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檢析了戈爾巴喬夫時期(1985-1991)蘇維埃俄羅斯以及葉利欽任總統(tǒng)時期(1991年至今)獨立俄羅斯的學者和活動家關于政治自由主義原則的討論。作者先回顧了戈爾巴喬夫時代自由主義發(fā)生的歷程，接著著重分析了俄羅斯后共產主義國家建設時期出現(xiàn)的政治自由主義的三種模式：國家自由主義、法治自由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這三種自由主義模式互有分歧，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政治自由主義原則，也提供了使自由主義制度化為后共產主義政體基礎的必要戰(zhàn)略。

　　在后共產主義轉軌的緊要關頭，俄羅斯正面臨著一個難題：在缺乏社會、經濟和制度基礎的條件下如何促進政治自由主義，這一難題植根于其多災多難的政治史中。在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尋求發(fā)展自由政體的俄羅斯活動家和分析家面臨著如下難題：在俄羅斯背景中，自由主義意味著什么？何以解釋自由主義作為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組織原則的軟弱性？在最近若干年里，當代俄羅斯活動家和分析家也面臨著同樣的難題。

　　這些問題與俄羅斯1905-1917年期間的革命有關，在回答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學者和活動家指出了俄羅斯自由主義軟弱性及其最終無法贏得民眾或者大多數(shù)正在出現(xiàn)的政治、經濟領導人的想象力和支持的若干原因。尼古拉·伯達伊夫(Nicolas Berdaev)在《俄羅斯的觀念》(1948)一書中堅決認為，植根于俄羅斯性格中的品性，不管是“先天的”抑或是國家主導的社會化的結果，的確有礙于自由政體中國家、社會和個人關系的自由主義指導原則。喬治·費雪(George Fischer)在《俄羅斯自由主義》(1958)一書中認為，俄羅斯社會構成要素和結構中缺乏能夠承載自由主義觀念的社會階層；
不僅小業(yè)主和小商人階級，連大部分資產階級的政治傾向都是非自由主義的。保爾·米留可夫(Paul Miliukov)在《俄羅斯及其危機》(1906)一書中認為，俄羅斯國家主導一切的歷史妨礙了“正常”發(fā)展的進程：在政治過程中大眾參與的政治問題在城市工人階級物質福利的社會問題出現(xiàn)之前就提出來了。1861年改革之后政治問題也先于社會問題出現(xiàn)，這也弱化了優(yōu)先考慮政治權利的自由主義，而有利于強調社會正義的社會主義。另一些人則解釋了沙皇對知識發(fā)展和社會組織的壓制如何遏制了始于1825年十二月黨人的自由主義進程。最后，還有人抱怨自由主義組織，如最著名的立憲民主黨(Kadets)，都沒有設計可以發(fā)展社會支持基礎以及使自己加強國家權力的戰(zhàn)略。

　　在當代俄羅斯，有關俄羅斯自由主義本質和命運的討論，在提出問題的術語、給出的解答、在討論過程中提出的假設和斷言，(與本世紀初)有著顯著的相似性。許多當代俄羅斯的分析家引用本世紀初同行的思想來解釋后蘇維埃時期自由主義的軟弱性。盡管政權轉軌及其由此引起的社會大變動產生了涉及有關建設新政體模式的相似的理論參量，但轉軌發(fā)生于其中的經驗背景，無論在本國特色還是在國際支持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這些不同充分地反映在俄羅斯知識界關于當代俄羅斯自由主義的討論之中。自由主義在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政治和社會變革的俄國有什么意義，辯論這一問題的歷史持續(xù)性與俄羅斯轉軌過程中產生的問題的獨特性絞纏在一起，導致了關于二十世紀末俄羅斯自由主義的本質和進程的討論，這一討論盡管有時候非常悲觀，但卻富有內涵和活力。本文將詳細考查當前俄羅斯自由主義擁護者和分析家們的討論，以說明這一討論的背景以及從1988年到1991年和從1992年到現(xiàn)在這兩個時期提出的問題的參量。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無法系統(tǒng)探討聲稱自由主義傾向的俄羅斯政黨。本文的重點在于檢析俄羅斯政治自由主義的內涵以及它產生的背景，基本出發(fā)點是必須把俄羅斯關于政治自由主義的討論當作任何有關自由主義政黨發(fā)展問題分析的前提。

　　一、1985－1991年的自由主義

　　戈爾巴喬夫時期蘇維埃俄羅斯出現(xiàn)的關于自由主義討論的參量，必須在侵蝕共產黨國家基礎的大規(guī)模的變化中去理解。就如公開性(glasnost)在史無前例的自由表達時期宣告了、新思維(pereskroika)一陣一陣地引入了國家統(tǒng)制經濟的權力下放和“理性化”的改革，含義廣泛的政治和經濟自由主義原則在為1987年開始出現(xiàn)的新興獨立的社會和政治團體所倡辦的大部分討論中占有主導地位。第一個自稱為自由主義“政黨”的組織是民主聯(lián)盟，它的成員在蘇聯(lián)黨禁尚未合法放開的1988年5月初就宣稱該組織是反對黨。在成立之初，民主聯(lián)盟的目標是擁護個人權利和自由、創(chuàng)造法治國家、鼓勵塑造以獨立的個人能動性為基礎的市民社會；
其戰(zhàn)略是以激進的方式反對共產主義政權。盡管民主聯(lián)盟由于它的戰(zhàn)略不可行以及內部分裂而邊緣化了，但它的自由主義觀念的旗幟卻為1990年組黨合法化后出現(xiàn)的幾十個政黨所采用，這些政黨把自己看作是新產生的屬于“民主陣營”的政黨。在獨立的集團和政黨中，自由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和基督教民主黨人之間的區(qū)別早在1987年就0清楚了。他們之間的共同點在于他們對法治國家、結社自由權利、出版自由權利、人權、多黨制的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需要不同程度的“社會衛(wèi)士”)等普世自由主義理想的承諾。與民主陣營有關的政黨的黨綱起草于1990年3月多黨體制合法化之后，都擁護含義廣泛的自由主義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目標。在此期間，這些政黨參與了自由社會運動以及選舉集團民主俄羅斯，以集合自己的力量來對抗反潮流而動的共產主義者和民族主義的“愛國”陣營。1991年末構成民主俄羅斯的黨有俄羅斯民主黨、俄羅斯共和黨、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俄羅斯基督教民主運動、自由民主黨和立憲民主黨派。

　　從1988年到1991年期間，政治活動家傾向于瓦解在一攬子改革中含義廣泛的政治和經濟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家則很快鑒別了被認為普遍有效的政治自由主義原則和擁護經濟自由主義的人的較為狹窄的、以利益為基礎的動機之間的重要區(qū)別。這一區(qū)別是該時期自由主義討論的特征。后共產主義俄羅斯第一批政治科學詞典中有一本詞典的自由主義詞條這樣概括了這一區(qū)別：

　　廣義地說，(自由主義)是社會生活據以組織化的知識和道德原則，它的基礎是認可個人在法律運作的約束下?lián)碛姓�治和經濟權利�！�…狹義地說，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政黨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學說，從整體上傾向于保護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同時主張把國家管制作用限制在最小的必要范圍之內。

