動各地方委員會及分部的成立工作，中央因而就更為集權，更能發(fā)揮作用。還有，從政黨與政治體制之間的關系來看，德國社會民主黨起初是屬于體制外政黨的。其生存環(huán)境要比那些體制內政黨要嚴峻的多。政黨組織的生存顯然比體制內政黨要更加迫切和重要。這也是促使它權力集中和紀律嚴明的重要因素。

　　除了方法論方面的不足之外，米歇爾斯的研究視野也是比較狹窄的。他的論著僅限于歐洲的幾個社會主義政黨，這也就決定了其發(fā)現(xiàn)的寡頭統(tǒng)治鐵律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有人建議把其寡頭統(tǒng)治鐵律改為寡頭統(tǒng)治銅律，這似乎更符合其理論實際上所能適用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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