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活儉樸、衣著樸素、胸懷坦蕩；從不張揚自己，更不追求名利，面對著紛亂的時局世事，始終一心一意地將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獻給他所熱愛的繪畫藝術！ 　　
　　回想起幾十年來與林風眠先生的相識、相交乃至相知的歷歷往事，真讓人久久不能忘懷。在我的印象中，林先生短小、瘦弱，一雙藝術家的眼睛卻分外有神。他生活儉樸、衣著樸素、胸懷坦蕩；從不張揚自己，更不追求名利，面對著紛亂的時局世事，始終一心一意地將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獻給他所熱愛的繪畫藝術！
　　
　　陽春面與電冰箱
　　
　　我第一次見到林風眠先生是在1948年，那是在關良先生的家里。當時林先生雖然已經辭去了國立杭州藝術院院長之職，但仍在杭州藝專任教，周末常常往返于滬、杭兩地，并與關良、陳盛鐸等人交往甚篤。
　　1951年，年過半百的林先生辭去了中央美院華東分院教授的職務，和他的法籍夫人及女兒定居上海，住在南昌路53號一幢新式里弄的住房里。據(jù)他自己說，這樣是“想靜下心來，多一點時間畫畫”，但也有人告訴我，林先生之所以離開杭州，還是因為藝術上的“路線問題”與當時提倡的不一致。
　　定居上海后的林先生沒有了固定的收入，卻需要撫養(yǎng)法國籍的太太，還有女兒、外孫，后來雖有了每月80元人民幣的津貼，但是光為了支付每月160多元的房租就令他捉襟見肘了。林先生只能靠賣畫和變賣一些當年從法國帶回來的小工藝品度日，可謂舉步維艱。
　　到了1955年，林先生的生活負擔實在太重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林太太和女兒一家選擇了離開上海，去了巴西定居。林先生就將樓下的房屋退掉，自己一個人住樓上的一層。
　　一個人生活的林先生飲食起居更為簡樸了，也很少添新衣。在他家對面有一家規(guī)模很小的米店，他經常就在那兒買五分錢的面條，用手托著回家，每天中午幾乎都是自己下面條作為一餐充饑應付。到了晚上，他就煮些稀飯果腹。記得有一次在他家門口的馬路上，我和他不期而遇，他手托著面條，笑吟吟地問我：“和清，你是否有約？如果沒有，就到我家中一起吃面條吧�！蔽倚廊淮饝�了�；氐郊抑�，他很快就下好了兩碗陽春面，還拿出了家里常備的他自己燒的菜干煮肉。他告訴我，自己每個月都會煮一兩次這道菜，一天吃不完就隔天再吃，后天再吃，一直要吃到菜干發(fā)黑為止。我夸獎他的菜燒得好，他不無得意地說，這是他家鄉(xiāng)的傳統(tǒng)菜肴，另外，還要配上他自己加工制作的獨家醬油來調味：將買回的醬油加上白糖、生姜，煮沸后冷卻，味道頗佳。后來，我到香港開功德林素食餐館，所使用的醬油配料，就是從林先生那里學來的。
　　
　　林先生在飲食方面就是這樣節(jié)省、簡單。有時，我們兩人在他家附近的錦江茶室、潔而精川菜館小敘，林先生也總是只點一個菜，決不多加。如果有一陣子沒有這些美食，他也絕對不會刻意去奢求。他就是這樣一位從不愿去麻煩別人的老人，隨遇而安，寵辱不驚。
　　在上個世紀６０年代初，上海有些人家已經有了電冰箱，按理說，林先生一個人生活，飯菜常常要吃好幾天，就更有這方面的需要了。于是我就想為他添置一臺，可是他卻堅決不要。后來我買了他兩幅畫，他才用賣畫的錢去買了一臺冰箱�？梢娝�即使囊中羞澀，也從不愿意欠人情。那時，他常常利用裁下的宣紙邊條來作畫，盡量不浪費。在我的收藏中有兩幅小畫，就是他用紙邊畫的。此外，他自己還學習裱畫，一方面為了方便，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節(jié)約。
