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正在走向天堂，也可能走向另一個方向�！薄�—狄更斯

　　這是一個難以判斷的市場。一方面，國務院7月22日就投資體制改革發(fā)出號召：“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fā)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實行政企分開，減少行政干預，合理界定政府職能”；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此次暴風驟雨般的宏觀調控中，卻飽受市場各界和多位經濟學家“行政干預”的指責。

　　10年前的那次宏觀經濟過熱后，中央政府痛定思痛，在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奮斗目標。10年后的2004年，當經濟過熱又一次卷土重來時，市場調控手段并沒有發(fā)揮理想的作用。情急之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重舉看得見的大手，用行政干預的武器強力矯正市場。

　　這更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社會。25年前，中央政府以“解放生產力、提高社會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為目標拉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25年后，中國GDP的增長速度全世界最快，但同時公平成了大問題——人群收入差距最大，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最大，基尼系數(shù)超過0.4的警戒線，接近0.5（專家普遍估計在0.5以上）。

　　7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最新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進一步印證了這個社會的復雜。課題組組長、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就報告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社會）已經形成的十大階層中，該縮小的階層還沒有小下去，農業(yè)勞動者還占44%；
該擴大的階層還沒有大起來，如社會中間階層只占約15%；
幾個處于較為優(yōu)勢地位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專業(yè)技術人員中，子女代際繼承性明顯增強，而同代內的流動明顯減少，出多進少；
可處于經濟社會位置較低階層的子女進入較高階層的門檻明顯增高，兩者間的社會流動障礙在強化；
社會的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有向上層積聚的趨勢�！庇纱水a生的激烈爭論“燃燒”在經濟研究者之間。在宏觀調控最慘烈的2004年上半年，交鋒達到了頂峰。

　　被稱為“新左派”的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市場化改革已經掉進了美國式“新自由主義”的“陷阱”，市場的過度開放和隱蔽的“私有化”的蔓延，使中國的發(fā)展道路面臨著“拉美化”的威脅。

　　而另一些自稱奉行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則一如既往地指責中國市場化道路的不徹底，責難過多的政府干預直接影響了市場作用的發(fā)揮，把目前諸多問題的癥結歸于改革魄力的不夠。

　　站在其間的中間派，得到的結論是，過去的20多年里，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轉型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多多少少是以犧牲公平為代價執(zhí)行效率優(yōu)先的政策方向，政府的政策也是更加偏向于資本而不是勞動，社會因此而潛伏著諸多不穩(wěn)定因素……

　　這種陣痛帶來的焦慮更影響了新一屆的領導者。約翰·桑頓辦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大學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5月11日在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發(fā)表了他精心研究的成果——《北京共識》。這位出色的特技飛行員兼前《時代》周刊最年輕的助理執(zhí)行主編兼外事版主編寫到：“‘資本主義’過去20年在中國造成的問題促使中國的決策者和領導人尋求一種新的‘協(xié)調的’經濟發(fā)展。中國共產黨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公開發(fā)表的惟一的文件有一條不同尋常的點名主旨的標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強調的重點是‘完善’，而不是‘市場’”。

　　如果雷默的判斷是正確的，那么2004年中國改革最大的秘密就是決策思路的重大轉向。這種轉向在雷默看來，最核心的體現(xiàn)就是公平和創(chuàng)新的原則，其“哲學含義應當更深刻地視之為拒絕壟斷控制”，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壟斷控制經濟、知識、創(chuàng)新、甚至思想的危害性已經大大加深了中國改革的矛盾。雷默因此認為，“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壟斷控制權力在中國的前途問題�！笔聦嵣�，這也是改革25年來揮之不去的陣痛，是中國發(fā)展道路中持續(xù)糾纏不清的難題。對之反思所包含的意義，已經緊緊地與改革的前途、與國家的命運聯(lián)系在了一起。

　　管制“回潮”？

　　7月28日，國資委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學慶告訴《商務周刊》，外電報道盛傳已久的電信業(yè)“四合二”的重組方案純屬謠言，遭國務院否決更是無從談起。

　　“我從未聽說政府在討論這一重組方案�！蓖鯇W慶說。

　　今年5月25日，《香港商報》曝出消息稱，關于國內將電信運營企業(yè)合四為二的報告已遞交給國務院。這一報告建議實施“一固網商合并一移動商”的策略，將四大國有電信公司重組為兩家公司。屆時，中國網通將與移動服務領軍企業(yè)中國移動合并，主導市場的固定電話運營商中國電信將與中國聯(lián)通合并。

　　消息還稱，有關方面的理由是，“四合二”的方案一旦實施，將最大限度地避免國內未來3G的重復性建設難題，以集中內地電信力量，達到做大做強與海外電信企業(yè)競爭的目標，并間接解決3G牌照難以平衡發(fā)放的難題。此后一個月內，國內外媒體紛紛對此進行了后續(xù)報道，除了“四合二”方案，后來更出現(xiàn)了“六合三”的版本。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市場所所長張軍擴則告訴《商務周刊》，他不敢肯定這些消息的真假，但自上次電信分拆后，內部就不斷傳來再次重組的意見和報告。他甚至還聽說一種方案，“四合二”后將聯(lián)通的GSM移動牌照分出去再組建一個合資運營商。

　　無論消息真假，由之引起的喧囂，已經使這一事件成了繼上一輪的電信改革后電信業(yè)最轟動的新聞——其從打破壟斷開放競爭回到重新合并塑造“寡頭”的思路，背后所隱藏的豐富信息已經遠遠超過了新聞本身。比如，再次重組是不是意味著上次分拆的錯誤或失策？導致電信再走回頭路是因為市場開放競爭過度還是由于壟斷不夠？這些已不是電信產業(yè)本身能夠回答的問題了。

　　中國信息產業(yè)部電信研究院總工程師、電信經濟專家委員會理事長楊培芳給《商務周刊》的解釋是，“四合二的傳言，是大環(huán)境和小環(huán)境造成的。國際上也有競爭過度的問題，競爭過度，成本增加了，互聯(lián)互通出現(xiàn)問題。國內也有這樣的問題，六大營運商的利潤增長都有下降的趨勢，而且還是國有資產�！彼�認為，這種回潮是事出有因，也反映了電信改革的波動性。

