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自由主義民主之后，“商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當代歐美國家流行起來。不僅有大量的論著出版，如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Jon Elster主編的《商議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John Dryzek的《商議性民主及其超越》(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John Uhr的《商議式民主在澳洲》（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Austral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James Fish kin的《人民之聲：公共輿論與民主》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等，而且進行了一些實驗，例如，曾任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系教授的James Fish kin，建立了商議性民意調(diào)查中心，進行了所謂“deliberative poll”的實驗。本文介紹西方的商議式民主之后，以商議式民主的角度來分析發(fā)生于中國基層的一些民主政治參與的經(jīng)驗。

　　一、商議式民主的產(chǎn)生與基本要素

　　1、自由主義民主的問題與商議式民主的出現(xiàn)

　　隨著國家的職能越來越復雜而政治之規(guī)模越來越大，而起源于19世紀的自由主義民主的制度及其技術官僚的行政體制似乎越來越不能適合新形勢下所面臨著的一些挑戰(zhàn)。例如，如何讓公民積極參與政治，通過對話取得共識，有效地設計與執(zhí)行公共政策，保證所有的公民都能享受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所帶來的好處�？偟膩碚f，傳統(tǒng)的選舉民主在“真正的民主治理”方面做得相當不夠的，在這種民主之中，公民是有權選擇他們的代理者，即政府官員或議員，但是很少能參與對這些代理者所做的選擇進行討論并加以理解。所以，吉登斯說，民主需要深化。現(xiàn)有公民與管理者生活于同樣的信息環(huán)境之下，舊的管理體制在這種社會不再效了；
改變一下民主的程序，尤其有助于政治決策更接近選民的日常想法，而網(wǎng)上征求意見、電子投票不會取代原有的決策方式，但是都是很好的補充。而在哈貝馬斯那里，民主有兩種：制度化民主和商議(deliberative，有譯為話語)民主，前者直接表現(xiàn)在議會活動、選舉活動、行政管理活動的制度中，而后者則表現(xiàn)于交往行動中，以一種意見和意志的形成過程發(fā)生著。哈貝馬斯的商議式的民主模式強調(diào)了兩個最為基本的信念。第一，政治決策最好是通過廣泛的商議來作出，而不是通過金錢和權力。第二，在商討過程中參與者應該盡可能平等而且盡可能廣泛。他的商議式民主是對當代民主政治的新詮釋。

　　自由主義民主或選舉民主的缺失正是商議式民主的起點。當今流行于歐美的“商議式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對自由主義民主或選舉民主的一種修正、一種發(fā)展。凡是涉及到重大的公共決策，在政策實施之前須由公民進行討論和爭辯，通過不同意見的對話，最后達成妥協(xié)和共識。

　　2、商議式民主與公共政策的新發(fā)展

　　商議性民主的假定是，公民可以通過對話(discourse)決定他們追求什么樣的法律和決策，而對話的成員尊重對方，他們都擁有商議之能力。商議民主認為對話的參與者之間存在多元性：不同的利益、不同信仰與不同的理想，因而通過對話以解決問題或作出決策。商議式民主旨在恢復公民文化，提高公共話語在決策中的作用，產(chǎn)生公共的或政治壓力以解決有關問題。商議式民主重在議，在于行動過程本身。由于其本質(zhì)和特征，商議式民主模式就很快影響到公共政策的發(fā)展。

　　公共政策科學向來以專家為導向的，也就是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專家們的事，因為政策的制定需要專門化的知識與能力，而這是一般民眾所不具備的。但是，1980年代以來，這種導向的公共政策科學有了新的變化，其表現(xiàn)是將公民引入到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這就是公共政策的商議式模式。

　　3、商議過程中的幾個主要因素

　　商議過程中包括以下這5個方面。

　　(1)商議與理由(reason)

　　理由是商議性對話中的基石。參與者提出理由并期待那些理由會促成集體的決策之形成。在理想的商議中，“除更好的辯論外沒有任何強迫”，即用中國人常用的話語來說就是“擺事實，講道理”。

