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地看，成功的社會改革，首先都是感性的改革、物質(zhì)的改革，以至于有人很物質(zhì)地說，一部改革史其實就是器物顛覆史。 　　 　　無論繪畫還是攝影，都試圖通過瞬間而抓住永恒。
　　我看到《獨生子女（1983年上海公園里父與子）》不禁激起了上述感想，這一刻，雍和成功地留住了永恒。
　　老婆不知何處去，留下壯丁哺孺幼。畫面上，除了凸現(xiàn)了那個時代的“上海男人”的“主內(nèi)”特征外，還讓人強烈地感到：改革開放，嘴巴為先。
　　食物是解凍后的中國無可辯駁的第一需要第一解放。且不說“要吃米，找萬里”，小崗村的第一訴求就是吃飽肚子，就拿上海這個基本沒有缺糧之虞的大城市來說，僅僅“吃飽”也顯然是不夠的，改革的第一實惠還得讓人“吃得好”。
　　說來也奇怪，不久前還在為“三鴨社會主義，五鴨資本主義”而拉鋸的中國，仿佛一夜之間食櫥頓開，菜單之豐富，首先令“外賓”和“華僑”食指大動，然后就引發(fā)了全民大嚼，味蕾嗅覺大解放，全國到處興建“美食一條街”，以至于吃風(fēng)大熾，直到今日遺風(fēng)仍熾。
　　最先獲益的當(dāng)然是國營的“新雅”、“揚州”、“綠楊村”、“燕云樓”、“杏花樓”等老飯店，但沒幾年的優(yōu)勢就被“乍浦路”、“黃河路”奪走了，接著冷飲店、點心店，但凡睽違已久的美食紛紛出籠，我們的父輩開始驕傲了，天天數(shù)落我們：這個以前叫什么，啥地方做得最正宗；那個呢前身是什么，如今換了馬甲，給人感覺的確是一切都在“變回來”。
　　雖然“可口可樂”的主要成分之一是中國的桂油，但在當(dāng)時依然列入進(jìn)口奢侈品的行列，1981年的中國，每年得花30萬美元進(jìn)口“可口可樂”濃縮汁，供應(yīng)國內(nèi)特殊人群，也正因為正宗“可樂”太“昂貴”，大家又想“過把癮”，于是我們就自制了“幸�？蓸贰�，那名字其實比“可口可樂”大氣而且浪漫，只可惜味道和“菲那根”藥水有的一拼；“肯德基”和“麥當(dāng)勞”先于“哈根達(dá)斯”登場，我們的舌頭幾乎想也不想地就把它們奉為美味，除了味蕾和嗅覺的皈依，我們更多的是把它們當(dāng)作一種文化符號來追捧。
　　我們的耳朵也沒有閑著。整天翻毛皮鞋正步走的音樂連播放者自己也覺得難為情，于是一種一向被斥為靡靡之音的東西，不知怎么的，一碰耳膜，耳膜就醉，連連喊打也沒有用，無數(shù)青年“不可救藥”地、拽也拽不住地奔向她。
　　她叫“鄧麗君”。
　　我們記得很清楚，1980年，上海第一家音樂酒吧開業(yè)，放的都是“文革”后解禁歌曲，什么《敖包相會》，什么《九九艷陽天》，“小鄧”的歌只能賊一樣地在“地下音樂會”放，通常是一房間擠滿了神情驚恐的男女青年，事先還得分散進(jìn)入，窗簾遮得嚴(yán)嚴(yán)實實，等待著詭異的“獨眼龍”、等待著黑皮包藏著一只“三洋”單錄機的家伙傲慢地出現(xiàn)，啪嗒啪嗒地倒一陣帶子后，空氣中開始彌漫一種繾綣傷感而“陳缸老窖”的味道，它通過鼓膜把每個人器官中壓抑著的汁液擠榨出來、解放出來，后來它就獲得了一個很主流的稱謂“抒情音樂”、“純情歌曲”。
　　如果我們沒有記錯，繼1984年首家音樂茶座和舞廳開放后，我們的聲色世界開始瘋狂地繁榮，截至2000年的數(shù)據(jù)，全市營業(yè)性文化娛樂場所已經(jīng)超過1.1萬家，與此同時，我們的眼睛在1978年被《望鄉(xiāng)》和《追捕》打開后就不再愿意閉上，除了頻頻光顧五光十色的IT世界、模特世界和廣告世界外，它最先要求我們的腕部實現(xiàn)顛覆。
　　
　　曾經(jīng)使我們?nèi)绨V如醉的“寶石花”和“鉆石”手表幾乎一夜間讓人忍無可忍，相對潮水一樣涌來而且款色五花八門的“走私表”，前者不是臃腫的悍婦就是干瘦的惡仆，大約有足足的十年，我們的左腕總是忙活在“大興”的勞力士、歐米茄以及款色更新、功能更多的電子表之間，更多的場合，我們假裝無意地露出閃亮而“大興”的左腕，一如假裝馬大哈的女人顯擺著她們的乳溝……
　　如同“文學(xué)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類似的顛覆發(fā)展到最后就是“腕部無表”那炫技的一塊東西被從手腕轉(zhuǎn)移到口袋，手表――手機，現(xiàn)在的年輕人還有幾個戴手表的呢。
　　但最不知所措的還是我們的腳。
　　還在８０年代末，有人宣稱，“改革開放”速度再快，中國人的“鐵腳板”要能普遍地踩油門，起碼還得四十年，根據(jù)是那時候的輿論普遍認(rèn)為中美相差五十年。
　　的確，一直到上世紀(jì)的90年代初，我們曾長時期地認(rèn)為，我們的腳板能夠從蹭地的“鐵腳板”轉(zhuǎn)移到自行車的“踏腳板”已經(jīng)是工業(yè)革命的奇跡，10億人的大國啊，光普及自行車得耗費多少鋼材？！
　　私家車的奢望既然遙不可及，1992年春天，上海街頭突然出現(xiàn)了一種燒汽油的“怪胎車”――“薩克斯”助動車，說它怪胎，因為它的歸類。好比伊索寓言里的那只既非走獸，又不是飛禽的蝙蝠，說它“非機動車”，明明就是汽缸帶動的，時速最高可達(dá)40碼；說它“機動”的，卻又法定為“非機動車”，可以混跡于三輪車、自行車。大概寄托著公眾追逐轎車的愿景，算是轎車的“代價券”――一時間這非驢非馬的外號叫“抽水馬桶”的助動車，狼煙滾滾，橫沖直撞，叫囂乎機動道，隳突乎慢車道，儼然馬路一霸，一年以后，真正的路霸――“霸伏”登場，速度堪比摩托，嬌小賽似單車，那是上班族的黃金時代，1998年從徐家匯到文新集團所在的威海路上班，筆者騎上“霸伏”只需25分鐘，同樣的路程，出租車卻要45分鐘。
　　大概4年后的2002年，我們的腳――所謂“中等收入”的腳――才成批成群地踩上了“真正的油門”。一輛轎車的油門。
　　從1992年踩“抽水馬桶”到2002年正式踩上油門只用了10年。而且還開始不斷地“換油門”。
　　從“普�！钡胶腺Y車，到全進(jìn)口車，到更高的品牌――
　　歷史地看，成功的社會改革，首先都是感性的改革、物質(zhì)的改革，然后再帶動意識的顛覆，以至于有人很物質(zhì)地說，一部改革史其實就是器物顛覆史，這中間，轉(zhuǎn)型最快的不正是我們的四肢百骸，不正是我們的五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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