　　楊培芳甚至把這種波動性追溯到了新自由主義�！爸ゼ痈绱髮W新自由主義的代表弗里德曼提出，由于政府的錯誤干預，使得市場失靈。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把弗里德曼給捧起來了，都是率先把公共部門私有化，然后實行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他說，“而我們80年代派出國的留學人員，正好學70年代的這個東西，就是全部交給市場來管�！痹谒�看來，這批信奉自由經濟的海歸回國后進入政府或學界，都將他們所領會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或多或少地學以致用了，當然，也包括電信改革。

　　楊培芳原來是原電子部科技司搞光纖的技術專家，1982年轉攻經濟。這位“半路出家”的電信專家自稱為了學習經濟，找到一個理論工具，頭發(fā)都熬白了。他堅持電信業(yè)有其自身的特點。

　　“不能說打破壟斷提高競爭就不需要管制了�！睏钆喾嫉睦碛墒�，1970年代后期，西方經濟學界認為市場有能力促使電信行業(yè)平衡競爭發(fā)展，取消管制成為主流；
1990年代發(fā)現(xiàn)分得太散也有問題，就從取消管制到了放松管制；
但隨后發(fā)現(xiàn)放松管制也不對，在2000年代左右，西方大部分國家又變成了重建管制。

　　其中重建管制的重要理由就是互聯(lián)互通。楊培芳舉例說，“中國聯(lián)通1994年成立后，在天津搞了市內固定電話，當時電信部門就不給它連。為了不死掉，它就靠國家，請《焦點訪談》，最后國家就命令電信必須得給它連通。市場經濟在這個領域就變成了命令經濟�！眹�外的例子就是巴西——巴西電信分了十幾家公司以后，相互之間開始打架，最后也只好由巴西總統(tǒng)下命令解決問題。

　　楊培芳認為第二個需要管制的理由是這個行業(yè)本身有天然壟斷性，如果政府不管的話，在基礎電信領域，就會變成一家，“如果沒有政府支持聯(lián)通，那么移動一降價，聯(lián)通早就被移動給并購了”。

　　所以，楊培芳的觀點是，一定要引入競爭，但引入的不能是完全競爭，而是適度競爭、有效競爭，而為了維持適當?shù)母偁帲�也需要政府的管制。他隨手從書架上取下一本3年前人民郵電出版社出版的《電信競爭》，“吳基傳部長為這本書寫的序中，也認為電信要引入完全的市場競爭。但在吳基傳去職前一兩年，他也承認，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研究電信產業(yè)的經濟規(guī)律問題�！薄皦艛嗟臅r候，我提出要引入市場競爭，現(xiàn)在大家說要競爭的時候，我說要管制。”楊培芳說自己被人稱為和事佬、是折衷主義，但他堅持自己找的是第三個極端，“這個手既不是看不見的手，也不是看得見的手，它是挽在一起的手。”他把這叫做第三只手。

　　經濟學家諷刺他“弄出個第三只手來，可以去申請諾貝爾經濟學獎了”，但楊培芳不為所動，他認為，“適度競爭、有效監(jiān)管”，已經逐漸成為了電信市場的一個主流認識，“前兩年這個不是主流，那時的主流是自由市場，就是全部放開不管。當然有的經濟學家還是這樣主張，就是電信完全競爭，就要放開市場準入�！爆F(xiàn)在，吳基傳和楊培芳發(fā)起成立了電信經濟專家委員會�！斑^去我們都是搞技術的，但在1998年電信大討論中，經濟專家把我們技術專家都打敗了，這讓我們覺得經濟比技術更重要�！彪娦沤洕鷮＜椅瘑T會因此應運而生。

　　“我們就想先把經濟規(guī)律研究透，然后再用來指導我們的電信行業(yè)發(fā)展，使得我們的政策能夠更加理智一點�！睏钆喾颊f。

　　周其仁的兩把刀

　　楊培芳所謂的“被打敗”，指的就是1998年電信大討論之后，電信業(yè)內——包括信產部的領導，基本都認同了以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為代表的充分競爭理論。楊培芳認為敗因在于，“北大接近芝加哥學派，而周其仁的講話煽動性很強，雖然他的說法站不住腳，但是很有號召力�！�7月28日，本刊記者在上海采訪了正在此地講學的周其仁。這位中國“三農”問題泰斗杜潤生的學生和楊培芳類似，也是陰差陽錯當上了電信專家。按他的說法，1998年他寫了一篇關于美國AT&T分拆的文章，“正趕上中國電信改革，一下子就成了電信專家了，不想當都不行”。

　　研究農業(yè)問題出身的周其仁，1989-1991年先后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者，1991年進入美國加州大學，后獲碩士和博士學位。對于電信業(yè)“四合二”的傳聞，他輕輕一哂：“要讓一個產業(yè)對國民經濟做貢獻，有兩把刀，一把刀是市場，一把刀是股東，現(xiàn)在電信行業(yè)也好，其他行業(yè)也好，是政府一個人拿兩把刀，既是游戲者又是規(guī)則制定者。當它殺不動的時候，它就說可不可以把門關小一點�！敝芷淙收J為，本屆政府有了新的視野，就是把一把刀給了信產部，管市場；
另一把刀給了國資委，管股東。是政企分開了，但他的看法是，這還不夠。“問題就在國資委這把刀，它要學股東的作法挑人、選人。但麻煩在于等到它挑到了人，就脫不了干系了，它要維護這個局。如果競爭太激烈，贏利狀況不好，那同朝為官，互相影響，它就會說是開放過度，就要提高門檻�！痹谥芸磥�，到目前為止，電信行業(yè)政府主導的基本調子沒有改變，市場機制引入有限，雖然引入了一定價格機制，但還是不夠。“原理就是一身兩任，說起來是兩個部門在管，但這兩個部門都是政府，壓力最后一定會傳導到國務院去。國資委雖然不能直接管競爭對手，但是他可以通過國務院來管，行業(yè)虧損啊、國家投資啊、國民經濟啊、命脈啊，各種各樣的理由，而他自己不行或他挑的人不行這一點很容易被掩蓋�！薄叭绻�是開放式的市場競爭，四合二沒什么不好，甚至四合一都有可能，但是前提條件是門要開著，門開著只有一家它也是競爭。”周其仁的結論是，四合二的背景雖然搞不清楚，但他斷定，只要是政府主導的一定就被行政利益所驅使。

