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國曾被尊為“孔子第二” 的杜威

　　八十二年前的最近幾天，也就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前夜，有一個美國學者來到中國，他就是美國實用主義的鼻祖杜威。杜威在中國停留了兩年又兩個月，發(fā)表了幾十次演講，宣揚美國實用主義。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宣傳可以獲得成功，因為他只是一介書生，沒有炮艦相隨，也不能逼迫中國人簽訂不平等條約。但是，令今人深感悲哀的是：他的美好愿望在一開始就被當頭潑了一盆冷水。因為，在他到達中國三天之后，席卷全國的\"五四\"運動就在北京爆發(fā)。

　　“五四”新文化運動打著革新的旗號，一開始曾對新思想，特別是西方的思想，尤其是那些關于社會改革的思想，敞開大門。人們對杜威的興趣曾一度很高，因為杜威以“民主”作為他講學的中心議題。人們同樣歡迎他試圖改革中國教育制度的努力，因為他想在這個有儒家思想傳統(tǒng)的文明古國施行他的實用主義。

　　然而，短短幾個月后，杜威的宣傳就遭到強有力的反抗。新文化運動開始無疑是反對儒教的，而且將杜威的思想與傳統(tǒng)儒家思想根本對立起來。讓人感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杜威被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當作打倒封建禮教的工具，可是他曾被譽為“孔子第二”(Second Confucius)。那是一九二零年的事，這頂“孔老二”的高帽是一所中國大學給戴的，隨之奉送的當然少不了一個名譽學位。這頂高帽戴在杜威的頭上為時很短，原因當然因為他是洋人，孫中山跟他領導的國民黨要求人民恢復傳統(tǒng)的中國價值觀，民眾自然也就不到這個洋“孔老二”那里去學習儒家思想了。

　　非�？上�，杜威在中國的影響是短暫的。杜威回國以后，不單中國，實用主義在整個亞洲都只有很少的人研究。在哲學界，以康德、薩特(Sartre)，海德格爾(Heidegger)和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為代表的歐洲大陸哲學，吸引著越來越多學人的注意力，在思想界和文化界，實用主義的影響大大地衰弱了。

　　令人感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實用主義在亞洲應當強盛，而不應衰敗。因為美國的實用主義與亞洲的儒家思想有很大的相通之處。我當然承認，綿延數(shù)千年的儒家思想長河，與年輕壯麗的實用主義激流，在本質(zhì)上是各自獨立發(fā)展壯大，而且互不相干的人文思想運動。關于她們之間的區(qū)別，我們在后面將繼續(xù)討論�？墒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儒家思想與實用主義的匯合趨勢不可避免。越來越多的亞洲和美國學者開始認識到，一場儒家思想長河和實用主義激流匯合的文化討論和文化運動正在悄然興起。

　　在社會操作的層面上，杜威實用主義最終讓位于馬克思主義，沒有能夠?qū)χ袊�社會產(chǎn)生多大影響。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杜威實用主義拒絕全盤徹底解決社會問題。杜威不斷提醒中國人民，不要毫無批判地引進西方的思想，當然也包括他自己的思想，也不要毫無批判地拒絕傳統(tǒng)的中國價值觀。他的實用主義體系雖然對大眾民主理想進行了非常激進的重構，但是這對于正在尋求革命的中國人民來說，實在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在民眾對實用主義最初的期望完全變成失望之后，主張對社會進行全盤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逐漸占據(jù)上風，最終將在改革現(xiàn)實面前完全是小打小鬧的杜威實用主義哲學思想擠出了歷史舞臺，從此實用主義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至上個世紀末，前后半個多世紀。

　　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杜威實用主義既不擁護資本主義，也不反對儒家思想，但是在中國老百姓看來，杜威的大眾民主思想好象不但擁護資本主義，而且反對儒家思想。當然，應當承認，盡管杜威和他的思想伙伴力圖重塑北大西洋的民主，重建北大西洋民主制度，實際上，他們沒有取得多少實質(zhì)上的成功。如此一來，簡單空疏的民主思想在中國大行其道就不足為怪了。可惜的是，正是這種過于簡單的民主思想，占據(jù)中國民眾的頭腦超過半個世紀。