　　林先生的習慣是晚上作畫，在作畫的同時，還會聽一些古典音樂的舊唱片。同一個題材的畫，他往往會連續(xù)地重復畫許多遍。但凡自己不滿意的，就立刻當場處理掉。留下來的畫卻也并非是一定滿意的，往往還要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再度審閱，這樣一來，有時候一晚上的勞作竟會一幅也不留。林先生從藝態(tài)度之認真，自我要求之高，于此可見一斑。
　　“今后，我的畫恐怕只好掛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賞了�！�
　　林先生愛好廣泛，喜歡看電影，也愛看戲曲，尤其喜歡看京劇，偶爾也看看越劇。在上世紀５０年代中期，我在上海電影制片廠工作，常常有機會請林先生，還有陳盛鐸、金石聲等人觀看內部電影，大家來往很是融洽。其中，林先生對于所謂的內部參考片――蘇聯(lián)電影《第四十一》中黃昏畫面的拍攝情有獨鐘，甚至還多次反復觀摩，并連連夸獎：“拍得太美了！”后來，他動情地與我說起，這幅美麗的畫面勾起了他的童年記憶與情緒，使他回想起當年他在廣東梅縣鄉(xiāng)村中所看到的景色。后來，《第四十一》成了“修正主義”電影的代表，林先生悄悄地對我說：“我年輕的時候，就讀過鮑利斯?安德列耶維奇?拉夫列尼約夫寫的這部小說了，當時這是屬于進步小說的��！”言語間頗多無奈與不解。
　　上世紀６０年代初期，政治氣候相對比較寬松些。林先生的個人畫展在北京展出，米谷寫了《我愛林風眠的畫》發(fā)表在《美術》雜志上，一時成為美談�？墒堑搅�1964年，卻有人突然開始批判這篇文章，并指責林先生的畫是“黑畫”，不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思想感情是資產階級的。社會輿論導向一下子都對林先生的藝術創(chuàng)作持通篇否定的態(tài)度，甚至還以“莫須有”的罪名作了不少人身攻擊。這對林先生來說是極大的打擊，他的自尊心嚴重受挫，更擔心自己的生活再一次受到影響。在那段“凄風苦雨”的歲月里，南昌路上經�？梢钥吹搅窒壬�瘦小、孤單的身影，悠悠地在馬路邊徘徊、踟躕，冷冷清清，孤孤寂寂……有一次，他甚至無奈地對我感嘆道：“今后，我的畫恐怕只好掛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賞了！”言語中有著無盡的失落、悲哀與無奈。
　　
　　正在這彷徨之際，香港的中藝公司主辦了一次“上海名家畫展”，其中就有林先生的作品。這次展覽在香港取得成功，某地產巨商李夫人購買了一幅林先生的仕女圖。然而，當她拿到畫后，卻發(fā)現(xiàn)此畫沒有落款，于是就托了上海市僑聯(lián)副主席簡日林先生找到了我，并將畫帶回上海，讓我去請林先生補款。我到了林家，林先生拿起筆當即就簽上了大名。很快，此事經傳開后，親朋好友都來托我向林先生求墨寶，那時我付他的畫價是３００元一幅，大家便也照此標準買畫。就這樣，原本拮據(jù)的林先生手頭一下子寬裕了許多，便有了條件去黃山、普陀山等地旅游寫生了。
　　“來了！”
　　好景不長，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來了。1966年6月，上海市開會傳達“5.16通知”，傳達人是當時顯赫無比的張春橋，地點在南京路大光明電影院。那天林先生與我都參加了。會議結束后，我推著自行車剛要上車時，冷不防身后被人捅了一下，我回頭一看，正是林先生，眉頭緊鎖的他也不打招呼，只對著我耳邊匆匆忙忙地講了一句“來了”，語音未落，已消失在一大群徑直前行的人潮中……當晚，我就趕到林先生家中。只見林先生憂心忡忡，愁眉不展。據(jù)他分析：“‘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fā)動的，江青明為副組長，可權力卻比組長還大�？梢娺@次運動是大有來頭的”，因此，他認為“這次運動絕對不會在短時間內結束”。再聯(lián)想到當時北京批判田漢、吳晗等人的運動已經有很長時間，讓人更添一種不好的預感。
