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旦前夕，能夠同全國民政系統的同志們一起辭舊迎新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學了李部長的報告，聽了大家的發(fā)言，作為一名社會學教師，我深感這次參加民政工作會議是一次專業(yè)上的進修。我很樂意到民政大學做了兩天的本科生。不僅如此，參加民政工作會議也是上了一堂生動的政治課。我很欽佩你們提出“以民為本，為民解困”的宗旨。在“以民為本，為民解困”的崇高宗旨指導下，各級民政部門為了替人民群眾排憂解難，不辭辛勞，赴湯蹈火，做了艱苦卓絕的努力，辦了數不完的好事。哪里有困難，民政人就出現在那里。民政部是愛民部，是解困部，是名副其實的以“民”字當頭的政府機構。“金杯銀杯不如群眾口碑，這個獎那個獎不如百姓夸獎�！蔽襾碜曰鶎�，深知民政部門的口碑是最好的，不論是有識之士，還是不識字的黎民百姓都對民政翹大拇指，因為“民”字在民政系統深深地扎下了根，因為“民”字在民政系統是大寫的。

　　當民政大學的學生是要交考卷的。下面我想談一談自己聽了大家發(fā)言以后，對“和諧社會”的粗淺認識，作為學術報告，供在座諸位考評，打分。

　　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命題�！昂椭C社會”的提出，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認識的新發(fā)展。它表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布局已經由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三位一體，提升為包括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內的四位一體。這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認識上的一大飛躍。

　　一、“和諧社會”提出的意義

　　《左傳·襄》寫道“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鼻О倌陙恚�中國人一直在追求政治和諧、社會和諧。20世紀80年代，國家的國民經濟計劃改稱為“經濟社會發(fā)展計劃”。2002年中國共產黨發(fā)出“社會更加和諧”的號召，2003年又提出協調經濟與社會的關系。如今倡導的“和諧社會”，其中的“和諧”二字不只是指社會的一種狀態(tài)，更重要的是：提示人們從和諧這一角度對社會進行分類。因此，“和諧社會”一問世，便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英國外交部的一本刊物《北京共識》立即贊譽“中國的決策者正在尋求‘和諧’”。生活在 “和諧社會”的人最能體會“和諧社會”的幸福；
經歷過社會沖突的人更懂得“和諧社會”的可貴。

　　中國人比較熟悉“小康社會”，應當看到“和諧社會”與“小康社會”是一鳥兩翅的關系。“小康社會”本來就應當是和諧社會。由于一直被認為主要是指經濟上的目標，因此，“和諧社會”就變成了主要是指除了經濟以外的社會目標。經濟與社會是互為前提的。我們都喜歡講“手中有糧，心中不慌”，這是完全正確的。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面。請看世界上有多少“手中有糧”的人心中仍然很慌�。∵@個簡單的事實告訴我們：如果經濟與社會之間不協調，一條腿長、一條腿短是不行的。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用現代人的經濟眼光看，落后得很吶！為什么流傳古千？還不是因為歷朝歷代的人都羨慕那既穩(wěn)定而又“怡然自樂”的和諧嗎？社會是經濟的環(huán)境，社會是經濟的導向，社會是經濟的動力。環(huán)境有好壞，導向有正誤，動力有大小，只有和諧社會才是好環(huán)境，才是正導向，才是真實的動力，持久的動力。

　　中國人喜歡講“社會穩(wěn)定”，應當看到“和諧社會”與社會穩(wěn)定是前后相繼的關系。社會不穩(wěn)定談不上和諧。在實現了社會穩(wěn)定以后，緊接著就應當向“和諧社會”邁進�！昂椭C社會”是“社會穩(wěn)定”的更高階段。穩(wěn)定是有多種類型的。死水一潭，固然穩(wěn)定得連一點漣漪都沒有，可那畢竟是死水，容易腐臭。高壓下的穩(wěn)定是表面的、短暫的，不是真正的穩(wěn)定；
和諧的穩(wěn)定是內在的、持續(xù)的，是真正的穩(wěn)定。和諧也有多種。靜態(tài)的和諧固然可貴，動態(tài)的和諧更加難得。從古希臘到黑格爾都闡述過“對立的東西產生和諧，而不是相同的東西產生和諧�！盵1]（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和諧不是原地臥倒，不是故步自封。動態(tài)的和諧才是美，才是藝術。動態(tài)的和諧使人心情舒暢，能調動全社會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昂椭C”與“穩(wěn)定”，一動一靜，動、靜結合，動、靜相間，社會波浪式發(fā)展，螺旋式上升。

　　中國人已告別“斗爭哲學”多年。那么，應當取“斗爭哲學”而代之的是什么？今天明確了，是“和諧”哲學�！昂椭C社會”是“和諧哲學”的體現。事物之間有矛盾，也必然有斗爭，可斗爭是第二位的。斗爭，不是為斗爭而斗爭。斗爭是為了實現和諧社會和比較和諧的社會。尤其是在兩大對立階級基本消失以后，各階層的價值取向大同小異，完全可以做到“和而不同”。各種利益集團互惠、互利、互補、互動，更應當以“和諧哲學”為指導。“和諧社會”是“和諧哲學”的一種體現。