　　在杜威看來，民主首先是一種態(tài)度，而不是一種制度。他堅持他的民主視野，認為民主態(tài)度的形成需要靠教育，強化民眾的民主態(tài)度也要靠教育。這無疑是學者溫和的人間情懷。可是，事過境遷，今天民眾對民主的需要并不比八十二年前更為樂觀。所以，今天那些兜售民主理想的人們想在社會操作層面上發(fā)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實在是荒唐可笑的。那些今天在中國兜售西方民主的人，似乎不約而同地求助于以下條件：中國國內(nèi)農(nóng)民和工人的不滿、企業(yè)家和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改造，來自其他所謂民主國家的壓力，世界經(jīng)濟市場的要求等等。他們都一致錯誤地認定，這些實際因素能夠起到杜威的睿智、耐心和遠見卓識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無獨有偶，杜威實用主義在美國思想界也遭到殘酷的清洗。戰(zhàn)前，大批歐洲哲學家逃到美國避難，戰(zhàn)后，美國學術界的哲學興趣由于外來思想的力量發(fā)生重大轉(zhuǎn)移。在美國知識界，精英思維模式逐漸為大眾思維模式所替代。杜威實用主義，甚至整個實用主義思想運動，幾乎被新的思想運動連根除去。

　　在杜威的祖國，后來的人們幾乎完全誤解了杜威的教育改革，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教育改革實踐沒有多久就被扼殺在襁褓之中了，此后一直后繼乏人。不但如此，杜威的民主思想從未成為美國民主思想的主流。在美國，如同在中國一樣，許許多多本來可能重塑國家民主理念的機會統(tǒng)統(tǒng)稍縱即逝。

　　近年來，美國新實用主義思想運動方興未艾。結合當前的國際形勢，實用主義的重現(xiàn)當說是一件幸事。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杜威的民主社會視野，與傳統(tǒng)的中國人對社會組織的理解，有著驚人的相通之處。今天，我的分析將要說明，杜威的民主視野與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信仰與價值觀有許多共鳴，杜威實用主義理應引起正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中國思想界的充分關注。應當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思想家和西方思想家，投入到將杜威的思想引入源遠流長的儒家思想，投入到重建中國社會民主的事業(yè)之中去。

　　這其實并不是一個嶄新的事業(yè)。事實上，在亞洲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人們對“亞洲價值觀”的興趣與日俱增，這個思想運動包括了將世界各種思想資源引入亞洲傳統(tǒng)思想的種種努力，從中我們可以借鑒許多有益的經(jīng)驗。歐洲、美國、中國和韓國的學術機構與組織傾注了大量的精力來展開各種討論，這些討論設想了“儒家民主”的種種可能模式。那些急功近利的人總是寄希望于政治與經(jīng)濟的因素和力量。但是，我們應當更加注意將杜威實用主義引入儒家思想后所產(chǎn)生的文化活力，因為這種文化活力對當代中國思想界與民眾價值觀的沖擊，必將是持久而深遠的。

　　我今天的演講嘗試展示一種思想溝通的方式，在這種思想方式中，杜威式的民主視野將大大有助于中國未來民主之希望。同時，我的演講將再次證明，美國實用主義大師杜威有資格被冠以“孔子第二”的稱號。

