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國記（新華社著名記者、《新華每日電訊》總編輯）

　　時間：11月23日下午5：00－7：00

　　地點：北京大學一教204

　　很高興到北大來跟大家交流，說實在話，我是一直不敢來這里演講的，因為北大是出一代名記的地方。再者我是一個新聞實踐者，理論方面的研究不多，怕對不住大家。一是沒有多少東西好講，二是也不會講，擔心有損總編的形象，心里是不安的。不管怎么樣，既然來了我還是跟大家聊天嘛。來之前我不知道來的對象是什么，需要些什么內容，找不到切口。我想既然大家都是學生，將來要參加工作，走向社會，我作為一個過來人，把自己的一些體會與大家聊一聊。

　　我講的題目是新聞記者的開拓意識，本來我是要講新聞采寫的開拓意識。我原來是做記者的，大概在94年開始做管理工作，脫離一線采寫的時間比較長了，有些材料可能比較老，但是大家要從事這項工作的話，對大家還是會有一定的幫助。我從事新聞采寫工作有20年，作品有一千多篇，回頭審視這些作品，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我總結一些規(guī)律，在新聞采寫中什么最有用，我覺得新聞記者的開拓意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今天圍繞這個話題講一些東西。總結起來,我稱之為三加一。因為我覺得新聞寫作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新”，題材新、思想新、寫作方法和表現手法新。如果一條消息或是任何新聞做不到這三個當中的一個新，那么我覺得要么有一句新的話，人家也不白讀你的東西�！耙弧本褪俏覍懽鳟斨械囊恍┦д`，總結一些經驗教訓。

　　第一個問題，寫作中嘗試新的表現手法。

　　新聞報道最常用的體裁的是消息，其次是通訊和調研稿件等其他形式。這些東西在格式上都有一些固定的模式，那么我們寫作中是否要按照老套呢？我覺得不一定。為什么首先從新聞寫作的表現手法來講呢？我82年大學畢業(yè)到新華社工作，我覺得在實際工作中，就是從寫作手法上受益的。我最常用的是情景新聞寫作手法，現在回想起大學時光，在大學的時候我經常研究一些問題，我們最先要做的就是首先實踐自己的研究成果。那時候沒有網絡，所有的資料都是從圖書館的報刊、書籍上獲得的，比較辛苦。當時文革之后的新聞，很多都是比較傳統(tǒng)的。那時候我對一個軍事新聞記者閆吾的作品比較感興趣，他寫作的特點就是在導語上多下功夫，直接切中主題，并且展現事件情景。我的畢業(yè)論文就是《試論閆吾同志的情景新聞》，另外還寫了一篇綜合研究的《情景新聞漫談》，大概有一萬多字。我的畢業(yè)論文后來選到了《學生文科論文選》中。當時由于新聞寫作上比較傳統(tǒng)，比較老套，我覺得這種寫作方法可以沖淡原來的一些格式�，F在這種方法比較多了，當時作為八十年代初期的時候是非常少見的。我就覺得我在學校里的研究成果，在工作要實際應用，我在運用這種手段的時候一開始也有不適應的過程。首先我作為分社的記者按照這種手段寫出的文章，總社的編輯不一定認帳，不是按照傳統(tǒng)方式寫的，稿子很難出手。但是我當時還是沒有放棄，也許什么時候就成功了。在85年的時候我寫了《一則騙人廣告使幾百農民流落街頭》的新聞，自己覺得比較過癮，發(fā)出后當時的反響也比較大。開頭是這些寫的：“7月28日下午，烈日如火，酷暑難耐，記者路過鄭州市正四街時，望見街道兩旁人行道上橫七豎八地躺滿了農民。他們有的鋪個破席片子，有的鋪個爛紙盒子，還有的干脆將被單直接鋪到水泥地上，頭上枕著皮包。記者上前一問，馬上有五十多人圍攏過來，七嘴八舌地述說自己受廣告欺騙來鄭州參加食品培訓班的不幸。”我就是開始把農民的慘狀作為一段情景放在導語中，接下來交代事件的背景。鄭州某食品廠，怎么冒著某種名義，通過河南人民廣播電臺，騙使這些農民都到鄭州來參加培訓。結果實際上是假的，騙了很多錢，農民沒地方住，沒地方吃飯，不培訓就發(fā)培訓結業(yè)證書。當時稿子發(fā)了以后，《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河南日報》全都采用了，反應效果非常好。當時就是在那種傳統(tǒng)寫法的情況下，突然出現了一條情景新聞，反響強烈是必然的。當然稿子內容吸引人是一方面，寫作方法也占了很大的成分。河南省工商局、鄭州市工商局到省人民政府發(fā)文件對此事進行調查，該食品廠、河南人民廣播電臺等有關單位都受到了相應的處罰。當時的《中國工商報》叫做《中國廣告報》頭版頭條發(fā)表評論員文章，這件事又重新報道一次。這種方法的報道效果比傳統(tǒng)的好，這就實現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果諸位將來要從事這樣的工作，也要實踐自己的研究成果。