　　如果說，從始至終周其仁都是打破壟斷、開放市場的最堅定支持者，而最后方案的開放程度也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計，那么與輿論看法不同，周其仁認為自己對這次改革的影響微乎其微�！斑@不是本質，而是假象，我可沒那么大作用，”他認為，當時的分拆原本就是大勢所趨。

　　首先是國際競爭的壓力。周其仁認為，如果當年沒有WTO的協(xié)議，沒有國際競爭，沒有美國信息產業(yè)搞得那么有聲有色的壓力，中國仍然會巍然不動。更重要的是，在電信改革大討論之前，領導層對電信改革已經有了引入競爭這個基本思路。

　　周其仁事后得知，在他寫《數(shù)網競爭》之前，“朱基早就有了建議，讓信產部去看美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當時都認為美國模式好，它是先拆了，然后再重組。然后吳基傳帶隊，信產部專家專程到美國考察了美國的電信改革�！薄昂髞砗孟裾f我有什么通天的功夫，其實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只不過是我寫的東西他們行業(yè)內的都在看而已�！敝芷淙收J為自己很清醒，只是在情勢已經成熟的時候喊了兩聲，“就好像天亮是你雞叫叫出來的�？墒聦嵣蠜]有這個事情，是天亮了，你正好叫�？抗�雞叫是叫不亮天的�！敝芷淙逝e例說，現(xiàn)在自己說“少管價”，運營商是很高興的。在電信法討論的時候，他們也經常把他請去講課，但當他去了，說“多發(fā)牌”，運營商就不高興了�！半m然最高決策層對政企不分看得很清楚，但是對于國有壟斷，卻不是誰都能定的。結局就是，引進部分競爭，但這個競爭是國有和國有之間的競爭，由于老板還是國家的，最后又會形成一種新的壟斷�！币虼耍�周其仁直言國資委在此次電信重組輿論中的利益關系，“為什么要四合二，因為現(xiàn)在運營商都要降價，國資委一看，你都要降價，我把你合起來。從國資委的角度看，他是要一個大企業(yè)，那么就不能過度競爭，也就是不能來太厲害的競爭對手和我打。

　　這個判斷被信息產業(yè)部電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長陳金橋所認同。他分析說，目前關于電信企業(yè)“四合二”以及“六合三”的問題，均可能是利益集團在背后推動，或國內某些重要部門在平衡彼此的關系和利益，距離真正的改革差之甚遠。在他看來，至于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或者這樣那樣的學者，除非被利用，很難令人信服他們會有左右一場改革的力量。

　　誰在左右改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副所長張宇燕是目前中國研究國家經濟安全的前沿人物之一。這位在今年2月23日為中央政治局領導講解世界格局和中國安全環(huán)境的學者，一直是一派“大隱隱于市”的低調姿態(tài)。經濟學家出身的他，對外稱自己是研究歷史的，但就是他，在中國最早注意到了利益集團與中國改革走向的復雜關系。

　　在習慣遠距離觀察中國改革進程的張宇燕眼中，無論是楊培芳重建管制所要求的看得見的手——政府，還是周其仁強調競爭所信奉的看不見的手——市場，更無論當前喧囂在“新左派”、“新自由主義”這些“大帽子”后面的學術“陰謀論”，都掩蓋了改革之所以改革到今天這個樣子，其背后利益這只手起著的巨大作用。

　　張宇燕仍然以電信改革為例，為記者描畫了這只手的威力。

　　上世紀90年代初，電信管理的高度集中，電信運營的獨家壟斷，特別是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來的對電信需求的急劇增加，以及國家對電信價格的放松、稅收的優(yōu)惠，從而使中國的電信業(yè)成為一個贏利前景甚佳的產業(yè)。肥厚的贏利，對那些潛在競爭者而言極具吸引力。結果，以獲得國家特許權為途徑來打破郵電部對電信業(yè)的壟斷運營之序幕便拉開了。

　　最先登臺的是軍隊的通信兵。1988年，總參通信兵部上書有關部門，尋求經營電信業(yè)之特許權。1989年，兩位資深通信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葉培大和張煦教授，聯(lián)名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題為《按照商品經濟的規(guī)律改革我國通信管理體制的建議》的報告。報告先談體制矛盾，后講建議，主旨就是要打破郵電部的獨家壟斷，要求利用專用網經營公用業(yè)務。這份《建議》得到了中國最高決策者的高度重視。

　　也許是特有所指，郵電部于1990年9月3日向國務院也遞交了一份報告：《關于加強通信行業(yè)管理和認真整頓通信秩序的請示》。核心思想在于強調“郵電部是管理全國通信工作的主管部門，負有通信行業(yè)的管理職責……主要通信業(yè)務必須由國家統(tǒng)一經營”。請示得到了國務院認可。從這一點看，國家在放開基本電信業(yè)問題上還沒有最后下定決心，從而郵電部繼續(xù)維持其壟斷地位——尤其是在阻止專用網經營公用業(yè)務方面——的意圖得以基本實現(xiàn)。

　　1992年6月，中國電子學會、中國通信工業(yè)協(xié)會和《中國電子報》聯(lián)合舉辦了旨在加速發(fā)展通信產業(yè)的研討會。該會議的主要參加者大多不是來自郵電部門，因而其基本的傾向是，改革中國現(xiàn)有的通信管理體制勢在必行，郵電部門要實行政企分開，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機制，開放通信市場，充分發(fā)揮專用網的能力。

　　幾個月之后，原電子部、電力部和鐵道部聯(lián)合向國務院正式提出組建中國聯(lián)通公司的請示報告。三部所依據(jù)的理由主要有三點：第一，中國電信市場的供需矛盾十分尖銳，只有引入競爭，通信產業(yè)才能更快地發(fā)展；
第二，各專用網已經形成的通信資源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第三，電信產業(yè)的發(fā)展需要大量的資金，它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依賴國家的投入，然而在壟斷經濟下，社會各界發(fā)展通信的積極性難以調動，電信產業(yè)的發(fā)展缺乏強有力的支撐與后勁。

　　針對三部成立聯(lián)通公司的報告，郵電部在多種場合陳述其反對組建聯(lián)通公司。理由是通信具有自然壟斷性，而且事關國計民生、國家主權與安全，統(tǒng)一掌握和建設可以避免重復建設，統(tǒng)一或壟斷經營本身并不排斥壟斷企業(yè)的內部競爭等等，并以日本與韓國電信業(yè)的民營化均在電話普及率超過20%以后才開始等理由，強調中國應對電信業(yè)實行獨家專營。

