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日本與中、韓兩國在釣魚島嶼、獨島（日本稱“竹島）問題上的激烈爭議，格外引人注目。近日，釣魚島燈塔事件尚未平息，中日在沖鳥礁定性問題上爭執(zhí)又起，以及日本扶桑社新版歷史教科書，堅稱釣魚島嶼和獨島乃日本領土。在抗日戰(zhàn)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之際，作為那場戰(zhàn)爭的施害者，日本不是致力于反省戰(zhàn)爭，而是主動頻繁挑起與曾經的受害者之間的領土爭端，令人意外。

　　準確理解日本在領土問題上的態(tài)度和做法，還應該聯系近期日本在其它問題上的一些動向。一個是，小泉政府正式宣布，決定不參加定于5月9日在俄羅斯舉行的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慶祝大會，屆時，世界各主要大國的政要都將參加此次慶典。另一個是，四年一度的日本歷史教科書審定工作正在進行，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送審的《新歷史教科書》，在原有基礎上更進一步，全面美化日本侵略戰(zhàn)爭，否認曾經侵略中韓等國和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并且宣稱中日歷次戰(zhàn)爭責任都在中國。這一教科書據韓國媒體透露，已于4月1日被日本政府批準。

　　以上幾件事情，看起來沒有關聯，實際上，其中并非沒有一以貫之的邏輯。在韓日兩國因日本島根縣議會通過“竹島日”條例案而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泳的一番話，值得回味。他說：“日本最近的一系列舉動使我們對它希望與其東北亞鄰國和平共處的意向感到懷疑。這不只是領土主權的問題，這樣的舉動等于是否認韓國獲得解放的歷史，并證明日本過去侵占韓國是正當的�！币徽Z點破了韓日領土爭端的背后玄機。在領土問題之外，我們不難聽見歷史話語的刀劍碰撞之聲。其實，這也未必不是中日領土爭端的深層機理。

　　在島嶼主權之爭激化時，世人應當知道的是，直至今天，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總體來說仍支支吾吾、竭力回避戰(zhàn)爭責任、拒絕對以往的侵略史做出認真反省，而這種傾向，近些年則變本加厲。在日本國內，不少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此深懷憂慮。據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吉田裕研究，戰(zhàn)后以來，日本國內在對以往戰(zhàn)爭的認識上，經歷了一個復雜的嬗變過程，其中有兩種觀念，至今仍深刻影響著日本人對以往戰(zhàn)爭的認識。

　　一種是以現日本東京市長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流氓之間的勢力范圍之爭”論，認為當時參與戰(zhàn)爭的列強各方，都不過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已，既然大家都是強盜，那么在戰(zhàn)爭責任上當然都是等同的，并無高尚卑下之別。石原因此提出“日美同罪論”。日本與俄羅期最近在領土問題上的爭執(zhí)，也是這種強盜之間的戰(zhàn)爭觀的反映。俄羅斯這個“強盜”的前身蘇聯乘二戰(zhàn)之機占領了日本北方四島，今天的日本因此有道義再向這個“強盜”要回所失之地。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對待曾經侵略過的國家上，所持的那種“解放與霸權”戰(zhàn)爭觀。即認為日本近代以來對待周圍國家，本來是本著“亞洲主義”而謀求協作與聯合，但結果卻陰差陽錯走向了要確立對亞洲的霸權。也就是說，“高尚”的動機卻造成了惡劣的侵略之果。實際上，這種觀念比起另外一種認為戰(zhàn)爭最終促成了亞洲國家的獨立來，似乎還顯得“進步”一些，在后一種觀念中，日本不僅沒有過霸權之動機，也未曾有過霸權之實，有的只是“解放”亞洲各國。1996年日本歷史研究委員會所編撰的《大東亞戰(zhàn)爭的總結》，就露骨地宣稱是日本的對外戰(zhàn)爭，趕走了歐洲殖民者和“解放”了亞洲。而這一宏論的集大成者，又當推早在1965年日本作家林房雄所撰述的《大東亞戰(zhàn)爭肯定論》。

　　日本對外戰(zhàn)爭乃“解放”亞洲，這種認識如果放到日本近代思想史中，則不難發(fā)現，它一點也不新鮮，而有其歷史淵源。自1868年經歷明治維新，日本率先在亞洲進入“現代世界”、與歐洲列強平起平坐后，日本在它與亞洲世界關系的看法上，一直存在著 “日本例外”之說，認為日本不屬于亞洲，在文明創(chuàng)新上不僅應該向歐洲看齊，而且日本文明本身，也與歐洲相同多而與亞洲相同少。典型如日本“啟蒙之父”福澤諭吉，在19世紀末不遺余力主張日本要“脫亞入歐”，他所說的“我乃于心中謝絕亞細亞之惡友者也”，成為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句名言。此公是當時“征韓論”的積極倡導者，同時也是對中國發(fā)動戰(zhàn)爭的積極支持者。其流風余韻所及，文明生態(tài)史觀的提出者梅掉忠夫，應是他在20世紀下半葉的隔世傳人。