　　這種方法我一直都使用，后來我到黑龍江工作，98年大洪水之后，中國開始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黑龍江的小興安嶺和大興安嶺都屬于保護范圍，98年到99年實施一年，效果如何呢？我們本可以發(fā)一條《小興安嶺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初見成效》這樣的文章，但是我覺得要是有可以說明天保工程效果的材料的話更好。于是我們在嚴冬的時候，冒著大雪去采訪，發(fā)現一些好的可以說明問題的情景材料。原來小興安嶺伐木嚴重，鳥獸都跑到俄羅斯去了。一年天保工程之后，這些鳥獸就回來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內容。我寫的文章是《伐木逼鳥獸四散出境，天保喚動物結伴還鄉(xiāng)》，“小興安嶺剛被初冬的一場漫天大雪覆蓋，鳥獸就在上面布下許多蹄痕爪印，過去冬季難鳴，如今連昔日出境的動物也回家了。記者踏雪在俄羅斯和黑龍江相望的蛺暈縣等地采訪時，人們競相講述天然保護工程實施以來的新鮮事。邊防某指導員王偉告訴記者，他們在巡邏時突然發(fā)現前方百余米處，兩頭黑熊正從對岸游來，大家立即減速慢行，“越境者”悠然登岸，遁入林中。一名職工也曾經見到，三頭黑熊追趕著二十多頭野豬過江。一位漁民說，春節(jié)前一天朦朦亮時，看見遠處有十來頭麋鹿跨江而來，這可是十多年不見的事�！薄按鋱@林業(yè)局天山河一帶的沼澤近來也飛來一群丹頂鶴生兒育女，林業(yè)局局長馬玉良也看到，一棵樹上落滿了烏雞，一數竟有78只，他幾乎不敢相信。國家一類保護珍禽多年未見，今年竟出現近十只的種群，至于國家二類保護動物飛龍、野鴿子多得已經不稀罕�！比缓笪以俳榻B怎么達到這樣的效果的，介紹一些措施。當時這個稿子發(fā)出來效果非常好，《光明日報》等很多地方都采用。后來《新聞出版報》開了一個新聞作品賞析欄目，把這篇稿子作為賞析的第一篇文章。大家覺得文章角度選的好，情景感人，還能說明問題。我在表現手法上嘗到甜頭之后，有時候也是一發(fā)而不可收，新聞的標題是抓眼睛的，新聞的導語是抓心靈的。在表現手法上的創(chuàng)新取得成功，總要逼得自己在寫作的其他方面動腦筋。

　　1996年11月，我寫了一篇關于作文比賽的消息，這篇消息的導語下了很大的功夫也算冒了點風險。因為跳出了貫常的導語寫作路數，很可能不被人認可而斃命，但是我就試著寫。這種方式我稱之為“梗概導語”，因為我概括了一個故事的梗概。這個來由是，1986年全國作文研究中心文新出版社作文雜志搞了一場中小學生作文邀請賽，作文的主編就是我在鄭大上學時的老師王馥英，現在退休了。她找到我，拿著作文比賽的材料，讓我寫一條消息，在新華社發(fā)一下，擴大影響。說實話，當時我的是比較為難的，因為這個新聞談不上，比賽一個多月都過去了，集子都出來了，再者題材也不新鮮。材料就放在那，寫了一條三五行的稿子，但是覺得很難過關，不可能發(fā)出來。沒事的時候，我就翻那本獲獎作文的小集子，其中有一篇文章，題目叫《名聲》，我覺得不錯，是商丘的一個中學生寫的。這篇作文的排序雖然也是一等獎，但是不是排在第一篇，但是我覺得整個集子只有這篇好，就想能不能在這篇作文上作點文章。我愛人是教書的，我就把集子給她看，讓她看看其中有沒有好的，她看完對我說，覺得有一篇《名聲》寫得好。我是作為普通的讀者，在沒有暗示的情況下她作為一個教師也覺得好，就應該重視一下。然后我就把這篇作文濃縮概括成這樣幾句話作為導語，“一個學習成績優(yōu)秀的農村女孩子，因借給男同學一支鋼筆而被嘲笑為這個男生的媳婦，她的坐位還被貼上了紅紙剪成的喜字，評三好也吹了燈，她怕這個名聲傳到父母耳朵里會被勒死而差點尋了短劍。最后在日記里寫道：將來我要當一名教師，決不讓第二個女生像我一樣不幸�！睂дZ之后我才交代事件的背景，“這是河南省商丘花墳中學郝紅梅同學取材于現實生活的作文《名聲》的梗概，這篇作文在最近揭曉的1986年全國中小學生作文邀請賽活動中獲得一等獎。評委們稱贊它是對封建殘余思想的血淚控訴，發(fā)人深省，堪稱佳作�！