　　果然不出林先生所料，沒過多久，外面的風聲就越來越緊了。接踵而至的就是無窮的批斗、抄家，以及滿大街火藥味極濃的大字報。在那段日子里，不斷地傳來文藝界的朋友們被抄家，甚至自殺的消息，令人不寒而栗。一天晚上，林先生心事重重地對我說：“我曾經畫有幾幅裸體女模特畫像，另有一些習作，都不曾發(fā)表過，主要是作為教學使用的范本。在這其中，有些是頗有紀念意義的作品，另有一些用筆比較大膽，但個人感覺還并不成熟……總之，這些都是好的范本。但是這些作品一旦被紅衛(wèi)兵們拿到，就會是一樁大大的罪證啊。”為此，他憂心忡忡，甚至產生過銷毀掉它們的念頭，左思右想，卻又十分舍不得。最終，我們再三商量，決定由我出資，將這批畫購買下來。我向他保證：即使今后抄家被抄到，也決不牽涉到林先生的安危。于是，他鄭重其事地把這批畫交給了我，并衷心地關照“以后要少來往，要千萬小心”。如果他有什么事需要幫助，就會寫一個空信封，放在我家的信箱里通知我。如果我要去看他，則需要預先通過電話聯(lián)系，并且要看到他家北窗的燈亮著時,才可以按他家的門鈴。
　　
　　從此之后，我每天下午下班后都會特意騎著腳踏車路過他家，看看北窗的燈是否亮著。如果亮著，至少說明林先生還平安無事。但過了沒多久，林先生北窗的燈熄滅了，第二天、第三天，北窗的燈真的不再閃亮……我知道，林先生已遭進一步的迫害――他被關進了看守所。
　　我與林先生的學生席素華住在同一條南昌路上，當時席素華常去探獄。有一次，我偶遇席素華，從她那兒才得知看守所每周還要林先生需要換洗的衣物，便知道他還活在世上，心中便也略微平靜些。
　　
　　悄悄進行的回憶錄
　　
　　1972年11月底，林先生終于出獄了！4年多的牢獄生活使得原先就患有胃病和心臟病的他病得更嚴重了。但畢竟，我們又可以見面了！記得我剛見到林先生，想對他說句安慰的話，卻怎么也說不出口！4年多不見陽光，林先生的臉上一無血色，我看到之后實在心痛難過。
　　猶如隔世后的見面是令人興奮的，好在那段時間里，社會氣氛相對緩和，我與林先生雖屬“靠邊站”，沒有正常的工作，卻多了不少相聚的時光。尤其欣慰的是：由我保存的那些畫都沒有發(fā)生意外。我當時就誠懇地向他表示，那些有紀念性的畫作，我非常愿意歸還給他，畢竟這是林先生大半生的心血啊！不過林先生卻淡淡地笑笑，搖搖頭講：“今后的時局太難預料。”
　　在那段“休閑”的日子里，我介紹我的小女兒跟林先生學畫，他欣然同意了。以前，我曾多次建議他寫一個自傳，回顧一下自己不平凡的半生經歷。可林先生總是一再推辭，他的理由是“畫家還是讓作品來講話比較好”。但在那段特殊的歲月里，林先生有一天卻突然對我講：“以前你多次要我寫自傳、回顧之類的文章，我想如今是比較好的時機了。我現(xiàn)在不畫畫，也比較空閑。這樣吧，我先口述，你們記下來，但是目前不要發(fā)表，一定要等到我去世之后才可以公之于世�！彼�還開玩笑地對我說：“我的一生可以是一個很好的電影故事，你是拍電影的，今后可以由你來拍。”我提出應當先寫一份簡歷，作為提綱，他同意了�；蛟S，我現(xiàn)在存有的這份經林先生親自修改審定的簡歷，恐怕是存世僅有的一份了！
　　著述工作始終是在一種十分歡悅的氣氛中悄悄進行著。有的時候，林先生還會煮咖啡給我們大家喝，他習慣在咖啡中加上少許白蘭地，讓那濃郁的咖啡香氣更傳遞出別樣的異國情調。此外，對于他與眾不同的吃西瓜方法，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他教我先在西瓜中挖一個洞，然后再往里面倒入少許白蘭地，這樣吃起來就會格外爽快。他說這些都是他在法國讀書時學來的，還戲稱：“西瓜性涼，洋酒性熱，中和一下正好，很符合中醫(yī)養(yǎng)生的原理呢!”