　　1991-1992年冬天，一個名叫子午線(Meridian)的非正式的集團組織了“自由論壇”第一次公眾會議，討論有關俄羅斯自由主義進程，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區(qū)別受到了人們的關注。立憲民主黨的副主席參與了此次會議，他強調如果自由主義要贏得俄羅斯人的青睞并成為新社會秩序的基礎，它就必須首先讓人們了解其廣泛的文化和心理的含義。他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鼓勵采納自由主義的價值，把它當作從意識形態(tài)發(fā)展、經濟體制和政治政黨體制領域中排除“國家主導”(gosudarstvennost)的一種途徑。這意味著以狹隘的、強調自身利益的態(tài)度去對待自由主義的政黨，在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未被廣泛認可的環(huán)境中，其所作所為只會導致其疏遠俄羅斯的民眾。自由主義價值的傳播是俄羅斯民主以及自由黨出現(xiàn)的前提，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和保守黨都在自由的政治秩序內活動，自由黨能夠在這些政黨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廣泛地把普世的自由主義原則當作國家與社會關系以及所有政黨得以公正評價的個人權利保護方面的基礎，就會出現(xiàn)宣稱要宣傳普世政治自由主義價值但其行動目的實際上只在于其個別利益或者精英集團的利益的政黨。為了強化與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相關聯(lián)的狹隘階級利益，所謂的自由主義者(即那些出于自己的利益加盟某個黨或者運動的人)顛覆了如下普世的自由主義理想：公民自由、認可獨立界定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容忍他人的意見，自1990年小型自由主義黨產生以來，這類指責非常之多。

　　蘇聯(lián)解體俄羅斯獲得獨立主權的第一年(1990年6月到1991年12月)末，正在出現(xiàn)的“資產階級”實際上只是原共產主義的成員，他們運用自己在俄羅斯國家結構的官僚體制迷宮中的經驗和影響力，在朝向市場經濟的一波波運動中攫取好處。同時，公共輿論調查也表明，公眾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支持尚無根基；
當時人們對市場經濟和社會福利保護之間的權衡尚無清晰的了解。在俄羅斯取得獨立國家身份的前夕，民眾對經濟自由主義原則尚無廣泛的認可，在朝向市場經濟的運動中一小部分精英的狹隘利益占據著主導地位。政治思想家從這一發(fā)展中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社會主義的反對以及共產主義的統(tǒng)治，徹底摧毀了自由主義作為后共產主義秩序的合法基礎的可能性。社會主義活動家伯里斯·卡加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已經批評了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包括自由偶像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認為他在八十年代以及1987年出版的《思考著的蘆葦》一書中在獨立的社會組織方面缺乏經驗和準備。到1992年，卡加利茲斯基在《盤石的瓦解》(1992)一書中謾罵性地攻擊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者是原共產主義精英的堡壘，背叛了自公開性開始的民主革命。卡加利茲斯基主張，只有群眾性的獨立的社會組織以及直接民主才能清除政治和經濟精英對轉軌進程的束縛，才能塑造民主體制的基石。一個正在興起的保守的自由主義者集團給出了不同的解釋。這一集團中最著名的是俄羅斯政治學家安德蘭尼克·米格蘭尼亞(Andranik Migranian)，他于1989年發(fā)表了一篇被廣泛引用的文章《走向歐洲之家的漫漫長路》，強調大眾民主從極權統(tǒng)治(向民主政治)轉軌的混亂條件下的危險性。在此，米格蘭尼亞認為，在自由主義和民主的價值以及一系列表達清楚的利益集團在俄羅斯社會產生之前，私有產權、法治、有效立法機構的確立以及正常運轉的市民社會等自由主義的基石必須通過強有力的國家來安置。他堅決主張，沒有發(fā)達的中產階級來支撐自由政體，就必然需要強大的國家在政治自由主義原則能夠得到有效應用之前引入經濟自由主義的結構。米格蘭尼亞認為，俄羅斯必須經過“開明專制”才能從極權主義向民主過渡。八十年代末，許多俄羅斯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認為這一觀點太極端了。然而到九十年代中葉，當自由主義的許多希望為俄羅斯轉軌的現(xiàn)實所挫碎時，對俄羅斯自由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態(tài)度成了討論的主流，米格蘭尼亞的態(tài)度也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構成了為國家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態(tài)度的核心，本文將在第二部分檢析國家自由主義者這一集團。

　　這一時期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之間的區(qū)別遠不是學術意義上的，它直接關系到后共產主義國家建設的基礎以及有關國家在促進經濟改革、創(chuàng)造或代表經濟利益集團方面角色這一政策議題。這使得在研究此間俄羅斯自由主義的討論時鑒別如下兩者變得重要了：開始時人們把為“文明世界”所采納的普世的政治自由主義原則當作是后共產主義政體的基礎，而擁護經濟自由主義的人們是在較為狹隘的利益驅使下活動的。這一區(qū)別在評價對自由主義的支持(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維度)方面以及解釋宣稱是“自由”導向的后共產主義秩序多種模式方面都是至關重要的。

　　二、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

　　就象普世的政治原則和較為狹隘的經濟利益基礎之間的鴻溝開始折磨自由主義，對作為獨立國家身份基礎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缺乏明確的態(tài)度也使自由主義元氣大傷。在1991年末蘇聯(lián)解體之前，自由主義評論家與自由主義的政黨就忽視或者看輕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問題，對較為狹義的與國家建設相關的愛國主義也是如此。“民主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在戈爾巴喬夫的年代里兩極分化，前者傾向于把自由主義理解為與極右派的傳統(tǒng)保守價值相關聯(lián)的與俄羅斯帝國主義相聯(lián)系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對立面。民主反對派與自由主義的媒體一起倡導引進普世的自由主義價值和民主程序，作為取代與民族認同形式或俄羅斯特殊利益保護相關的議題的功能要件。在民主主義者討論民族主義的范圍內，他們主張民族主義應該界定為著重俄羅斯民族的內部發(fā)展，放棄歷史上把民族主義理解為地區(qū)擴張或者文化霸權的傾向。主要民主政治團體民主俄羅斯以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民眾陣線雖然有時候有點勉強，但依然支持蘇聯(lián)范圍內的非俄羅斯獨立運動，把民族自決看作是普遍認可的政治自由主義原則的組成部分。然而在俄羅斯，與民族主義最相關的是保護俄羅斯的地區(qū)利益以及俄羅斯人在俄羅斯之外的生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同時也關系到從前蘇聯(lián)符號的迷宮中剝離出新的俄羅斯認同，并不首先與民族自決相關。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認為，在俄羅斯強化自由的國家－社會關系和民主程序是發(fā)展建設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必要前提。然而在俄羅斯，就象十九世紀的德國那樣，民族主義傾向于以培育植根于保守主義傳統(tǒng)的種族認同為基礎，自由主義已經發(fā)展成為民族主義的對立面。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這一緊張關系有別于其他國家，在波羅的海獨立運動中兩者是匯聚在一起的，在法蘭西傳統(tǒng)中，自由主義理想也是國家建設民族主義的基礎。