　　那么，怎樣一種社會才是“和諧社會”呢？“和諧社會”應當包括哪些內容呢？

　　二、“和諧社會”的內涵

　　“和諧社會”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四方面：

　�。�1）“和諧社會”是社會資源兼容共生的社會。民族、宗教、黨派、階層是國家重要的社會資源。這些社會資源之間固然有這樣那樣的差異，但是它們都是共存、共生于一個社會之中。它們各有各的生命力。從歷史上看，什么時候多教并存，什么時候社會和諧；
什么時候多黨合作，什么時候社會和諧。“治國之道，必先富民”，“ 富民”不是富少數人。和諧社會應當給各類人謀取一定的物質利益，提供生存與發(fā)展的條件，從而把各類社會資源聯合起來，形成合力。合力是吸引力與排斥力的平衡方程。和諧社會應當是各類社會資源互相促進而又互相制衡的經緯交織的公民社會。

　�。�2）“和諧社會”是社會結構合理的社會。所謂“合理”，是說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也就是子系統之間有一個比較勻稱、比較均衡、比較穩(wěn)定的關系。這些子系統通常指的是人口結構、階級結構、民族結構、職業(yè)結構、地區(qū)結構、家庭結構。社會結構是社會的框架。社會結構合理是社會和諧的前提。社會結構不合理，必然會把社會距離和社會矛盾拉大，與此相應地是社會張力也大。社會張力一大，社會沖突一觸即發(fā)；
反之，社會結構合理，社會距離適當，社會矛盾也會比較小，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社會管理、社會整合、社會控制的難度比較小，成本比較低，和諧社會容易建成。

　�。�3）“和諧社會” 是行為規(guī)范的社會。中國有句話，叫做“不以規(guī)矩無以成方園”。社會的規(guī)矩是社會行為的準則。人生在世，無不需要制衡�！坝袟l”則“不紊”。有軌才會減少越軌。磁懸浮也不是懸在天上的，那里有能夠讓列車浮起來的軌道。天上的飛機，海里的船，都有航道。有了交通規(guī)則，故意闖紅燈的人便會大幅度減少。大家都按規(guī)矩辦事，社會就會井然有序。規(guī)范的內容很廣泛，風俗、道德、法律、紀律、宗教都屬于社會規(guī)范。社會規(guī)范分成文與不成文兩大類：法令、條例、規(guī)章、紀律以及一部分道德，為成文的；
風俗習慣以及一部分道德為不成文的。法是?娭菩裕?溆械?裕?芴逕鮮歉招�。蒂嚍V?妓淙灰卜植憒危??親芴逕鮮歉卟憒蔚模?確?傷?幾摺Ｒ桓鋈酥蛔齙絞胤ㄊ塹輩渙訟冉?�。成文的�?娭菩緣墓娣豆倘揮行В?懷晌牡摹⒎?娭菩緣模?堪?嶗垂娣兜模?苣諢?叫牧檣畬Γ??哂諧ばУ墓δ�。荚~故淺?勻唬??思淶淖誚蹋?簿哂性際?饔茫?兄?讜鑾咳說淖鑰匭浴Ｉ緇峁娣妒巧緇崢刂頻姆闌鵯劍?巧緇岱⒄溝鬧С諾�。删l嵩誶敖??緇峁娣痘岣?�。�?潞蟮納緇峁娣兌廊皇峭貧??邇敖?耐平?鰲?r

　�。�4）“和諧社會”是社會運籌得當的社會。所謂“社會運籌”，就是書本上常用的“社會整合”。意思是說在調節(jié)社會中不同群體的利益時，運掉自如，運籌決勝。手段不僅多樣，而且高明、靈活，互相銜接，互相配合，互相依存，相得益彰，而不是互相抵消，彼此扯皮。有了合理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規(guī)范，如果沒有高明的社會運籌，社會仍然難以和諧，說不定會浪費社會資源，甚至于會糟蹋了合理的社會結構，把本來合理的社會結構變得不合理。社會結構是人搭起的架子，社會規(guī)范也是人制訂的，一句話都是人運籌起來的。運籌得當，兼顧各方，兼容并包，各得其所，皆大歡喜；
運籌得當，方能用盡可能低的社會成本，最大限度地發(fā)揮社會資源的作用。

　　三、“和諧社會”的相關理論

　　建立多元兼容、活動有序、彼此和諧的社會，既是實踐的需要，也是理論的呼喚。

　　在中國思想史上，在儒家、道家的言論中，早有和諧思想的萌芽。孔子認為“君子和而不同”。孟子的“天人合一”，不管其出發(fā)點怎么樣，他主張“合”則是真實的。在西方思想史上，畢達哥拉斯所說的“整個天是一個和諧”，可能是最早提倡的和諧。在文藝復興以后，笛卡爾、萊布尼茨、黑格爾等人都把和諧視為重要的哲學范疇。萊布尼茨認為“宇宙是一個由數學和邏輯原則所統率的諧和的整體”。[2]（[美] 梯利著《西方哲學史》，葛力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而真正把“和諧社會”提到理論高度的是馬克思。馬克思在他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及他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共產黨宣言》等書中，一再“提倡社會和諧”。

