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時局 　　人物周刊：你把中國的政局形容為一口高壓鍋，這口鍋里的人應該做些什么？ 　　杜導正：高壓鍋有個氣閥，如果越擰越緊，有一天要爆炸的。一爆炸大家都倒霉，誰也占不了便宜。所以，我很希望走改良主義的道路。
　　中國當前的矛盾是16個字：官場腐敗，貧富懸殊，道德滑坡，治安不好。中國人現(xiàn)在有飯吃、有房子住，不打仗，覺得還過得去，但腐敗太厲害了，貧富差距拉得越來越開，老百姓對政府的惱火程度越來越高，很危險。
　　人物周刊： 最近剛好是辛亥革命100年，你如何評價這100年？
　　杜導正：孫中山在中國、在共產(chǎn)黨內(nèi)、在幾代知識分子當中的影響是深遠的。辛亥革命是一面旗幟，在臺灣，連民進黨也不敢否認�，F(xiàn)在內(nèi)地沒有主動利用辛亥百年這個時機推動民主進程，可惜了。
　　我們回頭去看“三民主義”，還是對的。毛澤東錯誤很多，但他在解決國家獨立這個問題上，歷史地看，他所代表的集體是有功勞的。我們小時候，看報紙的感覺就是整個國家要滅亡了，今天東三省丟了，接著察哈爾、熱河丟了。國家要獨立，在國際上取得平等地位，孫中山先提出來了，蔣介石也想解決，最后解決的是在毛澤東時代。
　　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地位靠的是“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這兩條，但現(xiàn)在腐敗、貧富懸殊成這個樣子，就要解決“民權主義”的問題。權力必須受到制衡，不能靠道德來制衡，我們現(xiàn)在表揚幾個道德模范，沒有用啊。內(nèi)部的腐敗靠自己很難根治，你左手生個大瘡，用右手開刀來挖，下不了手。
　　目前應該做的是3條。第一條就是黨內(nèi)民主，第二條就是改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第三條就是把輿論放開。
　　人物周刊：你聽到過當政者內(nèi)部不同的聲音嗎？
　　杜導正：現(xiàn)在官場里也有好人。一位退下來的中央領導跟我說，他有一次到一個省，省委書記公開地跟他介紹情況是一套，會后兩個人悄悄談，那個省委書記說，我剛才說的那些話是不得不說的。
　　我總結這輩子的經(jīng)驗教訓，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政黨、一個事件，情況往往是非常復雜、微妙、多變的，所以認識分析處理問題的時候，絕對不可以簡單化、絕對化，我覺得這適用所有問題。
　　人物周刊：有人認為，自辛亥革命開始的暴力革命，造成了中國100年來的動蕩，清末如果改良成功，成立君主立憲制國家，中國會是另一番局面。
　　杜導正：光緒皇帝想走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如果成功了，對中國非常好，中國不是現(xiàn)在這個樣子，而會是一個很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但他失敗了嘛，慈禧把他鎮(zhèn)壓下去了。慈禧死之前又想改革，當時清廷內(nèi)部力量起來了，很多大臣很多省份都有不同想法，不改不行啊。她允許私人辦報，上海一下子辦了一百多家報刊。但是晚了，同盟會已經(jīng)起來，要革命了。中國現(xiàn)在就擔心這個。歷史教訓太多，都是血和淚的。
　　人物周刊：美國現(xiàn)在掀起“占領華爾街”運動，一些中國人為此而歡呼，認為西方正在衰落，東方正在崛起。
　　杜導正：西方民主國家的問題比起中國來，絕對不是大問題。他們再鬧也不會搞到陳勝吳廣的武裝暴動，因為他們的民主制度決定了人民有權選擇和罷免政府，可以在民主的社會制度下不斷改革不斷修正錯誤，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是穩(wěn)定的，內(nèi)在比外在看到的表象要穩(wěn)定得多。
