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旅館---學界小說及其不滿》艾里恩肖特 著 賓夕法尼亞大學出版社

　　我有一位很早以前就去世了的朋友，名字叫沃爾特•斯科特（Walter B. Scott）是西北大學教授，專業(yè)是研究戲劇文學。他從來沒有把大學教學稱之為“騙局”之外的任何別的東西。這個以謙虛著稱的人想表明的意思是在大學教書是個你想不到有多容易的事情，正如人們常常說的非常容易賺錢的差事（a soft touch）。享受完全自由的工作環(huán)境，每星期只需到教室里去可憐的幾個小時，剩下的大部分時間用來耕耘自己的知識小花園，根本不用擔心被解雇，如果再加上長長的假期，一年工作時間加起來不足六個月，收入也很可觀，所以這個工作確實很愜意、很自在呀。

　　但是，作為剛剛進入大學工作不久的人，我常常納悶為什么大學老師中有這么多的人明顯地、普遍地苦惱不堪、失望不已，牢騷滿腹呢？確實的，一個人只有在得到了神宮（Valhalla）也就是學者們所說的終身教授職位（tenure）之后，才能真正意味著以后可以高枕無憂，其他行業(yè)絕無這個可能。在此之前就意味著拼搏、緊張，當然其他行業(yè)同樣如此。作為年輕老師，你得上別人不愿意上的課程，教那些乏味討厭的如調查，寫作課等等。但是我的經(jīng)驗告訴我，不開心的大學教師不是仍在掙扎著求得一席之地的年輕人，而是那些在大學呆時間太長從而變得悶悶不樂的人。

　　就我所知，沒有人進行過大學教師的痛苦指數(shù)調查。可能指派誰去做這項工作呢？擅長行業(yè)心理學和勞資關系的商學院教授可能將結果搞得一團糟。心懷不滿的社會學家會把責任都歸咎于社會，而且可能在學期剩下的時間里撂挑子不干了。我更傾向于讓人類學家采用很久以前旨在從外到內考察一種文化時使用的方法進行研究。我們現(xiàn)有的最接近人類學家這個理想人選就是描寫學界生態(tài)的小說家了。雖然他們對學界痛苦的根源的解釋也許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準確，但是這些思考和探索確實表明了大學教授們把本來絕對開心的情形弄得一團糟的頑固習性。

　　《教授旅館---學界小說及其不滿》（Faculty Towers The Academic Novel and Its Discontents）是個對撰寫長久以來被稱為學界小說的作家進行的研究。該書是圈內人寫的，作者六十多歲的肖特教授（Elaine Showalter）正如他們在狂歡節(jié)上常常說的，正處在“顯擺的時候”。她在這本小書的不同地方插入了自己讀研究生或當教授的經(jīng)歷，雖然并不特別有趣。肖特教授早期是個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如今是普林斯頓大學Avalon Foundation中心的文科教授，是現(xiàn)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LA)的前任主席，是“女性批評”奠基人（或女作家研究）。換句話說，她是有罪的，除非證明自己無辜。傳統(tǒng)意識強烈的讀者請?zhí)�過下面一句話，她被看作是“長有睪丸的卡米爾•帕格里亞（Camille Paglia）[著名女權主義者]”，這個描述好像是得到認可的，或至少普林斯頓感覺如此，因為他們在princetoninfo.com網(wǎng)上刊登出來，充分表明當今主宰美國大學的意識形態(tài)。

　　肖特教授的書按時間順序描寫了過去六十年在講英語的國家里發(fā)表的學界小說。從1951年出版的斯諾的《大師》（C.P. Snow\"s The Masters）開始一直到21世紀�！断笱浪�》用大部分篇幅簡要概括這些小說，通常還伴隨對小說質量的評價，時不時插上女權主義的片言只語（在學界中女性的困境被忽略的地方就會出現(xiàn)輕微的諷刺和挖苦）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

　　本書的標題 (Faculty Towers)是模仿約翰•克利斯（John Cleese）的喜劇《弗爾蒂旅館》（Fawlty Towers），[英國電視劇又名《非常大酒店》]暗示了本書的主題：正如肖特考察的學界小說中反映出來的那樣，大學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像管理糟糕的旅館，完全被愚蠢和瘋狂所包圍。這里的麻煩是肖特認為情況并不是那樣糟糕。說也奇怪（Mirabile dictu）她發(fā)現(xiàn)大學在好轉在改善。她寫到“大學已經(jīng)不再是避難所，或庇護所，它已經(jīng)和喧囂的城市以及快速變化的社會同步，雖然它不像堅強的城堡已經(jīng)變得脆弱不堪�！�

