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月刊》的創(chuàng)刊之日，正是上海處于所謂的“孤島”時期。它創(chuàng)刊于1939年3月，終刊于1949年5月。十年時間長河，主編一以貫之，這在當年上海灘上的各類“海派”雜志中，是絕無僅有的。
　　
　　
　　似乎是應了一句老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因為歷史的復雜原因，在上海圖書館和主編者后裔都收藏不全的情景下，上海灘上實際卻有那樣的民間收藏家，坐擁書城，“懷抱著”整整118本全套的《永安月刊》。這無疑是研究上海本土經(jīng)濟、文化歷史內(nèi)涵沿革的一座寶藏。當年上海灘上的永安公司，可以說是無人不知、誰人不曉的，而知曉《永安月刊》的人，現(xiàn)時大概不會太多，也許真是相當“稀少”了。
　　歷史呈現(xiàn)給我們的表象，是對抗的。猶如蘇州河的兩岸，一面是抵抗侵略者，一面卻是“經(jīng)濟繁榮”，也許我們還會冠以一個前綴：畸形繁榮。以往的禁錮，使得對于這段相反相成的上海經(jīng)濟史、文化史，鮮有深入、細致的解讀和研究。在今天，對于開放的理解，其實是有著兩種方向的：一是面向未來，敞開門窗；一是面向“從前”，開掘淵源。曉古方能通今，說來容易，實踐頗難。2008年底，《永安文叢》將由文匯出版社整理出版，這對于正在逐步邁入城市化進程的當代中國，提供了歷史經(jīng)驗和現(xiàn)實借鑒。更何況，無論新舊世紀，上海從來就是全中國矚目的地方。
　　就此，周刊記者采訪了《永安文叢》的主編余之先生。
　　《新民周刊》：因為以往慣常的歷史知識教育，上世紀30年代末到1945年，被稱作我們中華民族的抗日戰(zhàn)爭時期。這個時期的艱難和我們的頑強，世人共知。不過，根據(jù)越來越多的史料披露，正由于上海特殊的“孤島”位置，恰恰使其成為了這一戰(zhàn)火紛飛時節(jié)的世界飛地，其經(jīng)濟地位得到了出乎常態(tài)的重視和發(fā)展。那么，以商界人士主辦《永安月刊》的出世，與當時的時政經(jīng)文需求有著怎樣的有機聯(lián)系，是否也應和了這樣的一個大背景？
　　余之：《永安月刊》的創(chuàng)刊之日，正是上海處于所謂的“孤島”時期。它創(chuàng)刊于1939年3月，終刊于1949年5月。按月出版，從不間斷，而且壽命長達十年之久，這在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文學刊物中是極為珍稀的。一方面，是它的財力背景（由舊上海著名的四大公司之首永安公司老板郭琳爽承擔發(fā)行人）；另一方面，自然是它深得上海市民歡迎的辦刊方針。正如它在《創(chuàng)刊小言》中所表白的那樣：“內(nèi)容包涵甚廣，舉凡足以輔助商業(yè)、家庭及個人之知識，與散文、小品、圖畫、攝影等，無不博采。取材求富，選擇求精。”
　　舊上海三四十年代，各式各樣的文人雜志汗牛充棟，但絕大多數(shù)是稍縱即逝，曇花一現(xiàn)。當然，也有比它辦得更長的，如《良友畫報》（1926－1946），但它在２０年間先后換了五任主編：伍聯(lián)德、周瘦鵑、梁得所、馬國亮、張沅恒；而《永安月刊》從創(chuàng)刊到終刊，始終由鄭留先生主編刊物，主要編輯人員在十年間也一直沒變；后來由鄭逸梅加入主持副刊《繁星》后，副刊也是由他主持至終期，這在我們所見的舊上海文學刊物中是很少見的。
　　
　　《永安月刊》從創(chuàng)刊到終刊，實際上是經(jīng)歷了三個時期：“孤島時期”、“淪陷時期”和“內(nèi)戰(zhàn)時期”。它的創(chuàng)刊自然與當時“孤島”呈現(xiàn)的畸形繁榮有關(guān)。
　　十年時間長河，主編一以貫之，這在當年上海灘上的各類雜志中，是絕無僅有的。
　　小時候，我們都會唱“八一三，日本人在上海打了仗……”1937年夏季，日本人在上海投下罪惡的炸彈，3個月后，國民政府軍隊撤離上海，日軍占領著租界以外的上海地區(qū)，大量上海市中心以外的難民與江浙一帶的地主富商逃入租界，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英、美租界區(qū)形成了“孤島”。這4年間，由于租界維持著原有的政治、文化格局，與外界的戰(zhàn)事相比，它相對穩(wěn)定、平和，人員、財物涌入租界，還有在上海華界及上海近鄰的學校也紛紛遷入“孤島”，由于人口的迅速集中，各行各業(yè)空前活躍，電影院、戲院、茶樓人群川流不息，時常爆滿。上海，僅一河（蘇州河）之隔的上海，出現(xiàn)了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一邊是炮火連天；一邊是笙歌達旦。