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馬克思說：“正像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一樣，社會也是由人生產的。”[3]（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他認為，人是社會的人，社會是人的社會。換句話說：人應當融入社會，社會應當融入人，這才是高度和諧。

　　與馬克思同時，主要是在馬克思之后，有些社會學家或直接或間接、或系統或零星地描述、闡述過和諧社會。今天再回過頭來重溫一下這些觀點，很容易明白：它們都是對和諧社會理論的支撐。

　　這些理論主要有三：

　�。�1）社會均衡論（theory of social equilibrium）。這種理論認為社會生活的現象和結構雖然處在運動之中，但其結構具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這種穩(wěn)定性形成社會中的一種特定現象，從而使社會體系得以均衡發(fā)展。這種理論認為社會是一個自我平衡的系統。在社會系統內部有一套維系、保持、調適和修復社會均衡狀態(tài)的整合機制。一旦社會系統的某些部分遭到外部或外部力量的破壞而產生失調時，其它部分會自動予以調節(jié)并糾正失調，從而使社會系統重新回到均衡狀態(tài)。他們認為：平衡是社會的常態(tài)，而變遷是暫時的，變遷最終是為了實現平衡。后來的“社會均衡論”者又把均衡分為穩(wěn)定的均衡和不穩(wěn)定的均衡兩大基本類型。

　　使用“社會均衡”這一概念最系統的是美國社會學家T.帕森斯[4]①（見T.帕森斯著《社會理論》（Theories of Society），1961年，第1卷第2章），影響最大的是V.帕累托。他們在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出版了好幾部論證社會均衡論的著作。其實，在他們之前，英國社會學家H.斯賓塞[5] [③（《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1892年，第22章）在他的著作中早就閃灼著均衡論的思想光輝�？椎略趧�(chuàng)立社會學之初對“和諧”就有過詳盡的闡述。在《實證哲學教程》第二卷第四章“社會組織”一節(jié)中，他寫道：“在社會體系的整體和部分之間，總是存在著一種自發(fā)的和諧，社會體系的各個部分或早或遲都不可避免地要集合在一種完全符合其特性的模式中。顯而易見，不僅政治制度和社會習俗之間，社會習俗和觀念之間總是存在著相互間的聯系；
而且，進一步說，這一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從性質上說，也總是和人類整體發(fā)展的相應狀態(tài)相聯系的……”。[6]④孔德這種對社會系統的秩序或和諧的描述，影響了一批后來者，為以后在社會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功能主義的產生作了鋪墊。

　�。�2）協和社會論（concord society）。這種理論認為，社會應當是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合作、協調行動的社會。由美國人類學家R.本尼迪克特在1941年講演時首次提出，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A.馬斯洛作了進一步闡述。他們把各種社會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把社會成員之間“協和”的程度作為區(qū)別不同社會的尺度，他們提出了“高協和”社會和“低協和”社會的概念。所謂“高協和”社會，是指人們和睦相處，合作共事，財富的分配大體上是平均的。在“低協和”社會里，人們動輒爭斗，彼此仇恨，取得財富的手段是壓倒別人，在財富的分配上往往是兩極分化。

　　其實，上面提到的帕森斯在闡述其均衡論思想的時候，也有著“協和社會論”思想的表達。在他看來，社會就像是一個由不同零件組成的機器，在機器運作的時候，各個部件之間發(fā)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也正是他們各自不同的運作才能使機器正常的運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社會也是一樣，各部門、各組織在社會中都承擔著一定的功能，只有他們的協作、分工，社會才能正常地運轉下去。

　　（3）社會系統論（society sysicm）。這種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復雜的大系統，相互交叉，彼此滲透，形成錯綜復雜的網絡。他們認為，最基本的系統是“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上層建筑”。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V．貝塔朗菲和巴克萊又把個人或群體為了達到既定的目標，不斷調節(jié)、校正自已行為的過程，稱作“社會系統的反饋過程”。

