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嵐子犯人的生活. 第二次肅反. 時間最長的一次提審

　　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提審我。在這一段時間草嵐子看守所犯人的生活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犯人吃的雖然是包米面窩窩頭和沒有油水的白菜湯，但主食并不定量，可以隨便吃。大約從十月中旬開始，突然開始定量，最初是一天兩頓飯只喝稀粥，喝多少都可以，可是由于糧食是定量的（說是每天八兩，實際上遠遠達不到），粥稀的喝過以后連碗都不用涮。現(xiàn)在回憶起來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一頓能喝十三碗，如果將十三碗水倒在一個中號洗臉盆里，恰好是滿滿的一洗臉盆。當然一口氣是喝不下這十三碗粥的，而是邊喝邊撒尿，所有的犯人差不多都是喝到一半時候就下地撒尿。監(jiān)號里有兩只大尿桶，每只桶能裝下二十公斤水，一半人喝粥，另一半人就下地排隊撒尿。每天中午和下午開飯后要倒兩次尿桶，一天倒出四大尿桶，可想而知喝了多少稀粥了。許多人喝稀粥喝的得了胃下垂，我現(xiàn)在就有點胃下垂，就是那時候得的。管理人員看這樣不行，又改為吃窩頭，早晨十點開飯，每人兩個像牛眼睛大小的窩窩頭，一碗白菜湯，下午四點開飯也是如此。也許有人會說，一天八兩主食可以呀！不至于挨餓。不錯，我現(xiàn)在一天連八兩主食也吃不了，可是別忘了，菜是咸鹽水泡幾片菜葉，肚子里一點油水沒有！有人餓的受不了啦，就整天給管理員寫條子，要求快點結(jié)案判刑到勞改隊去，人們以為到了勞改隊就能吃飽飯，后來真的到了勞改隊，才知道完全不是當初想象的那么回事。

　　在十二月下旬，突然抓進來許多新犯人，白天晚上都往監(jiān)號里塞。我那個監(jiān)號在正常情況下就是二十個人左右，可是這時突然增加到四十多人，怎么睡呢？一開始按著炕沿的磚來分地方，一人一磚寬。一磚只有二十四公分，仰著睡根本不可能，側(cè)身睡也是你我身貼身擠在一起，被子也只能合著蓋，這樣連翻身都不可能，太難受了。后來大伙就干脆坐著算了，像排麻袋一樣，兩盤炕都擠的滿滿的，悃了就坐著打個盹，這倒有兩個好處，一是人多不冷了，二是也不用天天“學習”開批斗會了，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春節(jié)。后來我才知道，反右后期搞了第二次肅反，后進來的這些人就是在第二次肅反中被抓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直有這么一個規(guī)律：“為了讓人民過好節(jié)日”，每逢“五一”、“十一”、“元旦”、“春節(jié)”這四大節(jié)日的前夕，都要進行一次大逮捕（打聽一下當年的公安人員，他們能證實這一點）。當年凡是由“右派”升級為“現(xiàn)反”的，都是全國一個令，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誕節(jié)的晚上被捕的。有一次在甲監(jiān)后面的夾道里放風，我突然聽到張元勛在監(jiān)號里講話的聲音，我知道他也被捕了并關(guān)在甲監(jiān)里。同案犯是不允許見面的，這一點可能是共產(chǎn)黨吸取了國民黨監(jiān)獄的教訓，不僅在預(yù)審機關(guān)同案犯不允許見面（怕互相串供），就是到了勞改單位，同案犯也不能碰面，為此我不知被轉(zhuǎn)移過多少個勞改支隊、大隊、中隊和小隊。七九年我在北大等待落實政策時，別人才告訴我，當年九月十六日我被捕后，我住的宿舍貼了封條并封鎖了消息。當時學校里謠傳很多，有的說我跑出去了，有的說我被秘密逮捕了，直到圣誕節(jié)晚上張元勛他們被捕后，北大才貼出大布告“北京大學破獲了一個以陳奉孝為首的“反革命集團”。

　　過了春節(jié)以后，加緊了對我的提審，而且對我提審的已經(jīng)不只是第十六審訊室，還有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二審訊室等。我的“罪行”已基本交待完了，而且已經(jīng)有長時間未提審我了，這次怎么又提審呢？而且各審訊室提審的問題都大同小異，這是為什么呢？我猜想北大被捕的同學恐怕不止我和張元勛兩人，有可能“百花學社”的其他成員也被捕了，因為屬于不同的審訊室負責，各個審訊室為了核對口供，因此交換著提審，我猜對了。