　　人物周刊：如今最令中國各級政府緊張的一個詞是：維穩(wěn)。你覺得社會怎樣才會穩(wěn)定？
　　杜導正：現(xiàn)在大的革命在中國搞不起來，小小的動亂少不了。我認為，最好就是在維護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地位、維護現(xiàn)在的政權、維護現(xiàn)在的社會結構的大前提下，碎步前進。
　　最近一些老干部子女提出，除了真正推進黨內(nèi)民主外，還要趕快推進人大制度改革，如在現(xiàn)人大代表名額以外，再增加20%的人大代表名額給老百姓。我覺得這個意見不錯。
　　人物周刊：最近廣東有個小孩先后被兩輛車碾壓，18個路人經(jīng)過但都沒有施救，你怎么評價這件事情？
　　杜導正：這個現(xiàn)象背后是道德滑坡，還有法制不健全，我救了你以后，如果你反咬一口，我反而要坐牢。
　　我們的文化教育里道德教育太差，現(xiàn)在中國拼命搞科學技術，你看，國家現(xiàn)在不怎么獎勵人文方面的東西，只獎勵科學技術，這和斯大林一樣。斯大林對人文科學不怎么獎勵，就培養(yǎng)了高爾基幾個聽話的文人，主要是培養(yǎng)科學技術方面的人。
　　談往事與反思
　　人物周刊：在你的人生中，什么事情會讓你感到后悔？或者是認為自己做錯了？
　　杜導正：歷史上大部分時期里，我非常聽黨的話,因此黨對我也對,黨錯我也錯,我被人整,整人也是很狠的。
　　人物周刊：吳思說，你給他們講抗日戰(zhàn)爭經(jīng)歷的時候，說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反思。
　　杜導正：抗日戰(zhàn)爭的時候，我們也糊里糊涂地錯殺過人。1939年，我16歲，是縣青年抗日救國會主任。在五臺山北麓的游擊區(qū)，有人認為某個人給日本人送情報，當時也沒調(diào)查、沒手續(xù)，我們就跟那個區(qū)長做了決定：把這個人干掉。有時布告還是我寫：×××，通日，給日本人送情報，予以處決。我們派了3個游擊隊員，帶了兩條槍、漿糊和布告，半夜里去到人家門口，大喊：“×××，你出來”。等人一出門，叭叭就是兩槍。然后把布告一貼，就跑了。
　　還有一件事情,我沒有參與,是別的人做的,也是很殘忍的。繁峙縣柏家莊一個村干部被澤青嶺據(jù)點的日本人叫去當了維持會會長。他的女兒參加我們的工作，是婦女抗日救國會的一個成員，姓楊，大概十六七歲，漂漂亮亮的。有一支游擊隊過來，她跟著游擊隊打游擊，那個連長喜歡上她，兩人開始交往。因為她的父親是漢奸，她又和連長好，連隊決定把她槍斃掉。那天晚上，開槍怕引起日本人注意，就把她推到溝里用石頭砸死。這件事發(fā)生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是真實故事。過去戰(zhàn)爭期間這些賬不好追究，都是時代條件下的產(chǎn)物，如果要清算，那我也是有責任的。
　　人物周刊：你對1947年的土改有過反思？
　　杜導正：1947年，鄧拓派了我在內(nèi)的3個《晉察冀日報》的記者到定縣參加土改。土改到最后，老百姓提出要開大會斗兩個人，一個是日本人占領時期當過維持會會長的，還有一個就是大地主之類的。當時來了五六千人，有些農(nóng)民帶著鐮刀，公報私仇，上去就把人砍得血淋淋，現(xiàn)場一下就亂了。我們坐在上邊，市委宣傳部來了個叫董東的同志，他就喊道“你們不能這樣”，就派民兵上去拉。我是另外一派，我對他說，你這是壓制群眾運動，壓制群眾的革命性�，F(xiàn)在證明董東是對的，我是錯的。
　　人物周刊： 1949年之后，你曾是毛澤東路線的堅定追隨者？