　　自由主義從當代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歷史概念中分離出來，為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出了一個難題，人們指責他們擁護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意識形態(tài)，摧毀俄羅斯社會的結構。許多社會科學家認為，在危機狀態(tài)下，尤其是當社會缺乏以明確的利益劃分結構為基礎的合作的組織時，作為民粹主義整合形式出現(xiàn)的民族主義會起而取代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整合。實際上，在新近獨立的俄羅斯改革令人失望地實施一年之后，俄羅斯民眾對民族主義的訴求變得更為敏感，許多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開始轉而右傾，撿起了俄羅斯“愛國主義”的旗幟。而且隨著俄羅斯從分崩離析的蘇聯(lián)獨立出來，自由主義原則不利于俄羅斯民族利益和富有內聚力的俄羅斯認同的觀點只能使自由主義更加衰落。

　　三、自由主義與后共產主義俄羅斯的國家建設：1991─現(xiàn)在

　　關于自由主義的討論出現(xiàn)了一個顯著的轉折點，它被迫從抽象的政治理論王國走向困擾1992年新獨立俄國的急風暴雨式的具體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俄國哲學家、社會科學家、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知識分子和活動家對自由主義的分析變得更加復雜和多樣化，進入俄羅斯(與蘇聯(lián)相對)的歷史和編史學環(huán)境，與現(xiàn)代化和后共產主義轉軌理論相聯(lián)系，與具體的俄羅斯“精神”相平衡。自由主義者開始把自己與民主主義者區(qū)別開來，自由主義的擁護者被迫更直接地對付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問題，先前以“普世”為特征的政治自由主義原則現(xiàn)在在為俄羅斯所特有的后共產主義國家建設問題意義上得到了檢視。1992年民眾對葉利欽政府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反映消極之后，人們普遍認為經濟自由主義能夠通過創(chuàng)設以市場為中心的利益結構來塑造自由政體基礎的觀念太經濟決定論了，是不可行的。實際上，經濟自由主義者及其政黨在1993年和1995年議會選舉中表現(xiàn)不佳，隨后從1993年到1996年期間自由主義的部長們被從政府中驅逐出來，就證明了這一點。(俄羅斯私有化計劃的設計者，葉利欽內閣中最后一個自由主義者副總理安那托利·B·丘拜斯(Anatoli B. Chubais)，于1995年12月俄羅斯議會選舉中俄羅斯聯(lián)邦共產黨獲得多數(shù)席位后被迫離任。)

　　無論是自由主義的還是非自由主義的國家－社會關系“模式”，都不能夠起奠基后共產主義政治體制的作用，這在葉利欽統(tǒng)治獨立俄羅斯數(shù)個月后就非常明顯了。自由主義運動民主俄羅斯分裂了，產生了幾十個新的政黨、集團和利益團體。直到1993年秋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之間在莫斯科街頭發(fā)生武裝沖突，小型的自由主義政黨已經加入了數(shù)百個小政黨的行列，它們沒有什么社會支持的基礎，對政治體制也沒有什么實質性影響。在葉利欽解散1990年選舉產生的原俄羅斯議會之后，1993年12月第一次后共產主義議會選舉開創(chuàng)了一個政黨發(fā)展的新時期，因為民主俄羅斯退入幕后，各個政黨為了在選舉中進行競爭，不得不加強自己的組織，黨綱以及社會基礎。也只在這一時期，諸如俄羅斯民主選擇黨、蘋果黨(Yabloko)、民主俄羅斯聯(lián)邦黨以及多數(shù)黨等自由主義政黨開始圍繞具體的經濟改革綱領產生了，并且它們也開始訴求于特定的社會團體以及選民。比如，1994年2月成立的多數(shù)黨，自稱為“中產階級政黨”，盡管它的主要目標是創(chuàng)造一個中產階級和法治國家。為葉戈爾·蓋達爾所手創(chuàng)的俄羅斯民主選擇黨其目標是“獻身于自由主義原則”，具體地說就是“在經濟領域里充分實現(xiàn)個人權利以及把國家當作這些權利的保護者”。

　　就在這一背景下在俄羅斯學術和活動圈里開始出現(xiàn)有關俄羅斯自由主義的系統(tǒng)討論。也只有在后共產主義國家建設的問題出現(xiàn)之后，討論才會得以認真開始，因為那時如何把普遍原則應用于具體的社會政治實踐的難題才會實質性地提出來。當自由主義理想與制度原動力、社會經濟發(fā)展、社會關系以及政治文化發(fā)生沖突時，當代俄羅斯自由主義的兩難悖論只有在國家建設的背景中去理解。個人自治的概念與某些俄羅斯觀察者稱為俄羅斯社會組織集體形式“神話”的東西相沖突。只有把自由理解為與公民責任相關，而不是象俄羅斯那樣把它等同于特許權時，自由才是一種自由主義的價值。在構造后共產主義國家結構過程中，俄羅斯一再發(fā)現(xiàn)自己處在歷史選擇的門檻上。有關自由主義基礎的爭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它能夠或者應該是“俄羅斯的選擇”，依然與二十世紀早期俄國的爭論一樣富有爭議。在這一時期，爭論的結果很快就會決定后共產主義國家的形態(tài)。

　　四、后共產主義轉軌背景中的自由主義

　　俄羅斯學術雜志專欄以及自由主義出版物有關正經歷后共產主義國家建設陣痛的俄羅斯自由主義的討論，可以歸納為如下三種假設之一。首先，某些分析假定存在著可以應用于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任何社會背景的普世的政治自由主義原則，這些原則可以用于“衡量”國家、社會和個人關系。其次，另一些人主張存在著一種俄羅斯特色的自由主義，那就是淺淺地植根于十二世紀以來俄羅斯哲學與公共生活中的一系列自由主義原則和制度。第三，許多俄羅斯學者把自由主義看作是“西方”所特有的，與獨特的俄羅斯精神是不相容的。他們同意在歷史上自由主義曾多次影響俄羅斯的生活，自由主義在與民眾以及俄羅斯民族文化價值沒有多大關系的城市精英集團手中過去是如此，現(xiàn)在繼續(xù)如此。有些討論的焦點在于已經成為當代俄羅斯自由主義討論參量特征的前兩個假定，本文的余下部分將探討這些討論。盡管俄羅斯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之星在其歷史上首次顯得逐漸暗淡了，尤其在1995年議會選舉之后更是如此，但是俄羅斯人正在努力創(chuàng)造以人民主權和法治原則為基礎的政治體制。支持自由主義的俄羅斯學者和活動家的討論有助于厘清自由主義將了解這一進程或者辜負它的程度。