　　如果說，社會均衡論突出了社會的內穩(wěn)機制，協和社會論說明了社會的協作規(guī)范，那么，社會系統論則彌補了它們對結構的彈性及結構的變遷的關涉不足的缺陷。突出了社會在均衡與協作中的“變遷”與“發(fā)展”。正如巴克萊所指出的：“以直接或間接的因果關系網而相連的各元素的復合體，這些元素間的聯系在一段時間內多少是穩(wěn)定的�！�…任何時候確立的多少是穩(wěn)定的元素之間相互關系的特殊類型，構成了此刻系統的特殊結構，于是形成了有某種程度連續(xù)性和邊界的‘整體’。而且，即便是系統作為某一時刻形成的具有某種程度穩(wěn)定性和邊界的整體，它還在持續(xù)進行著跨越邊界與環(huán)境進行交換的過程�！盵7]（謝立中：《西方社會學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411頁.）也就說，他把社會看成是一個過程系統，系統是由各個組成部分組成，各個部分之間不僅存在著均衡和協作，系統本身還存在和環(huán)境的交換，即系統嵌入于更大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中。這一環(huán)境在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中被時空所定位。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一方面，系統嵌入于不同的空間，各個組成部分就必須服從不同的習俗規(guī)范，或者說，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均衡與協作的完成邏輯也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空間所賦予系統各部分協作邏輯也并非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于是乎，系統就是在這樣的“時空”定位中不斷地保持其均衡和協作，從這一過程的運動軌跡來看，它體現著社會的向前發(fā)展。因此，他們認為：穩(wěn)定、協作和發(fā)展構成了“和諧社會”的三部曲。

　　上述三種現代社會學的學說可以認為是“和諧社會”理論“鼎立”之“三足”。除此之外，也還有些與“和諧社會”相關的理論。這些理論都可以認為是“和諧社會”理論的先聲。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所有這些“先聲”無不有先天不足之處：第一，他們雖也看到有社會沖突存在，但是對社會沖突的?姸群土葉裙蘭撇蛔悖?隕緇岢逋壞牡畝?匭勻鮮恫蛔悖??揮薪睬宄?緇岢逋揮肷緇岷托車墓叵�。翟�???嵌隕緇岬淖暈業(yè)鶻誑吹霉?詡虻�。虽冗�楦?岬偈巧緇岬淖暈業(yè)鶻冢??牽?飧齬?淌歉叢擁�、图冟的�?且?凍齔林卮?鄣摹５諶???匾?氖牽??嗆雎粵嗽謖飧齙鶻詮?討幸?浞址⒒尤說淖饔謾Ｈ思仁巧緇岬囊桓齜腫櫻??比艘彩巧緇岬畝粵⒚�。人固然不能不室暒删l幔??僑四芄荒芏?馗腦焐緇幔?ㄉ梟緇�。碟X諞埠茫??弦埠茫?際且?咳死叢順锏�。嚷枂芡谐删l岬鬧髁Γ?擻肷緇岬畝粵⑼騁皇墻ㄉ韜托成緇岬畝?ΑＲ虼耍?魑?托成緇嶗礪巰壬?睦礪郟?硬??哪且惶炱鵓褪艿窖?踅緄吶?饋１熱縉さ倮錟貳に髀藿穡≒itirim sorokin）在他所撰寫的《社會動力學與文化動力學》[8]⑤（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1941年，第660-693 頁）中就提出了尖銳批評，隨后又有更多的人提出質疑。先聲奪人”又“失人”。不過，還應當看到對上述三論的批判，促進了理論的完善，激發(fā)了理論的提升。不久，就有人[9]⑥ （大衛(wèi)·伊斯頓（David Easton）：《社會研究中均衡模式的范圍》，載《行為科學》第1卷，1956年4月）把均衡分為穩(wěn)定的均衡和不穩(wěn)定的均衡，又把穩(wěn)定的均衡分為動態(tài)均衡和靜態(tài)均衡，從而增強了均衡論的說服力。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的和諧是變革中的和諧，發(fā)展中的和諧，是社會流動、社會變遷中的社會和諧。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和諧社會是對以往各種相關理論的揚棄，是對以往各種相關理論的突破，是對以往各種相關理論的完善。

　�。ㄋ模�實踐在呼喚“和諧社會”

　　強調和諧，自然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有不和諧的問題存在。

　　（1）城鄉(xiāng)之間不和諧。中國社會最大的不和諧，是社會結構存在兩種獨立的體系，一個是由市民組成的城市社會，另一個則是由農民構成的農村生活，而判斷處于哪種結構的依據在于持有戶口的類別。這種二元社會結構以二元戶籍制度為核心，包括二元就業(yè)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業(yè)投入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制度體系。這是由身份壁壘、不平等交換、城市化滯后乃至包括戶口、糧食供應、住宅等“14種制度”組成的不平等現象。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國家就頒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在戶口遷移制度、糧油供應制度、勞動用工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分割開來。這使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在就業(yè)方面和糧油供應方面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更為嚴格的還是戶籍制度方面的管理。這一制度嚴格地限制著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

　　自改革以來，國家政策上允許農民工進城，從事建筑、商業(yè)及其他服務型事業(yè)，并允許城市中的某些國營企業(yè)從農民中招收部分臨時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業(yè)和個體戶從農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這一政策推動下，農村人口可以說獲得了一個較為自由的活動空間。W?配第和李斯特將這一現象稱為“推拉現象”。也就是說，農業(yè)耕地的有限性與人口壓力是迫使勞動力向非農產業(yè)轉移的推力，而工、農之間的收入差異則成為勞動力非農化的拉力。在這樣一個雙力的作用下，農民紛紛涌進城市謀取生存，從而形成了我們國家這一時期的一個特殊現象：民工潮。