　　杜導正：廬山會議前，我跟錯誤的東西跟得很緊，在歷史上應該承擔責任�？谷諔�(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中，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力量，在主張和實踐上基本是正確的，共產(chǎn)黨的事業(yè)發(fā)展得出乎意料地好，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威信得到了確認。
　　那時就跟毛澤東保持距離的人有，但很少。李銳、李慎之、謝韜、王若水是覺悟早一點的。鄧拓是我的老上級，他是緊跟毛的，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就是他做的。到后來，鄧拓開始了獨立思考，認為毛有錯的東西，一下就被干掉了，毛還罵他“蹲著茅坑不拉屎”、“死人辦報”。
　　我當時的思想就是，就算毛有點失誤，理解的要執(zhí)行，不理解的在執(zhí)行當中加深理解。1956年，我從馬列學院畢業(yè)，被派到廣東，回北京開會時，中新社的代社長張帆請我吃飯，從飯館回他家的路上，我還對他說：“現(xiàn)在中央的路線方針都是正確的，我們不需要獨立思考，這個主張那個主張，就是按照毛主席那一套搞下去就很順利，緊緊跟著就行了�！蔽覀兡菚r候就覺得，地球和中國就像個白面團一樣，捏成什么樣都可以。全黨都是這樣的氣氛，所以毛犯錯誤，不是他一個人的――當然他要負主要責任。
　　人物周刊：隨后的社會主義改造中，你持什么樣的態(tài)度？
　　杜導正：這六七年，大體上毛澤東是一條路線，劉少奇、鄧子恢、陳云、薄一波，基本上是另一種主張。毛要求加速社會主義改造，農(nóng)村搞集體化，城市搞國有制，其實就是消滅私有制，這是斯大林模式的東西。劉少奇這撥人比較清醒，他們還是堅持新民主主義這一條路線。
　　我當時站在毛這一方，但我是不自覺的，我不了解這種矛盾，也不了解后果，只是認為合作化是對的。但我下鄉(xiāng)采訪時，就覺得老百姓不是很愿意，他們剛得到土地，又要交回去。當時華北局辦了一個通俗刊物叫《華北人民》，實際上是我在那里搞的，大吹特吹合作化，辦了個專欄叫“合作化問答”，這是趙樹理給我出的主意，說問答這個形式老百姓樂于接受，配有大量的連環(huán)畫。這對合作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人物周刊：“大躍進”和公社化時期呢？
　　杜導正：那更不用說了，我是個積極分子。那時候大家喜歡放衛(wèi)星，廣東老沒有衛(wèi)星放，我當時是新華社廣東分社長，省委就商量我們怎么放個衛(wèi)星。聽說廣東連縣一畝生產(chǎn)了6.4萬斤，那是我在馬列學院的同班同學去寫的新聞，他在6.4萬斤后面加個括號，寫“這是23畝田地產(chǎn)的水稻堆在一塊的”。我把稿子給省委書記秘書長張根生看，他一看就說，這怎么能寫上呢，“23畝”這個不能寫上。后來就抹掉報上去了。
　　人物周刊：“反右”時，你如何渡過？
　　杜導正：當時有人糊了一張大字報，標題我還記得：“杜導正，廣東分社到今天為什么一個右派劃不出來，就因為你是右派。”我就頂不住了，趕快去劃。我劃了4個右派，他們被開除出黨、開除公職，生活費原來是八九十塊，后來變成15塊，有的不得不到碼頭上去扛麻袋，很慘。多年之后，我給人家寫文章，登門道歉。有人原諒了我，有的沒有。我去拜訪其中一位時，敲門，他出來了，看見我，沒有笑容。臨走時，我跟他握手，他的手是直的，冷冷的。我一出門，他就把門關上了。你搞得人家那么慘，人家不接受你的道歉。但從我自己來說，良心上好受了一些。
　　所以說，這些重大錯誤，基本上都有我的一份。那時候，每個人的做法還是有差別的。曾彥修原來是康生的秘書，“反右”時，他是人民出版社的總編輯，人民出版社要劃出12個右派，劃到11個的時候，他劃不下去了。你看曾彥修啊，在緊要關頭，人家的品德就出來了，他把自己劃成了右派。我在緊要關頭不如他。