　　自1992年始，俄羅斯自由主義文獻中壓倒一切的主題是俄羅斯破壞性的長期性的危機將嚴重地阻礙俄羅斯自由主義進程。大多數(shù)俄羅斯自由主義的俄國研究者和觀察家是在俄羅斯依然處于漫長危機的折磨中這一認識下開始他們的分析的；
當代自由主義模式必須在這一背景中去理解。在累進的現(xiàn)代化背景中政治和社會進程在幾個世紀里逐漸發(fā)展，國家與社會關系逐漸發(fā)展，俄羅斯缺乏這一“正常”情勢，這就障礙了自由主義國家－社會關系模式的運轉，也障礙了能夠獲得極其廣泛的中產階級支持的建設性的自由主義政黨的產生。文獻研究表明，俄羅斯觀察家一般都認為危機出現(xiàn)在政治、社會或者道德層面上。

　　政治危機源于后共產主義政府缺乏穩(wěn)定的社會基礎。權力轉移的特征必然是精英變換，而不是從極權體制向后共產主義民主的劇烈轉軌。盡管自蘇聯(lián)共產黨解體以來政黨數(shù)目激增，但是依然不存在在轉軌背景中為政治統(tǒng)治開發(fā)社會基礎的代表性的政黨體制。

　　蘇聯(lián)政權解體導致了社會政治的兩極分化，在這一背景中，政黨在確定和協(xié)調利益方面的努力實際上只是激化了矛盾。這一情緒甚至在1993年12月選舉后盛行，在那次選舉中選舉法開始塑造一個更為負責的政黨體制，一系列新的利益集團也開始緩慢地在俄羅斯社會中產生了。自由主義的媒體抱怨道，即使在這些選舉之后，政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支持或者反對葉利欽的立場來界分的，而不是以任何界定清楚的利益結構為基礎的。這一兩極分化所導致的議會制度的失敗只是刺激了有利于威權領袖的民粹主義運動，或者增加了以革命結果結束后共產主義轉軌進程的機會。

　　第二個與此相關方面的危機是蘇聯(lián)體制瓦解后俄羅斯社會性質的“不定型”，也就是它缺乏社會得以組織起來的清晰的利益結構。舊的社會紐帶不可避免地打破了，但新的社會紐帶卻依然沒有產生，這樣依然缺乏社會秩序穩(wěn)定的基本前提。俄羅斯文獻中存在的最普遍的觀點是社會生活缺乏整合是由蘇聯(lián)黨國的瓦解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意識形態(tài)合法性降低所導致的。自由主義評論家認為，市民社會的構建是在個人主權、信用、妥協(xié)和契約的基礎上重新整合社會的要件。然而轉軌危機的第三個要素障礙了社會自組織沿著這些路線發(fā)展。

　　轉軌危機的第三個要素就是價值體系的崩潰，在蘇維埃時期俄羅斯人據以評價社會以及自己在社會中角色的價值體系事實上就已經二分為私人和公共生活兩個領域了。價值危機特別不利于自由主義的發(fā)展，因為價值危機起源于缺乏評價社會變革尺度的道理。一個評論家轉而求助于卡爾·曼海姆，指出：“在深刻危機時期，實體理性(substantial rationality)弱化發(fā)生了，實體理性是人們在特定情境中形成判斷、以對社會關系的理解為基礎采取行動的能力�！睕]有能力進行理性判斷阻礙了社會共識的建設，并會導致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兩極分化。政治自由主義的兩個前提因此而為后共產主義價值危機所摧毀：從個人角度進行的理性利益評價以及社會關系基礎和政治游戲規(guī)則的廣泛共識。這一危機的擴散阻礙了轉軌時期自由主義政治體制和社會關系的建設。長期的危機嚴重地影響了后共產主義俄羅斯自由主義的奠基。

　　五、后共產主義俄羅斯自由主義的三種模式

　　在回顧與這些危機條件相關的俄羅斯政治自由主義的討論和批評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三個定義不嚴格的俄羅斯自由主義模式：國家自由主義、法治自由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這些都是理想類型的模型，在此提出來是想把它們當作分析和批判當代俄羅斯自由主義討論要素的松散的組織方式。沒有一個單一的占有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模型，表明關于俄國政治自由主義的構成原則方面不存在共識，更不用說有關自由主義政黨或者社會運動的議事日程和戰(zhàn)略方面存在共識了。

　　涉及政治自由主義在后共產主義俄國出現(xiàn)的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反映了二十世紀早期俄羅斯立憲民主黨面臨的兩難。右派強調強國家，國家領導人為依然缺乏自治基礎的社會的利益服務，左派關心社會正義，以及在社會和政治過程中的民主參與，自由主義在左和右之間應該傾向于哪一派？贊成右派的就是“國家主義”的自由主義；
支持后者的就是傾向于俄羅斯人所稱的“社會自由主義”。理論上為自由主義政黨辯護的分析家和活動家在政治領域里應該站在中間的位置，而不應該在政治左派和右派之間進行選擇，而是強調在價值和政策之上的法律和程序；
這一傾向就是在此討論的“法治”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當1993年之前葉利欽行政系統(tǒng)與1990年選舉產生的反叛的議會的戰(zhàn)斗中，法治自由主義被迫支持前者。

　　國家自由主義者和法治自由主義者傾向于保守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把自己定位為政治上的中右派，認為在后共產主義的俄羅斯強大角色的國家是不可避免的。國家自由主義毫無保留地采取這一立場；
在1993年之前的議會具有破壞能力的情況下法治自由主義只是勉強地認可強行政的必要性。恰恰相反，社會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主義必須生長于對補充政治自由理想的社會正義的承諾。社會自由主義者認為，在俄羅斯歷史上缺乏支持自由主義的社會基礎，但有強國家的傳統(tǒng)，這就是俄羅斯問題的根源，這一傳統(tǒng)不應該得到錯誤地認為自己能夠調和干預主義國家與個人和社會自治理想的自由主義者的鼓勵。

　　國家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危機條件下，或者更為具體地說，在“加速現(xiàn)代化”時期，當社會依然沒有能力根據明確的利益結構來組織自己時，國家必須承擔塑造穩(wěn)定政治體制和有組織的社會秩序的主導角色。國家主義者在為后共產主義國家建設設計方案時吸收了十九世紀俄羅斯哲學家布里斯·切克林(Bris Chicherin)的保守的自由主義。在缺乏社會據以組織自身的明確的社會利益集的情況下，接受長期政治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國家領導人在塑造社會利益的過程中必須起主導作用。就如前文所提到的，安德蘭尼克·米格蘭尼亞把這一論斷推向了極端，認為培育社會支持有責任地運用政黨以及市場經濟制度化，在建設以此為基礎的長期政治和經濟體制過程中，轉軌時期的國家威權主義是至關重要的。

　　另一個俄羅斯政治理論家(politolog)阿厲克塞·基瓦( Aleksei Kiva)擁護俄羅斯長期的國家主導(gossudarstvennost)背景中的自由主義目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似乎也可以歸為這一類型：

　　許多俄羅斯自由主義者……低估了國家在我們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忽略了俄羅斯社會組織類型和個性(lichnosti)概念和西方不同這一事實……在俄羅斯普遍的具體條件下，國家從社會生活中退出，對許多公民來說就象失去一位父母親一樣，是一個真正的悲劇。