　　但鐵道等三部的報告得到了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朱基的批示：“看來是件好事，有助于加強通信事業(yè)，緩和電話不通的矛盾”，他還特別指出，“我國的通信事業(yè)要發(fā)展，必須在統(tǒng)一規(guī)劃下充分發(fā)揮各方面積極性，不能一家壟斷�！睅讉�“回合”下來，經過深思熟慮、利弊權衡，國務院最終于1993年12月正式同意由原電子部、電力部和鐵道部共同組建中國聯(lián)合通信有限公司。

　　聯(lián)通公司于1994年7月19日正式成立后，給郵電部門造成了不小的壓力。僅一個多月，郵電部便在北戴河召開了旨在“最終占領市場和為用戶提供優(yōu)質服務”的“通信市場與服務工作研討會”。時任郵電部部長的吳基傳針對聯(lián)通公司專門談到：“第一，聯(lián)通公司在某一地區(qū)經營某一基本業(yè)務，都要由郵電部批準。第二，聯(lián)通公司可以設立分公司，作為其辦事機構，但不能設立子公司。分公司不是獨立法人，經營基本業(yè)務要由郵電部審批。第三，各地無權成立經營電信基本業(yè)務的、具有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不管其名稱是叫子公司還是分公司�！钡�大門還是被打開了，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副產品。

　　張宇燕評價，從“力量”對比上看，聯(lián)通公司背后的三個部在國務院的談判能力和分量均要勝于郵電部。表面上“人多勢眾”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聯(lián)通背后的核心利益集團數(shù)量極少（其他擁有專網的部門未參與其中意味深長）。在他看來，“關鍵在于鐵道部、電力部和電子部之間存在著某種額外的、潛在的得自分工與合作的收益：原電子部可因給鐵道部和電力部的專用網提供設備而獲得穩(wěn)定的市場，同時，鐵路專用網和電力專用網又有了可靠的設備來源，并且其間又不存在根本的利益沖突。各得其所的結果實際上便是一種有效的‘選擇性刺激’”。

　　勢單力薄的郵電部雖然最終沒能阻止聯(lián)通公司的進入，從而失去了長期占據(jù)的壟斷地位及依此獲取壟斷利潤的機會，但至少從短期看，其利益損失并不大。只要通信能力尚未滿足既定價格水平下的需求，則郵電部所屬的電信企業(yè)的“既得利益”就不會受到大的損害。

　　“聯(lián)通公司如此容易產生，也許恰恰是因為聯(lián)通公司的出現(xiàn)對郵電部而言類似于一場‘非零和博弈’，故利益集團之行動目標才最終得以實現(xiàn)�！睆堄钛嘁虼说贸鲆粋�結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利益集團、特別是那些“新興利益集團”利益驅動的結果。

　　張宏偉的敗仗

　　事實上，10年的市場經濟、25年的改革開放所繁衍出的利益集團，其形態(tài)和利益關系已經遠遠復雜于催生聯(lián)通的那個時代。對此，全國工商聯(lián)副主席、東方集團總裁張宏偉應該是最有體會的。

　　2004年6月1日，幾經周折出臺的《外商投資商業(yè)領域管理辦法》正式實施，此時距中國加入WTO承諾中流通業(yè)對外資全面開放只有半年時間。7月27日，同時任東方家園連鎖建材超市董事長的張宏偉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相當平淡地只對流通行業(yè)開放問題說了一句話：“說的已經夠多，不想再多說什么，再多說也沒有意義�！逼降�之言背后的含義難以猜測，這位市場影響力和政治影響力頗為了得的民企巨頭，從2001年入世前開始游說保護國內流通業(yè)生存空間，三年多時間終于換來的這紙公文，只為他贏來了形同虛設的半年保護時間。

　　2001年11月，中國正式加入WTO，初涉流通業(yè)的張宏偉表示，當時自己才知道“對流通業(yè)的保護期是如此之短”，而與他對壘的世界500強百安居和歐倍德正在利用各種正規(guī)或非正規(guī)渠道全力向中國鋪展勢力。

　　張宏偉的秘書呂文瑋稱，此時更令張宏偉被動的是發(fā)現(xiàn)企業(yè)面和政策面有一個反差，“從外國巨頭進入的區(qū)域與速度看，有關部門在流通業(yè)的保護期內已提前開放。在相當一部分地區(qū)，當?shù)卣�府給予外國巨頭優(yōu)于國內企業(yè)的超國民待遇”。

　　擺在張宏偉面前是三支強勢力量，主管部門、地方政府和跨國資本。關于主管部門，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一位WTO研究專家私下告訴《商務周刊》，“實際上，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中，流通雖然與電信、金融并稱為三大熱點，但從對國家戰(zhàn)略意義、安全等多個角度衡量，卻始終被某些部門認為是處于從屬地位的。因此，1999年為了在電信和金融等其他領域的利益，同時向世貿組織表現(xiàn)中國加入世貿的誠意，我們就主動提前放松了對外資進入零售業(yè)的部分限制�！痹谒�看來，這種認識和做法是否得當現(xiàn)在還難以判斷，但也否認不了一個事實，最近十幾年來，某些官員或多或少存在著過度追求部門利益的現(xiàn)象——“為了擴大出口和對外貿易規(guī)模，增加外國直接投資的數(shù)額，片面追求出口并開放國內市場的政策，甚至向外資企業(yè)提供種種‘超國民待遇’的特殊優(yōu)惠，直接損害了國內許多行業(yè)和企業(yè)的利益�！敝袊�商業(yè)政策研究會副會長萬典武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指出，這些現(xiàn)象也出現(xiàn)在地方政府中。“改革開放是對的，但現(xiàn)在一個很不好的傾向就是過于依賴外資，有了外資就有了政績，地方政府把引進外資變味成自己政績的指標，所以才會有外國的零售巨頭的長驅直入�！彼�說。

　　1997年，國務院發(fā)出26號文，要求對合資零售業(yè)進行清理整頓，禁止地方政府擅自批準外資零售企業(yè)進入。接著，1998-2002年，國家經貿委、外經貿部、國家工商總局連續(xù)啟動了四輪針對外資零售業(yè)的整改，但外資零售業(yè)違規(guī)仍然有增無減。

　　萬典武介紹說，由于對外商投資商業(yè)企業(yè)的清理整頓工作全部交由各省市相應的經貿委、商委進行，地方利益的存在使整改重重困難。而國家高層從與其他國家經貿關系的角度考慮，也處理的非常謹慎，結果整改的成效并不大。