　　民工潮是否加速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消失呢？沒有！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在改革之初城鄉(xiāng)差距迅速縮小，也就是說，一度趨向和諧�？墒�，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農民收入每況愈下，每下愈況。1996年農村人均收入增長率為9%，1997年增幅為4.6%，1998年增幅為4.2%，1999年增幅為3.8%，2000年增幅跌到了2.1%，從2001年起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于是2001增幅提高到4.2%，2002年為4.8%，2003年為4.3%。一方面是農民人均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農民的人均負擔加重，這簡直是：雪上加霜。其結果是把城鄉(xiāng)差距拉大。城鄉(xiāng)收入之比，1978為2.47:1，1984為1.7:1，到1994為2.6:1，到了1997擴大為2.74:1，2003年擴大到3.2:1。這是統計數字，如果再考慮城市享有國家補貼、城市全是現金、農村多為實物等等因素，城鄉(xiāng)收入實際上相差5—6倍。這樣大的倍數是相當驚人的，也是十分可怕的。據國際勞工組織36個國家的統計資料，絕大多數國家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均小于1.6倍。中國如此之大的城鄉(xiāng)差距是社會的振盪器。

　　不僅如此，我國社會現階段既存在一種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又存在城市二元結構并存的尷尬境地。一方面，戶籍制度并沒有取消，它仍然制約著市民和農民從出生到死亡的逐個生活境遇；
另一方面，雖然國家在政策上為農民提供了非農化的路徑，但是，農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與市民等同的機會。他們的就業(yè)，除了受自身人力資本的限制之外，還要受社會資本的限制。因為，長期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使農民和市民一直處于對立的位置上，突出地表現為市民對農民的歧視，以及農民對市民的厭惡。而這種歸屬的不一致在某種程度上又導致農民很難在城市中將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納入市民的關系網絡中去，很難在城市中積累自身的社會資本，因此也就更加無法利用社會資本來尋求更好的工作了。于是乎，他們只能利用他們在家鄉(xiāng)長期建構起來的社會資本——同鄉(xiāng)關系、親緣關系，在城市中求生存。這樣，一方面，我國社會仍然存在顯在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另一方面，還存在一種潛在的城市二元結構，它由市民的關系網絡構成的空間和農民的關系網絡構成的空間這兩部分構成。這種潛在結構的存在就是階層關系的分布問題。這種不合理的分布，從根本上影響著階層間的協調和社會結構的和諧發(fā)展。

　�。�2）區(qū)域之間不和諧。近年來，中國的東中西部之間的差距也是越拉越大。這表現在：⑴經濟總量的差距越拉越大。從1980年到2003年，東部地區(qū)在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從50%上升到59%。與此同時，中西部則相應下降。⑵人均GDP的差距越拉越大。1980年東部地區(qū)比全國平均數高34%，2002年高53%；
同期，中部地區(qū)從相當于全國平均數的88%下降為75%，西部地區(qū)從相當于全國平均數的70%下降為59%。⑶人均GDP的相對差距也是越拉越大。1980—2003年，西部與東部之比由1：1.92擴大為1:2.59，中部與東部之比由1：1.53擴大為1:2.03，西部與中部之比由1：1.25擴大為1:1.27。我們在到處談論全球化，難道一國之內還不能“化”起來嗎？省與省之間未“化”，哪里談得上全球化呢？在歐洲有不少國家連那些作為政權象征的貨幣都沒有了，都統一了，難道我們還能再擴大地區(qū)間的差距嗎？