　　盡管基瓦象米格蘭尼亞那樣，也強調在通過后共產主義轉軌的不穩(wěn)定的水域過程中需要強有力的國家為俄羅斯自由主義的發(fā)展導航，但他也主張培育社會團結(對此他沒有任何界定)，以備政治自由主義的前提。這使他與國家自由主義區(qū)別開來，下文將對此進一步檢析。

　　國家自由主義者假定在后共產主義轉軌所產生的危機條件下，俄羅斯社會無力自治，要求國家的引導之手來保護社會秩序，并引入市場經濟結構。正是在這一背景中，這些集團的代表才相信，社會利益集團首先有利于自由經濟的運作，其次才有利于政治自由主義的強化，在塑造這些利益集團的過程中，國家必須起主導作用。葉利欽的前國務秘書杰納迪·布爾布利斯(Gennadi Burbulis)，在呼吁俄羅斯工會支持政府渡過艱難的經濟改革時期時解釋了這一假設：“我們面臨著非正常的局勢──領袖為了多數(shù)人的利益而采取的政策，尚未為民眾所理解。”法治自由主義者和社會自由主義者都批評這一取向。前者怕國家將永遠不會自我約束到這一范圍內，一旦市場經濟和議會民主到位后就放棄它的權力；
后者指責國家主義者以普世利益為名謀自身的利益。

　　法治自由主義者強調法治的程序以及調節(jié)新興社會利益集團和國家權力關系的有效民主組織的鞏固。這些傾向于保守自由主義的穩(wěn)健派認為轉軌時期最重要的任務是以社會利益的代表而不是民粹主義的動員為基礎來塑造民主政黨和穩(wěn)定的議會黨。到為法律所保護的市場經濟和獨立社會組織產生一系列的獨立、穩(wěn)定的社會利益集團時，民主政黨必須加強它們自己組織的嚴密性，與廣泛的選民集團建立聯(lián)系，通過在議會委員會和行政職位上作出負責的決策來獲得國家權力機關的經驗。篩選大量的新近得到表達的利益集團，鑒別促進共同利益的普世利益集團和必須根據法律標準逐個加以評估的特殊利益集團，在這一過程中，政黨和議會中選任的代表必須起主導作用。自由主義并不以意識形態(tài)的方式出現(xiàn)，而是表現(xiàn)為通過既定程序協(xié)調利益沖突的程序。

　　對法治自由主義者來說，國家的角色是保護憲法性的法律，包括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關系以及個人權利的保護。不是國家機器的行政臂膀的法治，在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實施以及通過立法者的行為調節(jié)獨立構造的社會利益集團之間關系方面，必須居于核心地位。只有在存在市民社會的情況下，法治才會在俄羅斯成功，在此市民社會就是以“為了成功地運用司法手段調節(jié)自身矛盾的日益增長的公民個人責任感”為基礎的社會的自組織。

　　對這一集團來說，自由主義關注以獨立表達的利益集團為基礎來使俄羅斯社會自組織。這些利益集團應該為穩(wěn)定的政黨在有效的以法律為協(xié)調相互沖突的利益集團的議會中得到代表。與國家主義模式不同，國家在塑造利益集團過程中并不承擔積極的角色，而只在通過法治協(xié)調這些利益集團過程中起主導作用。

　　在從1991年到1993年俄羅斯政治危機的特殊條件下，當葉利欽試圖犧牲為自己的政敵盧斯蘭·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掌權的議會來強化行政權力時，這些自由主義者傾向于支持總統(tǒng)、反對俄羅斯議會，因為后者與蘇聯(lián)體制的利益密切相關。俄羅斯議會的代表在1990年3月蘇聯(lián)時期選任，不能適當?shù)卮�表俄羅斯選民利益的飛速變化；
機會主義的政客只是利用議會作為其發(fā)展自己的政治生涯的政治基礎。根據法治自由主義者的看法，在這一“非正常”狀態(tài)下，自由主義反對葉利欽，不利于民主勢力在代表性的議會中占主導地位，而只會加強沙文主義的民族主義右派和共產主義者中的斯大林派。與社會自由主義者和激進民主反對派不同，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相信反對葉利欽及其經濟改革精英集團只會推進排他性的民族主義、蠱惑人心的宣傳、情緒性的民粹主義以及動亂。只在特殊的政治危機情況下給予這一支持，無意使威權行政制度化、合法化。法治自由主義者認為，國家行政部門必須時刻向俄羅斯選民負責，為社會中的種種利益服務，而不是創(chuàng)造社會中的種種利益。

　　法治自由主義者把西方(而國家自由主義者基瓦則把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自由民主黨)看作是發(fā)展的典范。他們認識到俄羅斯缺乏自由主義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傳統(tǒng)，因此希望運用法律、制度以及議會組織來塑造俄羅斯社會的價值、實踐和程序。象國家自由主義那樣，社會自由主義者更接近這一觀點，自由主義必須修改自身以適應俄羅斯的特殊條件，此外別無出路。但是國家自由主義者卻認為自由主義必須適應俄羅斯強大的國家主導的傳統(tǒng)，社會自由主義者則認為自由主義必須適應俄羅斯集體形式的社會組織。社會自由主義者把瑟加斯·赫森(Sergius Hessen)、B. A.基斯謝可夫斯基(Kistiakovskii)、列昂納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于根·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和諾貝托·波比奧(Norberto Bobbio)當作調節(jié)個人自主的自由主義價值和社會團結的社會民主價值的方法。最重要的社會基礎是以“個人道德自主”為基礎的“民主的中產階級”。這一闡述的階級方面與多數(shù)人共同富裕的物質福利有關，與社會組織的特殊形式無關。社會自由主義者倡導市民社會不以經濟決定的利益集團或者還原主義的契約關系為基礎，而是以“一系列起中產階級作用的、滿足自由民主社會需求的功能集團(不象英國的貴族或者象資產階級那樣的特定階級那樣的特殊的階級(soslovia))”為基礎。

　　這就提出了俄羅斯自由主義社會基礎的更為廣泛的問題。諸如葉戈爾·蓋達爾(Yegor Gaidar)的俄羅斯民主選擇黨、伯里斯·費約多羅夫(Boris Fyodorov)推進俄羅斯黨以及格里高里·亞夫林斯基(Grigorii Yavlinksy)的蘋果黨(Yabloko)等自由主義政黨尋求表達經濟的(前兩者)或者職業(yè)的(第三者)中產階級的種種利益，使自由主義的政治原則立足于經濟自由主義的牢固的支持基礎之上。國家自由主義者與社會自由主義者發(fā)現(xiàn)這一策略是誤導的，因為既有的和潛在的俄羅斯資產階級大都來自原來的黨國成員，而他們的傾向顯然是非自由主義的。這一社會政治階級的利益橫跨蘇聯(lián)和后蘇聯(lián)時期，排擠了非精英分子從事獲利豐厚的企業(yè)經營活動的機會。俄羅斯聯(lián)邦國家統(tǒng)計委員會、全俄公共輿論研究中心、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以及政策研究所編制的數(shù)據都表明，莫斯科商業(yè)精英中12％具有蘇聯(lián)共產黨、共青團(Komsomol)或者克格勃的經歷；
22.5％的人有過刑事指控記錄；
25％的人依然與刑事犯罪界有聯(lián)系。在后共產主義的“實業(yè)家”精英中，50％的人曾在蘇聯(lián)或者俄羅斯聯(lián)邦政府部門和國家委員會任職，其中大約有26％曾擔任過政府產業(yè)部門的領導。