　　人物周刊：“文革”又是怎么過來的？
　　杜導正：我的老伴續(xù)志先，當時是廣東省輕工廳的科長，下放到英德干校，直到打倒“四人幫”才回來。小女兒陪我蹲過牛棚 �！拔母铩倍妨宋�54場，我記得很清楚。有時候兩三個鐘頭，有時候三四個鐘頭。有一次在新華社廣東分社的禮堂，我站在那里，那時是四十幾歲的人了，實在挺不住，天氣那么熱，也斗了兩個鐘頭了，我就想提要求。剛說“同志們”幾個字，下面就有人叫，丟你個老母，誰讓你喊同志？我說，能不能讓我坐地上��？下面的人說，丟你個老母，還想坐。我很狡猾，就從站的地方慢慢往后面墻上靠，看他們也沒反應，出溜著就坐下了。
　　當時廣東分社有個炊事員叫姚偉，別人強迫他參加批斗會。他在會上一句話不說。我蹲牛棚的時候經(jīng)常是吃飯時間，大家都吃完了，食堂都沒吃的了，但姚偉每次都在廚房的鍋里給我留一碗飯，一點空心菜。他在爐灶前燒火，有個小木板凳，看到我來了，一腳踢過來，意思是讓我坐，但他一句話也不說。這讓我很感動。我以前還整過人家。為什么呢？他第一個老婆沒孩子生，他沒離婚，又娶了第二個老婆，給他生了個兒子。我找過他談話，讓他要么離婚、要么離開。你看，人家也沒報復我。
　　人物周刊：“文革”開始時，陶鑄被毛澤東提為中國的“第四把手”，從廣東調(diào)到北京，為何轉(zhuǎn)瞬又被打倒？
　　杜導正：當年在廣東，陶鑄走之前，找了包括我在內(nèi)的身邊4個最親近的人談了一次話。他不愿意到中央去，但是命令已經(jīng)下來了。他說，老杜啊，“文化大革命”這套理論對我們來說很新鮮，咱們過去信仰的馬列主義看來過時了，現(xiàn)在是毛澤東一套新的理論，咱們不懂，先跟一段再說吧。他到北京后跟了一段，越跟越覺得不是味道。他后來說，不能再跟了，再跟下去，我在歷史上就變成罪人了。這是他跟他的老婆曾志說的話，曾志后來告訴我的。他決定不干了，變得消極。毛就把他搞下來了。
　　毛澤東不夠朋友到什么程度，他這么欣賞的第四把手，斗了他兩次，第六天就派飛機把陶鑄送到安徽合肥，把他關在一個房子里，里面就一張床，把窗戶和門口都用木頭板子釘死，他待了十來天就死了。死了以后就不叫“陶鑄”，叫“62號”。
　　人物周刊： 到“文革”后期，黨內(nèi)反對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多。
　　杜導正：粉碎“四人幫”前，鄧小平把趙紫陽從廣東調(diào)到四川去，把韋國清從廣西調(diào)到廣東。遇到大事，韋國清便和我們幾個人商量。
　　周恩來病重之后，鄧小平實際上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四人幫”把鄧小平看成主要的阻力。1976年初，鄧小平被開除黨籍。中央給廣東的韋國清發(fā)來電報，讓他次日拂曉前回電表態(tài)。韋國清大半夜把我、蕭洪達、吳南生幾個人找來，商量怎么回電。商量了整整一夜啊，很為難。說同意開除鄧小平黨籍吧，不行。說不同意吧，上面第二天就干你了。韋國清當時急了，把巴掌往桌子上一拍：老子跟他們拼了。你看看，“四人幫”把黨內(nèi)的矛盾已經(jīng)激化到這個程度了，下面與毛的矛盾實際上也處在一個爆發(fā)點上了。
　　我們已經(jīng)策劃了幾個方案。出于對整個形勢的估計，和蔡鍔起義一樣，我們只要登高一呼，全國都會響應，“四人幫”的力量，馬上稀里嘩啦就垮了。我們也估計了手里能掌握的幾個軍，比如許世友是廣州軍區(qū)司令，他是能夠響應的。當時缺個指揮，朱德很有號召力，但是他很快在6月份去世了。當時還想到一個人：葉劍英�！八娜藥汀笔掷镆灿悬c力量，主要是上海有點民兵，大概有幾個軍。我們的基礎更大，因為毛這一套，得罪了很多干部。
　　人物周刊：“文革”后，關于張志新的事情，新華社遼寧分社寫了內(nèi)參到新華社總社，是你沒同意發(fā)表？