　　與“日本例外論”相伴生的是“亞洲代表論”，認為日本是亞洲的優(yōu)等生，有權代表亞洲與西方世界對話和以日本為主“提攜”亞洲“共榮”。其思想由來，從文明論的角度看，有兩種相反的路徑，但達成了相同的結論。其一就是以福澤諭吉、大隈重信所代表的，認為日本是西方文明在東方的最成功引進者，故日本有義務代表亞洲。在這種認識圖式中，東方文明劣于西方文明，日本乃“西方文明之說明者”和“東方文明之代表者”（大隈重信語）。其二認為只有日本才保持了東方文明的特色，而中國和印度皆失去了東方文明的偉大特色，故日本應代表東方文明整合東亞與西方對抗。在這種認識中，東方文明并不劣于西方文明，甚至比西方文明優(yōu)越，其典型論者是岡倉天心。在這兩種文明論圖式中，日本都是亞洲的先進、優(yōu)越者，理應負起傳播“進步”文明的責任，作為被動的文明“低劣”方的東亞鄰國，接受日本的領導，理所當然。日本因其“例外”而有優(yōu)越感進而想“領導”亞洲，它并不是以平等的心態(tài)與周圍國家交往，“在亞洲的西方國家”是日本的基本定位。

　　福澤喻吉、大隈重信、岡倉天心等人的思想，影響了日本近現代史。不過，其結果之一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構想，在“解放亞洲”名義之下，在20世紀上半葉其實乃是日本實現帝國利益的工具。然而，這一歷史事實在戰(zhàn)后以來卻為許多日本人所諱疾忌言。日本乃“亞洲的解放者”的幻象，仍盤旋在日本民族的思想深處。

　　拉近來看，這種歷史觀、戰(zhàn)爭觀今天在日本仍大有市場，而且呼應者日眾。小泉決定不參加定于今年5月在莫斯科舉辦的反法西斯60周年慶典，無疑也正是對那場戰(zhàn)爭的通行史觀的一個抵制，所曲折表達的，不外仍是不想對那場戰(zhàn)爭做出反省。世人應該注意的是，在舉世紀念那場戰(zhàn)爭之時，作為主要是加害國、次要是受害國的日本，今年在展開紀念時，刻意所渲染的，卻是日本曾受原子彈爆炸之難的受害者形象。日本選擇在今年激化與周圍國家的領土主權之爭，不能不讓人認為也是特意安排的行為，在全世界都在慶祝那場戰(zhàn)爭勝利之際，日本以此行動，所表達的實際是對那場戰(zhàn)爭主流史觀的否定。與周圍國家的這些領土問題，本身就是二戰(zhàn)的一個結果。明治維新后，日本或巧取強奪，或赤??侵略，占領中國臺灣、琉球王國和朝鮮半島、據有南庫頁島等，這些領土當時已“高尚”的日本“道德”名義下劃入了日本地理范圍，只是在二戰(zhàn)后，才被迫重新從口中吐出了這些吞在肚中的美食。但是，日本精英右翼階層對此一直心有不甘，當下對這些領土的主權要求，不能不說隱隱包含了對60年前日本“美好時光”的晦澀記憶。

　　一切斗爭最后都是歷史詮釋權的斗爭。這句話雖然有些絕對，但并非不是實情。日本近年來在歷史觀與領土主權問題上，是相互支持的。堅持過去的侵略史觀、將它改造為“解放亞洲”史觀，是為證明過去占領他國領土的正當性開路；
而現在在領土問題上的強硬態(tài)度，又是對其歷史觀的具體實踐。在硬性的主權之爭之后，是靜寂無聲的歷史觀角逐。日本在與東亞相鄰國家領土問題上的態(tài)度，所展現的，仍是“文明優(yōu)等生的日本”與“落后的亞洲”之歷史對立，既然過去日本并沒有做錯什么、是在“代表”和“解放”亞洲，那么，日本當然有“道義”收回“舊土”！。對亞洲歷史的不同闡述，從眼前來說妨礙了島嶼主權問題在日本與其它國家之間的合理對待與解決，從長遠來說，也使人們對東亞世界的未來，打上了一個問號。（《新京報》2005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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