　　即使在蘇聯(lián)國家全面滲透以及黑市泛濫的情況下這些相關關系并不驚人，國家自由主義者和社會自由主義者依然主張要阻止現(xiàn)行“資產階級”起經濟或者政治自由主義社會基礎的作用。然而，他們的解決方案各不相同。國家自由主義者尋求創(chuàng)造一個非原俄羅斯共產主義組織成員(non-nomenklatura)構成的俄羅斯資產階級，它將促進經濟自由主義的事業(yè)，同時也將培養(yǎng)為臨時性的強大國家所播種的政治自由主義種子。與前國務卿布爾布利斯(Burbulis)的情緒一樣，國家自由主義者尋求創(chuàng)造以系列的經濟利益集團來促進經濟的以及政治的自由主義。相反，社會自由主義者認為這將使精英主義的自由主義永久化，并因此而疏遠俄羅斯大眾。只有通過培育民眾的支持，通過強調自由主義和民主的政治價值，自由主義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才會水到渠成。社會自由主義者堅決主張這些價值必然生長于物質平等的環(huán)境里，因為巨大的社會經濟鴻溝會摧毀民眾對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的支持，因為后者只增進經濟和政治精英的利益。

　　與國家自由主義者和法治自由主義者相反，社會自由主義者認為以價值為基礎(其對立面是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組織是政治自由主義的前提。一個憲法不可能只是為協(xié)調利益沖突提供程序的法律；
一個憲法只有在反映作為社會生活基礎的價值時才能是有效的。這一觀點的進一步推論就是，如果憲法將發(fā)生作用，那么以共同價值集為基礎的社會和諧也高于憲法統(tǒng)治。

　　對以價值為基礎的社會和諧的強調，提出了俄羅斯民粹主義的復雜的問題。社會自由主義者和法治自由主義者害怕社會組織解體為危險的無結構形式的民粹主義。社會自由主義者主張社會生活可以在非經濟的集體價值和功能互動的基礎上得到整合，盡管他們除了運用廣泛認可的民主決策和物質平等主義外并未具體地說明這些價值和功能的內容。法治自由主義者主張或者假定，后共產主義的市民社會只有在鞏固的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具體利益集團和既定的民法對這些利益關系的調節(jié)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fā)展。他們主張，若沒有這一基礎，社會組織就會有瓦解為不負責任的民粹主義和不可忍受的民族主義的危險。一些國家自由主義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上文提到過的基瓦，堅決主張民粹主義是在后共產主義俄國漫長的危機時期自由主義者唯一能夠得到的社會支持基礎�；�瓦抱怨葉戈爾·蓋達爾的自由主義集團俄羅斯選擇黨在1993年12月議會選舉中表現(xiàn)不佳，抱怨蓋達爾無意或者沒有能力把自己的政綱用通俗的語言告訴民眾，并贏得民眾支持普世主義的自由主義變革綱領�；�瓦主張，俄羅斯自由主義的唯一選擇是日本自民黨所遵循的選擇，“不回避愛國主義的觀念和國家原則，贊賞我們稱之為‘社會民粹主義’的東西”。

　　基瓦的確把當前的俄羅斯自由主義批判為在傾向上不夠民粹主義，伯里斯·卡加利茨基則批評自由主義為自己的目的利用民粹主義。這位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人堅決主張其社會基礎是原共產主義組織成員的俄羅斯自由主義者在戈爾巴喬夫年代的后期利用民粹主義來使自己狹隘的利益以普遍利益的面目出現(xiàn)。自由主義者只尋求在原國家產業(yè)私有化過程中迅速得到的收益合法化，使原蘇聯(lián)體制授予的特權合法化，他們自己的利益通過普遍的政治獨立目標、所有人的經濟機會以及個人自主、免于國家控制等術語得到了表達。卡加利茨基的意思是，自由主義是，而且只能是精英主義的，就如俄羅斯自由主義者運用民粹主義不是為了諄諄教導支持普世自由主義理想，而是為了個人的和狹隘意義上的階級獲益的目的。與社會主義者卡加利茨基一樣，社會自由主義者也理解放肆的民粹主義的危險，但他們主張自由主義避免被批評為不利于俄羅斯民眾利益的精英主義教條的唯一途徑是通過鼓勵民主程序中的大眾參與來培育民眾支持政治自由主義。這將有助于當代自由主義植根于俄羅斯集體社會組織的傳統(tǒng)，使俄羅斯人在自由主義的秩序中擁有更多的利益。社會自由主義者傾向于回避是什么促進俄羅斯民眾支持政治的以及經濟自由主義的問題。對于前者來說，輿論調查表明俄羅斯對社會秩序和物質福利比對公民和政治權利更感興趣；
對后者來說，只有少數(shù)俄羅斯人準備從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中獲益。

　　一個為社會自由主義者發(fā)起的關于俄羅斯集體主義論題的爭論在關于社會自由主義活力的俄羅斯文獻中形成了：構成社會自由主義的原則的確是自由主義哲學的組成部分嗎？或者它們只代表“準自由主義”？換言之，存在俄羅斯為了建立自由主義政體必須努力追求的普世的自由主義原則嗎？或者存在政治權利和經濟自由的西方自由主義加社會正義的俄羅斯特色的自由主義嗎？L.諾維可瓦 (Novikova)和I.西澤姆斯卡亞(Sizemskaia)在一篇《俄羅斯文化－歷史經驗中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文章中認為，社會自由主義者是適應俄羅斯社會和社會思想特殊性的特殊形式的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者根據自己的概念，構造了自1861年以政治權利為基礎的西方產生的自由主義無法贏得群眾的想象力以來第三波俄羅斯自由主義。這一社會自由主義或者一些作者稱之為的“新自由主義”，融合了古典自由主義和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日益富有影響力的社會主義，既象古典自由主義那樣強調法律和政治權利，又象社會主義那樣擁護社會權利：

　　新自由主義派生于把社會看作由同質的原子化公民的機械集結這一古典解釋──這一解釋并不考慮公民之間在其生活的“出發(fā)點”就已經存在的的自然不平等以及社會差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與此相反，俄羅斯哲學傳統(tǒng)的精神卻把社會理解為完全統(tǒng)一的“整體”，在其中每一個人都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

　　盡管作者們承認俄羅斯自由主義歷史軟弱性的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立場包含著矛盾，即獨立于國家但又依賴于國家，主張個人權利但又主張個人處于社會團結一致的環(huán)境中，但他們依然認為這些矛盾在當代第四次俄羅斯自由主義浪潮中是能夠得到解決的。他們堅決認為，社會自由主義是俄羅斯對古典自由主義傳統(tǒng)唯一作出的貢獻，是能夠成功的；
它的成功依賴于社會政治環(huán)境，甚于依賴內在矛盾的解決。