　　說起自己的童年，林先生經常懷著內疚和悲痛的感情。母親的悲劇讓他始終不能忘懷，他常常對我說：“要是我小時候沒有帶母親去那家染坊，或許也不會發(fā)生后來的悲劇了。”林先生的祖父是一名石匠，當時，年幼的林先生每天都會陪著祖父一起上山雕刻石料。傍晚收工后，他特別喜歡去村上的一家染坊。雖然那是一處很簡陋的小店，只有靛青等幾種顏色，但他看見農民們原本粗陋、破舊的衣服經過染色，頓時煥然一新時，常常覺得神奇不已，于是就帶著自己漂亮的母親一起去看印染。沒想到一來二去，出身苗族的母親居然與染坊年輕的老板產生了感情。但在當時封建閉塞的鄉(xiāng)下，這樣的行為是違反族規(guī)的。憤怒的人們將林先生的母親捆綁在林家祠堂前的屈辱柱上拷打示眾。據(jù)林先生回憶，就在族人毆打他母親的時刻，年僅6歲的他忽然有了感應，原本被關在家中的他奮不顧身打破了窗戶，及時趕到祠堂，護著母親鮮血淋漓的身軀，大聲怒吼：“誰處死我的娘，我就跟誰拼命！”最終，母親在他的呼叫下幸免一死，但當夜還是被逐出家門，賣到異鄉(xiāng)。年幼的林先生從此再也沒有見到過自己的母親。他大病一場，半年之后方能下地走動。心灰意冷的他從此沉默寡言，每天只重復著一件事情：爬上家門后的山頭，靜靜地看著太陽升起、落下，觀察峰巒的陰晴明暗，斑駁的山光水色，雨雪風霜的四時變化……久而久之，對于他的色彩觀，有了很大的啟發(fā)。后來，林先生筆下常常被人所稱道的秋景山水，就是源于孩提時代的色彩啟蒙。而他畫的那些丹鳳眼微微向上翹的仕女形象，也都是寄托著他對母親美好印象的懷念。在我的收藏中，就有這樣一幅頗為特別的仕女，畫面上，美麗女子的頭上還有另一個美女的幻影，林先生解釋說：那天他夢到了自己的妻子，又夢到了自己的母親，因此根據(jù)夢境畫成了這幅作品�；蛟S，這正是這位外表沉默、不茍言笑的藝術家思母心切而產生的一種特別的想象與情懷吧！
　　
　　“好色之徒”
　　
　　
　　林先生對童年時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８歲那年，祖父帶他去了一次城里，路過一家鐘表店門口，他買了一張彩花，居然中了頭獎，得到一千多元錢！于是祖父每月就從這筆獎金里給他零用錢，一直到他去法國求學時，還留有320元，都作了路費。說到這里，林先生發(fā)出了童真的歡笑。
　　林先生是一位知恩圖報的君子，他一直在感激楊西斯先生。常常帶著美好的回憶跟我敘說當年在法國求學的往事。那是在1921年，20出頭的他還在法國第戎美術學院求學，有一次要完成老師布置的寫生作業(yè)，林先生決定選擇羅馬柱作為寫生對象。當時，羅馬柱在歐洲是極為常見的建筑形式之一，幾乎每幢房子上都有。但在之前從未見過羅馬柱的林先生看來，卻覺得“偉大得很”，他十分喜愛羅馬柱獨特的造型與豐富的質感。于是，他極為認真地連續(xù)畫了兩幅“羅馬柱”，表現(xiàn)羅馬柱在不同的視角和不同光線下的獨特感覺，傾注了自己強烈的情感。正在那時，校長楊西斯先生來班級里視察，他看了這兩幅作品很感興趣，就找林先生面談，楊西斯校長開始還以為他是日本人，后來經林先生自我介紹才得知他是中國的窮鄉(xiāng)村農民出身，兼以石匠為副業(yè)�？赡苁橇窒壬�的法語不夠熟練，楊西斯校長誤以為林先生是學雕塑的了，林先生趕緊再三解釋，堅持說自己只是個石匠而非雕塑家，這使得楊西斯校長對林先生的誠實真摯更為欣賞。
