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期，應星攻讀北大社會學碩士學位，師從社會學家孫立平。 　　如今校友聚會，大家都還記得：盡管那會生活儉樸，應星卻幾乎每天必吃一只雞腿。人問他為什么，他正經答道，我將來是要干大事的，得有個好身體。
　　“小王少有大志，他看不慣眼前的一切：父母俗，老師昏，同學愚，社會亂。幸而高中三年，有兩個同學跟他很談得來。由朋友進而成為同志，對‘誰來改變中國’當仁不讓……”學者余世存笑著回憶北大讀書時期的“小王”應星，“他年輕時候，甚至娶妻都想過要娶‘十二月黨人’之妻�！�
　　直到現(xiàn)在，發(fā)生在應星身上的“大事”不外乎到重慶某縣掛職副縣長、出版3部著作、擔任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院長。
　　
　　更關心“沉默的大多數(shù)”
　　應星在北大曾和余世存共同編輯《戰(zhàn)略與管理》。那會他從不掩飾其抱負：成為儲安平式的人物，做富有“中國特色”的揭露時弊的報告文學作家。彼時的他認為傳媒是宣傳思想的最佳途徑。
　　“后來他從一個激進派變成了體制內的主流學者，”余世存思忖著“起變的動因”，“在重慶掛職時，他在縣檔案館里無意找到3年自然災害時，當?shù)卮笈�農民餓死的實況。一腔熱血的他撰文，想將這段史實披露于眾。最后，他嚴重受挫。另外，眼見我們這些朋友也一步步地邊緣化……”他沒有再說下去。
　　北大的“理論讀書小組”曾在內部討論應星一部關于移民上訪的著作。應星的好友、曾在北大社會學系任教的李猛開場即說，在他看來，書中寫得最好的部分，是其中的兩段插曲：“出現(xiàn)在電站大門口的瘋子”與“山坳里的孤魂”。
　　村民姚錫田是一個瘋子，沒人知道他怎么瘋了，瘋后為什么專跑電站撒野――在大河電站門前，他“開始不斷大罵：‘你在我們地盤上修電站，我不打爛你才怪！”，“第二天上午，姚錫田兩次在電站橋頭往下扔磚頭，砸壞了一臺機器的外殼，到傍晚，他又準備在橋頭扔石頭……”；而“山坳里的孤魂”，實則是列出了一份1976年至1982年，山陽公社4個大隊的14個農民因觸電身亡的“死亡清單”。
　　“還是李猛看得準。”如今，應星在炕上感喟。10年前，他就陷入思索――“到現(xiàn)在，我也沒有弄清這個故事在我講述的政府與移民的鏖戰(zhàn)中有什么意義。一方面，政府只能把姚錫田看成是‘危險的個人’，既沒法將他作為群眾來教育，也不能將他作為壞人來教訓，因為他已經失去了理智；而另一方面，移民精英也不會說姚錫田仇恨的是貪官，因為他是不明事理的�！�
　　“無論上訪精英，還是維穩(wěn)的基層或高層領導，都共享了同一種政治文化，邏輯是相似的。不管瘋子還是被電死的農民，他們從沒被拉進抗爭的隊伍。他們進入不了維穩(wěn)者的邏輯，也進入不了上訪精英們的邏輯，他們就是�？滤�講的‘無名者的生活’，或是王小波說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恰恰我關心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
　　“從那時起，我不想做一個空洞的激進派�！�
　　
　　各階層的“氣”與“氣場”
　　在那部著作的學理化注釋部分，應星首次提及“氣”――“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農民投入訴訟之戰(zhàn)雖然并不一定都只是為了金錢利益，為了標的物本身，但他們也并不是在為法治秩序下具有普遍性的權利而戰(zhàn)斗，而是在為禮治和德治秩序下具有差序性的位置而戰(zhàn)斗，為一張臉和一口氣而奮斗，……1949年后，‘氣’在中國農村社會中的上訪、訴訟實踐中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2011年3月，應星提煉出“氣”這一概念，出版了《“氣”與抗爭政治――當代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穩(wěn)定問題研究》。
　　人物周刊：你為什么會將“氣”作為當代中國鄉(xiāng)村穩(wěn)定問題的一個研究視角？以前學界是否有人提過？
　　應星：“氣”在這本書的含義是：現(xiàn)實性社會沖突與非現(xiàn)實性社會沖突融合在一起的一種狀態(tài)，是人對最初所遭受到的權利和利益侵害，而后這種侵害又上升為人格侵害時進行反擊的驅動力，是人抗拒蔑視和羞辱，贏得承認和尊嚴的一種人格價值展現(xiàn)方式。