　　結果，到了2002年，由于高層的松動和地方政府的放縱，外資在中國零售業(yè)的擴張達到了最高潮，當時有統(tǒng)計說，進入內地的350家外資零售企業(yè)中，得到國務院批準的只有28家。地方政府在追求引資和地方稅收利益的驅動下，越權審批了316家非試點外資零售企業(yè)。僅家樂福在中國就違規(guī)開了30多家店。

　　萬典武告訴記者，跨國資本充分利用這種利益格局，發(fā)動了各種形式的游說和施壓活動，他們要求在股權比例、規(guī)模、選址等方面都能夠進一步開放，體現(xiàn)對WTO的承諾，甚至包括沃爾瑪?shù)睦峡偡磸脱�請他吃飯這樣的例子，結果就是“外商想怎么開店就怎么開店，想開多大就開多大，政府不能強硬起來，不敢檢查，不敢處罰，助長了違規(guī)外資企業(yè)的氣焰，讓他們鉆了空子”。

　　一個經典案例就是，2002年國務院勒令對家樂福進行全面整改，要求其違規(guī)分店轉讓股份或者關閉。但由于各方利益的博弈，最終中國政府做了很大讓步，允許家樂福違規(guī)的店鋪按正常程序補充辦理審批手續(xù)，并繼續(xù)開分店。

　　這個現(xiàn)實對張宏偉這樣的民企勢力的打擊可想而知，尤其是跨國資本利益通過各種渠道與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結合，大大壓縮了民企勢力的市場空間。

　　2002年，張宏偉聯(lián)合物美零售集團老總張文中，為反對零售業(yè)過度開放，把“流通業(yè)過度開放”上升到“國家經濟安全”的戰(zhàn)略高度，通過一連串精心設計的“游說政府”活動，期望達到中央高層批示和具體政策調整的效果。這就是2002年轟動媒體的“張宏偉炮轟流通業(yè)過度開放”事件。

　　雖然，事情的發(fā)展沒有遂民營勢力的愿望，但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國有資本勢力、跨國資本利益，以及民資這樣的新興利益，圍繞著改革與開放所展開的復雜博弈，已經清晰地展現(xiàn)出當前中國各種利益集團的生態(tài)現(xiàn)狀。

　　“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

　　張宇燕對利益集團下了一個定義：“它是由一群擁有共同利益的、在社會中占少數(shù)的人組成的團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目的在于力求通過對國家立法或政府政策的形成與執(zhí)行，施加于己有利之影響；
不僅如此，如果可能的話，他們還一定會圖謀組織政府或壟斷立法機構，以期最便捷地實現(xiàn)自身的利益�！睆堄钛嗾J為，這個定義還引申出另一個問題——制度的“非中性”，“同一制度對不同人意味著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獲得的往往是各異的東西，而那些已經從既定制度中、或可能從未來某種制度安排中獲益的個人或集團，無疑會竭力去維護或爭取之�！边@兩個概念的闡述，基本上已經揭示出了利益集團在改革博弈中的作用和威力。張宇燕更詳細地為記者解釋了利益集團借助政府或曰“公共資源”來獲利的三個途徑。

　　其一，也是最直接和最顯而易見的，是從政府那里獲得政策性貨幣補貼。張宇燕認為，公立大學的校長們強烈呼吁國家追加教育經費、并且其要求常常部分得到滿足，便是一例。但由于這種方式過于明顯和直接，極易引起尋求補貼方面的激烈競爭，雖普遍但不甚重要。

　　其二，借助政府管制來阻止新競爭者的進入。最經典的例子，就是由政府主管部門來頒發(fā)營業(yè)執(zhí)照或經營許可證、規(guī)定進出口配額等做法。

　　其三，依靠國家立法來尋求集團利益的實現(xiàn)。張宇燕舉例說，1787年各利益集團圍繞著制訂美國憲法所展開的激烈爭奪，就是典型的例子。當時公債券持有者們結成了一強大的利益集團，要求未來的憲法能夠“制造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從而借助強制稅收來保證償還那數(shù)量極大、其時市場價格遠遠低于票面值的、被少數(shù)人所據(jù)有的公債券。

　　事實上，這三種方法不但出現(xiàn)在電信改革、流通業(yè)開放中，中國的改革是一場越來越深化的利益重新分配，只要是改革發(fā)生的領域，幾乎都不可避免會有一只或數(shù)只利益集團的大手，或隱或顯在臺前幕后影響著局勢和改革走向。

　　張宇燕的觀點是，在人類社會中，利益集團及其間的沖突與合作，不僅無處不在、無孔不入，而且還在相當程度上支配了社會的發(fā)展進程，決定了人類活動的方式。因此，利益集團常常是以正面形象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在他看來，在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導向型經濟過渡中的、或市場欠發(fā)達的國家內，產生一些新興的利益集團，雖說他們盯著的僅僅是其自身的利益，但其參與市場的活動，卻會不知不覺中帶來了一種“溢出效益”，即在使自己方便地進入市場的同時，也為其他潛在的競爭者創(chuàng)造了參與市場競爭的條件。由此，市場的進入壁壘開始松動了，阻礙市場導向式經濟改革的官僚利益集團也開始了瓦解過程。

　　但張宇燕研究的興趣更多集中在行政或立法官員這個集團的分析上�！盀槭裁垂賳T會結成利益集團？因為他們在擁有特殊共同利益的同時，還可能滿足了形成利益集團的其他諸項條件；
因為他們不僅僅是某些利益的代表，同時還是那些利益的‘直接所有者’。換句話說，在某些場合下，官員們只有相互串通一氣，才能最好地形成并最終實現(xiàn)其利益�！痹趶堄钛嗫磥�，這一利益集團的利益來源及實現(xiàn)的途徑大致有三種。

　　其一，充分利用手中的被合法授予的管制權，人為地制造租金并努力占有它們。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等，所指的主要就是這種現(xiàn)象。

