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說的保守主義，是指上個世紀初葉，一班文章報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指那些在封建制度的夾縫里辦出所謂自由主義報紙的知識分子所信仰之主義（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二者的結(jié)盟，在中外歷史上不少見）。其中舉辦《時務(wù)報》的汪康年，就是突出的一位。由廖梅先生撰寫的關(guān)於汪氏的專著，為我們了解這樣的一位報人及其時代，是很有現(xiàn)實意義的。

　　《時務(wù)報》的出現(xiàn)恰逢清朝的改革開放時期，也就是所謂新政推行的時期。在這樣一個時期如何辦報，報紙文字的寬容馀地有多大，的確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課題。簡單而言，在所謂的「大氣候」清廷施行新政還是朝向改革開放的環(huán)境中，一份銳意進取的報紙，是不可以過於急進和過於反體制的。這是汪康年辦報的基本主張和原則。汪及其同仁的言論框架，大約是在那些主張改革的官員和自由知識分子之間建構(gòu)的，互相達成一種共識，以求實現(xiàn)官民共處，求同存異之局面。這樣的辦報方針貫穿在他的用文尺度和用人標準上。汪本人的文風，人格表率於茲，做到了進退自如，自律有方。因為非如此，不足以維持言論之自由（當然是有限的自由）；
非如此，不足以在體制內(nèi)外左右逢源，上下周旋，以求平穩(wěn)運行。盡管如此，報紙還是不斷收到來自上面的指責。當然，這種指責或許還是有善可陳的，還是為了報紙的生存以至於發(fā)展的。如，他刊出梁啟超的文章「知恥學會敘」後，張之洞就呵護有加地批評道，這類文字，「……若經(jīng)言官指責，恐有不測」！

　　因為張和汪都不想一言遭禁。

　　但是報紙言論所及，中國社會之問題所及，當然不可能完全局限在官方許可的范圍內(nèi)，也會涉及到官方語言之外的層面。因為這樣的言論，本來就是要反映中國社會不可以回避的問題。因此，和官方的檢查制度發(fā)生沖突，也是無可避免之事。於是，報紙的做法只能是不斷調(diào)整自己於體制之內(nèi)外。擔任《時務(wù)報》主編梁啟超口無遮攔，大膽放言，但是汪本人的文章老成持重，謹慎雷池。按照廖先生的說法，是汪的文章更重實際，而梁的文章更重感情（包括在理論上的建樹，也是汪不如梁。）在那個時代那個時期，有限的改良或者說改革，還是在一種相對穩(wěn)定和相對寬容的局面下進行的。這也是《時務(wù)報》可以生存出版的前提。固然，那時候的改革正在和革命并駕齊驅(qū)。在汪康年的眼睛里，孫中山的革命簡直就是「土匪」作亂，一無所是。有一個巧合是，汪是在1911年的革命暴動前夜撒手人寰的。這件事，象徵性地宣告了革命對於改革的保守主義主張乃至行為的取締。固然，在思想上，革命必要性與否這樣的爭辯，幾乎持續(xù)了一百年，還是沒有結(jié)論。