　　(2)商議與平等

　　這里平等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決策中的平等。在商議過程中每個成員在議事日程、所要解決的問題、批評等方面應該都是平等的，在作出決策過程中擁有平等的權利。當然任何社會都存在這樣那樣、程度不一的社會不平等，要在商議過程中做到完全的平等實相當?shù)牟灰�。但是，社會不平等確是不利于商議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個就是信息的自由和公開的交流。

　　(3)商議與身份

　　商議中的身份主要涉及到三個方面：一是平等與匿名。對話參與者之身份能夠做到匿名當然最理想了，但是并非每次商議都需要匿名。而有些學認為參與者彼此之間應該有足夠的了解，這不僅可以得到彼此的尊重，而且有助于對話本身的進行。第二是作為“資源”身份的差異性。對話中如果參與者能夠了解到某一主張者的背景，就會增加理解為什么他或她持有這樣的想法。這就是身份的差異性。第三，商議與教育。參與者的教育程度當然對商議過程本身有重要的影響。教育程度會影響與會者對議題的關注程度、對問題的理解、對別人意見的理解、表達自已的意見。有時候因議題的專業(yè)性，對話需要專家或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士參加。

　　(4)商議式對話中仲裁者之角色

　　對話中仲裁者的角色當然重要。商議過程中的仲裁者之角色如同法院審案子的法官。對話中有兩種仲裁者。一種只是對對話參與者提供技術性的幫助以便對話能順利而有效地進行，但他或她自已從不參與討論或爭論。另一種就是討論的“領導者”。這里的“領導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領導如設立議事日程、引導討論，而是組織討論者，讓他們自已選擇他們想討論的話題并由他們自已選擇以何種方式進行討論。當然，仲裁也需要技巧。

　　(5)參與者須遵循的幾個規(guī)則

　　一旦參與者選定，討論之目的和目標定下，那么討論者就應該遵守一些“談話規(guī)則”以保證對話的有效性。除了遵守一般談話之規(guī)則外，參與者需要遵守這些規(guī)則：第一，量的規(guī)則，即談話要有足夠的信息；
第二，質(zhì)的規(guī)則，即談話中所提供的信息要足夠的真實性，如“不要說那些缺乏根據(jù)的話”，“不要說那些你相信不對的東西”，參與者因此可換個方式來說，如“你真的相信那個嗎”，“為什么你相信這個”；
第三，相關性的規(guī)則，即談話要與主題有關，換而言之，就是不要改變談話主題，談話要簡潔有秩，避免模棱兩可，避免表達模糊不清。

　　除以上這些規(guī)則外，商議過程中還有一些更具體的要求，如認真聽別人的談話，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tài)而不固執(zhí)已見，友好地對待不同的意見，暢所欲言但不要壟斷討論，努力搞清不贊同你觀點的人其立場，當眾而不是個別地向領導陳述自已的觀點，而幽默、熱情的方式有助于別人了解你的觀點，要考慮某信息是該當眾還是個別私下交流。

　　二、“民主懇談會”：浙江的經(jīng)驗

　　現(xiàn)不少地方進行民主參與的實驗，積累了大量的好經(jīng)驗，從而推進了中國基層民主政治的發(fā)展。這里以浙江的“民主懇談會”的事例來看看其中所蘊函的商議式民主之意義。實際上，類似于“民主懇談會”的還有“民主理財日”、“民主議政日”、“社區(qū)事務民主聽證會”、“民主聽證會”、“民主議事會”、“民主評議村兩委成員”等形式。

　　1、浙江省溫嶺市的“民主懇談會”

　　“民主懇談會”1999年6月誕生于浙江省溫嶺市松門鎮(zhèn)，被當?shù)卮迕穹Q之為松門的“焦點訪談”�！稗r(nóng)業(yè)農(nóng)村現(xiàn)代化教育建設論壇”是“民主懇談會”的雛形，其目的本來是宣傳政策、普及觀念，是由上而下的。論壇設計了讓群眾發(fā)言的環(huán)節(jié)，結(jié)果出現(xiàn)了意想不到的情況，老百姓感慨“都20年沒有這樣說話的機會了！”溫嶺市和松門鎮(zhèn)一批富有眼光、勇于探索的領導干部不僅將這活動堅持下來，而且經(jīng)過逐步摸索，將這一措施推廣到其他的鄉(xiāng)鎮(zhèn)。