　　他認為，原則上講，尋租活動導因于租金的存在，而租金又濫觴于管制、限制或政府（國家）壟斷，“現(xiàn)實的或潛在的獲利機會一旦被壟斷、被限制，只要有利可圖，逐利而行的企業(yè)家或個人便會想方設法地突破之。為了突破壟斷或限制，為了打通‘關節(jié)’，他們必然會主動地付出成本（如行賄）；
也正是這一成本構成了古今中外官僚利益集團的收益（如受賄）。”他特別強調，人為地維持低價從而帶來短缺，是官僚利益集團的主要活動方式之一，因為這樣既可以提高自身的稀缺性，又可以要求國家在本行業(yè)或本地區(qū)投入更多的、并且歸其支配的資源，可謂一箭雙雕。

　　其二，官員們，特別是他們的親屬，直接從事受到自己或自己人保護的經營活動�！翱纯礉M清王朝末年出現(xiàn)的所謂官僚買辦（亦官亦商）階級的所作所為，我們就可大致理解這類利益集團的活動方式�！贝送�，他以中華民國晚期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例，指出“（他們）充分靈活地運用手中的人事任免權來維護本利益集團的團結與穩(wěn)定，從而鞏固既得利益的活動。由此我們很容易地想象出，在這種背景下制訂出的經濟政策，幾乎可以肯定是非中性的，是偏袒‘自己人’的”。

　　其三，憑借對立法過程的影響來滿足自身的利益要求。不難想見，在此種情形下通過的法律制度無疑會帶有濃厚的非中性色彩。在張宇燕看來，“考慮到官員階層的人數(shù)相對較少，考慮到他們的受教育水平，考慮到他們所從事的職業(yè)性質，故他們對立法程序的影響，對法律條款的把握以及對法律施行后果的理解等等，均會比一般的人要大，要準確，要深刻。”張宇燕沒有向記者說明自己為什么要將利益集團的研究推進到官僚利益集團，只是意味深長地認為，這對于那些曾經或目前仍舊是“政企”或“官商”不分的、或市場發(fā)育程度極低的國家及地區(qū)而言，是一種十分有益的分析視角。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接受本刊記者的采訪時，以身上先師“顧準式”的耿直從另一個角度為記者道出了其中的緣由：“目前迫切需要直面的問題就在于中國將會建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還是一個壞的市場經濟，是一個權力干預、腐敗扭曲的市場經濟，還是一個規(guī)范公正、有利大眾的市場經濟�！弊罱鼛缀踉谒�有場合都會反復談及“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概念的吳敬璉認為，盡管目前世界上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占了絕大多數(shù)，但建立起規(guī)范的市場經濟的國家并不多。計劃經濟國家進行市場化改革，弄得不好就會掉進壞的市場經濟的陷阱。經過2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目前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離現(xiàn)代市場經濟還有相當大距離，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會出現(xiàn)岔道和彎路，其中之一就是走上所謂裙帶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

　　吳敬鏈警告說，出現(xiàn)這種結果的概率很高，其原因就在于：在轉型時期利益結構大調整的過程中，“利益會把仇神召到戰(zhàn)場上來”，一些擁有支配資源權力的人，很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

　　在他看來，“權力干預、腐敗扭曲的市場經濟”更有可能被官僚利益集團催生。這位三年前就公開驚呼“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當前中國一種現(xiàn)實危險”的學者，對問題的產生與發(fā)展有著深刻的歷史眼光，“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xiàn)了計劃和市場兩種體制相互對峙又相互滲透的狀態(tài)，一部分有權力背景的人利用體制的間隙和漏洞發(fā)財致富。他們作為尋租者利用市場缺乏規(guī)范和行政權力仍然起著作用的情況，在轉型時期的混亂經濟體制中渾水摸魚�！眳蔷喘I認為，這些既得利益者并不愿回到計劃經濟的體制里，也不愿意看到規(guī)范化的、平等競爭的市場的建立，而是希望維持甚至擴大目前的市場混亂和行政權力廣泛干預市場的狀態(tài)，以便繼續(xù)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權尋租，甚至開始設租。他把這些人定義為第三種社會力量。

　　隨著改革的深化，當這些人感覺到自己正在成為被改革的對象時，會以各種各樣的借口阻礙改革的深入，甚至在改革中塞進自己的“私貨”，創(chuàng)造新的尋租可能。例如，圈地運動式的土地批租，掠奪廣大中小投資者的金融魔術，鯨吞公共財富的產權改革等，都被這些人以“改革”的名義歌頌備至。

　　這種隱蔽的力量甚至滲透進影響經濟運行的不同的經濟思想和政策取向中。例如近期的許多紛爭，行政審批要不要盡量減少，利率要不要放開，匯率要不要實現(xiàn)并軌，商品價格和要素價格應不應該在條件具備時迅速果斷放開，國有企業(yè)的改革應當以放權讓利為核心還是以制度創(chuàng)新為基礎等等，在吳敬璉看來，這些爭議中，“有些人參與是出于認識不同，但也有些人完全是從利益動機出發(fā)”。

　　吳敬璉尤其擔心第三種社會力量帶來的社會危害性，“一方面可能使改革陷進一個壞的市場經濟泥坑；
另一方面又使不明真相的群眾誤以為在當前的原始市場經濟中出現(xiàn)的種種違反社會正義的丑惡現(xiàn)象都是改革的產物，對改革產生抵觸思想�！北蛔u為“吳市場”的吳敬璉，現(xiàn)在已經深深地認識到市場經濟是有好壞之分的，“計劃經濟國家進行市場化改革，弄的不好就會掉進被權力資本支配的壞市場經濟陷阱中，出現(xiàn)這種結果概率很高的原因是，在轉型時期利益結構大調整過程中，某些擁有支配資源權力的人往往能夠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如果一個國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環(huán)境，抵制權力資本的能力也許會強一些，但在轉型國家通常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吳敬璉說�，F(xiàn)在，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已經成為轉軌中國面對的一個尖銳的社會問題，直接擺在所有中國人面前。

　　想念體改委

　　劉紀鵬，這位上世紀90年代活躍在中國資本市場改革中的驍將，現(xiàn)在“蝸居”首都經貿大學里滿懷感嘆地說，他想念體改委。他想念的原因有三：一是原體改委主任陳錦華要寫回憶錄，他想起15年前國家體改委在中國推動的企業(yè)股份制改革中，“體改委憑借獨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集中了15個部門的70多位同志，圍繞著《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規(guī)范意見》制定了13個配套文件。速度之快、影響之大，出乎預料”。