　　在以後的日子里，在以後的報紙中，革命的和改革的爭論雖然一直不斷，但是牽涉到辦報這件具體事務(wù)上，過激的行為，還是不大可能在幾代統(tǒng)治者手上被認可的。幾乎就是在《時務(wù)報》遭到張之洞等人批評還是小事。以後發(fā)生的著名的《蘇報》案（1903年），就有了人禍文難。吳稚輝，這樣一個當時言論如此激烈者，也無法和當局處死鄒容的悲劇劃清界限，雖然他并無出賣之嫌（唐振常先生一直堅持這點）。以後《民報》之被封查（1908年；
只是若干期），又說明官民之間的齟齬和沖撞。到了《大公報》時期，張季鸞雖然和蔣介石有過筆戰(zhàn)，但是他和蔣的關(guān)系還是若即若離。而王蕓生和國民黨《中央日報》的論戰(zhàn)，雖然顯赫一時，但是，完全的反對派的角色，卻不是他的選擇，他是所謂的「中道而行者」。其實，就是在國民黨的官報《中央日報》里，不是也發(fā)生了殷海光因為撰寫反對國民黨嚴重貪污腐化之文章而受到蔣的指摘之事嗎？亦官乎？亦民乎？實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有這些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中國的報紙和報人的尷尬之處境。在辦報上做到絕對化的自由主義，幾乎就是幾代報人之夢想了！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官方是在潮流上跟進時代的，如清朝之新政；
國民黨之抗戰(zhàn)；
以至後來的《人民日報》的主張改革，放開群眾言路於後四人幫時代，那麼，即便是來自官方的有限度的言論尺度，仍然是難能可貴，不可多得的。知識分子和官方的結(jié)合是不應(yīng)該一概肯定，也不應(yīng)該一概否定之的。這里要看他們是於時俱進，還是於時俱退。當然，這個正面方向可以持續(xù)多久，往往就難答其案了。無論是汪康年時代清政府的改革，還是在後汪時代，孫中山的革命，訓政，來自官方的和來自知識分子主張，究竟有多少吻合，多少分歧，一直以來是紛爭不斷，未見終局的。如，中國的帝制之存廢問題；
如，孫中山的訓政期究竟有多長的問題，何時還政於民，都是含糊其詞的（一本張君勱的憲草，反反覆復，是到了臺灣才見出分曉）。

　　所謂保守主義的前途究竟如何，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問題。因為凡是發(fā)生過的所謂的保守主義，不是半途而廢，就是被革命取代。改革是否能夠完成其未競之業(yè)，成為中國歷史上說不盡的故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改革失敗，再行進行革命還是反其道而行之，革命失敗，再進行改革在既得利益集團不會做出絲毫讓步的情形里，奢談改革。接下來的問題是，革命，是否會導致新一輪的專制；
歷史本身究竟有無進步可言，抑或只是無限地往復循環(huán)。最後，革命之分野，依筆者言，是否也有正面意義的革命和負面意義上的革命；
有真革命和偽革命。這里的區(qū)別很簡單：就是看他有無新質(zhì)地。倒退到革命以前的局面，或者還不如不革命之局面的革命，不搞也罷！

　　可以說，這是我們所處的所謂轉(zhuǎn)變和過渡時期特有的時代癥結(jié)。這個過渡期，是歷史上無數(shù)之過渡期的重復。這個重復，并未使得結(jié)局明確。其未來走向還是充滿了不確定的因素�？墒牵�在某種意義上回顧這樣一些古往今來的過渡期，好像不無必要。我們看到，在邊沁置疑民主制度中與之共謀其政的貴族和皇權(quán)政治的時候，是把民主和平等，貴族和智慧，皇權(quán)和力量這三種權(quán)力特徵一并加以分析的。他沒有看出，用民主取代後二者之大必要；
也就說，他將三者融會貫通，稱其為最佳而互補之選擇。這個論點（見邊沁『政府片論』），在經(jīng)歷了英國歷史和整個西方歷史的考驗之後，被證明為其言有虛；
因為，英國的皇族之虛位臨政和其文化象徵的意義，比較其實際地位來得更重要。這就對邊沁的折中觀點所做的歷史的規(guī)避。

　　而穆勒，即小穆勒，在其『自由論』寫作時期，則提出了過渡階段人們的困惑和思考。筆者不久前購得郭大力先生三十年翻譯的『穆勒自傳』（約翰。穆勒），他在書中詳述了這個所謂過渡期的特點。他說：

　　「……但是這個過渡時代的特徵，是舊思想感情已經(jīng)動搖而新學說又尚未占得優(yōu)勢的時代的特徵。在這時候，從事任何精神活動，已拋棄舊信仰，而不能確知所抱思想是否會動搖的人，都熱心聽新的思想。但這狀態(tài)必然是暫時的。特殊的思想體系，將糾合大多數(shù)人在它周圍，組織與這思想體系相適合的社會制度及行動樣式，教育則將在無引導的精神過程時，以新信條傳授給新時代的人。如是，漸漸的，新信條代替舊信條而取得同一的強制力。這種有害的力是否發(fā)揮出來，要看人類這時候會不會自覺，這種力的發(fā)揮，將妨害人性的伸張而使其萎縮�！�

　　於是，穆勒結(jié)論道：

　　「『自由論』的教訓，於是有最大的價值。也許，『自由論』的教訓，能在一個很長的時期把這種價值保住�！�

　　穆勒對於新舊勢力，他們的所謂的強制力的擔憂是不無根據(jù)的。這種根據(jù)在哈耶克看來，也許是因為邊沁，穆勒等人所一部分崇尚的社會主義之做祟的緣故吧！因為哈耶克以為，他們之所以偏向後來的改良主義，是因為他們對自由主義的雞肋沒有剔除之故。新舊強權(quán)的更疊，是一個強權(quán)的兩種表像，這個觀點正好說明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前後的政治社會特徵，就是人們一向所說的「民主的有與無，多與少」的問題。雖然，法國革命也讓夏多布里昂個恭古爾之流憂心忡忡，遺世而恨，但是，革命回歸秩序的過程并未最後定格在新強權(quán)勢力的基地上，而是將那種強權(quán)的實體做出孟德斯鳩式的分割。所以，保守主義的意義，在他們眼中，也應(yīng)該是文化意義上的保留和回顧，不應(yīng)該是邁過穆勒，邊沁，走向極權(quán)主義的倒退。

　　而文化保守主義在哲學上的限定，應(yīng)該是類似德里達們的在結(jié)構(gòu)中做解構(gòu)，是在歷史承傳的前提下的批判和否定，而不是破舊立新，來個痞子運動，或者像辜鴻明說的，將民主變成民瘋可惜，這個民瘋，在六十年代不幸被其言中，可能是猶過之而無不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看到的，我們中國人對於那個過渡時期所表現(xiàn)出來的大憂患，也是令人骨徹心寒的。這里，最為徹底的文化含政治保守主義者們，正在二十世紀初葉的天地里號啕大哭，悲天搶地。

　　那時，王國維為中國文化之殉難，和陳寅恪先生為之所做之悼詞，流行一時。那個悼詞，是對中國文化之哀悼多數(shù)學人持此看法。也許，過了十來年，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就又對之不得而知了。

　　是的，陳先生是這樣寫的「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yīng)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我儕所學關(guān)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凈水，年年嗚咽說靈均。」

　　此所謂文化神州喪一身者，就是他對後來辜鴻銘所戲稱之民主為民瘋的預言（辜將democracy改為democraze.見唐振常文『從中西文化沖突看五四之反傳統(tǒng)』）。我釋譯是，這個德謨克拉西，變成了德謨克拉賊了。這當然是極為悲哀和極為不幸的；
這個陳大師當時的哭泣，是有其回聲的。而這回聲，也是還有不幸的。就是，人們對待民瘋文革，迄今為止還是兩個態(tài)度，國內(nèi)外皆然。

　　是的，廖梅先生是看到了這一點的。

　　她不失時機地援引了英國保守主義學者柏克的觀念。在光榮革命和斷頭臺前，柏克選擇的是前者因為他是一個保守的英國人而英國人之所以首肯保守，來源於他們保守主義文化中的積極因子。他們的傳統(tǒng)來自於他們的大憲章，來自巴力門（議會），來自責任內(nèi)閣制……等等。一種光榮的，和平的，甚至理性的政治運動，之所以在英國成為可能，是因為他們有此政治文化傳統(tǒng)。那麼，如何設(shè)想中國人傳統(tǒng)中的此類積極因子呢？中國人能否祈望施行一種背棄革命的英國式選擇呢！看來可能性是不大的。因為中國人的文化里沒有這個憲政傳統(tǒng)，沒有遠到希臘羅馬式的，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和實踐，沒有正教分離的實踐，沒有中世紀西方化解宗教，將之運用到文化建設(shè)上來的實踐，沒有自由主義對於宗教和耶穌的反思和批判在中國只是打倒，沒有反思的運動這類實踐，沒有化解儒士釋道至現(xiàn)代思想中的實踐，只有對於蘇俄專制的愚蠢的仿造和實踐，中國人的近代史實是在承襲一種俄國式的革命。這樣的革命，終結(jié)在對於法治和議會的死亡中。

