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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會總崩潰,民主必須和平長出

發(fā)布時間:2020-05-19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ū疚挠袆h節(jié),僅供學術交流)

  

  

  

  由于中國政治生活的非規(guī)范性和信息所受到的人為封閉,對于中國已經發(fā)生或者正在發(fā)生的歷史事件的含義,要作出真切的判斷是不容易的。

  數(shù)月來,圍繞著中國經濟增長率和統(tǒng)計數(shù)字的水分的爭議,使得關于中國經濟或金融即將發(fā)生總危機的說法,在國際上的某些層面再次地流行起來。

  然而,身臨其境的人們的感覺與外界人士的感覺是不同的:在中國,沒有整體性崩潰這回事。如若不信,在大街上隨便找?guī)讉普通民眾一問便知。

  許多人可能沒有認識到:由于中國共產黨在1992年以來的作為,中國歷史的走向業(yè)已發(fā)生了重大轉折,步入了另一種并非由兩極對抗決定一切的新軌道。那些患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后遺癥、照搬馬家總危機總爆發(fā)一套革命模式來預測中國的自由民主革命形勢的做法,早已過時了。

  1992年鄧小平南巡,在政治上堅持一黨執(zhí)政的前提下,在經濟領域實施了革命性的改革——結束了計劃經濟時代,開始建設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只有汪暉式的書生,才會上政治家的當,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什么“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由于1993年起整頓金融、打壓泡沫經濟上的作為,中國經濟得以在1996-1998罕見地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在創(chuàng)造了“翻兩番”的經濟奇跡之后,鄧小平開創(chuàng)的中國經濟改革,業(yè)已取得基本成功,這是既成事實。問題是如何沿著這一既成事實,走向完全的市場經濟和真正的民主政治。

  

  

  

  從書本上是看不透中國的真相的。近日,我曾出差經過中國南部和中部的十幾個省份,到處見到交叉的公路網絡和繁忙的工地,昔日花數(shù)百元十幾天才能運輸一件百來斤貨物,現(xiàn)在只需幾天功夫十幾二十多元。盡管中部十幾個省的部分地區(qū)正在發(fā)生停滯甚至衰退,但中國經濟的重心和大頭早已轉移到沿海地帶和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乃是不爭的事實。比如南方那個靜悄悄不作叫喊的廣州,就正在以7-8年再造一個湖北省的速度靜悄悄地發(fā)展著。從多方面來看,全局的經濟高速增長是毫無疑問的。這與整個中國的統(tǒng)計數(shù)據的精確性無關,甚至與中央政府的可信度無關。

  與俄羅斯等同類的轉型國家相比,中國的秘密在于它異乎尋常似乎是綿綿不絕的活力。這活力從何而來?答案可能種種,我以為,主要來自于經濟主體的多元化。在中國經濟舞臺上,活躍著這樣幾批經濟主體:數(shù)億半自由的農民——事實上的小老板,隨時可以自由遷移的雇傭大軍。近億人口的城市個體戶和小公司經濟冒險者。數(shù)百萬個自負盈虧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有五千萬華人華僑作背景的港臺資本和東南亞資本。以亞歐美跨國公司為主的外資。當然還有數(shù)十萬個由地方政府領導的國有中小企業(yè)和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國有大中型企業(yè)。早在1988-1991年經濟衰退結束前后,國有經濟就已經退出了中國經濟大局主導者的地位,淪為多元半自由競爭格局中的競爭者之一。中國經濟的活力,就來自于這一真正異質的多元經濟主體謀求自身利益的市場行為的驅動,它營造出了市場經濟所必需的良性的不斷擴展的自由競爭機制。中國經濟長期持續(xù)增長的秘密就在于此。