　　二、新實用主義和新儒學同病相憐的邊緣化命運

　　大家都知道一個非常有趣的現(xiàn)象，那就是當今世界兩種重要的思想文化運動，“新實用主義”(New Pragmatism)和“新儒學”(New Confucianism)，是在美國和亞洲出現(xiàn)并興盛的。無論對美國還是對亞洲，這種現(xiàn)象都極其重要。“新實用主義”大力復活杜威實用主義和其他經(jīng)典實用主義思想家的核心思想，新儒學在整個亞洲和美國都得到了眾多學者的擁護。這兩種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的思想文化運動幾乎同時在美國發(fā)展壯大，有著兩個最根本的原因。首先，立足美國文化的思想家對實用主義的重新詮釋，立足儒家文化的思想家對儒家思想的重新詮釋，都是從他們各自的立場出發(fā)，在對各自文化有了深刻體認之后，所提出的最有根據(jù)的和最富創(chuàng)造性的解說。其次，越來越多的思想家達成令人驚異的共識，那就是，儒家思想與實用主義有許多幾乎一致的重要哲學假設，正是這些非常接近的思想前提，使得它們盡管是不同文化的代表，卻可以進行平等而且富于建設性的對話。

　　我們說實用主義是美國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并不意味著在實際的社會文化層面上，美國文化就是實用主義，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思想。因為實用主義在美國文化大熔爐中，儒家思想在中國以及韓國、日本與越南文化的大雜燴中，仍然存在各種各樣的現(xiàn)實問題。我們的觀點是，儒家思想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圈的特征，美國實用主義體現(xiàn)了美利堅文化的特征。當然，世界范圍內(nèi)的如下趨勢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啟蒙主義思想運動在當代的復蘇，以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的廣泛傳播、隨著物質(zhì)技術的發(fā)展帶來的自由企業(yè)資本主義的大行其道，這些都不僅有可能削弱亞洲各發(fā)展中國家的儒家思想復興運動，而且有可能削弱美國社會的哲學實用主義復興運動。

　　在中國，美國實用主義一度被簡化為“有用就是真理”，甚至許多學者都把美國實用主義僅僅誤解為“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any-means-to-an-end)的思維方法而已。這樣一來，實用主義哲學不但毫不精致，簡直就毫無理智。受這種思想影響，普通民眾錯誤地將美國實用主義認為不過是資本主義和技術狂熱的粗糙派生物而已。其實，美國實用主義植根于歐洲大陸哲學傳統(tǒng)，與儒家思想的淵遠流長有異曲同工之妙。

　　拿杜威實用主義來說，杜威對歐洲經(jīng)典的自由式民主所引出的原子個人主義一貫持批評態(tài)度，在他看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諸如把人界定為帶有權利的生靈這樣的原則。杜威認為，人類群體是個人的權利的來源，也就是說，個人的權利是由他所在的群體賦予的。杜威指出，將民主視為資本主義和技術革新的副產(chǎn)物，這是典型的歐洲式的，尤其是英國式的思考方式。正是這種思考方式錯誤地認為，現(xiàn)代民主制度的誕生一定要有工業(yè)大革命的歷史背景。

　　由此出發(fā)，杜威的哲學實用主義和他的思想伙伴不把民主的發(fā)展解釋成經(jīng)濟進步的必然結果。他們甚至認為，社會民主的實現(xiàn)必須獨立于任何經(jīng)濟體系之外。也就是說，他們拒絕將社會民主與民眾對財產(chǎn)權利的要求、對個人利潤的追求相聯(lián)系。站在實用主義的立場，科學與技術不過是推進社會進步的潛在動力，有助于實際目標的最全面有效的實現(xiàn)而已。很顯然，技術進步一直與經(jīng)典資本主義夫唱婦隨，同時壓抑著與技術進步相應的價值理念的發(fā)展，也就阻礙著價值理念在推進人類社群建設方面的作用。

　　簡單說來，我們認為，美國實用主義與現(xiàn)代西方社會之間有著不可調(diào)和的嚴重沖突。如果說現(xiàn)代西方社會被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民主、自由企業(yè)資本主義和物質(zhì)技術這些要素所主宰，那么，事實上，美國實用主義相對于西方主流思想形態(tài)來說，就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說，如果認為現(xiàn)代西方主流思想形態(tài)決定著現(xiàn)代西方社會、政治與經(jīng)濟現(xiàn)狀，實用主義由于唱對臺戲就必然被邊緣化了。