毕旅嫖也耪嬲龑懙劳趵蠋熕屛冶磉_的東西，“與郝紅梅同學同時獲一等獎的還有上海嘉定鎮(zhèn)第二中學馬旖旎，天津市新華南路小學李正輝，杭州市一中王慧和南京一中的楊明同學”，最后再說主辦單位等內容。稿子發(fā)出后，捏了一把汗，因為這種寫法在方式是很新鮮。后來文章被總社通過發(fā)出來了，編輯是郭林春，這個名字這兩年不多見了,他在香港。在八十年代時候是非常優(yōu)秀的記者，我當時剪了好多他的有些作品。我的稿子發(fā)出來之后，反響非常好。如果按照傳統(tǒng)寫法，估計發(fā)出來很困難，如果《人民日報》要用，肯定在文教版上用一個火柴盒的大小就可以了。但是這篇稿子用這種方法寫了之后，《人民日報》在頭版發(fā)出來了，“像萌發(fā)的幼芽破土而出，似帶露的鮮花芬芳四溢”，這是引題。下面的主標題是《全國中小學生作文邀請賽獲獎作品受到贊揚》。發(fā)出來之后的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有個欄目叫“今日談”，就有一篇文章《為了孩子》，講的是我這條消息的。后來我提到的那篇作文在《河南日報》頭版頭條半個版面刊登，并加了一篇調查附記。這篇文章也收到我的書中，然后接著《河南日報》干脆在第三版開辟專欄進行討論。討論持續(xù)了兩個月，有些討論來稿寫得特別好，這是《名聲》發(fā)表之后的反映。比如有一篇文章《春筍何故遭人扼殺》，“紅梅同學：你好，看完你寫《名聲》這篇文章之后，我的淚有如涌泉般浸濕了書紙，與其說我替那個十一歲的秀梅悲傷，不如說我為自己的屈辱而痛楚。這十一歲的少女也許就是我的再現，要不那一切的一切為什么都那么吻合。我和秀梅有同樣的悲劇，不過事情的起因又有所不同。去年我和班上的兩位男生兩位女生發(fā)起成立了一個“春筍校園學社”，不久就有人風言風語向我們潑污水。我們沒有在意，而是抱著當一個人被誤解后，決不能一味悲傷，感情沖動，要冷靜對待，相信大家的判斷力。可是事與愿違，像文中的秀梅一樣受盡了侮辱和嘲笑，老師也在班上不點名地批評指責，使我?guī)缀鯖]有生活下去的勇氣。我曾經寫過絕命書，但是我不想死，因為生命之樹只刻下了屬于我的十四道年輪，生命之鐘只敲出了屬于我的十四下聲響。如今我們幾個同學有的輟學在家，有的棄學外出當小工，而我也被迫轉了學。是誰扼殺了我們的春筍社？是誰斷送了我們美好的追求？流言，這個魔鬼握著殺人不見血的刀子四處行兇�！睹暋芬晃狞c燃了我先前明烈的創(chuàng)作火花，我決心拿起筆來控訴封殘余思想對我們的迫害。此致，敬禮，程冰雪�！边�有很多文章，發(fā)表這篇討論文章的時候，《河南日報》又發(fā)表調查附記，又調查這件事。當時這種事可能比較多，不然不會引起那么大反響。以至于多少年之后，1996年我到上才縣舉辦的一個通訊員培訓班去講課，我整理資料，突然發(fā)現一個“程冰雪”的名字。我想起當年我在河南分社當副社長，有一個叫程冰雪的畢業(yè)生來求職，重慶西南政法大學的，被我拒絕了。我想兩個名字是不是一個人呢？我在講課的時候說起這件事，結果大家說就是那個討論時的程冰雪，那個東西要是不發(fā)表的話可能就麻煩了，她當時確實寫過絕命書。我就說，我的文章引起了大討論，結束的時候發(fā)表了一篇題目為《討論僅僅是開始》的文章。后來河南電影制片廠，看到討論這么熱烈，可能會引起很多共鳴，專門就拍了一篇同名電視劇，這部電視劇評上了當年度的飛天二等獎。我的消息發(fā)表之后，作文雜志由八十萬份上升到一百二十萬，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消息有多么好，當然還是作品好，只是我在寫作方法上做了改進。一條導語，一場風波。我還記得當時最開始的原稿是這樣寫的，有三行多，“1986年全國中小學學生作文邀請賽揭曉，全國作文研究中心與文新出版社作文編輯部舉辦的86年全國中小學學生作文邀請賽評選最近揭曉，上海馬旖旎、天津李正輝、河南郝紅梅、浙江王慧和江蘇楊明同學獲得一等獎，另外還有10名同學獲得二等獎，17名同學獲得三等獎�！比绻@樣發(fā)出來，可能就不會有這種效果。我還是想說寫作手法是很重要的。