　　各個審訊室的審訊員都逼我承認在“百花學社”內(nèi)部還有一個“反革命集團”，我當然不承認。說實在的，直到五八年五月去宣判時我才知道，這個所謂的“反革命集團”的成員，除我外還有張元勛、賀永增、趙清、林樹果和譚金水。當時我還想，既然說“百花學社”是“反革命集團”，被捕的人應(yīng)該不止這六個，至少譚天榮應(yīng)該是跑不了的，因為他是“社長”；
“廣場”的編委大概也掉不下，可正式以“反革命集團”被捕的就我們六個人。當然后來譚天榮等人都被勞動教養(yǎng)了。勞動教養(yǎng)名義上還有半個公民權(quán)（只有選舉權(quán)，沒有被選權(quán)），實際上跟勞改沒有什么區(qū)別，勞改還有個刑期，而勞動教養(yǎng)在當時等于無期，這一點當年被勞動教養(yǎng)過的人可以證實。

　　從過了春節(jié)到四月底結(jié)案，前后對我提審了三十多次，提審的重點有三個：第一個是反復(fù)提審我已經(jīng)交待過了的問題，這是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別人的交待跟我的交待對不上號，所以才翻來覆去的審問。時間最長的一次提審大約是五八年四月中旬，從頭一天下午四點開過飯不久，就把我提了去，直到第二天上午十點開飯前才回來，這中間三個審訊員輪流審我，搞車輪戰(zhàn)，其目的是想從我的回答中找矛盾。其實我寫的親筆供詞的內(nèi)容我都背過了，不管誰提問，我的回答都是一樣。在夜里十二點左右，審訊員還到干部食堂給我拿了一個饅頭吃，這也算是“優(yōu)待”吧。另外還破例給了我一支恒大牌香煙抽（犯人是不允許抽煙的）。我又不會抽煙，吸了一口，嗆的難受，就掐滅了。審訊員還嘲笑我：“你的精神頭倒是不錯”。

　　第二個問題是要我承認在“百花學社”內(nèi)部還成立了一個“反革命小集團”，這一點我當然不承認，因為確實沒有，如果承認有的話，他當然會讓我把成員交待出來，而我根本就不知道究竟誰算是這個“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

　　第三個問題是要我承認是這個“反革命小集團”的“首犯”。我更不能承認。既然不承認有什么“反革命小集團”，怎么能承認自己是“首犯”呢？另外我也考慮，共產(chǎn)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首惡必辦，協(xié)從不究”，我要承認了自己是首犯，判刑肯定會重的。所以我堅決不承認，為此x x x還跟我對了一次質(zhì)（我不愿提此人的名字，因為我知道當時他也是出于不得已，我能諒解他，現(xiàn)在我們?nèi)匀皇桥笥眩��?/p>

　　大約在三月底四月初的一次提審，一出監(jiān)號門我看到四個公安人員把許南亭按在地上，給他砸腳鐐，許南亭要叫喊，一個公安人員用力將他的頭按在地上，嘴巴緊貼著地皮，使他喊不出來，許南亭的衣服都給撕破了。我一邊走、一邊想，許南亭不過就是帖了一張大字報，其內(nèi)容也很一般（見本人在“沒有情節(jié)的故事”中“北大整風反右回顧”），何至于被捕呢？后來我明白了，因為第一張大字報是許南亭貼的（如果“大字報”也可以申請“專利”的話，那這個專利權(quán)應(yīng)該歸許南亭，因為在這之前，還沒有誰用大字報的形式發(fā)表過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正是因為有了他的這第一張大字報，才引出了北大“右派向共產(chǎn)黨的猖狂進攻”，因此共產(chǎn)黨是不會輕饒他的。我又聯(lián)想到了自己，由于我是搞組織活動的，共產(chǎn)黨恐怕更不會輕饒我，因此我也做好了受刑的思想準備。但直到四月底結(jié)案，除了受過幾次同監(jiān)號犯人的“幫助”外，并沒有對我上刑，既沒有給我戴銬鐐，也沒有用小繩綁我，這真有點慶幸。我受刑罰的折磨是在進監(jiān)獄和勞改隊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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