　　亞歷山大·阿基澤爾(Aleksandr Akhiezer)對俄羅斯自由主義的討論明顯地不同于它對社會自由主義的分析。他的解釋是，自由主義的這一變種決不是自由主義，只能是“被截肢了的自由主義”。它吸收社會經濟權利從而在表面上對自由主義作出了貢獻，但它也犧牲了個人權利，從而有利于非現(xiàn)實的社群幻想：

　　在這樣一個社群中，個人被有效地溶解進一個集體的“我們”，獻身于古典價值，完全服膺于自然經濟的君臨和其使命為“為所有人創(chuàng)造平等”的沙皇的統(tǒng)治。

　　阿基澤爾不象諾維可夫和西澤姆斯卡亞那樣，并不認為基于俄羅斯社會歷史的雜交形式的自由主義能夠解決后共產主義俄國的危機，因為它在解釋它的失敗而不是其社會背景的原則上是矛盾的。然而，他并不倡導在俄羅斯全面采納西方標準的政治和經濟自由主義。他強調保守的或者國家自由主義，認為強大的國家可以循序漸進地引入自由主義的改革，一直到對自由主義政體的法律和社會支持到位為止。

　　六、從理論到實踐：自由主義和后共產主義政治

　　國家自由主義者特別強調把政治和經濟自由主義原則引入到自共產主義統(tǒng)治(到民主政治)的漫長轉軌背景中去。俄羅斯的歷史和一般的國家建設史都說明有效的國家制度是民眾建設性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必要前提。就如西方政治科學家注意到了國家結構軟弱條件下大眾參與的危險性，俄羅斯國家自由主義者也強調后共產主義俄羅斯幼稚的大眾民主化的危險性。不穩(wěn)定、腐敗、不負責任的民粹主義和獨裁只是缺乏制度化國家權力體制、缺乏根據清晰且穩(wěn)定的利益組合得以構造的社會關系的條件下大眾參與危險性的若干方面。

　　同樣，中產階級弱小，獨立的社會和政治組織基礎薄弱，政黨體制不發(fā)達，既有規(guī)范徹底解體，在這樣的后共產主義轉軌條件下，全面應用發(fā)達的西方自由主義，也非審慎之舉。就如阿基澤爾所主張的，以最低限度國家、三權分立、權力分散、不干涉經濟關系領域等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模型的國家建設能夠產生一個自由主義的俄羅斯政體，這一期望從短期來看是誤導的，從長期來看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八十年代末，自由主義者假定從共產主義開始的自由主義的轉軌模式會產生一個俄羅斯市民社會，那就是在法治國家環(huán)境下的社會自我組織和以私有產權和私人企業(yè)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然而，在轉軌條件下，缺乏強大的和制度化的國家結構反而產生了新封建勢力控制地方經濟資源的地方主義，也使得聯(lián)邦國家日益無效且無力治理。在這些條件下的經濟自由化并未導致一個私人企業(yè)家階級，而是導致了在分散化經濟中通過使“稀缺資源壟斷”永久化而摧毀大眾參與的“共產主義成員資本主義”。這些發(fā)展不僅粉碎了為俄羅斯自由主義所提出的對“正�！鄙�活的希望，而且還促進了把自由主義與精英主義、腐化、無效國家以及缺乏擺平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和物質福利問題的能力聯(lián)系起來的歷史趨勢。

　　俄羅斯國家自由主義者認為，公民權利和自由、法律高于政治、市場經濟等不僅服務于精英集團的利益，而且服務于整個國家的法治自由主義基本原則，只有在強大國家的背景下被引入才能塑造后共產主義政體的基礎。強大國家的特征是以總統(tǒng)制共和國，或者其他有行政部門占主導地位的統(tǒng)治形式，它能夠引入改革，避免各派反對力量破壞改革的危險，有提供建設性選擇的能力和政治意志。就如一個著名的俄羅斯社會科學家戈登(Gordon)在《處在十字路口的俄羅斯》一文中在解釋葉利欽所碰到的1993年秋倡導公民反對總統(tǒng)制政權的議會的大規(guī)模反叛時所說，“在一個條件并不具備的社會中實施理想的三權分立原則會引起無政府的爆炸，日益增進的威權主義是俄羅斯為了應付這一爆炸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對國家自由主義者來說，這一威權主義并不是最優(yōu)的，但在舊秩序完全分崩離析的條件下是非常必要的。它需要發(fā)布政令的權力和約束措施來對付可能侵害公民自由的犯罪，也需要限制完全的民主化。這對于原共產主義成員資本家重新提出經濟自由主義原則，并使這些原則為自己利益服務來說尤其重要。后共產主義國家與利用自己在拜占廷式的官僚結構中、警察和治安部門的影響力來填滿自己的腰包、制約市場、壟斷私有化的收益，這一指責并非是空穴來風。為了把這一階級從國家中排除出去，減輕它對經濟市場化的影響，俄羅斯聯(lián)邦政府必須采取一些措施，來執(zhí)行和強化民法法典和刑法法典，征斂稅收，建設一支有效的警察力量。

　　國家自由主義者認識到這一“開明專制”蛻變?yōu)楠毑脤Ｖ频奈ｋU性，但他們認為別無選擇。關注法律程序和社會利益集團在責任議會中的代表性的法治自由主義，在短期里是不可行的，因為社會利益集團缺乏結構化，政黨體制軟弱，導致了議會的不成熟。社會自由主義關于社會平均主義和自治的資源和手段也語焉不詳。它沒有解釋如果沒有父愛主義的國家社會經濟平等主義何以能夠實現(xiàn)，這樣的國家如何能夠與獨立、自治的市民社會共存。國家自由主義者在倡導這一傾向時宣稱獨裁專制的危險能夠避免。他們的解決辦法是建立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國家，它遵守憲法性法律范圍，在維持行政特權的同時努力加強議會代表，遵守一般意義上的包括一旦轉軌危機過去后放棄威權統(tǒng)治方法的社會契約。

　　葉利欽總統(tǒng)制的歷程，除了一些惱人的例外，基本與國家主義策略即強行政條件下引入自由主義政體結構相吻合。人們批評葉利欽操縱1993年秋發(fā)生的議會危機，在只有少數(shù)俄羅斯選民支持的情況下實施行政主導的憲法。然而，國家自由主義者和法治自由主義者都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另一種選擇只會破壞穩(wěn)定，并阻礙引入必要改革的進程。直到1993年底，俄羅斯聯(lián)邦憲法依然由有著300多條與既定法律相沖突的修正案的1978年原蘇維埃俄羅斯憲法構成。這已經導致了一場“法律大戰(zhàn)”，而在俄羅斯成為獨立主權國家之前選任的懷有敵意的議會條件下，這很快導致了象魏瑪共和國和法蘭西第四共和國那樣的徹底的停滯。

　　結果，1993年12月憲法盡管給行政部門尤其是總統(tǒng)職位賦予了超常的權力(第83－93條)，但本質上依然是自由主義導向的。它通過自由選舉和普選確立了人民主權原則(第3條)、公民和社會權利與自由(第17－64條)、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之間的權力平衡(第80－129條)以及聯(lián)邦國家結構(第65－79條)。