　　在通訊寫作上，我1993年曾經嘗試過寫一組八篇新式的稿子，我現在稱其為“四不象”通訊。既不像通訊，不像特寫、也不像言論和雜記。但是這篇稿子采用效果也特別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河南日報》連載，河南人民廣播電臺口述。這里沒有時間給大家一一介紹了。

　　在調研稿件的寫作上我也嘗試過一些東西，現在新聞報道中，調研稿件是越來越吃香的一種體裁，可以說調查報告作為一種工作方法是很有效的。我們一直都提倡調查研究，但是調查報告在寫作上一直存在缺點，都是老套，存在問題、基本情況、解決建議的三段式。就在寫作上一發(fā)半個版，讀者一翻過去了。我就想如何讓調查報告映入眼簾，讓讀者不看不行。我不斷地吸取失敗教訓，總結出幾條經驗。選擇能夠攪動公眾心弦的題目；
能夠見人之所為見；
敢于道人之所難道；
讓故事情節(jié)進入調查報道；
引用富有表現力的對話增強可讀性；
注意可行性。但是最管用的是，讓故事情節(jié)進入調查報告和引入生動的對話，改變調查報告的面貌�，F在回想起來，這不是我的發(fā)明，我也是受別人的影響。比如毛澤東同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面有很多故事情節(jié)。再就是郭超仁的影響，如他在一篇調查中講生產責任制如何先進，原來的一套生產管理體制如何落后時提到，老百姓要養(yǎng)一種牛，四川叫“耍耍牛”。個頭很小，不會拉犁。就是因為生產隊規(guī)定誰家養(yǎng)頭牛就可以加多少公分，所以大家就養(yǎng)吃的少，占地小的動物。這樣寫你就覺得調查報告非常有可讀性。86年我們搞糧食調查，87年我們搞棉花調查，我就大膽地選取新方法寫報告。由于合同定購實行時間不長，加上通向農民的宣傳渠道也不靈通，很多農民都不知道合同定購具體是怎么回事。怎么樣把政策評價反映給中央呢？我們寫稿子的時候，籠統(tǒng)地講了面上的情況之后，在文中引入了這樣的故事情節(jié)。在一個村黨支部書記家里，記者問他定購合同是什么樣子拿來看看，他說去年是個本，今年是張紙。在場的一個駐村的國家干部糾正說，去年也是一張紙。支書說，我咋記得是個本呢？他去找了有二十來分鐘，拿來一個小本。這一看，是個本，這不是去年的糧食合同定購本，而是1984年，就是兩年以前的糧食征購任務通知書。支書不好意思了，84年的？我再尋尋。又出去十來分鐘，拿來一張紙。他說，我的找不著了，這是吳興園家的。記者在這張去年的合同上看到的前文的甲方是農民吳興園，后邊落款的甲方確是村的名稱，也沒有簽名。合同執(zhí)行期一欄，沒有任何記錄。我的這篇稿子發(fā)表以后，很多人說，哎呀，你這個故事講的好極了，比你說多少遍合同定購沒有落實到戶都有說服力。一村之首的支部書記連合同是個本是張紙都弄不清，你還說其他人干嗎阿？這個故事就是事件型的東西，我覺得增加稿子的可讀性。87年棉花調查，是到這個王光明同學的老家周口老店的，我跟著姚光同志，86年，姚光同志是新華社集材局的局長，在廣西分社當過社長，在京刊當過副總編輯，現在是集材局的局長，我們倆，糧食合同定購是我們一起搞得，87年我們又到河南去搞棉花調查。1987年我們寫棉花調查的時候，有一篇文章寫前兩年有關部門在棉農售棉時是如何進行壓級壓價的，里面就講了一個故事，泰昌縣一個農民，為了盡量多賣幾個錢，拉著一車子棉花，從本縣拉到駐華店地區(qū)的上臺縣，又拉到汝南縣，汝南縣拉到新菜縣，無處不壓級壓價。有關同志趕緊給他安排食宿，他已經餓得瞬間吞下兩大碗肉絲面和六個燒餅。邢師傅看他拉的棉花確實好，就給他聯系到淮陽縣去賣。他去了，不想淮陽照壓不誤。農民終于灰心了，又拉著棉花回了泰昌。這場橫跨兩地區(qū)四縣，近千里的折磨。稿子刊登以后，編輯部收到大量來信，這個講過去賣棉花那個慘啊。還有1988年我們寫干群關系調查，也引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哎呀，我不能老這樣講，一會時間不夠用了怎么辦�。∵@個。講農村干群關系緊張的時候，也講了一個具有故事性的情節(jié)，關中戶縣老店鄉(xiāng)，干部到一農戶收糧，主人說麥子沒了，干部不信，自己搬個梯子到樓上去查看。他剛一上去，那農民就把梯子抽掉，弄得干部下不來臺。去年陜南某縣，上上下下動員農民養(yǎng)兔，有關部門還向農民積極發(fā)放養(yǎng)兔貸款。但兔子熱剛剛興起，又停止了收購兔毛，許多負債累累得農民一氣之下把兔子背到鄉(xiāng)政府說，兔子我也不要了，貸款我也不還了，說著把兔子往鄉(xiāng)政府大院一倒，揚長而去。就是這個故事的感染力非常強，這個故事在某種情況下可以有以一當十的效果，但是故事應該是大量事實的代表，而不是隨意抓來一個，以偏概全，我覺得這是要把握的一個東西。如果不是這么全部的綜合，不是這種聯系東西掌握事實，而是片斷地，和隨便挑出來的，那么事實只能是一個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都不是。這是我講故事在調研稿件里所采用的作用。

　　再有就是語言，用富有表現性的對話增強調查報告的生活氣息。調查稿件中大段大段地用對話，是過去的調查不曾有的，我就用。我覺得農民的語言還是掌握不少的，就把農民的語言原原本本地往稿子里裝，效果就是不一樣。只要對話能表現出事實，就盡量引用，因為來自群眾中的原始對話往往充滿生活氣息，使文章生色。我反映農民種糧積極性下降時寫道：某縣，有一部分地屬于自流灌區(qū)，旱情嚴重時，有些農民就是不放水灌田。干部多次督促澆水，農民不澆，“澆了還得出水費，這些田就夠我吃了”，干部說：“夠你吃了，我那29斤咋辦呢！”。這些都是歷史性的話了，現在糧食都吃不完了，老百姓覺得你愿意咋辦咋辦，跟我沒關系。講到中央三六五申要減輕農民負擔，不要從農民收糧款中扣款，而下面依舊我行我素的時候寫道：縣黨委書記決定仍要從收糧款中扣款時，下面的干部提醒他：“國家不是不讓扣了？”。他說：“國家不是年年不讓扣嗎？我們不是年年都扣嗎？”除了運用一些簡短的對話之外，我們還在適當的地方試驗大段大段地引用對話�！�7月22日記者與農民閑聊，一位叫王西元的農民說，我的錢都扣完了還不夠，又補繳了6毛，你看這農業(yè)稅咋那么高呀！一畝地合十多塊。其他的農民拿著扣款賬單也是一畝地合十多塊。我們找到糧庫主任，問他都扣什么，他說，啥也不扣，就扣農業(yè)稅。我說，農業(yè)稅咋那么多呀！他回答，我不知道，那是鄉(xiāng)財政所扣的。我又讓他找到鄉(xiāng)財政助征員，問他扣什么，他也說，啥也不扣只扣農業(yè)稅。一畝地多少農業(yè)稅？五塊多錢，那人家八分地咋扣十六塊多？他支支吾吾說不清楚。我又問，上面知道你用農業(yè)稅的牌子扣款嗎？他說，不知道，是鄉(xiāng)里叫這樣干的，說扣成農業(yè)稅對上對下好說話。群眾則說，這賣糧食的好像拿住了帶把的燒餅，想咋啃咋啃，以后不賣糧食了，留著自己吃。”