經(jīng)濟和文化出現(xiàn)了所謂的“畸形”發(fā)展，大批工廠、商店開張，不少企業(yè)、商家注冊英、美（如永安），尋找保護，文學雜志也有尋找西人作掩護的，如《良友》在“孤島時期”就請過美國人做發(fā)行人。在經(jīng)濟“繁榮”的刺激下，文化的活動也呈現(xiàn)上升趨勢，許多書店、書刊復業(yè)、復刊，新的刊物也在這一片“繁榮”的盛景下出現(xiàn)�！队腊苍驴�》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應時而生，也是時勢所致。與《永安月刊》幾乎同時相繼出現(xiàn)在上海灘的新創(chuàng)文學、文化類雜志還有《文藝新潮》、《綠洲》、《戲劇畫報》、《魯迅風》、《文藝長城》、《東南風》、《新歌》、《文學集林》、《戲劇與文學》、《新詩潮》、《劇場新聞》、《文藝世界》、《現(xiàn)代藝術(shù)》、《青年戲劇》等等，可見當時“孤島”的“繁榮”刺激。
　　《新民周刊》：我們所知，《良友》、《萬象》等雜志，也是在相應的這一時期創(chuàng)辦和出版的。與那些雜志相比，《永安月刊》有著怎樣的與眾不同的特征？是否可以以為，這僅是一本商業(yè)消費類的廣告雜志？從今天我們能夠所見的目錄和文字而言，它似更是一冊文化，甚至是文藝性很強的市民讀本？
　　余之：我很欣賞你使用的的“市民讀本”這一用詞。舊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文化類雜志，并沒有像今天的雜志這樣有過密的、專業(yè)的細分，專業(yè)雜志雖有，但因是商業(yè)社會，絕大多數(shù)的雜志還是考慮它的市民性、商業(yè)性，因為它要生存；生存原則在今天也是首要，報紙雜志的通俗性，大眾化，經(jīng)濟效益，都是執(zhí)掌者首要考慮的問題。
　　一本擁有最廣大“市民”讀者群的通俗“讀本”，就有了它的生存基礎。
　　《永安月刊》在考慮它的市場效應時充分顧及到了它的大眾化。簡言之：好看。一本“好看”的文化類雜志，不外乎一要考慮它的為大眾所喜歡的內(nèi)容，這是“里”；二要考慮它的精美的封面，這是它的“表”。和在上海灘廣有影響的《良友畫報》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兩者都是采用了上海灘上的女明星、漂亮名媛作為它的封面，以作雜志的“招牌”�！读加选穭�(chuàng)刊號的封面用的是當時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胡蝶；《永安月刊》創(chuàng)刊號封面用的永安老板郭琳爽的千金郭志媛；在社會效應方面，《永安月刊》的創(chuàng)刊號并不輸于《良友》，郭琳爽作為永安的老板在上海老百姓中家喻戶曉，而閨房千金自然也是市民們所想知道的，在滿足人們“探秘”心理方面，“郭千金”的號召力并不亞于已成公眾人物的胡蝶。
　　和《良友》一樣，《永安月刊》的每期封面都以當時社會上的熱門明星、名媛“撐市面”。如當年２０歲初上話劇舞臺因《甜姐兒》一炮走紅的黃宗英，《永安月刊》即以黃宗英手握馬鞭、一身馬裝的“甜姐兒”劇照亮相，立刻獲得了廣大市民的青睞�！短鸾銉骸樊敃r紅遍上海灘，連演100多場，據(jù)今年８４歲高齡的黃宗英回憶，當時她每次演出結(jié)束，總有時髦“小開”開著小車來接她出去“白相”，以示傾慕�！队腊苍驴�》上的許多封面人物后來大都成了全國聞名的大明星，如白楊、上官云珠、王丹鳳、秦怡、童芷苓、歐陽莎菲、陳云裳、孫景璐、王熙春、慕容婉兒、蔣天流、胡蓉蓉、黃婉貞等等。
　　在內(nèi)容上，它比《良友》、《萬象》更“雜”�！读加选穫�(cè)重“畫報”；《萬象》更側(cè)重“文學”；而《永安月刊》有小說、散文、小品、攝影、漫畫、書法、油畫等，舉凡“好看”的文化類，它都力爭囊括之。如小說中大多反映民風民俗、市井生活，青年戀愛，也不乏民族義憤，譴責民族敗類的正義之作；如攝影方面有郎靜山的人體攝影,油畫方面有徐悲鴻、顏文梁等大畫家的作品,書法方面有吳湖帆、糞翁（鄧散木）、大廠居士等人的作品。居雜志三分之二的文字部分，其作者隊伍相當不俗，如徐志摩、包笑天、鄭逸梅、張若谷、陸丹林、周瘦鵑、秦瘦鷗、胡樸安、范煙橋、陳從周、趙景深、還珠樓主、李伯琦、張葉舟、胡寄塵、胡道靜、黃潔蓀、潘予且、蔣吟秋等活躍于三四十年代上海灘的作家。
　　《永安月刊》雖然是商家所辦的雜志，但它卻不是廣告類的雜志，完全是一本海派文化、文學雜志，由王榮華主編、熊月之、張曉敏任副主編并獲2008年上海社科類工程一等獎的《上海大辭典》，在它的“文學雜志”專輯中，《永安月刊》位列正宗海派文學重要雜志之林，是與《小說月報》、《良友》、《文學》、《萬象》等并列一起加以介紹的。這也是我們今天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值得研究的一個特殊的課題：由商家辦的一份純文學類雜志，居然有那么頑強的生命力。