　　籠統(tǒng)地說，《教授旅館》的女性主義成分不過是一時的抽搐，書的作者現(xiàn)在可能已經(jīng)不能真正控制，等過了一段時間人們適應了，如果女性主義沒有出現(xiàn)，也不會再想它。肖特的女權主義嚴重影響她的判斷的唯一地方，在我看來，是她對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的《校園林蔭路》（The Groves of Academe） 的過高評價，如今這本書已經(jīng)被人遺忘，以及對倫德爾•嘉雷爾（Randall Jarrell）非常搞笑的《大學圖畫》（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 的詆毀抨擊。這兩個錯誤的判斷碰巧有聯(lián)系：嘉雷爾的小說中的最險惡的人物葛珠•斯坦因（Gertrude Johnson）是以瑪麗•麥卡錫為原型塑造的，她很可能是肖特個人的主人公之一。嘉雷爾對他的性格評論說“她或許是個二流的小說家，但是你得承認她是個絕妙的撒謊高手。”我認為這個看法是對的。顯擺的因素無疑影響了肖特對《大學圖畫》（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的判斷。這本小說除了咄咄逼人地批評大學生活外，也絕妙地刻畫了無性格的人（characterless）的前途，這種人---在我們這個時代---最終將爬上全國各地的大學校長的寶座。他們八面玲瓏，溜須拍馬，神氣活現(xiàn)，乏味枯燥，對誰都客客氣氣，誰都不得罪，“成功的白癡專家”（嘉雷爾的妙語），不是真正的人了，而是像小說中的本特大學（Benton College）校長羅賓斯（Dwight Robbins）只是攜帶“好像人的本性的東西”的人（當然也有女的）。哈佛校長勞倫斯•薩默玆（Lawrence Summers）不受影響，認為他的部下實際上相信言論自由，結果哈佛教員們想盡辦法要將他趕下臺，如果不能成功，至少希望把他變成校長羅賓斯這樣的人。

　　斯諾（C.P. Snow）的《大師》（The Masters）是關于校園政治斗爭的小說, 劍橋大學的一個學院院長即將去世，幾個人激烈爭奪空出來的院長寶座。在這本小說里，作者并沒有質疑競爭這個崗位的學者或科學家的資格或大學的價值，沖突發(fā)生在競爭雙方的視角：是科學的還是人文的，是追求冷冰冰的科技進步還是溫暖的人文傳統(tǒng)。在1951年，大學仍然是個讓人羨慕的地方，教授們嚴肅認真，充滿理想。對在50年代進入大學的我們來說，上大學是個值得自豪和驕傲的選擇而不是理所當然的自然結果。

　　人們也許認為在1960年末期，這些觀念被徹底從水里吹走了。不錯，不過是在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的《幸運的吉姆》（Lucky Jim 1954）之后。肖特將這本小說稱作“本世紀最可笑的學界諷刺小說”是完全正確的，它的確是向學界開打的第一炮。《幸運的吉姆》的背景是英國地方大學，其主導的精神是炫耀浮夸，充斥惡意中傷（cheap-shot）、政治伎倆（one-upmanship）和學界騙局。這本小說的同名主人公吉姆•迪克森（Jim Dixon）正在寫一篇論文，題目是“1450-1485年造船技術的發(fā)展對經(jīng)濟的影響”，是虛假學術的絕妙例子，正如他承認的“虛假的光線”投射到“虛假的問題”上。作者艾米斯讓吉姆經(jīng)歷一個又一個糟糕的局面表現(xiàn)其尷尬、可笑、和笨拙，人們在哄堂大笑中可能忘記了說吉姆幸運是因為他最后逃離了大學，逃離了學術欺騙和精神貧瘠。

　　艾米斯的主人公是平庸的歷史學家，但是學界小說的主要背景一般都在英語系。其中的原因可以從大學故意忽略語言學家羅曼•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的話中找到。當有人建議哈佛大學聘用當代作家弗拉迪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時，他說動物學系不需要聘用本學科研究對象之一的大象，為什么英語系要聘用本學科研究的最好對象之一的作家呢？羅曼•雅格布森因為說了這話常常被別人嘲笑，但是他可能是對的：最好研究作家而不是聘用他們。讓小說家到大學教書等于是把狐貍關進雞籠里，結果肯定搞得到處都是雞毛。