　　溫嶺市的“民主懇談會”經(jīng)歷了三個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的“民主懇談會”發(fā)端于改善干群關系；
第二個階段為“決策咨詢”功能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
第三階段是從“民主懇談會”向“民主聽證會”的轉(zhuǎn)型�！懊裰鲬┱剷�實際上是政府決策的公開聽證會，官員和公民的平等對話會，也是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協(xié)調(diào)溝通會”�！懊裰鲬┱剷�”通常由鄉(xiāng)鎮(zhèn)、村或鄉(xiāng)鎮(zhèn)部門黨組織主持，由廣大的群體或相關的代表參與。它主要有四種形式：一是鄉(xiāng)鎮(zhèn)、村、部門以及企業(yè)的民主懇談活動；
二是鎮(zhèn)民主聽證會；
三是村級民主議事制度；
四是“民情懇談”活動。在溫嶺市的各種“民主懇談會”形式中鎮(zhèn)的民主聽證制度和村的民主議事制度是其重點建設的制度。溫嶺市委正致力將“民主懇談會”制度化、規(guī)范化。

　　誕生于溫嶺市松門鎮(zhèn)的“民主懇談會”如今已成為溫嶺市和整個臺州地區(qū)乃至浙江省全面推行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模式。2003年發(fā)布的“浙江省關于進一步加強農(nóng)村基層民主法制建設的意見”指出，“要建立和完善由村黨支部書記主持的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聯(lián)席會議制度，規(guī)范村級事務決策程序。要認真實施《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健全村民委員會、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民小組等村民自治組織，正確處理相互關系”，而且強調(diào)“不斷完善民主議事程序，健全村級民主決策制度。凡涉及農(nóng)村經(jīng)濟、政治、文化發(fā)展的重要事項，尤其是重大的政務和財務，都要依法召開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逐步規(guī)范農(nóng)村村級重大事務民主議事、決策的范圍、程序和方法。”“民主懇談會”由村級擴展到機關部門、企事業(yè)單位、城市社區(qū)，而內(nèi)容與方式亦不斷豐富、深化。

　　2、“民主懇談會”：商議性的民主決策形式

　　“民主懇談會”是新的民主決策形式，它具有商議式民主之特點與精神。(1)大眾性。商議式民主旨在恢復公民文化，讓公民能真正參與決策過程。中國的政府決策過程中往往沒有大眾的參與。而浙江省溫嶺的“民主懇談會”就具有參與的廣泛性，廣大群體能夠有機會與渠道發(fā)表意見、提出建議，即“為群眾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搭建平臺”。正如浙江省溫嶺市新河鎮(zhèn)的農(nóng)民所說的，“自從有了懇談會，我們不僅知道鎮(zhèn)里要干什么，還可以決定該不該干和怎樣干，身邊的事情我們平頭百姓也能說了算”。

　　(2)平等性。商議式民主理論家強調(diào)公民參與討論某一公共決策的權利和機會，強調(diào)參與對話者都擁有商議之能力。根據(jù)憲法，公民享有政治權利，這其中就有參與權，即公民有平等參與重大的公共事務決策的權利。但多年來即使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社會里，也缺乏相應的制度性渠道，能讓公民廣泛參與公共決策之活動。過去中國的大眾也很少機會參與政府的決策，而“民主懇談會”為人們平等地參與提供了一種機制，正如上面所引用的農(nóng)民的一句話“都20年沒有這樣說話的機會了”。

　　(3)多元性。民主政治過程實為參與各方的權力與利益達成妥協(xié)的過程。商議民主承認對話的參與者之間存在多元性，他們有不同的利益、信仰和理想，因而就需要通過對話以解決問題或作出決策，這就是商議機制。隨著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及隨之而來的利益的多元化，需要我們在決策方式上作出變革以反映這種多元性的格局。而“民主懇談會”可為各種利益群體就為自已的利益進行討價還價提供機會或機制，以使利益協(xié)調(diào)，從而使整體的利益最大化。