　　二是近來股市持續(xù)下跌，他想到了《國九條》。以證監(jiān)會為主，組織12個相關部委成立6個小組，落實了7件大事，“但每個部門在推進這一過程中，往往是從本部門的角度和利益出發(fā)，加上證監(jiān)會在其中也涉及一些自身的權力和利益的調整，不像當年體改委那樣超脫，協(xié)調起來顯得力不從心”。

　　三是去年以來國民經濟在宏觀規(guī)劃和調控上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讓他記起了去年馬凱履新國家發(fā)改委主任時，他接受中央電視臺的記者采訪時的話，“記者問我，馬凱及其領導的發(fā)改委成功的標志是什么？馬凱最難的工作是什么？我回答，馬凱工作成功的標志就是在其任內能把發(fā)改委越改越小、越改越虛。如果發(fā)改委越改越大，越改越實，審批權力越來越大，則意味著失敗。馬凱同志工作最難的環(huán)節(jié)是說服和帶領他的同事進行自我革命”。

　　現(xiàn)在，劉紀鵬一想體改委，二想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原因簡單，中國經濟改革中很多的重大決策和“過橋”思路，都是由這兩個機構組織提出和落實的。盡管它們調整一些部門的行政權力會遇到障礙，由于其特殊地位和沒有自身部門利益，超脫的地位使其不會陷到各部門之間的權力和利益之爭中，這就為總能成功地協(xié)調各部門之間的關系奠定了基礎。

　　面對當前激烈的宏觀調控，另一個想念體改委的人是魏加寧。這位吳敬璉的弟子現(xiàn)任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他告訴本刊記者，“我們原先以為，撤銷體改委的負面影響可能要過10年到20年才能夠顯現(xiàn)出來。但是現(xiàn)在看來，可以說這種負面影響已經開始顯現(xiàn)出來。由于高層領導在決策時，很難聽到客觀中立的觀點，致使這場圍繞宏觀調控的爭論曠日持久，久議不決�！毕肫痼w改委中立、客觀的觀點在以往歷次宏觀調控決策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最令魏加寧遺憾的是，在目前利益多元化，國家利益被部門利益、地區(qū)利益、集團利益和個人利益嚴重肢解的情況下，卻撤銷了國家體改委。

　　而之所以想念體改委，魏加寧認為，正是因為大家看到此次宏觀調控的背后，實際上隱含著國有企業(yè)與民營企業(yè)之間、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投資者與中央銀行之間，以及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一場規(guī)�？涨暗牟┺�。大家各說各的話，各有各的利益機制。

　　在這場宏觀調控中，為了了解下面的情況，魏加寧一個省一個省地跑，觀察到的利益集團的表現(xiàn)令人眼花繚亂。他介紹說，有關部門起初遲遲不愿意承認經濟過熱，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如果承認中國經濟已經過熱，那就意味著“積極的財政政策”應當盡快中止，國債項目應當盡快退出。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在經濟增長速度高達9%以上時，還在拼命發(fā)行國債�！耙虼�，如果國債項目停下來，有關部門就會失去國債項目的審批大權。”后來，有關部門終于不得不承認經濟出現(xiàn)過熱，但仍堅持稱目前只是部分行業(yè)過熱。因此，解決辦法就是通過進一步加強行政審批的辦法來控制“局部過熱”，如此可以一舉兩得：一邊審批國債項目，一邊審批過熱行業(yè)，使得本部門的利益最大化。

　　統(tǒng)計部門也很有意思。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國的統(tǒng)計部門，不僅負責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而且還負責進行經濟形勢分析。于是，許多部門和專家常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當大家看到有關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時，國家統(tǒng)計局的分析報告也已經發(fā)表，因此，其所提供的數(shù)據(jù)自然要為觀點服務，要與結論保持一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此外，目前國家統(tǒng)計局還提供經濟形勢預測。于是當經濟走勢與原先的預測目標相背離時，就有可能通過解釋數(shù)據(jù)或修改數(shù)據(jù)的方式來“自我實現(xiàn)”原先的預測目標。而越是當領導高度重視經濟走勢的時候，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shù)字就越有可能出問題，越容易出現(xiàn)“目標顫抖”。

　　地方政府由于我國現(xiàn)行行政體制、干部體制以及財稅體制等方面的原因，面臨著來自上面的政績考核、來自于下面的群眾選票和來自于各地政府間的激烈競爭等三個方向的壓力，以及發(fā)展經濟、保持社會穩(wěn)定和提供公共服務三重任務。因而存在著強烈的政治動機和投資沖動。在缺乏有效的自我約束和外部約束機制的條件下，地方政府便通過資產和負債進行雙向擴張。但有關數(shù)據(jù)卻嚴重缺乏，使得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猶如“踩棉花”，難以發(fā)力。

　　在某些已經出現(xiàn)投資過熱的行業(yè)中，一方面，國有企業(yè)強烈呼吁政府實行行政干預，限制新的企業(yè)進入；
另一方面，一些民營企業(yè)明明知道這些行業(yè)已經出現(xiàn)投資過熱但仍然希望盡快進入。魏加寧指出，這些民營企業(yè)看到產品價格在暴漲，就判斷市場存在著強烈的需求，強調自己的管理體制優(yōu)勢，并且準備上最新的技術設備，自信擁有較強的競爭能力，因而對國家發(fā)改委強化審批的做法強烈反彈，認為這是在保護技術水平落后和管理水平低下的國有企業(yè)。事實上，由于地方政府給民營企業(yè)在土地、稅收等方面競相提供了大量的優(yōu)惠政策，導致這些民營企業(yè)（包括部分外資企業(yè)）低估了經營成本和經營風險。

　　魏加寧發(fā)現(xiàn)，政府官員“明哲保身”的現(xiàn)象也相當嚴重，一些政府官員常常會說“多種語言”，面對群眾說官話，面對領導說好話，面對朋友說真話，面對媒體說假話。

　　令他更失望的是，專家學者也與十幾年前大不一樣�！叭缃駥＜覍W者的隊伍也已經大大分化，仍然從國家利益出發(fā)、替中央政府著想的人越來越少，而為部門、為地方、為行業(yè)、為企業(yè)說話的專家學者越來越多�！彼�抨擊道，“尤其是有的專家離股市比較近，就反對提高利率，也有的專家離房地產業(yè)比較近，有的離某些產業(yè)比較近，也有的離某些企業(yè)比較近�？傊�，誰出錢就為誰說話的現(xiàn)象已經越來越嚴重�！泵鎸θ绱藦碗s的眾生像，魏加寧告訴記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已經建成、剩下的只是如何加以“完善”的今天，“我們的行政審批反而強化到如此地步，利益集團對國家權威的挑戰(zhàn)如此強硬，不能不令人深思”。

