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周恩來總理有一句名言：外交無小事。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北大無小事。同樣一件事，比如教授抄襲、聘任制改革，擱到其他學校沒人當回事，假如發(fā)生在北大身上，就是不得了的大新聞。這次所謂的“甘朱事件”，也是如此。一位名叫甘德懷的江蘇考生考北大法學院朱蘇力教授的博士生，筆試第一名，但面試不及格被淘汰，而錄取的是另一位英語破格過線、但有研究潛力的北大碩士生。甘德懷失望之余訴諸網絡輿論，于是，所謂的“甘朱事件”，一時被媒體和網絡炒得沸沸揚揚。

　　作為一位博士生導師，我很愿意以局內人的身份，談一點對這一事件的看法。在我看來，問題的核心，不在于所謂的“程序不公正”，而是目前的博士招生和培養(yǎng)制度的內在錯位所致。

　　博士培養(yǎng)制度，通常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歐式的單一導師負責制，考生從一開始就選定某一老師，從一而終。另一種美國式的導師集體負責制，考生考的只是某一專業(yè)，由該專業(yè)的教授集體指導，最后博士資格通過，再選定論文指導老師。兩種不同的培養(yǎng)制度，決定了招生模式的區(qū)別。

　　歐式制度，有點像中世紀的收門徒，一對一指導，以心傳心。招收學生，依據(jù)的是個人口味，考察是否能夠培養(yǎng)成特定的“那一個”。這當然只能由個人說了算，別人無權置啄。雖然導師權力不小，但責任更大。萬一挑錯了一個，損失的是導師的信譽和精力。不見得導師日理萬機，還要替學生捉刀，代寫博士論文不成。決策權操握于一人，程序是多余的累贅，但未必就不正義，唯一的衡量標準，是實質正義――選的人是否是英才。所以，歐式的招生，即使沒有公正的程序，導師也必須尊重實質正義。

　　美式制度，洞察考生的，與其說是特殊的研究能力，不如說是一般的專業(yè)素質。因為是集體決定，必須講究程序正義。招誰不招誰，由教授們組成的招生委員會，按照事先定下的游戲規(guī)則，共同討論，集體決策。在民主的制度當中，實質正義當然重要，但比之更重要的，是符合程序的公正。

　　這兩種博士招生培養(yǎng)制度，哪個更好，難有定論。歐式制度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風格鮮明，學有所承。美式制度讓學生兼收并蓄，視野開闊。但也有各自的缺陷，前者繼承有余，開創(chuàng)不足，而后者造就出來的，可能只是符合一般學術規(guī)范的庸才。

　　中國過去博士招生有限，博導要由國務院來批，所以采取的是學徒式的歐式制度，導師選拔嚴格，學生學得認真，相安無事十來年。近五、六年來，研究生教育大躍進，博士生與博導如過江之鯽，浩浩蕩蕩。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連商賈、官僚都看上了校園，想搞一頂博士帽以壯聲色，再加上一些博導缺乏職業(yè)自律，博士招生的腐敗也就來了。

　　為了杜絕日益嚴重的腐敗，有些大學對招生實行越來越嚴格的量化管理，并借鑒了一套美式的決策程序。奇怪的是，博士生培養(yǎng)制度并未隨之“美化”，依然還是過去學徒式的帶法。這就形成了博士招生過程中所謂的“潛規(guī)則”。表面上，是美式的招生法，有一套連美國都沒有的量化程序，比如，像北大搞的這套筆試成績占70％、面試成績占30％，最后統(tǒng)一計分錄取的方案；
但由于博士培養(yǎng)制度依然停留在“中世紀”，每個導師責任重大，只敢挑選符合自己學術風格的學生，而這一挑選，與其說通過考試，倒不如說功夫在“試”外：誰的研究能力強、是可造就之才，誰就是首選。

　　“甘朱事件”就這樣產生了：按照冠面堂皇、卻不可能被嚴格執(zhí)行的美式招生制度，甘德懷有理由挑出程序上的種種毛病。但朱教授也沒有錯,他敢招一個筆試成績不錯、但有成才風險的陌生人么？說實話，放在我手上，我也不敢。在既定的歐式博士培養(yǎng)制度里，作為博士生導師，最青睞的只可能是擁有最好研究潛質的那個人，不管他（她）是熟人還是陌生人。而陌生人要參與競爭，最重要的是讓導師了解自己，除了考試中的表現(xiàn)，還要用已有的研究能力，證明自己是導師的最好選民。顯然，除了筆試上的優(yōu)勢，甘德懷缺乏這樣的實力。

　　在這一合理性相互沖突的悲劇之中，無論是考生，還是導師，都是那個即歐即美、不倫不類、非驢非馬的博士生制度的犧牲品。招生模式與培養(yǎng)模式的內在沖突，使得無論是控訴者，還是辯護人，都具有各自充足的理由，但又無法獲得壓倒性的邏輯力量。

　　我想，公眾們反思的目光要從個人轉向制度，從表面的程序規(guī)則轉向核心的實質制度。以我個人的看法，目前這種畸形的博士招生培養(yǎng)制度必須改變。要么廢除一套形式主義的招生量化標準，回到歐式的個人負責制，讓指導教授有充分的自主權――但有一個前提，抬高博士論文通過的臺階，從畢業(yè)這一最后的門檻杜絕招生中的腐�。�
要么轉型為完全的美式制度，取消單一導師負責制，在招生中實行教授自我制訂的程序化規(guī)則，集體決策，共同管理。

　　有什么樣的游戲，就有什么樣的游戲規(guī)則。正如美國政治哲學家沃爾澤所言：正義是多元的，不同的游戲有不同的正義標準。假如用同一種正義標準去衡量所有的游戲，那種正義就有可能變?yōu)樵字菩缘臋嗔Α?/p>

　�。ū疚脑�載中國《新聞周刊》190期，200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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