　　杜導正：當時我是國內(nèi)部主任，一般的稿子他們自己發(fā)了，我不看，重大的有不同意見的稿子送給我看。我記得，那天上午，內(nèi)參組意見不一致，爭論不下，就送到我那里了。稿子附著的那幾幅槍斃張志新的照片還保存在我的抽屜里。內(nèi)參組最后的總體意見就是，發(fā)表文章不發(fā)照片。我一看，這么殘忍，當時就說，內(nèi)參照片和文字什么也不要發(fā)。那個稿子就沒有發(fā)。
　　過了一段時間，《光明日報》拿到這個材料。當時《光明日報》的第三把手是馬沛文，他膽子大，說別人不發(fā)我們發(fā)。他派了陳禹山到遼寧去采訪，發(fā)表之后引起巨大轟動。
　　談新民主主義
　　人物周刊：《炎黃春秋》這批人有著怎樣的理念？
　　杜導正：圍繞著《炎黃春秋》的這個團隊代表著中國當代社會思想潮流中的一種主張、一種力量。我們這里面，大主張一樣，小主張不一樣，有比較激進的，也有樂觀一點的，基本上可稱作體制內(nèi)的改良主義者。
　　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經(jīng)不起戰(zhàn)亂了。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一個勁地在打仗，國家搞得稀巴爛。中共奪取政權以后那么好的形勢，老老實實搞建設多好，卻一個勁地搞政治運動�，F(xiàn)在不管怎么樣，有個和平環(huán)境，老百姓的溫飽問題再怎么困難，也有白面饅頭吃、有衣服穿。中國人本來是最好統(tǒng)治的人民，他不愿意鬧。所以我覺得，中國共產(chǎn)黨現(xiàn)在還有時間和空間主動地改革，辦法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主要是自下而上，靠網(wǎng)絡、報刊、民間知識分子這個力量為主體，上級要呼應。
　　人物周刊：新民主主義的話題最近討論得很熱，有人覺得這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可以采用的理論資源，你怎么看？
　　杜導正：我在《炎黃春秋》寫過一篇文章叫《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fā)展》�！盎貧w”就是回到《共同綱領》，回歸到延安時期毛澤東發(fā)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lián)合政府》。
　　《共同綱領》是比較全面地對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從方針上的一種規(guī)范，所以現(xiàn)在要非常重視《共同綱領》。我后面又講到“發(fā)展”，當時的新民主主義是抗戰(zhàn)時期中國黨內(nèi)進步力量和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主張，有局限性。這六十多年來，有很多新的東西，本身也需要發(fā)展。民主主義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時期提的東西，無產(chǎn)階級把它拿過來，所謂的“新”，我認為就是它更注意人民性，更注意廣大人民的這一面。資產(chǎn)階級民主的局限性是從資產(chǎn)階級這個階層、集團的利益出發(fā)。
　　只要是好東西，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嘛。這叫個什么主義呢，用鄧小平的話說，叫什么主義都可以。我看過鄧小平與非洲執(zhí)政黨青年領袖的談話記錄。非洲執(zhí)政黨的青年領袖都是留學生，不了解國內(nèi)的情況，回去都搞社會主義，搞了個稀巴爛。后來又派代表來北京，向鄧小平請教。鄧小平就說了幾句話。第一句，我勸你們現(xiàn)在不要搞社會主義。第二句，你們現(xiàn)在集中精力把國民經(jīng)濟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經(jīng)濟搞上去了，老百姓生活好了，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