　　在亞洲，情形就要復雜得多。儒家思想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所以它對亞洲一些主要國家的控制力也要強大得多。雖然如此，在二十世紀，儒家思想在許多亞洲國家還是沒法逃脫象實用主義一樣被邊緣化的命運。這個非常重要的比較說明，儒家思想和實用主義一樣，在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作用微乎其微。

　　在國際上來說，歐洲啟蒙運動導致理性主義的蓬勃發(fā)展，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蓬勃發(fā)展貶低了亞洲的儒家思想與美國的實用主義。拿儒家思想來說，儒家思想一直被理解為一套空洞的道德說教和沒有實用價值的行為倫理規(guī)范。如此一來，儒家思想對盎格魯-歐洲人思想的分析或深思就似乎不可能有任何實際價值。雖然，最近幾年以來，這種情況開始有所變化，但是研究歐洲大陸哲學和英國傳統(tǒng)哲學的大多數(shù)專業(yè)哲學家仍然覺得儒家思想索然無味，毫無實用價值，也就根本提不起任何興趣。

　　在當今國際社會，提倡儒家思想的學者的處境，如同提倡美國實用主義的學者的處境一樣，在一片國際商務活動的喧囂聲中，微弱的呼告幾乎沒人能夠聽清。西方世界日益強盛的現(xiàn)代化力量，將美國實用主義與亞洲儒家思想都推向了邊緣地位，迫使這兩種對本族文化有深遠影響的文化傳統(tǒng)，同時處于一種非常尷尬的地位，這可以說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我們要說，實用主義和儒家思想的共通之處，絕不僅僅限于她們今天在世界上同病相憐的文化地位。透過這兩種思想表面迥異的表達方式，認真探討他們各自的核心理念，我們將驚奇地發(fā)現(xiàn)，兩種思想體系之間的重疊是耐人尋味的。還有一個我們應當留心的事實，這就是，無論是美國實用主義，還是東亞儒家思想，都不甘在新世紀的文化重組中屈居弱勢，她們在全球化商業(yè)大潮中不屈不撓的努力表明，她們都試圖擺脫自己邊緣化的尷尬處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重振當年引領風騷的雄風，對各自的時代文化思潮重新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無疑，在這兩種不愿成為昨日黃花的東西方文化形態(tài)共同反抗她們同病相憐的命運的努力當中，我們將發(fā)現(xiàn)非常有說服力的理由，正是這些理由支撐著這場中西文化的重要對話。

　　事實上，這場中西文化最新對話的序幕已經(jīng)拉開。今天，美國人與亞洲人能夠共同反思各自的文化傳統(tǒng)，這種情況不僅是因為試圖阻礙他們平等交流的思想障礙基本消失，現(xiàn)實阻力基本掃除，也是因為兩種文化傳統(tǒng)開始互相認識對方的局面已經(jīng)基本形成。

　　這場中西文化的新對話包括美國新實用主義和中國新儒家思想。準確地說，“新實用主義”的含義相當狹窄，它特指理查德 ·羅蒂(Richard Rorty) 所持的哲學立場。一九七九年，羅蒂發(fā)表《哲學與自然的映現(xiàn)》(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該書大量吸收了杜威的思想。但是，如果將新實用主義用于一個寬廣得多的理論視域，無疑要合適地多。我們在此將新實用主義理解為哲學實用主義在美國的總體復興。在這場文化復興運動中，歷史悠久的歐洲思維模式，被新興的美國文化資源所替代�？偠�言之，恰如羅蒂這位新實用主義者的代表人物所說的那樣：杜威實用主義無疑是這場美國文化復興運動的指導思想，由其派生的當代美國新實用主義是這場文化復興運動的中堅力量。

　　三、 儒家思想與實用主義的六個共通性

　　不論是美國實用主義，還是東亞儒家思想，都非常關心亞洲與美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近年來，越來越多認真嚴肅的討論涌現(xiàn)了出來。今天，我們將在此勾勒美國新實用主義和東亞新儒家思想之間的一些共通之處，這些共通之處為這場已經(jīng)登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體現(xiàn)出這場對話的重要價值。