　　很多看了這對話之后，認為很有生活氣息，很有真實感。1987年，我寫過一篇國務院緊急通知下發(fā)之后，在各地的落實情況也用這種故事和對話的方式來表現，采用效果非常好。被稱為“精確的發(fā)現，傳神的寫作”。太長了，這里不具體說了。我調研稿件上寫作是有突破成果的，確實產生很大的效果。后來中國記者約我寫一篇文章《讓調研稿件雅俗共賞》，再后來新華社70周年的時候，出第二卷《我們的經驗》，就把我這篇文章收進去，這是讓調研稿件活起來的嘗試。寫作上不斷嘗試新的表現手法，諸位不管將來是否從事新聞工作，總是要寫作。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題材上不斷開拓新的領域。日常新聞稿件，不少是老套材料。我就想是否可以在題材上寫些別人沒有寫過的東西。我舉了小例子，身邊的事不經意地就會成為好題材。91年我的孩子當時是三年級，老師布置了一個寫作練習。讓孩子在街上觀察吵架，描寫吵架時的神態(tài)、表情、語言。這本來是個簡單的事，但是吵架的事經常會遇到，但是當作一件事來找就不容易了。孩子很著急，那怎么辦呀？找去唄！星期天我騎個自行車帶著孩子出發(fā)了。現在記得非常清楚，是1月13號，鄭州市花園路，是東部最熱鬧的地方，花花綠綠地掛著很多宣傳稅法的東西，那年正好是稅法宣傳年。那天是鄭州市的稅法宣傳日，稅的問題，收得多了少了的，會不會有人因為這個問題吵起來。結果沒有，有人看宣傳欄上的文章，有人在宣傳窗口咨詢知識，就是沒有吵架的。沒辦法順著27路騎車繼續(xù)往西南方向走，沒有。又到了亞細亞商場，人群最集中的地方，整個轉了下來，也沒有吵架了。后來突然發(fā)現有吵鬧聲，聞聲而去，不是吵架的，是一個媽媽正在訓斥不懂事的孩子。這可怎么辦？后來我突然想到太平洋商場，賣海鮮的，人多，也許會有。結果人山人海，就是沒有吵架的，海米海鮮呀都不錯，我還掏錢買了點水產。后來又到集貿市場，那地方本來挺亂的，結果還挺有秩序，人都不急。突然看見一輛自行車，連人帶車他突然倒在一個三輪車的車把上，我想這回可有吵架的了。誰知道這兩個人彼此看了看，沒什么損害，點了個頭走了。一直找到晚上七點回家，也沒有。這時候孩子嘟嘟囔囔，說老師怎么出了這么一個題目。突然我想他寫不成，我可以寫嘛！當時正好社里發(fā)了一個通知，要寫反應春節(jié)前期市場繁榮、商品豐富場景的這樣的文章。以前計劃經濟體制，每年都要寫這樣的文章。我連構思都沒有，寫出來，第二天報紙花邊新聞登出來，很快新聞界就發(fā)表文章評論這篇稿子怎么妙，當年就收進散文選的集子里。今年突然在書店看到一本書，《中外新聞特寫名篇賞析》，里面收進了我的這篇文章。沒有人用找吵架的方式來反應市場繁榮、秩序穩(wěn)定這種題材的。但是也有人被地里稱之為拍馬屁的稿子，說“解國記，拍馬屁不留痕跡”。

　　還有一次，92年河南省副省長帶著到某縣開全省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工作會議。參觀的時候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都遠見遠迎地，這是正常現象。但是只有一個黃河模具廠，廠長在門口等著不讓參觀，不讓看。省長弄了一個大紅臉，我到覺得這事有意思，但是很多記者參觀。下午的時候市委宣傳部問記者們要采訪什么，結果人家都找有名的企業(yè)走了。我就對那個不讓參觀的廠子感興趣。原來這個廠子是與日本合資生產線，技術是保密的。92年的時候，這件事發(fā)生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不得了，它有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我當時覺得這個東西該寫，我寫《省長謝絕參觀》，別人絕不會注意。我當成好東西，果然采用效果非常好，河南省新聞獎一等獎。這是好題材。還有我在80年代寫過的《70號大院聽牢騷》，就反映改革開放好，通過一個個牢騷發(fā)了一篇稿子�！度嗣袢請蟆奉^版，后來新華社就廣播，滿足于抱怨發(fā)生于中國的一個角落。還有97年我寫的豬頭稅問題，《長莊鄉(xiāng)豬頭稅竟按人頭收》。牲畜屠宰稅，老百姓俗稱豬頭稅，殺豬環(huán)節(jié)收稅，現在那個地方居然成按人頭收，一口人收11塊錢。弄得百姓很有意見，我就跟著河南臺記者去采訪。稿子發(fā)了之后效果非常好，電臺口播，《南方周末》配漫畫“拍案驚奇”，中央電視臺拍了專題片，影響很大。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視，南方周末報道我的時候就是以這件事為由頭的，“一位為民請命的記者”。不知道諸位有沒有看過《紅旗譜》，里面引起農民暴動的就是豬頭稅，所以這是一件很大的事。稿子發(fā)出之后很快制定了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決定，第一條就是講這個問題。到去年稅費改革就干脆取消了這項稅種。寫新聞最省勁的就是寫別人沒寫過的。