　　據(jù)我所知，現(xiàn)在直接以“氣”作為“抗爭政治”的研究視角還沒見過。但研究中國法律史的日本學者滋賀秀三在《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中曾提出：在法、理、情之間，一方面，法是實定的、人為的，而情、理則是非實定的、自然的，這一對比可以成立；另一方面，法和理所相對具有的普遍性、客觀性，對比于情所具有的具體性和心情性形成另一種對立�！�…情具有修正緩和法與理的嚴格性作用。
　　他還分析，在中國，當農民在村里發(fā)生利益糾紛時，并不像西方人有很強的權利意識，認為你侵犯我，我便馬上反彈，一切要按照法律條文來。在許多情況下，中國農民都會忍讓，因為在鄉(xiāng)里，維系關系是長期的問題，一旦面子撕破，彼此就很難相處了。直到有一天，積怨到忍無可忍時，他才會跳起來激烈反擊。而一旦反擊，就會跟對方算八輩子的總賬。
　　國外也有兩種說法，一是為權利而斗爭，一是為承認而斗爭――一旦人感到人格尊嚴受到侵犯，就不是簡單的利益侵犯，這時人會出來為“承認”而斗爭。
　　今天有不少學者表示，國內上訪等抗爭性行動是為了維權，為權利受到侵犯而抗爭。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夠嚴謹。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裴宜理也說過，傳統(tǒng)中國人就不是為權利意識而奮斗，而是為規(guī)則意識而奮斗。在中國，抗爭不是基于簡單的“維權”，上訪，特別是集體上訪，還有群體性事件，其實是平時積怨已久的爆發(fā)。
　　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駛入經濟發(fā)展的快車道，國內生產總值保持了持續(xù)的高速增長勢頭，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不斷向縱深發(fā)展。與此同時，一些深層的社會矛盾也在不斷積累和暴露，其中較為突出的就是社會穩(wěn)定問題，這個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3個方面：貧富差距明顯拉大，社會出現(xiàn)斷裂和失衡現(xiàn)象；貧富對立、干群對立的社會心態(tài)較為突出；集體上訪與群體性事件在規(guī)模和烈度上不斷升級。
　　孫立平曾提出，“警惕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爆F(xiàn)在，權力精英與市場精英構成利益集團，還有一些知識精英成為其附庸。而老百姓，特別是農民、下崗工人，他們的利益是全面受到侵害的，且少有合法表達的渠道。中國今天的貧富分化差距已到了世界公認的危險頂點，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意味著中國社會在抗爭問題上的“氣場”已非同尋常。
　　前一段，清華大學出了一個關于“維穩(wěn)”的報告，對現(xiàn)在的維穩(wěn)模式進行全面的評價。簡單來說，現(xiàn)在的“維穩(wěn)”主要是兩大方式，“拔釘子”與“開口子”。即一個是政府強烈打壓上訪者，另一個是眼看上訪者鬧得太兇，政府花錢來解決。
　　這兩種維穩(wěn)方式都是短視的，都促使了問題的復雜化，使社會更加不穩(wěn)定。為什么呢？拿“拔釘子”舉例，開始是你侵犯我500元錢的事，我找你評理，你不解決。我只好找上面，結果你把我抓起來了，把我房子拆了，讓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開始就為這500元，到最后我不能不跟你耗下去，成了上訪專業(yè)戶。
　　另一方面，政府花錢買穩(wěn)定仍是治標之法。比方說兩個生產隊，一邊因為鬧上訪獲得賠償，另一邊因為不鬧上訪而沒獲賠償。結果“鬧”與“解決”之間形成了正比。政府常常批評民眾“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但關鍵是政府擺平的邏輯就是根據(jù)鬧的程度來決定解決問題的程度。農民之間是會相互攀比的，花錢可能帶來的是連鎖反應，永難有真正擺平的時候。如果沒有一整套維穩(wěn)的新思路和新規(guī)則，這種打壓和花錢并舉的方式只會激發(fā)更多的抗爭。
　　今天的“維穩(wěn)”，已成為中國面臨的最激烈的社會矛盾。社會矛盾與政治矛盾不完全一樣，但兩者之間也可以轉化。2000年以后，中央也已意識到了中國現(xiàn)在的矛盾焦點已不是經濟本身的問題，而是社會矛盾高度尖銳。
　　人物周刊：你說近年來發(fā)生的多樁群體性事件中，氤氳一股“氣場”。這是“氣”的延伸？