　　我們這里進行的每一項具體比較都將證明，美國新實用主義與東亞儒家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為了使我們的觀點征服民眾，我們必須至少堅定以下這種信念：儒家思想長河與實用主義激流的匯合，很可能可以很好地提供各種資源，發(fā)展各種民主化的可能模式。而且這種模式不同于當前支配著世界發(fā)達國家的那些模式。

　　（一）、重視文化敘述，反對種族中心主義

　　杜威實用主義認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絕對的或終極的真理。實用主義容忍錯誤，力求客觀。實用主義者既不承認存在看待事物的唯一尺度，也不承認自己是世界上的唯一真理。恰恰相反，實用主義者的觀點依賴于特定的歷史敘述。實用主義者也進而承認自己不過就是這個人類社群的普通一員。

　　實用主義和儒家思想都拒絕超越現(xiàn)世的觀念，比如誕生于歐洲啟蒙主義運動的本質(zhì)先于存在的思想。在實用主義和儒家思想中，我們看到，不論是自然的規(guī)律，科學的原則，還是哲學的邏輯，都無法確定我們是誰，也無法確定我們的個人、社會和政治存在。不是任何超越現(xiàn)世的觀念，而是我們的文化敘述，最終昭示我們：我們到底是誰。正是從這一點出發(fā)，美國實用主義和儒家思想不約而同地反對文化帝國主義，這種帝國主義總是試圖把西方的價值觀念強加于人。

　　現(xiàn)代主義源于歐洲，并以歐洲為中心，正因為如此，現(xiàn)代主義明顯忽視異國風情，不但這樣，現(xiàn)代主義還力圖把他自己的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普遍化，讓其粉墨登場。西方人受這種所謂的普遍主義的蒙蔽，將盎格魯-歐洲人當作現(xiàn)代人的標準，以為他們才是人之為人的楷模，盲目地模仿他們的思想和行為。

　　儒家思想與實用主義都認為，文化的敘述是不可替代的。它們共同反對動機不純的種族中心主義，共同撕下它虛偽的面具，揭穿它試圖將一套短命的文化價值觀當作普遍真理送給大眾的真實目的。與此相反，儒家思想與實用主義都贊同羅蒂的“良性的民族中心主義”(benign ethnocentrism)。不言而喻，羅蒂認為，我們的思想，行動和感覺必須從我們所處的境域出發(fā)。我們的起點是沒法選擇的，因為我們只能以自己的經(jīng)驗積累作為出發(fā)點，并將其視為我們自我意識的中心。只有從這一無可選擇的中心出發(fā)，我們才能向外活動，這種自我意識在延伸的過程中會與其他民族的自我意識產(chǎn)生融合，從而形成更加廣泛的“我們意識”(we-consciousness)。

　�。ǘ�）、人類社會溝通交流

　　實用主義與儒家思想的第二個一致之處是，她們都強調(diào)人類社會的溝通和交流。在杜威看來，人類經(jīng)驗從根本上說是“參與和交流”(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cation)，整個美國實用主義的社會學說正是建立在杜威對經(jīng)驗的理解基礎之上的。這樣，經(jīng)驗體系的建立必然依賴人類在交流過程中互動生成使用(in use)的語言。經(jīng)驗既然是交流，就必然預設著交流的具體情境，這就是人類社群的溝通交流。一個人的健康與否，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其生活于其中的社會健康與否決定的。而一個社會健康與否，基本取決于這個社會的溝通性如何，也就是說，這個社會是否是一個“溝通的社群”(a communicating community)。

　　既然實用主義認為，交流是人類的基本經(jīng)驗，那么實用主義特別關注社會交往和群體互動，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由此出發(fā)，哲學家們對人們在社會交流中的種種方式進行了考察。交流的表達方式可以是對特定對象的訴求，也可以是無目的的、純美學的表達而已。交流的行動可能促進人類創(chuàng)造，也可能阻礙人類制度化互動交往的努力�？傊�，實用主義作為關注互動的人類社會的哲學，可以說成是一種社群主義的(communtarianism)哲學。