  中國金融領域的確存在著嚴重問題,但是切不可低估中央政府控制金融的財力。自1993年夏天以來,中國的銀行系統(tǒng)受到了強有力的管制,同在多個問題上一樣,銀行改革幾近爬行,但至少亂放貸款的行為早已得到制止,甚至出現(xiàn)了南方某專業(yè)銀行在某地級行政區(qū)某年度貸款總額僅僅400余萬這樣的極端事例。1993年中國沒有陷入泡沫經濟,1997年中國在產權和股份制改革上的不作為,是政府通過金融控制取得的兩個重大的經濟成就之一。與此相反的是日本,據說日本皇宮附近的房地產名義價格總值,可以買下美國整個加利福尼亞州的全部地皮。無怪乎日本經濟十數(shù)年陷入困境不能自拔。人們可以直接感受一下中國主要省城的樓市熱銷現(xiàn)場,考察一下樓市的價位,就可以從側面驗證,中國沒有陷入泡沫。那末金融總危機又從何而來?

  統(tǒng)觀中國經濟各個領域,可以說,除了農業(yè),不存在根本的致命性的問題。的確,中國這艘老大的航船存在的問題多多,前途面臨著無數(shù)的險灘和風浪,但是大塊頭有著大塊頭的擔當,債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癢。中國政府的承受能力不可低估。而有著對穩(wěn)定生活的理性追求和對經濟利益的增長需要的中國普通民眾,與謀求自保的中國政府形成了共同抵御風險的無形聯(lián)盟。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思治”。在這樣的社會共識和集體無意識作用下,對于險惡的甚至是不可逆料的危險,中國社會有著縱深的防御。中國人沒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淺薄,他深沉著呢。

  

  

  

  中國經濟真正的問題,在于農村危機,以及它的背后蘊藏著的殘酷的資本主義、殘酷的國家至上主義及其滋生的權貴資本主義。

  多虧了李昌平先生的壯舉,中國的上上下下知道了“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yè)真危險”的危情,F(xiàn)在我們知道了,制定了九年制義務教育法的中央政府,一直拒絕承擔義務教育的開支,反而把這筆巨額財政負擔壓給地方和鄉(xiāng)村。許多所謂的與國際接軌的改革,比如統(tǒng)計失業(yè)率,只統(tǒng)計城鎮(zhèn),而把廣大的占人口大多數(shù)的農村令人吃驚地排斥在外。至于醫(yī)療保險、養(yǎng)老保險等等現(xiàn)代文明社會普及的基本福利,更是與數(shù)億中國農民絕緣。而外出打工的農民,卻要受到城市和發(fā)達地區(qū)的盤剝,每年要被抽走數(shù)百億的血汗錢。1985年前后是鄧小平改革下中國農民的黃金時代,從此以后,他們的際遇每況愈下。1989-1991和1997-2001,城市國有工業(yè)危機兩次被轉嫁給農村,于是,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中國農村經濟居然離譜地發(fā)生了明顯的停滯和倒退。為了維持工商、稅收、征兵、治安、工青婦等職能,中央政權打破了自古以來“皇權不下鄉(xiāng)”的傳統(tǒng),在農村社會建立起龐大的中央集權的金字塔政權的基層組織,由于政府一直拒絕進行實質意義的政治改革,導致農村鄉(xiāng)鎮(zhèn)政權的規(guī)?膳碌嘏蛎,一個鄉(xiāng)鎮(zhèn)的工作人員由毛時代的二十幾人發(fā)展到今日的二百多人。所有的這一切(包括所謂的義務教育)所需的沉重的財政開支,都完全壓在從事著原始農業(yè)耕作的農民身上,取之于農民,用之于國家。以至于早在1997年,我的一個來自農村的朋友,一家五口,一年居然要納稅2700多元,而他的家庭一年在承包地上的全部凈收入,還不到3000元。多年來,中國中部十幾個省的農村地區(qū)受到了超額的經濟盤剝,其納稅份額,超出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包括暴政年代。而農村社會居然沒有出現(xiàn)大規(guī)模騷亂的原因,不僅在于中央政權強有力的全面控制,而且主要在于——中國農民長期以來以工補農,把農業(yè)收入的大多數(shù)交給政府,而把打工和副業(yè)收入用來補貼家用,使得苛捐雜稅的壓力得以緩解。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資本主義間接保持著中國農村的基本穩(wěn)定。