　　真所謂“機遇只留給勤奮的有心人”，楊西斯校長這位法國“伯樂”對林先生欣賞有加，并將他推薦進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深造，使年輕的林風眠在法國的學業(yè)更上了一個臺階。當時在巴黎高等學院的藝術環(huán)境是現(xiàn)代的、開放的，各種藝術流派競相吐艷。林先生如饑似渴地吸取各種藝術營養(yǎng)，接觸到原汁原味的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等等各種不同的繪畫流派。也知道了什么叫“海納百川”，什么叫“思想自由”，什么叫“包容兼蓄”……為了生存，他勤工儉學，曾干過油漆工，但是單調的工作并沒有讓他感覺枯燥，他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道：“不同的油漆在調和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色彩漣漪以及色度漸變給人的視覺造成的沖擊，都會給我留下最美最深的印象。認識顏色是我的愛好，我就是一個典型的‘好色之徒’�！�
　　“我要理直氣壯地活下去�！�
　　因為巴黎求學時的一段特殊經歷，還令林先生在牢獄之中吃了不少苦。某位女“造反派”追問他與周恩來總理的關系時，林先生由于回答不如對方之意而遭致辱打耳光，說到此事，林先生氣得臉色發(fā)青，肌肉顫抖，言語哽咽……其實，對于自己同周恩來總理的關系，林先生曾多次強調，哪怕在拘留所里被審訊，也毫不動搖――他們是在法國認識的，卻并沒有什么深交：
　　“1918年，我到法國就讀，當時周恩來也在法國。星期日，很多旅法的同學在巴黎的咖啡館相敘。有時周恩來也來，但我們平時沒有往來。
　　“有一次，周恩來曾向我征求意見，邀我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我回答說：我是搞藝術的，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到藝術中去，而搞政治也必須全身心地投入。二者不可分心。周恩來聽后，尊重我的意見，以后從未提過。我們依舊是點頭之交。”
　　
　　后來，周恩來當了總理，林先生卻從未找過這位當年的老相識。直到1958年，在上海的一次文藝界的聚會中，周總理見到了久違的林先生，特地與林先生握手，并親切地講：“幾十年不見，您還是老樣子，工作上、生活上有事可以找我。”又過了4年，1962年在上海的一次政協(xié)會議上，周總理又見到了林先生，他熱情地擁抱了林先生，并真誠地說：“希望你多畫些畫。”君子之交淡如水，解放后林先生與周總理的接觸僅有這兩次，但他對此卻一直緬懷在心。后來，林先生對我講：“有人以為我與周恩來有特殊的關系。這就是我被捕的原因之一�！�
　　在監(jiān)獄中，面對拷問，林先生毫不屈服。由于專案組沒有得到預期想要的結果，林先生因此遭受到了極為悲慘的非人待遇。造反派將他雙手反銬起來，越掙扎手銬收得越緊，到后來甚至磨破了皮，出了很多血。回憶起這些苦難，林先生告訴我：“我在監(jiān)獄中學會了反手趴在地上，用嘴啃飯吃。要不然，就得活活餓死�！蔽衣犃�，可謂心如刀絞。
　　我告訴林先生，這幾年里，他的老朋友傅雷、朱梅馥夫婦自盡了，此外，文藝界的楊嘉仁夫婦、金素雯夫婦、言慧珠、顧而已、上官云珠、石揮等都紛紛離開了人世。我還說到了自己，一天中最多遭遇了30次抄家，大小批斗更是不計其數(shù)。有一次還被拉到文化廣場，為陳丕顯書記陪斗，站在臺上，望著底下一片黑壓壓的人群，大叫“打倒”口號，我突然想到林先生這位亦師亦友的老朋友，不知道在監(jiān)獄中會過著怎樣艱難的日子！林先生聽罷，堅強而平靜地說了句：“我絕不自殺。我要理直氣壯地活下去。”
　　