　　（3）經濟與社會之間不和諧。這里有四個“小的相對不和諧”。

⑴經濟增長與社會事業(yè)不和諧。我國的科教文衛(wèi)體、安全還相當落后。比如教育經費只相當于GDP的百分之二點幾，比印度、土耳其還低，僅為菲律賓的一半，不抵美國的二分之一。文盲在增多。失學率提高。美國的文化產業(yè)的產值達9000億美元。我國文化產業(yè)的產值僅有120多億美元，不及人家的一個小零頭。在衛(wèi)生方面，我國的衛(wèi)生醫(yī)療體系，在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191個成員國中，排在144名，比印尼和孟加拉國還落后。人均的衛(wèi)生經費，我國只相當于非洲最窮的國家的一半。過去，90%以上的農民享受合作醫(yī)療，這幾年是倒過來，90%以上的農民沒有享受合作醫(yī)療。農民最怕的是生病，一病就窮，十個人生病十家窮。⑵ 經濟增長與分配相對不和諧。財富增長一定要與社會分配的公平相協調。這是社會穩(wěn)定的基本要求，這是社會和諧的起碼條件。社會分配合理到什么程度，社會就和諧到什么程度。二者是有線性關系的。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衡量貧富差距用基尼系數，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1988年的基尼系數為0.341，1990年為0.343，1990年為0.343，1995年為0.389，1999年為0.394，2000年為0.417。韓國經濟起飛的1965年為0.34，1970年為0.33。日本1999年為0.332，發(fā)達國家1990年的平均數為0.338。我國不僅高于平均數，而且已經為瑞典的2倍了。還有一個歐希瑪指數測量法，也稱五等分測量法。這就是把人口分為五等，五分之一最窮的，五分之一次窮的，五分之一中等的，五分之一次富的，五分之一最富的。按這五等人的收入占全國總收入的比例來看貧富差距。我國最窮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國收入的4.27%，次窮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國收入的9.12%，中等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國收入的14.35%，次富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國收入的21.13%，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國收入的50.13%。我們都知道美國貧富差別很大，美國人也在指責美國的貧富差別太大。美國是多少呢？美國1990年，最窮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國收入的4.6%，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國收入的44.3%。[10]⑦（參加王偉光著：《科學發(fā)展觀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4年7月版）顯而易見，從這個角度看，我國的貧富差距居然比美國還大。鄧小平說：“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盵11]⑧（《鄧小平年譜》2004年版，第1364頁）道理就在這里。⑶經濟增長與就業(yè)狀況不和諧。按理說，經濟增長必然會拉動就業(yè)率。活是人干出來的嘛！ 13年來中國的GDP以年均9.3%的幅度增長。奇怪的是，這么高的GDP增幅不僅沒拉動就業(yè)率，反而把失業(yè)率拉動了起來。國家統計局統計的登記失業(yè)率是4.3%。國家民政部《2001年白皮書》公布的失業(yè)率是10%。此外，農村還有2億人口是富余勞動力。這是一個天文數字�。、冉洕�增長與人的發(fā)展不和諧。人是世界上最寶貴的因素。人的心理、生理、道德、文化都應該全面發(fā)展�？墒�，我們在很多地方是“認錢不認人”，“見物不見人”，“‘寵物’不寵人”�，F在，我們的精神病發(fā)率還很高。衛(wèi)生部1998年發(fā)表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有5％的人患上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和精神障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每1,000人當中便有13個精神病人。每年自殺的人數在28萬以上，高于世界的平均數。每年在安全事故中喪生的達十幾萬人。我們的犯罪率居高不小。大案、要案、惡性案件時有發(fā)生。2003年查處的貪污受賄案18515件，其中標的額在千萬元以上的有123件。查處貪污受賄的法官794人。2004年上半年，全國公安機關共受理治安案件292.3萬起，同比上升1.6%。死刑犯數量也不低。還有，連幼兒的意外死亡率都高于許多國家。在把孩子當“小太陽”、“小皇帝”的今天，幼兒意外死亡率怎么會高的呢？發(fā)人深思！“以人為本”包括以后人為本。關心人，還包括會從全方位關心人。

　　解決問題是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出發(fā)點。不和諧呼喚和諧。不和諧恰是我們走向和諧社會的起跳板。重要的是：轉變觀念。

　　五、在建設和諧社會中幾種值得討論的觀念

　�。ㄒ唬┲袊�的階層分布是不是啞鈴形？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社會少不了分層。階層是執(zhí)政黨的第一政治資源。階層協調是社會和諧的軸心。階層之間的矛盾在卓越的執(zhí)政黨面前，是考驗執(zhí)政能力、檢驗執(zhí)政理念、優(yōu)化執(zhí)政方式的難得機遇，也是可貴的執(zhí)政資源。一般說來，社會階層結構的分布以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為佳�？晌覀兊那闆r怎么樣？有人說，“中國現階段的中間階層的規(guī)模大約只占就業(yè)人口的15%”，是不是太小了？這是不是同早幾年大批中產階級有關？越批判，中間階層越小。啞鈴形的社會結構難以和諧，難以穩(wěn)定。

　　二、中國有沒有弱勢群體？弱勢群體的狀況是檢驗文明的試金石。一兩年前，中國報刊上沒有出現過“弱勢群體”這個術語�？墒牵瑩�中國人民大學社會研究報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會》的計算，如果將城鄉(xiāng)貧困人口、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失業(yè)和下崗職工、殘疾人、災難中的求助者、農民工等各類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口加總，再扣除彼此重疊的部分，中國的弱勢群體大約有1.4—1.8億人。世界銀行認為不止1.8億。這只是從經濟上看的，還有“看病難、上學難、打官司難”的人，他們算不算弱勢群體？是不是存在越不承認有弱勢群體，弱勢群體越大的問題？

　　三、中國有沒有“兩極分化”？這又是一大難題�！皟蓸O分化”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1993年9月16日說：“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薄吧俨糠秩双@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fā)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雹幔ā多囆∑侥曜V》2004年版，第1364頁）對這句話如何理解？這話已經說了十多年了。這十多年在向哪個方向變化？這也許不是社會學的“古德巴赫猜想”。