  現(xiàn)在我們知道了,不是下層農村官吏的貪污腐化、胡作非為,而是中央集權的制度運作,才是中國農村危機的主導原因。

  

  

  

  幾十年來在中國大陸實行的社會主義,在實質上,是一種不僅比資本主義的歐洲福利國家,而且比資本主義的美國的社會主義成分還要少的社會主義,它的真實面目是國家主義。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占中國絕大多數(shù)人口的農民,沒有享有任何可以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福利。而1955-1975年代,還有1990年代,中國工業(yè)的高速增長就建立在中國農村社會的巨大犧牲上面。

  1950年代經由烏托邦實驗建立起來的新型中央集權,乃是一個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一切權力集中在一體的超級國家巨無霸。

  在個人(這個馬克思心中的萬惡之源)的對立物--國家和社會這兩者中,經典作家們顯然弄混了頭,在學術上他們完全沒有洞見,國家與社會乃是有著根本的質的區(qū)別的兩股力量。自從國家誕生之日始,社會就作為國家的反制者存在,用其自發(fā)的、相對松散的、建立在公意基礎上的類群集合力量,抗衡著國家的政治集約組織的侵占和強制。新型中央集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實質上乃是把自古以來長存的民間社會幾乎完全地淹沒的國家主義。國有制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實質上是由中央集權的官僚們代管的國家資本主義。中央集權的各級政府,不僅干預和命令經濟行為,而且本身即是直接的經濟人,它以國家為本位,扮演著一個無比苛刻的資本家的角色,只顧謀求國家威望和霸權,以及作為這一切的經濟基礎的國有企業(yè)和中央財政的汲取,對于它的雇員——工人尤其是農民——的基本經濟利益則不屑一顧。

  1978年開始的改革,首先把農民從國家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由了無權利的農業(yè)“包身工”轉變?yōu)榘胱杂傻莫毩⒔洕,這為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改革在經濟上以向地方和企業(yè)放權、向農民和城鎮(zhèn)居民讓利為主調,在壓縮和消解極權主義方面,做了不少實在的事情。

  但是,在1993年以金融整頓為核心的宏觀調控中,采取了一種不斷增強中央財政汲取能力的國家政策,這種“國家主義的市場經濟”路徑,嚴重惡化了中國中部十數(shù)省的財政狀況,它經由在中小城市的企業(yè)全面崩潰后縣級財政負擔主要轉嫁到農村這一中介,充當了制造中國農村今日危機的第一推動力。這是一種戰(zhàn)略性的失誤。

  今日中國政府的本質,既是市場經濟的裁判,又是市場經濟的競爭參與者之一!皟(yōu)質資產”說是真切可信的,因為國家資本主義沒有背上什么社會主義的福利開支包袱,反而作為資本家,在中國經濟中享有一系列優(yōu)先權,把電信和高速公路這樣所投必賺的肥缺搶在手里,在航空、鐵路、礦山、油氣資源方面永久性地享受著超額壟斷利潤,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表現(xiàn)得異乎尋常的精明。

  在國家資本主義參與的市場經濟競爭機制中,國家資本主義處處享有特權和優(yōu)先權,而普通民眾的經濟自由卻受到層層有形無形的制約。最滑稽的事情之一,乃是在中央政府鼓吹信息經濟最力的時代,卻對信息的精華集散地和原創(chuàng)地——新聞出版網絡影視產業(yè)——實施著最嚴酷的管制,這種行徑與信息時代的大潮豈非南轅北轍。1990年代推行的下崗失業(yè)政策是絕對正確的,但是在下崗安置金發(fā)放上卻有明顯地虧欠,大有置失業(yè)者于水深火熱而不顧的嫌疑。迄今為止,政府對困難農民和下崗工人依然拒不實行免稅政策。而在三資企業(yè)勞工的勞動安全保護和人權保護方面,地方政府則幾乎一邊倒地站在資本家一邊——這一切,不僅是政府的失職,而且是一種原始積累時期的殘酷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哲學的反映。

  

  

  

  1992年的市場經濟理念的確立,實際上標志著摸著石子過河時代的結束。1992年確立的中國經濟改革中期目標是——在15年內建成完全的市場經濟。現(xiàn)在10年過去了,以今日中國亂糟糟的局面,在剩下的5年中,中國政府能夠完成這一中期指標么?