　　從北京到杭州
　　
　　林先生告訴我，1926年初，他回到了祖國。在上海的輪船碼頭上，突然看到拉出來的橫幅標語，上面寫道“歡迎林風眠校長回國”。他感到驚訝與不解，所以就悄悄避開了歡迎的隊伍。林先生笑著說道：“現(xiàn)在有很多人講，他們當時在碼頭上接到了我，然后一起去了北京，這不是事實�！�
　　因為當年他曾托蔡元培先生為其在國內找工作，在未得到蔡先生的回復前，他是絕不能貿然擔任其他工作的。后來，當他見到蔡元培先生后才知道，校方曾打電報告訴他“已被聘為國立藝專校長”，可惜當時他已經上了回國的輪船，并沒有接到電報，因而錯過了這個消息，所以才會在碼頭上莫名驚訝。林先生就是這樣一位言而有信的君子。
　　回到上海休息了兩三個月后，他來到北京任北京藝專第一任校長。然而，新中國成立后，在當時撰寫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國美術史》上，第一任校長都不是林風眠。對此，林先生看得十分淡然，他特別強調“這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路線上的事”，希望我“不要急于更正”。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提出異議，說出真相，很可能會使某些人難堪，增加不必要的麻煩。他始終強調：“畫家不在乎人家給你多少桂冠，最重要還是以作品來說話�！�
　　在北京擔任校長期間，林先生還曾打了一場“筆墨官司”。1927年，27歲的他開設了寫生課程，并大膽在課堂上請來了裸體模特兒。當時的北京正是東北軍閥張作霖控制時期，有“槍斃部長”之稱的教育總長劉哲十分頑固保守。他認為人體藝術有傷風化，堅決反對。林先生面對封建勢力毫不畏懼，于是在報紙上堅持己見，鬧得滿城風雨。氣急敗壞的劉哲揚言林先生是“共產黨”，甚至要“抓住林風眠，槍斃了”。好在當時“少帥”張學良將軍認為林先生提倡人體寫生僅僅是“為了教學”，并沒有其他含義，這才將一場風波平息了下來。不久之后，在蔡元培先生的幫助下，林先生來到了杭州，創(chuàng)辦了全新的“國立藝術院”。
　　對于他一手創(chuàng)建的“國立藝術院”，林先生是非常懷念的。林先生在杭州市玉泉還有一幢他自己設計的西式小洋樓。當年他離開杭州時，當?shù)氐膱@林管理部門曾給林先生大約9000元人民幣，將房子收購了，但是房屋的產權之事并沒有做個了斷。1975年，我曾建議把這幢小樓改建成林風眠藝術館，但林先生卻不同意，他說：“那里的環(huán)境很好，還是作為我的養(yǎng)老地為好。”
　　
　　“這是他們尊重我。”
　　
　　1974年，社會上正在批判林先生一張題為《山村》的水墨畫。一天，林先生忽然接到市政府通知，要他去參加接待外賓。當時，他的家里都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只好穿著平時的那件半長夾克衫去赴宴。等待進入接待室時，林先生這才發(fā)現(xiàn)：原來，要接待的外賓竟是自己當年的學生趙無極！正在猶豫之際，趙無極卻一下子站起身，疾步跪迎林老師，還多次動情地擁抱著他，一再感謝林老師當年對他的教導，一再呼喊林老師是他的恩師……這一切使得接待趙無極的那位造反派市領導又狼狽又尷尬，只得極不情愿地一同攙扶起林先生。就在這次聚會上，趙無極還多次講到林先生在法國學校中尚留有十多幅作品，學校表示要歸還給林先生。林先生聽罷，卻始終沉默不語。第二天，意猶未盡的林先生向我詳細地介紹了接待的情景。他動情地說：“趙無極知道我現(xiàn)在的處境，他是在幫我呢！”