　　應星：一般來說，“群體性事件”是一個失控的行為。它與集體上訪有所不同。集體上訪是有明確的組織領導者，有意識地控制其他上訪者的行為節(jié)奏。而群體事件往往沒有明確的領導人，沒有組織，是所謂的“烏合之眾”。
　　我在書中講過，有一類群體事件是以“利益相關者”為主體，比如政府建水庫把農民的地淹了，農民沒地了，起來鬧事，他們是一群利益相關者。而像貴州“甕安事件”――一個女中學生被發(fā)現(xiàn)死在河里，當?shù)毓俜阶鞒觥白约禾�河溺水身亡”的通告，這女孩的家人不服而抗議。這本是一家人的事，為什么跟她家無關的老百姓也要跟著鬧事？這標志群體性事件進入了以“利益無關者”為主體的時代。這其中的“氣場”是不能不引起我們重視的――你找不到具體的由頭，但參與鬧事的每個人多是一肚子氣，恨當官的，恨警察，恨富人，認為他們是一體的。他們中大多數(shù)人認為，死者的命運就是我明天的命運，或是我昨天、現(xiàn)在的命運。
　　中國社會最麻煩的是，底層平時忍讓――比如政府征地、拆房，引起那么多矛盾，牽涉其中的底層深感受到欺壓，卻無處表達。但不表達不代表說沒有他的反應，他是把氣積壓在胸中，一旦爆發(fā)就會很麻煩。
　　人物周刊：“氣”既是個人上訪的持續(xù)動力，也是群體性事件發(fā)生的肇因？
　　應星：大部分上訪者開始走上這條道路時，并沒有想我要跟你干到底。但一旦上訪，他可能會被關進黑監(jiān)獄，被打、被整，這是關鍵的地方――他被整得抬不起頭來。在鄉(xiāng)土社會中，他可能從此在村里失去了生存的面子，這就接近他承受的底線了。而且上訪次數(shù)越多，受到的打壓越厲害，他漸漸沒有了退路，“氣”就貫穿其中，是他持久上訪的一個動力。
　　群體性事件比較復雜，里面還涉及到一個問題：法不責眾。比如有武警在沖突中被打死了，但因有上萬人參與，政府不可能把這一萬人都抓起來。所以擒賊先擒王，要追究禍首，打擊“一小撮”。因此，對于維穩(wěn)者來說，群體性抗爭里最大的麻煩即是草根領袖所面臨的風險。
　　人物周刊：草根領袖一般都有什么特點和風險？
　　應星：草根領袖有一個更強更清醒的判斷與認識。他們比較清楚官方邏輯，官場層級的差別，權力的運作機制，氣在什么時候忍住不發(fā)，什么時候出擊。草根領袖一般是在農村生活的非農民，或是退伍軍人出身，或是鄉(xiāng)村教師，膽子大，見識廣。一類是真正的領袖，一類是積極分子。真正的領袖都是底層社會的人精。
　　我采訪這些草根領袖發(fā)現(xiàn)，他們極其熟悉政策。他們將找到的政策文件，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字字研究，劃滿了道道，做滿批注。因為他們要做的不是革命，而是“依法抗爭”，他們要尋求合法的保護傘。他們的原則是只說地方搞壞了政策，不能說國家有問題。且不管他是策略也好，信念也好，他要保住行動的合法性。
　　在那本著作中我寫過，有兩個村，一個村的土地被水電站淹了，農民沒飯吃。于是開飯時，草根領袖帶著一幫人在電站食堂靜坐要飯吃，這當然也屬搗亂秩序，但是他們“踩線不越線”，畢竟沒破壞生產，后來這村人確實獲得了補償。而另一個村的土地也被淹了，這村的農民沖去把電站機器給砸了，結果什么都沒得到，有人還被判刑。
　　此外，抗爭目標還會發(fā)生很有意思的轉變。剛開始，抗爭是為經濟利益，但在草根領袖介入后，目標會轉為“要把貪官整下去”。所謂“貪官”是指和他們相對的鄉(xiāng)干部、縣干部。他們認為，中央是好的，早把補償款項發(fā)下來了，都是被地方貪官貪污了。
　　人物周刊：你在那本著作里談到草根領袖對于內部叛徒的處理。
　　應星：在草根領袖看來，他組織的是一個力量非常弱、風險很高的團隊，它的主要力量就來自團結。一旦發(fā)現(xiàn)危及團隊命運的“叛徒”，對領袖來說是一件特別不能容忍的事情，會用較為嚴歷的手段處置，比如將對方驅逐出村里的關系網。這是很厲害的，對方會在村里被人瞧不起，這是鄉(xiāng)土社會的一種放逐。
　　其實在維穩(wěn)者與上訪農民之間，“叛徒”兩面滲透。農民與鄉(xiāng)政府之間存有相互纏繞的關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論是基層政府的行動，還是上訪者的行動，都很難在事先不被對方聽到點風聲。
　　人物周刊：在書中，你對維穩(wěn)者的“氣”沒有深挖？
　　應星：有涉及到，但不是作為重點。這里的維穩(wěn)者主要是針對基層政府�；鶎诱�府是受夾板氣。
　　在一般農民概念里，中央與基層，就像《新聞聯(lián)播》與《焦點訪談》――《新聞聯(lián)播》告訴他們中央是好的，《焦點訪談》告訴他們，基層多是貪官污吏，是他們把中央的事搞歪了。不然，為什么中央的決策到下面就起變化？