　　儒家思想同樣關注交流的人類社會。例如，在《論語》中，孔子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鬃诱J為，人們不但要熟練掌握自己的母語，而且，在可能的情況下，人們必須盡量熟練掌握交流的工具。此外，孔子還說自己“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鬃硬粌H僅是位傳道者，是位教師，更是一位交流大師。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于孔子強調(diào)交流的技巧，才要求人們特別關注“正名”(proper use of names)的問題。

　　與啟蒙運動高揚“自我”(cogito)截然相反，實用主義和儒家思想都認為，個人是為其所在的社會關系決定的，這些社會關系依賴有效的交流而得以維持。在這里，我引用杜威的一句名言，他說，完整的個性是“明確的社會關系，有效的協(xié)調(diào)功能兩者的產(chǎn)物”。他的這句名言極好地說明了個人是由社會決定的基本觀點。

　　在儒家傳統(tǒng)中，社會交流關系與功能是通過“禮”來確立和維系的。\"禮\"的含義相當寬泛，它涵蓋從個人與社會交流的角色到互動關系，從個人儀態(tài)姿勢到社會政治制度的所有方面。可以這么說，“禮”是儒家文化的決定性骨架，并在相當大程度上界定社會與政治秩序。也可以說，禮教是一種社會語言的文化。

　　（三）、自我修養(yǎng)

　　不少人將強調(diào)自我修養(yǎng)當作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征。但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美國實用主義同樣強調(diào)自我修養(yǎng)(self-cultivation)。一種廣泛流行的觀點認為，西方文化更關注正統(tǒng)思想(orthodoxy)，而儒家文化更關注正統(tǒng)行為(orthopraxy)，這其實是一種過分簡單化的比較。在這種流行觀點看來，好象美國人對自我修養(yǎng)就漠不關心似的。其實，只要我們對這個問題認真地做一點思考，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自我修養(yǎng)在美國文化中同樣占據(jù)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對塑造美國精神有重大影響的偉大人物有加爾文派神學家喬納森·愛德華和舉世聞名的大作家拉爾夫·愛默生等等(the Calvinist theologian Jonathan Edwards and the famous essayist, Ralph Waldo Emerson) ，在他們著作中，人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對自我修養(yǎng)問題的強調(diào)。

　　我們要說，強調(diào)自律和自我實現(xiàn)的精神是深深扎根于美國土壤的。愛默生在他一生的許多重要作品中反復強調(diào)這一點。比如，他論述“愛”，“自立”，“謹慎”，“友誼”，“個性”，“英勇”，“行為”和“能力”等文章就反復提到自我修養(yǎng)。無疑，愛默生的這種觀點，對杜威思考社會倫理問題和教育改革問題有重大影響。可以這樣說，不僅愛默生和杜威將自我修養(yǎng)當作道德與教育理論的主題，而且羅蒂在他的哲學討論中也同樣非常強調(diào)這一點。在羅蒂看來，自我修養(yǎng)是自我創(chuàng)造和自我實現(xiàn)的根本前提。

　　由此可見，不管是儒家思想還是實用主義，都將自我修養(yǎng)置于個人道德品格教育的中心地位。她們在歷史傳統(tǒng)上的區(qū)別在于，儒家文化更強調(diào)培養(yǎng)民眾領袖，也就是君子和圣人的品德，而美國實用主義更強調(diào)對大眾的道德和美學教育，寄希望于自我修養(yǎng)作為一種教育手段，能夠最大限度地培養(yǎng)人才，提供環(huán)境和機會，讓民眾領袖得以脫穎而出。毫無疑問，儒家文化和實用主義都視自我修養(yǎng)為教育的重要目的，支撐這一教育目的的社會(social)動機也同樣驚人地相似，可以肯定地說，自我修養(yǎng)是儒家文化精神和美國實用主義充分交流的堅實基礎。