　　(3)身份的的不受限制與明確性。從溫嶺的經(jīng)驗來看，無論參與鎮(zhèn)民主聽證會，還是村民主議事會，都沒有身份限制，就是說任何人只要有時間和興趣都可以參加。例如，溫嶺市松門鎮(zhèn)漁業(yè)發(fā)達，但缺乏專業(yè)的交易市場。鎮(zhèn)政府6慮并將建專業(yè)市場的事通過“民主懇談會”來解決。要不要建這個市場？如要建，建多大的規(guī)模？由誰來投資？建在何處？這些議題均交鎮(zhèn)里的群眾討論。這個“懇談會”沒有身份限制，任何人無論干部還是村民只有感到有時間均可參加。結(jié)果來了100多人，其中不少與會者是與這個項目利益攸關的。另一方面，大多村莊是一個熟人社會，彼此稔熟，有充分的了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參加“民主懇談會”的身份是相當明確的。

　　(4)決策性。無論是“民主議政日”、“社區(qū)事務民主聽證會”，還是“民主聽證會”、“民主議事會”、從功能上來說，主要是為了決策。這些制度或活動有“民主監(jiān)督”與“民主管理”等功能，但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其決策性，“民主決策”，將大眾引入到?jīng)Q策的過程之中，而這正是商議式民主所強調(diào)的。

　　當然，中國目前基層的各種民主參與經(jīng)驗并不是中國所獨有的，實際上世界不少國家都有類似做法與經(jīng)驗。拿基層的公眾聽證會(Public hearings at the local level)來說，這種聽證會是一種推進決策透明性的機制。例如，在1989年，委內(nèi)瑞拉(Venezuela)出臺一個法律，要求地方政府每3個月舉行1次公開的會議，至少要有10個公民以書面的形式提出召開會議。例如，市政府要回答事先向其所提出的問題，會議期間，公民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已的意見、要求與建議。

　　三、有待探索的問題

　　有不少西方學者對商議式民主還心存疑慮。他們認為有這樣一些問題需要考慮：

　　(1)商議過程中不平等與支配的問題；

　　(2)是否能長期堅持下去是個問題；

　　(3)商議制度可能會被權勢群體所把持；

　　(4)權力下放可能會出現(xiàn)政體與決策的“巴爾干化”的問題。

　　應用西方的“商議式民主”模式來研究中國基層的民主，也需要考慮以下這些問題：(1)是否可能會誤用？西方的“商議式民主”概念是否適合于中國的語境？例如，作為一個概念的“商議式民主”是否反映出中國基層經(jīng)驗之實質(zhì)？

　　(2)從交往行為的角度來看，商議何以可能？提出這個問題自有其現(xiàn)實根據(jù)。一方面由于居住方式的變化、社會關系的淡薄、交往的表面化與交往稀小，這樣就增加了通過對話解決或作出決策的難度。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的階層分化與多元化，導到達成一致性的不容易，盡管存在多元才有必要進行商議。

　　(3)商議的制度化�？偟膩碚f，中國基層的所謂“商議式民主”制度化不夠，尤其是商議的程序化缺乏。浙江省溫嶺市的“民主懇談會”制度化、程序化、規(guī)范化還是遠遠不夠的。而就這方面而言，筆者看到湖北省的楊集鎮(zhèn)將溫嶺的經(jīng)驗推進了一步。楊集鎮(zhèn)推出了<<楊集鎮(zhèn)村級民主懇談會制度>>。該制度共計15條，詳細地規(guī)定了“民主懇談會”的目的、原則、主要內(nèi)容及程序。

　　(4)信息的公開性與透明性。以往政府在信息的公開性與透明性做得遠遠不夠的，也往往以保密性等理由拒絕向民眾透露有關信息。商議需要足夠的信息(包括信息的正確性與準確性)。而信息的公開性與透明性是進行商議的前提。信息的公開性與透明性是深化中國地方商議式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

　　還有其他一些需要思考的。例如，某種意義上說，大眾參與決策就是走群眾路線，而群眾路線是中國原有的經(jīng)驗。那么，群眾路線是否就是中國式的商議性民主？它與商議式民主有何關系？群體路線對于發(fā)展商議性民主有何意義？還有在中國的語境中，公共領域與商議式民主有何關聯(lián)？如何并以什么的指標來衡量商議過程中話語的質(zhì)量？這些都需要學者們?nèi)ヌ接懙摹?/p>

　　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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