　　但是基層政府在中國存在著嚴重的責、權、利不對稱。農村基層政府沒多少資源，也沒什么權力，卻是“無限責任公司”――要承擔無限責任。上面各部門下發(fā)的指令最后都要他們去貫徹落實，他們總得沒日沒夜地干活。一旦出事，安全事故也好，維穩(wěn)事故也好，他們所有的工作都會被一票否決，就地免職。
　　上面嚴令基層控制維穩(wěn)事件的發(fā)生，而基層又無力解決真正的問題，因此，他們常用的辦法只能是控制上訪者的人身，打壓組織上訪的領袖。
　　人物周刊：“高壓者”也有“氣”吧？
　　應星：高層政府一般來說，相對比較超越，不會直接跟底層打交道。高層要掌握一個平衡――在實現(xiàn)和維護安定團結局面的前提下，什么時候容忍基層的打壓行為，什么時候扮演和事佬給上訪者經濟補償，什么時候又需要把基層拋出來進行整肅，以消民怨。
　　對一個市長或省長來說，他們關心的是GDP。但他們所轄地方鬧事多了，讓中央不高興也不行，因為維穩(wěn)也是考驗官員政績的硬指標。如果下面在高壓下出了大事，高層會想到“開口子”――花錢把事擺平。如果還不行，就“揭蓋子”――把地方官員一鍋端了。而無論是“開口子”還是“揭蓋子”，都是權宜之計，怎么平衡都非常脆弱。
　　
　　一介書生的期望
　　人物周刊：你不贊同于建嶸“以法抗爭”的說法，認為他是在拔高草根精英，為什么？
　　應星：他有一個觀點，講農民有很強的政治意識，農民在為權利而奮斗。我認為他忽略了這樣一些問題：一是政治合法性的困境注定了草根動員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所明允、默許或至少未強力禁止的前提下去展開的；二是日常生活的壓力注定草根動員在目標追求上的高度有限；三是跨鄉(xiāng)的草根動員成本很高；四是草根動員具有臨時性和隨機性的特點。綜合以上，草根動員盡管在實際動員過程中表現(xiàn)出較強的組織化，但是這種組織性是名實分離的，它與其說是政治性的，不如說是去政治性的――它在進行有限動員的同時也在努力控制著群體行動的限度，特別是政治敏感性和法律的界限。如果沒有外界勢力或知識分子的影響，就農民自發(fā)的抗爭行動而言，大體還是非政治性的，是反應性的而非進取性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北大司法鑒定室主任孫東東幾年前提出的觀點：“老上訪專業(yè)戶，至少有99%以上精神問題――都是偏執(zhí)型精神障礙？”
　　應星：上訪者有沒有偏執(zhí)狂？有。但是他們患上“偏執(zhí)狂”到底是天生的，還是被一步步逼到這步田地的？追溯到20年前，這些上訪者可能是一個非常溫順膽怯的人，為什么他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一個有良知的人總會本能地同情弱者。而一個真正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在同情的基礎上更會去體察困境演化的歷史軌跡，深究困境背后的結構性因素。那種認定上訪者都很偏執(zhí)的人，只能說明他本身的偏執(zhí)。
　　對待上訪者，知識分子表現(xiàn)出了兩種極端，一類是夸張的熱情、政治浪漫主義；另一類是缺乏責任感，沒有一點同情心，后者是最糟糕的。
　　人物周刊：在《“氣”與抗爭政治》文后，你有對政府的幾條建言獻策。
　　應星：那是出版社讓我加的，我一般不說建議。我覺得如果沒有對問題復雜性的深入研究，那些建言都是蒼白的。何況，許多具體事宜是當政者按照慣有的行動邏輯去處理的，本不是書生可以置喙的。
　　不過，我還是想借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表達一介書生的期望。一百多年前，韋伯曾呼吁一個真正有政治擔當、政治成熟的階級來領導德國的社會轉型。他明確提出社會政治的最關鍵問題并不是被統(tǒng)治者的經濟處境，而是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素質。他在那篇演講中最后提出：“如果德意志民族的領導階層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堅韌而又清醒，德國政治就能穩(wěn)步達到其目標，德國民族情操就會永遠不失肅穆而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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