　�。ㄋ模�、勸諫的義務

　　從現(xiàn)實政治的角度來看，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對“諫”(remonstrance)的強調(diào)。在共同面對現(xiàn)實政治問題時，臣子，也就是下級官員絕不能僅僅是帝王圣旨和上級官員的法令政策的傳聲筒，他們有義務隨時隨地提醒君王，為帝王獻計獻策。在歷史上的一個特定時期，也就是在儒家思想居于主導地位的敘述歷史的文獻中，曾經(jīng)特別強調(diào)大臣和下級官員的勸進的義務，有時這對帝王確實是極為關鍵的幫助。很多時候，大臣一絲不茍地履行進諫的義務，態(tài)度遠遠比帝王要認真得多，所以歷史上有許多死諫的故事，不少大臣由于進諫而身首異處，為了國家社稷的命運可以犧牲個人的生命。幾乎可以非常肯定地說，如果沒有這種精神支撐著大臣對國策的引導和核查，儒教社會就會很不穩(wěn)定。

　　在西方各民主社會中，民眾對領導人的進諫，理想化地說，是希望通過中產(chǎn)階級和知識階層對政府的施加影響來完成的。通常，這種影響以選票的形式，通過選票箱來實現(xiàn)，有時，也通過活躍的教育團體和志愿組織花樣繁多的活動來實現(xiàn)。當然，現(xiàn)實有時并不盡如人意，強大的經(jīng)濟和政治利益集團常常威脅到廣大民眾的合法利益。

　　與此相似的是，亞洲各社會在民主化的進程中，進諫的責任從貴族階層轉(zhuǎn)到了新興的中產(chǎn)階級(bourgeoisie)。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內(nèi)，知識階層在亞洲一些國家曾經(jīng)非常消沉，今天，我們非常欣喜地看到，知識分子重新開始作為一種富有建設性的勸諫力量而登上社會舞臺。

　　今天，在東方的亞洲，和在西方的美國，學者、教師和政府官員間展開的對話，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撐著實用主義與儒家思想的聯(lián)盟，這種聯(lián)盟的基礎是它們幾乎一致的道德追求和社會關懷。很顯然，無論在亞洲還是在美國，將來對社會領袖進行勸諫的力量必然要從中產(chǎn)階級那里來，因為這些中產(chǎn)階級能夠較少受純經(jīng)濟動機的驅(qū)使，而更多地認真考慮社會大眾的利益。對這些勸諫力量的一個基本前提要求是，所有的勸諫者都必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養(yǎng)。這就是說，只有那些能夠從社會最大多數(shù)成員的利益出發(fā)，受過良好的教育和品德訓練，對民眾需求和社會問題非常敏感的中產(chǎn)階級，才有資格充當社會的改革代言人。然后，在中產(chǎn)階級的帶動下，分散于各個社會階層中的學者、教師、知識分子以及國際社會的成員們才能夠更好地履行對社會領袖的勸諫義務。

　�。ㄎ澹�、傳統(tǒng)的重要性

　　現(xiàn)在我們要談實用主義與儒家思想重合的第五個層面。實用主義，不言而喻是以個人實用經(jīng)驗作為出發(fā)點，以習慣、風俗與傳統(tǒng)等群體經(jīng)驗作為導向。群體的豐富經(jīng)驗是一種巨大的資源(funded experiences)，所有解決問題的行為都從這里開始。當然，實用主義者對新鮮事物保持充分敏感，因為他們認為新鮮事物之所以產(chǎn)生，是由于人類社群推陳出新的交流經(jīng)驗所致。在西方，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過分依賴過去，總是力圖維持與過去的聯(lián)系是不可取的，因為這必然導致隋性和僵滯， 沒有什么積極意義。然而，實用主義卻并不這么認為，其觀點恰恰相反，他們認為，隨順傳統(tǒng)可以維系個體與群體道德和美學情感源頭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傳統(tǒng)對于塑造和維持人的品格起著無可估量的作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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