　　四、造成中國貧富懸殊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說：原因比結果更值得注意。造成中國貧富懸殊的原因自然不是單一的。從貧富差距時而縮小、時而擴大的歷程來看，有一點似乎是不可否認的，那就是：有些貧困主要是舊體制造成的，是體制性貧困。“解鈴還是系鈴人�！笨s小貧富懸殊無疑要從體制上和政策上下手。運用經濟杠桿是第一位的。加大扶貧力度誠然重要，可是，提高點所得稅，增加點利息稅，擴征點遺產稅，比什么力度都大。抽肥補瘦，再翻一番的撥款也拿得出。說不定有了合理的經濟政策，只用今天扶貧款的幾分之一就能“補”好“瘦”了�，F在既有窮人不會做窮人的問題存在，也有富人不會當富人的問題存在，不過，不能各打五十大板，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富人不會當富人。中國富人募捐的資金之少，同西方不成比例，可謂“為富不‘捐’”。應該讓富人懂得：抽肥補瘦是發(fā)達國家、發(fā)展中國家普遍的做法。要讓富人懂得：縮小差距以后仍然有差距，富人依然是富人。要讓富人明白：這樣做也是富人自身存在和發(fā)展的需要。

　　五、 “經濟高速度發(fā)展的黃金期”一定是“社會問題的凸發(fā)期”嗎？在人均GDP從一千美元向三千美元的過渡時期，通常被認為是社會矛盾的高發(fā)期。實際上是三種情況：第一確實引出大量社會問題，即所謂“拉美現象”；
第二是沒有引發(fā)出像拉美那么多的社會問題；
第三是引發(fā)出不少社會問題，但很快得到緩解。既然是三種情況就不能以偏概全。既然是三種情況就足以供后發(fā)國家趨利避害，跳出怪圈。經濟與社會固然是互為前提，可是，經濟高速度同社會矛盾的高發(fā)期并沒有必然聯系，社會矛盾的高發(fā)期只同超常的高速度有聯系。社會矛盾的高發(fā)期是忽視社會發(fā)展的片面發(fā)展觀的產物。堅持科學發(fā)展觀就能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

　　六、誰是21世紀中國最可愛的人？應當理直氣壯地回答：志愿者！我們批判了只講“義”不講“利”的精神萬能論，如今又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到處是“見利忘義”的錢能通神論。社會工作是靠人去做的。中國要推動社會工作，需要千百萬志愿者。志愿者是民族魂。因此，我們要從制度上、輿論上高揚志愿者。是不是可以規(guī)定：年輕力壯的人如果不做志愿者就不許入團入黨。不能動不動就用“共產黨員也是人”來搪塞。共產黨員是人，但她是先進分子，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特殊材料”特殊重要。這特殊就特殊在“奉獻”二字上�！胺瞰I”是執(zhí)政的首要素質�！胺瞰I”是共產黨人的第一形象。

　　七、選舉與文化是什么關系？輿論上時不時地鼓吹“選舉不等于民主”，骨子里是認為選舉可有可無。殊不知選舉是民主的基石。中國選舉的進程趕不上GDP增幅。有人埋怨選民對選舉冷漠，也不問一問為什么冷漠。說什么“沒文化不能選”。不對！決定選舉的主要是利益，而不是文化。文化會影響選舉的水平，文化不能決定要不要選舉。選舉權是公民社會中的公民權，是制衡權。選舉權是牽動木偶的絲線。斷了線，木偶就手足無措。不管怎么說，今天處于“草根”地位的村委、居委正在擴大選舉的覆蓋面，意義深遠。沒有民主就沒有和諧。沒有公民社會就沒有和諧。只是不知這草根民主如何長成參天大樹？

　　八、中國的社會組織知多少？ 人是社會化動物。尤其是現代人，無論是生理上還是智力上，都很難以個人的形式來滿足需要，只能以群體的形式來增強滿足人們多種多樣需要的能力和可能。因此，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把追求特定目標的人群，按一定的社會規(guī)范聯合起來的社會群體不斷涌現。社會組織是社會的血脈。幾百年來，這類社會組織的范圍不斷擴大，數量不斷增多，組織形式由初級走向高級�，F在世界上，社會組織發(fā)達的國家按人口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個社會組織。擁有社會組織的多寡早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社會化程度的重要標志。參與社會組織的多寡也已成為衡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的尺度。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就是發(fā)揮社團作用的主義。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從制度上發(fā)揮社團作用的制度。由社團來管理社會的社會才是社會主義社會。否則，馬克思何必在他的“主義”前冠以“社會”二字！中國的社團縱向比，突飛猛進；
橫向比，發(fā)育得還很不夠。千人擁有社團的數量只抵法國的九十分之一。當務之急是首先要克服“社團恐懼癥”。比如農會，共產黨是靠農會起家的。在“左”得出奇后20世紀60年代，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個類似農會的“貧下中農協會”。可是，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免提”了。