　　《新民周刊》：海派兩字，幾乎從來是被用來形容上海人世俗生活的概括。從既商業(yè)又文化的融合角度出發(fā)，永安月刊在海派文化發(fā)端的年代中，大概處在怎樣的一個位置？領先的，領銜的；甚至是先鋒的，前衛(wèi)的？
　　余之：對于“海派文學”的“海派”之詮釋，有各種各樣的說法，這是研究家們的事。在舊中國，人們提起“海派”，誠如沈從文先生所言，“對于這個名詞缺少尊敬”；而現(xiàn)在人們提起“海派”、“海派文學”這類詞，就不會再有舊時的“惡意”感了。我們現(xiàn)在把反映上海人上一世紀上半葉的民俗、民風、社會生活，尤其是20年代到40年代的小說，不管它是什么派：“禮拜六派”、“鴛鴦蝴蝶派”還是“先鋒派、現(xiàn)代派”，舉凡這樣的作品都看作是“海派文學”。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永安月刊》應該看作是“一塊未被開墾過的海派文學處女地”。它是對海派文學的“充實”與“填補”，也可以說是“推波助瀾”。
　　盡管對“海派”有各種詮釋，但沈從文先生和魯迅先生有關(guān)“海派”的兩句話頗值得玩味。沈從文先生說：“名士才情”與“商業(yè)競賣”相結(jié)合，就成立了吾人今天對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魯迅先生說：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
　　舊上海的文化消閑類的雜志大都具有“名士才情”和“商業(yè)競賣”這兩大特色�！队腊苍驴�》上也集中了上海灘上許多“名士才情”式的人物，我們還在刊物中看到許多文人，無論是“孤島”時期，還是處于“淪陷”、“內(nèi)亂”時期，人們?yōu)樯�活所困，賣文為生，有的還為作者提前預支稿費，以確保他們的日常生活。據(jù)老作家沈寂先生回憶，當年的《永安月刊》發(fā)放的稿費相當高，因此，它在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年代自然也吸引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作者群；沈先生的父親曾購買了永安公司的股票，凡是永安公司的股東每期都贈送《永安月刊》，所以他家里每月都有這本雜志，青年時代的他一直認為這本《永安月刊》雜志“很好看”。財力的雄厚也使得《永安月刊》比之其他刊物在發(fā)行、約稿方面具有獨到的優(yōu)勢。
　　《永安月刊》不是一本商業(yè)廣告類的雜志，但由于它通俗與豐富，所以在上海市民中樹立了受歡迎的地位，從而也極大地擴大了公司在廣大顧客中的影響，從文化的角度切入，卻無可爭議地幫了商家的大忙。
　　《新民周刊》：民間收藏和近期對永安月刊的重新整理、出版，對于填補上海海派文化的時段缺憾，對于填補若干歷史史實的缺位，對于深入研究上海地域和市民文化，有著怎樣的獨家的作用呢？
　　余之：十年118期《永安月刊》估約有文字600多萬字；圖片近千幅，此次整理出版提取文字近100萬字，主要是小說、散文、隨筆、文壇掌故類，精美圖片200多幅，其中精彩明星、名媛照近百幅，還有漫畫、攝影等。
　　《永安月刊》因為是商家所辦，所以在非常講究“主流”的“以往”，不太被文學家、研究家們所重視，也不被收藏者所注意，也是可以得到理解的，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字、圖片均未被重新整理出版過，因此，彌足珍貴。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上海歷史研究所所長熊月之先生認為，重新整理出版《永安月刊》對于研究海派文學是很珍貴的史料。
　　據(jù)我所知，上海圖書館藏《永安月刊》殘缺不齊。幾年前，我在民國圖書收藏家矍永發(fā)處看到全套《永安月刊》，2008年下決心抽時間閱讀全套，受益不淺，花半年時間整理出五冊，作為《永安文叢》出版�！队腊苍驴�》是上海商業(yè)文化的一個值得研究的奇特現(xiàn)象，此次整理出版全套《永安月刊》獲得了多方面的支持。中共上海市經(jīng)濟工作委員會黨委書記潘志純和永安公司總經(jīng)理李雨林分別為此套叢書寫了序，從商業(yè)文化、海派文化的角度，談了《永安月刊》的歷史與出版意義。時值上海正在緊鑼密鼓地籌辦百年一遇的世博會，由文匯新民聯(lián)合報業(yè)集團所屬文匯出版社整理出版全套《永安文叢》，相信對進一步開掘、總結(jié)海派文化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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