　　第三個問題，思想內容上不斷發(fā)掘新深度。題材這個東西雖然重要，但是呢，由于傳統(tǒng)意識的限制，因為你看慣了別人寫什么東西你才寫什么東西，就是傳統(tǒng)意識限制你不去發(fā)現。要么有些不能被發(fā)現，有些發(fā)現了未必報道，就是不方便報。所以呢，大量的經常的還是老的題材，老的不是不行，就看你怎么給它挖到新的思想。思想挖到深度就行，我在黑龍江期間的兩篇報道就是靠思想取勝的。其中有一個“最后一個生產隊”，就是黑龍江98年1月份黑龍江雙城市黎明村四隊宣告解體，當地的報紙發(fā)了一條消息，發(fā)了消息之后，新華社怎么辦，就是人家已經發(fā)過的東西，我們怎么辦，怎么來處理這個東西，那就要挖掘它的思想深度，我要再提升到話，就要挖掘它的思想深度。生產隊這個大家可能因為年齡問題都不太清楚，就是大包干之前，村民委員村民小組之前，管理體制式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最早的生產隊解體是安徽的小崗村生產隊，之后中國的生產隊一年一年的解體，大約有幾十萬一批一批的都解體了，不知道黑龍江居然還存在著一個生產隊。98年解體，當時98年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周年�？偵缱尳M織報道有關三中全會二十周年，讓各分社報題目，我這個生產隊這個題材，我思想上有把握之后。我都覺得不用向總社報。不用報我都有心拿好稿。我覺得我能挖掘到它新的思想深度，我們那一年這個稿子雖然《哈爾濱日報》、《黑龍江日報》都報道了，我對它還是充滿信心。98年抗洪之后，進入了這個稿子的采寫，接著進行思想理論采訪，這也算采訪。就把鄧小平的理論融進這篇稿子，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是這個小崗村生產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一個生產隊解體，1998年，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前夕，最后一個生產隊解體。這么一個管理體制，在中國改革大潮奔涌了二十年，它居然在那里留著，本身就說明了鄧小平理論的寬容度。就是鼓勵試，允許看，不爭論，不爭論是我的一個發(fā)明。這是老鄧自己說的。對也好，不對也好，走著看，不強迫你，這和過去不一樣，過去都是一刀切，現在不是一刀切。這個生產隊為什么不解體？黎明村的生產隊在大家都解體的時候，它是當時非常好的一個生產隊，當別的生產隊一個公分一毛兩毛的時候，人家可以搞到一塊兩塊，四塊，甚至五塊，所以那是當時最吃香的一個生產隊。生產隊解體之風刮來之后，就是實行大包干之后，隊長讓社員站東過西作游戲式的，同意解體的站這邊，不同意解體的站那邊，大家都不同意解體，誰解體啊，那么好的地方。生產隊什么不用操心，公分值又高，什么都發(fā)著，種什么東西都有干部操心，什么都不用管，所以沒有要求解體生產隊的。但是那時候好隔不住下邊這十幾二十年的發(fā)展，人家提前解體的生產隊公分也增長了，由五塊錢增長到十塊錢，十二塊錢，增長一倍多，但是沒有其他村長得快。一天收入四五十塊的有的是啊，所以生產隊籠不住人了，當年站東過西表決保留生產隊的方式，到98年已經變成民主投票表決了，大家同時投票表決解體生產隊。一個反映小平理論的寬容度、正確性，一個反映了中國改革的變化。反映了中國民主進程的變化，當年小崗村生產隊那些社員解體的時候那是簽了生死協(xié)約，按了紅手印的。就是我們人如果出了事，入了監(jiān)獄之后，我們死了之后，老百姓負責把我們的孩子養(yǎng)到18歲。那時候是冒險干這個事，到了98年大家已經可以投票來干這個事了。總而言之，這個事件容納了太多太多的思想內涵。我們就把這篇稿子寫上，事隔二十年的歷史跨越，雖然只有二十年，但是內涵是非常豐富的。寫完這篇稿子我充滿自信，別的稿子先報到總社題目，總社指導你該怎么做，我這篇稿子不報，我報了怕被別人給搶了。帶著這篇稿子到總社來了，拿給編輯看，他看了之后，放下稿子拿起電話給和平打電話，這有篇稿子，一條真正的新聞。作為紀念二十周年的重點稿子來播發(fā)，因為所有的紀念文章都是從改革開放起到現在發(fā)生了什么變化都是回顧性的、評述性的，綜述性的，沒有一個事件性的，我這篇東西，第一它是事件性的，是一個故事。在什么時候講一個什么故事，這就是思想內涵深。果然這個稿子出來之后三家報紙頭版頭條，《新華每日電訊》、《人民日報》和《經濟參考報》，還有其他報紙也用了很多，包括境外的報紙。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有一篇文章《最后一個生產隊的意義》，把這件事概括了一下，主持者言，如果沒有這篇報道你不會想到今天農村改革在經歷了二十年的時間之后，中國境內居然還有生產隊這種計劃經濟時代的組織的存在。新華社這篇報道寫得非常之好，完全有資格獲得本年度的新聞大獎。文章的報道的記者在文中解釋最后有個生產隊為什么能夠保存到今天的原因是這樣分析的……”,這里時間的關系，我就不念了。