　　而法治和議會之復興，在另一方面，是要進行法國式的革命。但是法國式的革命在後革命時代，重現(xiàn)確立憲法從憲法到法典（拿破侖法典）在我們這里，今天的意義究竟如何，答案也并不明確。

　　汪氏的人生處境，責令他既要面對即將出現(xiàn)，後來居然真的出現(xiàn)了的「革命」，又要他面對現(xiàn)實，面對傳統(tǒng)。而用傳統(tǒng)來取代革命，好像成為那一代人的最後的選擇。廖梅舉出了許多這樣的人物，如張?zhí)�炎，嚴復等。而嚴復，則是在限定個人和群體之關(guān)系，個人和國家之關(guān)系上，避開了自由主義，承認了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這就回到了消極的傳統(tǒng)，異化了穆勒自由主義的初衷。這個詮釋是負面意義的。另外，他的正面的物競天擇，優(yōu)勝劣敗，則又被改變?yōu)槲镔|(zhì)崇拜，船堅炮利，人本思想式微，所以，這個保守不好，我們的祖宗還是屬於劣者，沒有成為勝者。是嚴復之誤也？是赫胥黎之誤也？！

　　今天的人們重讀汪康年，也是在重復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極其簡單而又復雜的問題：在體制內(nèi)辦報，宣傳體制內(nèi)的主張，能否達到民主自由之終極目標。深而言之，實行克己復禮的守舊主義文化復興，繼而主張新儒家精神的發(fā)揚光大，是否可以探求出來一條今日中國的政治改革之路；
中國人有無必要，有無可能像英國人施行光榮革命一樣，避開革命和暴力而走上一條法治，理性之路；
抑或只有通過暴力，來達到類似法國革命式的後革命結(jié)局，繼而確立憲政。再抑或，像眼下的學者所說，只有根本反對和取消中國文化中的專制主義傳統(tǒng)因子，才能實現(xiàn)政治的和輿論的現(xiàn)代化。

　　現(xiàn)在的人們還有一種我稱之為新保守主義的說法，就是，統(tǒng)治集團的所謂後集權(quán)時代中，媒體自由主義在體制內(nèi)的某種可能行。坦率言之，就是自由主義者們的言論問題的適度合法，合理性的問題，在意識形態(tài)和思想，文化之官方機構(gòu)中的生命自由的問題；
就像許多自由主義者其實是依附在思想之自由和體制之不自由處的兩棲人，不像俄羅斯等地的純粹異端。比如說，像南都報事端，不是作為意識形態(tài)之爭，而是被顧左右而言他地判了罪的；
人們無論其觀點之對錯；
也沒有對於文人論政的任何理論的和實際的大批判。這當然是汪康年，吳稚輝輩始料未及的。這個特徵的走向如何？在何意義上，他是走向極端的革命式改革，在什麼意義上，他走向健康的自由主義，人們的分析又當如何？看來，已知其詳者，少也！

　　看來汪康年沒有給出這個答案。故此，細閱此書的有關(guān)章節(jié)，重溫那時候文人報國，文章報國之精神的正面的和負面的可能性，實有必要。這是因為，我們可以從汪氏的邏輯，或者說他的未完成的邏輯中，繼續(xù)推斷報紙輿論和國家法治和國人命運的大前提和大走向。昨日之報紙，不是今天之報紙；
但是換一個角度說，昨日之報紙，就是今日之報紙。因為所有過去的因子，還是活躍其中。汪氏的過時性，看來是要等過去因子在真正的新時代中死去，才會來臨。

　　報業(yè)自清末明初，人才濟濟，文字可觀，是可大書特書的。但是牽涉到中國之政治前途，卻是怪論百出，幾乎無意一中的。所以，蒙塔古說，一個民族的天才可以創(chuàng)造一種天才的政治制度，而這種制度，未必可創(chuàng)造政治天才。此話意深，值得思考！

　　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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