　　肖特對我最喜歡的學界小說麗貝卡•戈爾茨坦（Rebecca Goldstein）的《精神身體問題》（The Mind-Body Problem）只是簡單提了一下。在普林斯頓大學猶太人已經(jīng)非猶太化，但是在哥倫比亞大學非猶太人已經(jīng)變得猶太化，這是戈爾茨坦女士有趣的話，不僅有趣而且與事實吻合。戈爾茨坦小說在描述大學生活的勢利小人方面精彩無比。她指出大學里穿著最糟糕的（沒有哪個教授穿衣有品位）是數(shù)學家，其次是物理學家。他們不關心衣服，不喜歡喝酒，不喜歡文化的裝飾打扮。戈爾茨坦正確地指出，原因是他們覺得自己的研究工作才是真正的意義所在，不需要為如何炒菜（kakapitze），怎樣斟酒，或到了巴黎住在哪里之類事情煩心。

　　對文化裝飾最重視的地方是文科，正如物理學家理解的，這里真理偏偏不是最重要的。西北大學的一位科學家有次非常認真地問我“你們英語系這些人像看《塔木德經(jīng)》（Talmud）（猶太教僅次于《圣經(jīng)》的主要經(jīng)典）一樣，一遍又一遍讀莎士比亞到底在搞什么呀？” 我回答說“沒有那么崇高�！毙ぬ亟淌趯ξ挥趯W界小說核心的性問題并沒有過多的討論。這讓我想起第一次遇見愛德華•席爾斯（Edward Shils），他問我在看什么書。當我說在看安麗森•盧瑞（Alison Lurie）的《泰特間的戰(zhàn)爭》（The War Between the Tates ）時，他說“我猜，學界亂搞啊。”他是對的。學界小說除了這個還能是寫什么呢？除了可憐的爭奪系主任的權力斗爭，職稱評定外，就只有風流韻事了，不管是常見的通奸還是其他違法事件，這是唯一和戲劇因素沾邊的當代大學校園的生活。

　　早期的學界小說局限于雙方都是成人的戀愛風波。但是到了1970年代，經(jīng)歷了1960年代后期“學生不平靜”（仍然是最流行的政治委婉語）后，學生---先是研究生，后是本科生成為教授們（常常是已婚的）的情人。如果寫這些小說的是男作家，這些經(jīng)歷被看作是精神恢復的結果，如果是女作家，這些男教授肯定是該殺的笨蛋。當然女小說家是完全正確的。

　　戀愛故事就是需要障礙，要突破不可能：只要想一下《羅米歐和朱利葉》（Romeo and Juliet）《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洛莉塔》（Lolita）就行了。但是在學界小說里，這個因素好像消失了，尤其是考慮到教授和學生的緋聞時，通常女學生已經(jīng)不能被看成無辜的了。故事需要引申到別的地方。這個別的地方還沒有被找到，除非加上性騷擾，雖然這還不是學界小說的話題，但是已經(jīng)成為大衛(wèi)•梅米特（David Mamet）的劇本《奧里安娜》（Oleanna）的內容了。雖然作者不是學界中人，但深諳乏味內容中添加佐料之妙。

　　當然，性騷擾觸犯了政治正確，而政治正確本身就是贊助性行動的結果，常常披著文化多元的幌子在游走。大學圈子以外的許多人可能認為大學中實行的文化多元是由無知的官僚強加其上的。但是教授們自己非常喜歡，因為這讓他們感到自己在做一件正確的事，不管多么短暫，讓他們自我感覺良好。

　　文化多元不僅僅是名牌大學或龐大的公立大學的專利。在1970年，我被邀請到俄亥俄州位于葛倫維爾的丹尼森大學（Denison University in Granville, Ohio）作報告。我到達時發(fā)現(xiàn)所有的因素都出現(xiàn)了：英語系主任是黑人婦女（順便說一下，她非常和善），一個可以稱作蛇鯊的女權主義者，一個同性戀者（不是教被稱為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的東西，當時這個詞還沒有被創(chuàng)造出來），一個猶太人，一個名叫Ruthie的婦女，開著一個破舊和臟兮兮的大眾汽車到處招搖，我不能搞清楚這個本來不難懂的她的身份困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一問，得到的回答是“啊，Ruthie來自60年代�！蔽耶敃r想，現(xiàn)在仍然在想“從60年代來”就好像從一個外國來一樣，可以肯定的是，偷了一點葉芝（Yeats），沒有哪個國家是讓老年人生活的。