　　我還寫過一篇報道，就是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兩條江，界江界河水土流失的問題。這也是一個老題材，就是我們這邊由于水土保持不好，堤岸每年都要往河里坍塌，坍塌之后中俄兩國的邊界是以主航道中心線劃界的，中心線就往我們這邊偏移。這實際上不僅僅是水土流失，是領土的流失。采訪之后，怎么寫呢？省里也說，反映了好幾年也不管用。后來我最后一天沿著江考察走到珍寶島的時候靈感來了。69年的時候，珍寶島保衛(wèi)戰(zhàn)，中蘇兩國之間很大的爭端，差點引發(fā)大的戰(zhàn)爭。我算了一下面積,現在每年流失到河里的領土至少相當于一個珍寶島。我寫的文章題目是《我每年約一個珍寶島折入中國界河》，這一下子思想點就出來了。后來得到了朱鎔基總理的重視，親自批示有關部門。而且讓我覺得榮幸的是，當年正好朱總理正好在黑龍江視察，接見馬永順，談的時候就幾乎復述了我這篇稿子的主要內容。這我覺得非常高興，作為一個采寫的記者，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可能總理大篇幅背一篇稿子，而且是自己的稿子，自己又在場。99年開始兩大工程，界江界河防護林工程，界江界河護岸護國工程。一個是水利部門抓的，一個是林業(yè)部門抓的。所以找思想眼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三加一的“三”，我只講到這，最后的“一”我只能簡單介紹一下。也就是我的教訓。這些年，我寫了不少成功的稿子，也有失敗的稿子。最使我震動的是在1984年寫的一篇通訊，《農民外事傳奇》發(fā)表在《了望》雜志上，報道河南商城縣一個農民王家園和日本一個叫福田一郎先生來往事件的。王家園歌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發(fā)生的變化，寫了一篇文章。引起了日本福田一郎先生的注意，給他寫信稱贊稿子寫得好，稱贊中國農村發(fā)生了變化。署名是，中日友好協(xié)會會長福田一郎。這來往的書信很多，各報紙報的也很多，包括《人民日報》《羊城晚報》《團結報》等。我去采訪，特別細心，走了八里多山路，拿到第一手材料，寫了篇稿子，寫完之后就出事了。事實上他不是中日友好協(xié)會會長，嚴重失實。中日友好協(xié)會日本科給《了望》寫信，說這稿子有問題。然后我就寫檢查，其實這東西各報紙都已經報道過了，商城縣里還說福田一郎還要在商城縣舉辦農民畫展，都出事了。事實上，自己回想一下，在雙邊行文的時候，都把本國放在前頭，我們說中美聯合公報，美國人說美中聯合公報。堂堂中日友好協(xié)會會長不可能行文的時候把自己的頭銜搞錯了，我當時寫的時候也覺得不對頭，應該是日中呀，就把中日硬擰成日中，當時就沒去仔細問一問。一失足成千古恨。教訓我采訪每一篇稿子不能有任何疑點。一定要問到底。

　　還有一個表述上的教訓，就是我寫的《河南發(fā)現外地假劣農藥》。這條稿子在《經濟參考報》登了，文章表述：“從山東明陽農藥廠購進的農藥含量只有……”，發(fā)了之后廠里找到《經濟參考報》，又追到我河南分社。實際上廠里說不是我的產品，是人家假冒的，可是我不知道，是省里提供的材料。確確實實從印有山東明陽農藥廠的袋子里，取出農藥化驗是假的。但是表述的時候我怎么就沒想到客觀表達呢？如果說成，從印有山東明陽農藥廠字樣的袋里……，就沒事了。所以大家在走進工作崗位之后可能也會摔跤，但是只要總結經驗教訓就好了。之后寫文章就不會出現類似問題了。

　　沒有時間詳細介紹了，我寫的《鄭州街頭信箱十月懷胎無人過問》，就是信箱十個月沒有開。這篇文章作為中國記者的經典文章評析。我采訪得滴水不漏，表述的時候褒貶自在不言中。當時河南省省長李長春等領導親自過問，全國開電話問題處理。后來包括一個河南村干部集體謀殺一個反映農民負擔過重的農民這個案子。94年的時候，鄭州市徐州村的村黨支部研究給一個告狀的農民勒死扔到河里頭。這是出現之后，太重要了，是集體行為。我?guī)е貓D去采訪，采訪得非常細，表述得非�？陀^冷靜。在那種情況下，我還把鄭州市領導保護一下，文章中提了一句，“市委領導非常重視，7月13日從省委黨校學習回來的市委書記李輝立即召開會議要求抓緊辦案”，一句話就把地方領導解脫出來。當時李長春批了兩遍，江澤民批的非常長，“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如果變了質，了不得……”，時間的關系就不念了。后來這篇稿子作為中辦的文件，發(fā)至縣團級，傳到全體黨員。接著就是十四屆四中全會，中央委員討論的時候，這篇稿子起到了讓大家認識到基層組織存在問題嚴重性的作用。才有了后來的三年農村基層組織整頓。案犯六個人槍斃了四個，相關撤職查辦的等二十多人�！缎侣劤霭妗穲箢^條發(fā)表一篇文章《敢為農民呼吁——記新華社河南分社社長解國記》。

　　我講的這些，從我個人來說，我是在開拓創(chuàng)新上盡了力了。諸位如果能從事這種工作，也要有這種意識。如果大家能從中收到一些啟發(fā)，我就滿足了。謝謝大家！

　　【同學提問】

　　1．您好，根據我的了解，您主辦的報紙是黨報，在社會很少見。您有沒有想過把報紙投入到零售市場，擴大它的受眾？還有您的《新華每日電訊》它的定位是什么？是辦給黨的還是人民的？還是辦給黨和人民的？

　　答：呵呵，辦給黨和人民的。這個《新華社每日電訊》是1993年1月1號創(chuàng)刊的，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刊登新華社的通稿。走過一段過程之后，開始模仿《人民日報》，但是也沒什么人看。因為只要看《人民日報》就可以了。今年我們進行了大的改版，脫離了模仿的模式。我在清華新聞系講演的時候，他們極端地說，解國記要讓黨報走出黨圈。其實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要讓黨報走進人民。原來存在的弊端，我提出要通過幾方面改革。第一，改造指導性；
第二，調整工作性；
第三強化監(jiān)督性；
第四，提升世界性。指導性，因為你剛才講為黨辦還是人民辦，我們的報紙主要問題出在指導性上。傳統(tǒng)的黨報就是通過指令性、指揮性、工作性、文件性來實現其指導性的。老百姓哪愿意看這些東西，所以我就是要改造這個東西。新華社作為消息總會，應該把大量的新聞信息排到自己的版面上，通過這種新聞信息的引導，讓大家接受信息的同時領會黨的意圖。這樣的話，指導性就更好接受些。工作性也一樣，計劃性經濟時代，工作性新聞打天下，現在也占很大比重。真正事件型新聞很少，我現在就是把這些東西往后放，要不然就不用。強化監(jiān)督性，大家都愛看，我就增加它的比重。過去一周兩三篇，現在我每天堅持一個版。過去傳統(tǒng)黨報是不把世界性新聞放在很好的位置上的，我現在頭版頭條也上，我現在的報紙就是辦給黨和人民看的。中央信任，人民喜愛。上報攤的問題，比較難，但是明天我們要在上海東方書報亭試點，希望會得到大眾的支持，我們正在努力。