　　“新政”

　　與魏加寧擔憂利益集團挑戰(zhàn)中央權威不同的是，在這場慘烈的宏觀調控中，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振中關心的是此輪經濟過熱對社會弱勢群體所造成的損害。

　　王振中告訴《商務周刊》：“與1993年那次過熱不同的是，這一次經濟過熱相當程度上是以損害弱勢群體利益為代價的。尤其在2001年以來推動的城市化過程中，大量土地的開發(fā)是建立在直接占有農民耕地和城市居民拆遷基礎上的。我看到的數(shù)據(jù)，過去幾年里面，地方政府低價從老百姓那兒拿來土地，再高價賣掉，以此獲利9300億人民幣之多�！彼麖娬{，這種非常直接的利益沖突引發(fā)了去年因拆遷導致的連續(xù)兩起自焚事件，為建國以來罕見。

　　王振中近年來一直將研究重點放在中國經濟發(fā)展中的收入分配問題。他發(fā)現(xiàn)，改革開放、尤其是近10年來，隨著經濟的發(fā)展，社會財富分化也日益擴大。比如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目前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家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之比是1.5:1，而中國卻為3.3:1或3.5:1。收入分配上更加嚴峻，目前中國的基尼基數(shù)已經接近0.5，遠超過0.4的警戒線，不但比美國和英國高，甚至比印度和斯里蘭卡高。而且這個趨勢還在擴大。

　　這些數(shù)據(jù)顯示，雖然中國的GDP增速較高，但在收入分配上卻遜色的多�！敖洕�增長高速下的收入差距擴大現(xiàn)象可以概括為不公正的增長或非繁榮增長，而正是這種不公正的增長，加速了中國社會諸多利益集團間的強弱分化�！蓖跽裰姓f。

　　比如，在國家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吳敬璉就認為，“強勢集團聲音大，而弱勢集團沒有聲音�！碧貏e是在立法上，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社會部部長丁寧寧強烈指出，“弱勢集團沒有利益代表者，大部分屬于首長立法、外行立法�！逼浣Y果就是弱勢集團的利益不斷被侵削，社會資源迅速向強勢集團聚集。

　　在7月底的一次由《比較》主辦的只有少數(shù)媒體高層參加的內部討論會上，諸多出席會議的財經高官和學者都對此表示憂心忡忡。一位財經高層官員談到：“現(xiàn)在立法時，各種利益集團活動，通過各種渠道在底下影響�！彼麩o奈地指出，一些部門為了通過自己的法律，都要找法制局的人吃飯想辦法勾兌，到了法工委再找法工委的官員勾兌。

　　事實上，在立法過程中，各權力部門的意見本來就非常重要。他介紹說，因為國家法制局每年大約要過幾百部法，兩周一次的會，包括說明，各部門討論，一位政府高層領導真正熟悉一個法的時間只有10分鐘左右。所以，只要有一個部門跳出來反對，就會以草案還不成熟退回。他們相互之間還有交易，你同意我什么，我同意你什么。最后到法制局那里，所有的明顯的反對都已經統(tǒng)統(tǒng)撤掉了。“因此，很多立法出來后，內容有些奇怪——沒法執(zhí)行，它犧牲了法律內容，在法律技術上有很多問題，但是它取得了各部門的同意�！边@樣一個現(xiàn)狀，無論是官員利益集團，還是吳敬璉所指的第三種社會力量，都將有巨大的空間，像張宇燕分析的那樣依靠國家立法實現(xiàn)集團利益。丁寧寧在該次內部論壇上，就宏觀調控中反映的一系列問題直問，“越來越大的利益集團，導致什么樣的市場經濟？”與張宇燕等經濟學家一樣，對于利益集團，吳敬璉并不反對它的存在�！拔覀儸F(xiàn)在都不承認利益集團的利益，好像一說到利益就是殺人放火。但利益集團事實上是存在的�！彼�說，“否認它的結果就是沒有建立制衡機制，強勢集團的聲音越來越大，而且都是以全體人民利益的名義，說的是一部分人的要求�！币虼�，在他看來，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讓各種群體、各種利益集團都能平等地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尤其是讓弱勢集團有足夠的制度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以免侵害，使社會中的各種力量相互制約、平衡發(fā)展。而不是一個被第三種社會力量“挾持”加壟斷的壞市場經濟更不是一個為既得利益地得所有、所享所治的市場經濟。

　　在吳敬鏈看來，要扼制中國的市場經濟滑向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潭，迫切需要做好的兩件事是：努力保持起點的公正，努力建立法治。為此，政府應加快市場化的改革，廢除行政審批制度，鏟除尋租活動的基礎；
完善處理產權的規(guī)章制度和加強監(jiān)督，制止蠶食和鯨吞公共財產的犯罪行為；
實現(xiàn)交易過程的透明化和保證公民的知情權等憲法權利的行使以及對政府的有效監(jiān)督。

　　同時，確立憲法的至高無上權威，劃定政府的權限范圍，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和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
施行憲政，實現(xiàn)權力制衡，不允許有任何不受約束的權力主體存在。保證司法的公正性和獨立性，建立透明的法律框架，讓公眾廣泛參與立法過程，法律要為公眾所周知，并使公民對自己行為的法律后果有可預見性。

　　王振中在采訪中告訴記者，“從決策層著力實現(xiàn)親民的執(zhí)政思路來看，新一屆領導已經清醒地看到了問題的根本。尤其是在此次宏觀調控的整個過程中，溫家寶總理反復強調，只要是牽涉群眾利益的事，都是大事。這也從另一個角度體現(xiàn)出新一屆領導已經開始全面轉變思路，從偏重效率到重新認識公平的社會意義，將利益的分配向弱勢群體和弱勢地區(qū)傾斜�！蹦敲�，如何在中國大轉軌中力求保持社會公正？如何避免未來發(fā)生2004年這樣的經濟大“陣痛”？張宇燕提到了西漢的名臣賈誼的《治安策》中的名言，“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少其力”。

　　也就是說，必須建立一個相互制衡、平衡發(fā)展的社會利益體系，而不是一個“啞鈴”社會，就像2004年國務院一號令所展示出的精神那樣，進行一場“羅斯�！笔降闹袊�“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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