　　1976年10月，我的老朋友黃永玉從北京來信，轉述“號外”：“葉大俠夜擒四螃蟹”，并附《陽秋三絕》畫一幅。畫中四蟹，三公一母。我當時還參不透禪機，因為“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在上海還被封鎖著。于是就來到了程十發(fā)先生家中。正巧程家有一位北京客人，這才證實了這條大快人心的消息。我立即將信和畫帶給林先生看，并告訴了他來自北京的好消息。林先生聽聞之后，長舒一口氣，十分開心地笑了起來，接著又關照我“越是這樣的時候，越要小心”。臨別之時，林先生指了指那畫上的四只螃蟹，低聲說了句：“毀了幾代人！”
　　撥亂反正之后，黃永玉來到上海，住在我家。我們偶然談起林先生時，他告訴我：當年，林先生在北京開展覽會，李苦禪、李可染天天去美術館報到，從布展到宣傳忙個不停，甚至還義務擔任起了畫展的“講解員”。別人都詫異這兩位大畫家怎么會對林風眠那么熱情，他們既高興又不無自豪地告訴大家：“我們是地地道道的林風眠老師的學生！”后來，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林先生，他笑了笑，淡淡說道：“這是他們尊重我�！�
　　
　　聚首香江
　　
　　1977年，林先生即將出國前，在我家信箱內留下了一封告別信，約我盡快去他家見面。我接到信后隨即赴約，到他家后才知道他已經為我準備好了三幅畫，作為告別紀念。謹慎的他還叮囑道：“我臨走的那天你就不要去送我了。有許多你認識的領導會來，還是別引起不必要的連累了吧�！庇谑�，我就在那熟悉的南昌路二樓房間內，向林先生作了告別。我明白，這是林先生對我的愛護，避免發(fā)生不必要的麻煩。他就是這樣一位細致周到，處處為人著想的慈悲長者。
　　林先生到了香港后，很快就給我來信，用的是“林瓊”的署名。由于他剛到香港，人生地不熟，在信中希望我能介紹些朋友買他的畫。我立即托香港友人買了他一幅畫，計港幣一萬元。后來又介紹另外一位友人買了兩幅。待他的經濟情況略有好轉，林先生就立刻來信，囑咐我“不必再介紹了”。他總是不愿意麻煩別人，自始至終是一位自尊、自重的可敬老人。
　　1989年，我退休后也來到了香港，為了在香港立足，我做起了生意，在銅鑼灣的馬路邊開了一家小小的素菜館，林先生得知后即來看我。當他看到我的餐館簡陋的現(xiàn)狀，第二天就親自送來兩張畫，什么話也沒說。然而，正是這兩幅畫，對我當時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但林先生似乎從來就不求什么回報，他每次到我店里來，總是只要一碗素面就可以了，從不大吃大喝。歷史的教訓令他在香港只能繼續(xù)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晚年的林先生更像一位孤獨的老者，除了藝術，他已沒有別的追求。
　　1991年8月12日，林風眠先生在香港仙逝遠去了。在他的告別儀式上，我看到他是那么安詳?shù)靥稍诎咨�的花叢中，穿著他那件常年穿著的灰色外套，平凡得無論如何都感覺不到一點點繪畫大師的風采。然而，看似平凡的他確確實實是一位劃時代的中國藝術大師��！作為導師，他留給我“真誠”；作為朋友，他留給我“善良”；作為畫家，他留給我“美麗”。能與這位“真善美”的化身交往幾十年，此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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