　　九、我們的管理的重心應當向哪里傾斜？現代化事業(yè)是三分建設，七分管理。政府的職能不論有多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都應當是最主要的。管理不是指手劃腳。要搞好社會管理，必須制定盡可能完整的社會指標體系、人文指標體系。指標是領導的指揮棒。指標是考評的依據。指標是辦事的分寸。指標體系不完整必然會亂提口號，瞎訂目標，諸如動不動就吹什么“世界一流”，等等，這無不是因為不懂得“世界一流”有什么指標要求的緣故。我們在工作中不僅要關注經濟指標，而且要關注社會指標、人文指標、資源指標和環(huán)境指標。當然啰，指標，一要切合中國實際，二要與國際接軌。人文指標，是要在崇高的人文精神指導下，在豐富的人文知識和廣泛實踐的基礎上，經過反復討論后，訂出來。指標應該賦予社會工作以更高的權數。

　　十、社會事業(yè)的投資知多少？社會管理不能少了硬件。中國社會事業(yè)的投資有增加。不過，應該問一問：與GDP同步增長了沒有？公共財政的相對數增長了沒有？如果沒有，那種所謂增長算不算增長？科教文衛(wèi)體、安全、環(huán)境等的投資要確保占總投資的30%以上,這是中國政府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作了承諾的。東部沿海要達到50%以上,這是許多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的國家的通常比例。資金從哪里來？只要把那些建立在犧牲社會事業(yè)基礎上的、破壞社會和諧的經濟超常高速度降下來，把只能起到GDP統計效應的低水平重復建設壓縮一下，發(fā)展社會事業(yè)的資金就會源源而?懟?r

　　十一、怎樣看福利國家的福利？現在流傳一種說法：“福利國家已感到力不從心了，已意識到養(yǎng)懶漢了�！睕]錯！是有這種情況，有些福利國家確實正在減少福利�？墒�，減少得微乎其微。他們依然是高福利，他們依然認為養(yǎng)一個懶漢比多一百個窮人更值得。他們依然以高福利而自豪。不僅福利國家自己以高福利而自豪，而且各國都認同他們。歷年來聯合國評選適宜人類生存的國家，都出在福利國家。2004年評出的挪威，那里天氣寒冷，陽光稀缺，有什么適宜之處？還不是因為他們福利高嘛！社會福利是資產階級從穩(wěn)定剝削對象的動機出發(fā)而給工人階級帶來的好處。那么，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更應當給自己的社會主體帶來更多的福利才是。“利為民所謀”，就是為人民謀福利。由民政部支配的社會福利總量可能遠沒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多，可能遠沒有吃皇糧的人公款吃喝的開支大，可能遠沒有法院查處的罪犯的標的額高，發(fā)人深思！

　　十二、制定社會政策主要聽誰的？政策是政府決定之策。請問：政府應當聽誰的。社會政策、公共政策都是面向大眾的。面向大眾的政策最主要的是聽大眾的。公眾參與，一要真，二要廣，三要早。在決策之前就要聽公眾的，在動議提出的第一天就要聽公眾的。征求公眾意見不是去為長官意志尋找注釋，而是為了挖掘真理的富礦。即使你認為正確的，如果公眾不通過，那也得學會等待。要真正把群眾當上帝。制定對弱勢群體的政策要有弱勢群體參與，傾聽弱勢群體的意見�？磕切┎涣私庳毨�群體的富人及其代言人是難以提出符合貧困群體意愿的扶貧對策的。

　　上面十二個問題都是思考題，是在問題還沒想清楚、還不成熟的時候就提出來向大家請教。觀念先行，經過充分討論也許會提煉出先行的觀念。

　　和諧社會的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們要付出長期的艱苦卓絕的努力。政權不是一勞永逸的。但是，政權可以是“多”勞“多”逸的。政權是能夠在和諧中鞏固，在和諧中發(fā)展的。只要對市場經濟駕馭得好，對民主政治發(fā)展得好，對和諧社會構建得好，共和國一定長治久安。我們是發(fā)展中國家，目前我們要繼續(xù)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快馬加鞭實現經濟與社會協調的發(fā)展，并進而建成一個四海升平、萬馬奔騰的和諧社會！

　　同志們！民政系統勞苦功高的同志們！民政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有民政。民政在社會建設和管理中的貢獻必將載入史冊。我想對大家說一句：我是民政的后代。我父親在抗日時期做過縣民政科長、專署民政科長。他還兼任過優(yōu)抗的主任。“優(yōu)抗”的全稱大概是“優(yōu)待抗日軍烈屬委員會”。也就是說，他是簽發(fā)軍屬證、烈屬證的。十多年前，我去長春，遇到演《劉三姐》里的阿牛、演“英雄兒女”的王成的著名演員劉世龍。他對我說，他家的烈屬證是我父親簽發(fā)的。幾十年來，他一直珍藏著。彼此見了很激動，他擁抱了我。人心是桿秤。縣政府發(fā)一個烈屬證，人們都銘記在心。在座的民政系統的省市廳局長，為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人民更加不會忘記。

　　最后，請允許我這個民政的后代在這里給民政的領導拜個早年！祝大家新年快樂，雞年大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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