　　盡管國家自由主義者并不經常提，與為自由主義原則所約束的強大的行政一樣重要的是這樣一位領袖，他在說服民眾為渡過困難的破壞性的經濟改革時期而奮斗時能夠把負責任地運用占主導地位的行政權力和對政治和經濟自由主義的承諾綜合起來。盡管俄羅斯憲法效法法蘭西共和國，轉軌時實行總統(tǒng)－議會混合結構制，但兩者之間依然存在著重要的區(qū)別，俄羅斯總統(tǒng)在任命權和立法議程方面有非常大的權力。法蘭西直接選任的總統(tǒng)不得不把在議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政黨領導人任命為總理，而俄國直接選任的總統(tǒng)則可以把他認為是適當?shù)娜巳蚊鼮榭偫恚�而不用理會議會的構成。是總統(tǒng)，而不是總理，任命或解職內閣成員，并有效地掌握著整個行政部門的全部人事任命權。有了這一權力，如果行政主導要維持在國家自由主義所設定的范圍之內，而不蛻變?yōu)楠毑脤Ｖ疲�總統(tǒng)就必須在對選民的責任和堅強的領導之間尋求平衡，并且總是運用行政權力來促進自由主義的目標。

　　在俄羅斯社會自由主義者看來，1993年選舉后，選民的基本傾向有利于國家自由主義戰(zhàn)略，因為選民的偏好傾向于集中在市場化和強大國家的制度化問題上，大多數(shù)選民都支持這兩個一定程度上的組合。盡管支持政府的俄羅斯選擇黨表現(xiàn)不佳(該黨在450個議席中勉強贏得了多數(shù))，但葉利欽事實上已經準備在預算、私有化進程和有關1995年12月議會選舉的選舉法等問題上與議會妥協(xié)。當分裂的議會試圖阻止為政府所創(chuàng)議的立法時，來自行政管理部門的代表與議會委員會和一起工作，各派領導人也尋求妥協(xié)。當這一努力失敗時，總統(tǒng)就運用頒布政令權，他這樣做，是因為他認為下院杜馬將會通過為行政部門認可的法律，而當聯(lián)邦議會通過這一法律時，該法律就會替代政令。事實表明，議會中的派別開始加強黨的紀律，在諸如通過年度預算等關鍵性問題上承擔妥協(xié)的責任，議會從自身利益出發(fā)，開始以有組織的派別為基礎組織起來。

　　葉利欽任命的政府與議會一起工作，通過一些法律，執(zhí)行由兩個部分組成的始于1992年的私有化進程，并于1995年12月22日執(zhí)行由兩個部分組成的民法典的第二部分。力圖遵守國際貨幣基金會信用標準的引起爭議的預算案，從1994－1996年期間作為政府和杜馬中各黨派之間妥協(xié)的結果每一年都得到了通過。憲法法院，盡管在1993年秋遭到慘敗之后開始得比較晚，但自1994年開始在政治問題上經常占主導地位。它的法官認為自己的責任是保衛(wèi)受憲法保護的俄羅斯公民的權利。

　　1995年12月議會選舉之后，當投票者給予俄羅斯聯(lián)邦共產黨在杜馬中以多數(shù)席位，從而顯得他們對國家支持的社會保障的興趣甚于市場經濟時，總統(tǒng)和責任議會之間在自由主義改革方面妥協(xié)的基礎就明顯削弱了。選舉舉行時，葉利欽正受到其前自由主義支持者的逐漸激烈的批評�？偨y(tǒng)人權委員會主席和總統(tǒng)顧問班子成員克瓦列夫(Sergei Kovalev)給葉利欽寫了一封抱怨信，發(fā)表在政府的報紙消息報(Izvestia)上，在該信中，他指責總統(tǒng)超越了授予他的行政權力，“重新確立了生硬的、無人性的強大的國家機器，使之凌駕于正義、法律和個人之上”，隨后他于1996年辭去了他的職務。

　　葉利欽沒有能力運用強大的行政權力來促進自由主義目標的實現(xiàn)，無論真實還是想象的，對后共產主義俄羅斯國家對自由主義的追求，都是不祥之兆。葉利欽政府在短短的任職時間里，樹立了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基本支柱。然而，宣稱這些改革已經制度化，已經超越了瓦解的威脅，依然是誤導的。俄羅斯共產黨反對1993年憲法，認為它是“反人民”的，建立了“資產階級專政”，它的強勁表現(xiàn)，將會摧毀在執(zhí)行自由主義改革過程中行政與立法機關妥協(xié)的進程。

　　這就使得政治領導的問題，尤其是俄羅斯聯(lián)邦總統(tǒng)的問題，甚至比俄羅斯自共產主義開始的轉軌是否遵循自由主義路線還重要。1996年6月的總統(tǒng)選舉代表俄羅斯轉軌的另一個戲劇性的轉折點。其危險有雙重：如果葉利欽贏得勝利，他還得努力應付敵對的議會所發(fā)起的攻擊以及危機重重的社會所引發(fā)的困難，以保住總統(tǒng)職位和保護自己，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威權主義則將國家自由主義的策略變?yōu)橛薮赖膲粝搿Ｈ绻�威權主義的、共產主義的或者極端民族主義的領導人擔任了總統(tǒng)職位，那么憲法權力就會給他根本改變完全行政構造、摧毀議會程序、行政命令統(tǒng)治、消除自1992年來逐漸采取的自由主義政策的能力。

　　健康不佳以及政治支持日益侵蝕，這削弱了葉利欽邁向1996年總統(tǒng)選舉的地位，鑒此，有必要以協(xié)調的自由主義改革綱領為后盾來凝聚支持，一個強有力的自由主義候選人對所有自由主義思想家和活動家都應該是明確的。到此為止，俄羅斯自由主義陣營遭到削弱，其主要原因是他們自己在面對來自俄羅斯共產黨和諸如伏拉季米爾·日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之類的蠱惑民心的政客的嚴重反對時沒有彌合內部的分歧，伏拉迪米爾·茲林諾夫斯基曾經把他的極端民族主義的政黨命名為“俄羅斯自由－民主黨”，試圖以此來嘲弄自由主義。如果朝向自由主義政體的微弱的步伐要繼續(xù)前進的話，俄羅斯自由主義領導人們必須彌合他們在戰(zhàn)略、組織和黨的領導職位上的分歧，以單個總統(tǒng)候選人為基礎團結他們的力量。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陣營的不團結就如自由主義經濟和政治活動家之間的不團結一樣削弱自由主義。對自由主義者來說，制定可運作的后共產主義俄羅斯改革戰(zhàn)略，重視轉軌時期的特殊問題，給自由主義以與其在自由主義短暫的復興后重新出現(xiàn)的所有反對派戰(zhàn)斗的機會�！胺磳Ω母锏倪_摩克里斯之劍依然懸掛在國家的上空”，為統(tǒng)一的自由主義陣營所支持的強總統(tǒng)領導的國家自由主義戰(zhàn)略，可能是保證它不再把憤怒發(fā)泄在俄羅斯身上的唯一希望。

　　原載《公共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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