　　我1970年代早期開始教書的時候，人人都已經(jīng)好像在進行一場交易，尋找最劃算的生意，意味著到最名牌的大學教最少的課賺最多的錢。

在任何事情上都能體現(xiàn)出來的資本主義精神用在文化和教育上造成巨大破壞。英國小說家大衛(wèi)•羅奇（David Lodge）在他的兩本學界小說里明確地抓住了這個精神，創(chuàng)造出莫里斯•哉普（Morris Zapp）這個人物。大衛(wèi)•羅奇描述了學者投機家哉普是個準備好進入像華爾街一樣惟利是圖的自由企業(yè)里，其中每個學者或老師和他的雇主簽署個人協(xié)議，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服務賣給出價最高者�！睋�(jù)說他的原型是研究彌爾頓的斯坦利•菲希（Milton-man Stanley Fish），菲希從來沒有否認過，相反一直為這個身份引以自豪。莫里斯•哉普是在根基松動的學界大廈中的劫掠者：一直試圖鞏固自己的地位，一直以損害從前的學界尊嚴和正直為樂。菲希自己臨終前一直在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諾斯大學當系主任，據(jù)說工資是25萬美元，比一個主要棒球隊的能攻善守的內場手賺的錢少多了。但是對一個學者來說，已經(jīng)是很大一筆數(shù)目。

　　到了1990年代，學界小說中剩下的只有對大學宗旨的嘲弄了。隨著英語系或外語系的所謂理論的出現(xiàn)，嘲弄大學變得越來越容易了。肖特教授并不贊成這些作法：“90年代學界小說的語調比前十年更加罵罵咧咧，報仇心切，更加殘酷無情�！� 我要說，攻擊的要求越強烈越殘酷，抓住愚蠢荒唐的可能性就越大，現(xiàn)在已經(jīng)越來越流行了。過去25年來美國英語系和羅馬語系的主流形態(tài)就是理論和對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同性戀理論的大雜燴友好相處，同時涉獵歷史，哲學，或其他人文課題。在過去時間里沒有任何拿出手的成果---沒有大部頭著作，沒有精彩的文章和論文，沒有聲譽和影響超越學界的燈塔式的大師，唯一的結果是英語系或其他外語系學生人數(shù)的不斷萎縮下降。

　　對大學老師來說剩下的只有他們是先鋒派的信念。從非常勉強的意義上來講，他們是先鋒派（avant-garde），就是說他們繼續(xù)越來越深得挖掘越來越低層的大眾文化的形式---如伊麗莎白式便盆的涂鴉和人類怪僻。從前的最好標準讓文學和歷史系學者出版的著作能夠讓學界以外的人從閱讀中得到樂趣和智慧已經(jīng)不復存在。當今根本找不到這種著作了。肖特教授引用的一本學界恐怖小說（學界小說的其中一類）《現(xiàn)代語言學會的謀殺案》（Murder at the MLA）韋爾茲利（Wellesley）英語系的主任被發(fā)現(xiàn)“就像他的文章一樣毫無生機。” 但是這些天來英語系寫的幾乎所有文章就像那些英語老師一樣死氣沉沉。

　　對肖特教授來說，過去的日子幾乎純粹是非常糟糕的。作為一個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她回憶起在1968年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會議上控制電話支持團體抗議，“該組織的保守主義和老家伙管理”�，F(xiàn)在每年一次的MLA會議好像主要讓新聞記者寫篇滑稽的報道而已，描述提交會議的論文中的荒謬討論對象。在這樣的會議上，婦女進進出出，場內場外談論吮吸陰莖，雖然她們閱讀深刻，但是肯定找不到一個簡•奧斯�。↗ane Austen）。

　　這就是MLA的政治化，另外一個對抗的組織已經(jīng)成立叫做“文學學者和批評家協(xié)會” （the Association of Literary Scholars and Critics）他們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把英語研究撥回正確的軌道。我自己就是這個協(xié)會的會員（每年交35美元的會費）。我不去參加它的會議，但是人家寄給我會議簡報和雜志，它們提醒我們從前的傳統(tǒng)英語研究是多么乏味。但是讓人高興的是，乏味但決不荒唐，乏味并不總是不相干的，乏味并不是智慧糞便被排泄出來。