  在1990年代中,中國社會出現(xiàn)了權貴資本主義泛濫成災的苗頭,對此人們保持了必要的警惕。然而,許多人不知道,在權貴資本主義背后,還站立著更為可怕的國家至上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它打著探索市場經濟新路徑的招牌,迷惑了中國一大批實干派政治家,在1993年前后推動了“加強中央汲取財政能力”的經濟政策,加劇了中國中部各省的財政危機和中國農村社會的全面困境。在1999年代末,它又一次地推動了加強建設大型工程的經濟政策,正在或者正開始浪費有限的本應該投向義務教育和社會基本福利的國家財政收入。

  1998年以來中央實行的擴大內需,刺激的乃是國家需求,以及與此相關的部分社會需求,而不是城鄉(xiāng)廣大居民的個人有效需求。這就是擴大內需政策的致命缺陷所在。當城市欺壓農村太甚之時,大自然將對城市社會和中央集權施以有力的報復——農村和城市下層社會的持續(xù)貧困,將導致社會有效需求的長期低迷,最終將帶來中國龐大的初中級消費品生產行業(yè)的大幅收縮,它將發(fā)生在國家主義的擴大內需政策無法延續(xù)之時。

  在今天,中國建立完全的市場經濟的最大阻力,是站在殘酷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背后的極權主義和國家主義。如果中國政府不能運用遠見,逐次漸進消解極權主義,建立起與國家至上主義完全對立的公民至上的福利社會,那么,中國經濟增長遲早會陷入停滯。以中國如此巨額的人口,只能走先富后強的道路,不可能走先強后富的道路。不然,大自然“看不見的手”遲早會對強梁者施以辣手的。

  

  

  

  由于一種對政治改革的可笑的恐懼,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基本格局的最高點實現(xiàn)的先后順序,被當政者理解為絕對隔離的兩大歷史階段性任務。于是,在沒有必要的政治改革支持的情況下,經濟改革陷入了停滯。一些真心誠意的實干家似乎不曾退一步認真反省一下:憑著那個千瘡百孔的中央集權,能夠建設完全的市場社會和真正的法治社會么?事實上,正是這個政府本身,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成了市場規(guī)則和法治秩序的破壞者。機構改革,在黨委雷打不動并且時不時地拖后腿的情況下,又會有什么實際成效?加薪,目標是美好的——高薪養(yǎng)廉,但是,在9/10的官員本應被裁掉的情況下,還養(yǎng)他們干什么?由于沒有抓住大本大源,中國的改革越來越表現(xiàn)為斷箭療傷,修修補補,南轅北轍,漸進改革事實上早已經走不下去了。

  中國民眾當下最需要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完全的人身權利和完全的經濟自由。衣食足而知禮節(jié),長期享用完全的經濟自由的人民,一定能夠推動并主導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建立。人們常說的“經濟自由必然導致民主政治”,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一定要是完全的經濟自由,而不是今日中國這樣套著枷鎖的畸形的半拉子的經濟自由,不是今日中國這種權貴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以及極權主義的管制占據主流的不完全的市場經濟。

  非三代修不出一個富強國家。中國社會久經戰(zhàn)亂之苦,需要長期持續(xù)性的和平建設時間。如果能夠坦蕩豪邁地迎接歷史的挑戰(zhàn)而不是采取駝鳥政策,在實干改革家、民間力量和人民大眾的合力推動下,不通過總崩潰的宿命,而是和平地長入真正的民主政治,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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