　　2、您好，我看過您的一些文章，如《豬頭稅居然按照人頭收》，我發(fā)現您的文章政治敏感性都很強，我想問的是政治敏感和新聞敏感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您是如何把握的？

　　答：這個問題很尖端，這兩個知識結合的很緊密，政治敏感和新聞敏感。我覺得你剛才說的這些稿子，兩篇都是監(jiān)督性的稿子，我想講兩句話，包括寫一個記者為民請命的時候，為民請命和為黨分憂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你抱著新聞敏感到老百姓中間去采訪，去調查的時候，是要為民請命的時候，政治敏感不能丟，為黨分憂要把握住，這兩條我是結合的很緊的，這兩條的度把握的不好的話，就是達不到自己的目的，你想為民請命，請命不了。只有在抱著為民請命的態(tài)度這個根本的東西，現在“三個代表”代表最廣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來請命，沒什么錯的。抱著為民請命的觀點和為黨分憂的自覺性來做這個事才行呢，否則的話，你達不到為民請命的目的。為黨分憂，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為黨分憂就是，哪些事黨作為中央可能沒有了解，我們怎么來反映給它。我覺得你剛才提的問題很好，在中國做記者，政治敏感和新聞敏感必須結合起來，有一次，誰給我提這個問題，我說了三句話，為民請命的百姓情懷，為黨分憂的政治素質，高人一籌的新聞敏感，我覺得在中國作記者必須很好的結合起來才能成為一個好記者。我概括的不知道準不準，我覺得這三條弄好了才能在中國當一個好記者。謝謝你，我不知道有沒有表達清楚我的意思。

　　3．我是一個鄉(xiāng)村的教師，現在國家拖欠教師工資現象非常嚴重，我給相關部門打電話，他們都互相推脫，沒人受理，教師法出臺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目前好像還沒有一起涉及民告官的案例，可不可以從這個角度寫一篇報道。如果讓您來寫您敢寫嗎？

　　答：這個問題絕對沒問題，拖欠教師工資問題十分普遍，報道絕對不成問題，這里原因有很多，也可能是國家財政轉移支付沒有到位。你說這種行為違反教師法，角度倒是不錯，國家財力有限，報道也是反映了很多年也解決不了，關鍵是要找一個典型。如果你能再找到一個“珍寶島”，問題也許就解決了。事實我沒有觀察和思考，沒有辦法說明很深層次的原因，報道要找到關鍵的內容。

　　4、解老師我問您一個問題，有人說，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是拍蒼蠅，就只是報道基層問題，而中高層涉及很少，您在新華社工作這么長時間，是不是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答：問題也很尖銳，蒼蠅該打還是要打的，某些情況下，高層問題達不到一定程度很難通過公開報道的方式解決。好在內部是暢通的，印數很少的內參是可以的，比如我們新華社有一式三分的內參，這是可以的。我們新華社內參分好幾種，發(fā)到科級的是內參選編，發(fā)到地級的是內部參考，省部級以上的是新聞動態(tài)清樣等等。你說的尖端問題，能反應，但是公開報道目前還很難，這需要一個過程不是一下子就能達到的。不是現在做不到，就意味著將來也做不到。比如焦點訪談這樣的節(jié)目，過去是絕對不可能有的，現在監(jiān)督性報道量這么大，過去也是不可想象的。

　　5、作為記者往往要涉及社會痛點，您在采訪過程中，有沒有進行自我保護。剛才您提到的保護鄭州市委領導，這是不是也是在自我保護呢？

　　答：我個人的政治風險是比較大的，尖端性報道的度是很難把握的，不但有政治風險還有生命危險。比如，我采訪村干部殺害農民那個案子，去的時候案犯還沒有被抓，我是直接到了現場去采訪，之后連夜趕到鄭州市委。市委知道我采訪，第二天早上就抓起來四個人，第三天逮捕了第五個，進行后續(xù)報道的時候就更危險了，當地公安局還給我配了便衣。到現在這種危險也沒有解脫，他們的孩子如果要報仇的話，再過四五年就是時機了。這沒辦法，當您履行完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這些風險就不會考慮到那么多了。新華社記者的責任感戰(zhàn)勝了對風險的擔憂。自我保護還是需要的，保護鄭州市委書記的事，是一種保護，但也是實事求是。社會痛點我們確實在接觸，關鍵看個人怎么把握，兩種保護都是需要的。

　　5、現在社會上有許多這樣的現象，一些名記報道敏感問題之后就退居二線了，你怎么解釋？

　　答：我看還是為民請命和為黨分憂的關系沒有處理好，有的記者只會起到揭傷疤的作用，如果不是抱著為黨分憂的態(tài)度去處理問題，就會起到相反的效果。要把握好度，不能只圖痛快，不解決問題。你就算是個斗士，目的還是要社會采用你的觀點。我揭露了很多問題，但是共產黨還是在用我，我們新華社的影響力和讀者的認可度是超過任何一家媒體的。

　　6、現在各領域都有一些國家級的高手，比如說國腳、國嘴，您取得這樣的成績，是不是也跟您的名字有關系？

　　答：這個應該是沒有的，但是我的名字是可以理解為解放之后的國家記者，簡稱解國記。實際上，我的名字的“國”應該是“鍋”，就是家里父母擔心將來孩子長大受窮，讓頭碰一下鍋沿，作一個記號，這就是名字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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