　　英語系的糟糕的歷史充滿枯燥乏味的日子，有太多的學究和老古董。但是也產(chǎn)生了一批大學教授，他們的著作超越大學的圍墻幫助提升整體文化水平，像雅各•巴贊（Jacques Barzun）, 萊昂乃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艾倫•莫爾斯（Ellen Moers）, 沃爾特•杰克森•巴特（Walter Jackson Bate）, 艾林•沃德（Aileen Ward）羅伯特•佩恩•華倫（Robert Penn Warren）。糟糕的現(xiàn)在卻隨著完全政治化的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和卡乃爾•威斯特（Cornel West）（哈佛黑人教授）的去世而失去任何代表。

　　我們當今大學里擁有的東西是對這個時代的乏味的極端反應，也是英語系學術研究話題完全耗盡的結果。寫作更多的關于拜倫（Byron）,雪萊（Shelley）,濟慈（Keats）, 卡夫卡（Kafka）喬伊斯（Joyce）和兩個艾略特（two Eliots）文章和書籍是不可能的（當然不阻止他們的到來）。這個鐘擺已經(jīng)晃動，被猛烈的推動一下已經(jīng)在儲藏鐘表的盒子里動蕩不已。

　　從我沒有閱讀的學界小說列夫•拉斐爾（Lev Raphael）的《老情人的死亡》（The Death of a Constant Lover）(1999)中，肖特教授引用了小說的最末一段挽歌：

　　每當我在會議上和來自其他大學的老師交談時，真相往往在喝上一兩杯之后就露出來了：沒有哪個教授是開心的，不管他們的學生多聰明勤奮，不管他們的工資和外快有多可觀，不管環(huán)境多漂亮，不管課時負擔有多輕，不管科研經(jīng)費多豐裕。我不知道是大學本身招致了不適應或不滿意還是學界的吞沒一切的虛偽已經(jīng)把von Trapp family，變得消沉郁郁寡歡。

　　我最好的猜測是兩者都有。大學吸引善于學習的人進來并留下來。學習成績好雖然需要足夠的能力但并不是很多。正如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曾經(jīng)指出的學生時期得全優(yōu)的人被鼓勵留在學校：留下來獲得更多的好成績，攻讀更多的學位，謀求教師職位。年輕的時候，前頭的生活好像一片光明。他們想象自己意氣風發(fā)，年輕有為，發(fā)表重要的著作，有足夠的時間從事休閑活動。

　　但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事情開始走上邪路，讓人惱火的事情開始狠狠地砸過來。往往到了他們40歲的時候，發(fā)現(xiàn)學生并不欣賞他們，書也沒有寫出來，上課開始感覺翻來覆去讓人厭煩，同事關系很少能像想象的那樣融洽，沒有真正好的休閑時間。與此同時，那些在大學里成績并不怎么好的學生好像開著梅塞德斯牌汽車（Mercedes）（德國名車），購買了百萬美元的房子，享受自由和富足的生活，讓那些從前的優(yōu)等生如今的教授羨慕不已，他們不僅沒有得到這種生活的可能性，而且一個公正的社會也不允許有這樣的事情出現(xiàn)。

　　既然政治已經(jīng)打敗英語系的文學，情況就變得更加糟糕了。大學教授們至少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教師們，被政治正確所困擾，被自己強加上的文化多元，沒有來自上面的領導，非常清楚他們出版的著作對學術圈子如MLA或類似學術組織之外的人沒有任何價值和興趣，當然就沒有理由高興起來。

　　因此，讓他們獨自呆著吧，讓這些拿錢過多工作太少，肯定有點精神錯亂，無法找到辦法擺脫從前費勁心機渴望進入的甜蜜的歡宴的人自己折騰吧。

　　譯自：“Civilization and Its Malcontents Or, why are academics so unhappy?” by Joseph Epstein 05/09/2005, Volume 010, Issue 32

　　 Faculty Towers The Academic Novel and Its Discontents by Elaine Showalt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43 pp., $24.95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Utilities/printer_preview.asp?idArticle=5546&R=C4FE2FB13

　　譯者簡介：吳萬偉，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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