　　人物周刊： 圍繞著《炎黃春秋》的這撥老同志，對于“新民主主義”的觀點又是怎樣的？
　　杜導正：我們理解的“新”的任務是兩條。第一條，徹底解決主仆關系，還權于民，搞民主法治，走憲政的道路。第二條，有差別的共同富裕。我不同意蔣經(jīng)國那個口號――“均富”，這個口號是錯誤的。均富在中國歷史上有傳統(tǒng)，不患貧而患不均，“平均主義”有幾千年的社會基礎，最愛這個口號的是村莊里的流氓。總之，我要強調(diào)一下，有差別的共同富裕，因為如果消滅了差別，人類追求物質(zhì)利益的動力和創(chuàng)造力就消失了。到未來共產(chǎn)主義社會，也會有人過得好一點，有人過得差一點。
　　人物周刊：你覺得共產(chǎn)主義能實現(xiàn)嗎？
　　杜導正：我們現(xiàn)在不想那么多了，想的是未來一二百年的事情，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就是走北歐的道路，芬蘭、瑞典、挪威這些國家，基本上是這個道路。但這些都是小國，大國不好搞。
　　人物周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用什么樣的步伐往前走才是合適的？
　　杜導正：政治上，我和周圍朋友同意中央的口號：循序漸進。因為中國一整套儒家傳統(tǒng)文化，天地君親師，從小就灌輸這個；加上我們后來又從蘇聯(lián)搞來斯大林的一套，也灌輸了幾十年，這套思想已經(jīng)變成一種慣性。有了慣性，你就止不住。所以，中國搞民主憲政一定是個長期的漸進過程。
　　先搞黨內(nèi)民主，這很穩(wěn)妥的，黨內(nèi)搞你還是共產(chǎn)黨嘛。
　　不管怎么說，共產(chǎn)黨還是進步了、寬容了。你看我在大的問題上提了那么多和現(xiàn)在黨中央不同的意見，如果是過去，早被抓起來了。
　　談人生
　　人物周刊：你已經(jīng)88歲了，對于這個世界的理解是怎樣的？
　　杜導正：我現(xiàn)在是想站在一個很高的高度看世界。站得越高，就看得越清楚。中華民族是個優(yōu)秀的民族，文明繁榮燦爛，但也會消亡。地球也會消亡。宇宙中每一秒都有星球消失、有星球誕生，所以不要說誰誰誰萬歲，每個王朝都說萬歲，但萬歲得了嗎？
　　人物周刊：有人會覺得，隨著你們這批老人的離去，體制內(nèi)推動改革的力量會削弱，你有這樣的感覺嗎？
　　杜導正：當然會有這樣的感覺，我覺得現(xiàn)在中年人起來了，問題是他們的影響沒有我們的影響大。
　　人物周刊：你對中國的未來持何種態(tài)度？
　　杜導正：我對這個國家的前途還是樂觀的。
　　人物周刊：為什么？
　　杜導正：有兩條理由。第一，中華民族是優(yōu)秀的民族，無論如何一定會好起來。另一個，世界進步的潮流浩浩蕩蕩，逆者亡，順者昌。中國的經(jīng)濟基礎已經(jīng)變了，經(jīng)濟已經(jīng)上來了，國民整體文化程度高了。網(wǎng)絡非常厲害，網(wǎng)絡的力量會推動政治上的改變。一個網(wǎng)絡平臺就是一個維護公民權益的機構，可以發(fā)出聲音。
　　人物周刊：你如何總結自己的人生？對錯各占幾分？
　　杜導正：我是共產(chǎn)黨從小抱大的娃娃黨員，讀了點書，有成功有失敗。之后不斷地思考學習，放開思想，不被框框束縛。對共產(chǎn)黨的東西我采取公平客觀科學的態(tài)度，不要情緒化。對自己也采取科學態(tài)度，哪些是對，哪些是錯。我自己是六四開，六成是正確的，四成是錯誤的。相對來說，對這20年做的事情比較滿意。
　　我很幸運，有像杜潤生、任仲夷、蕭洪達、李銳、杜瑞芝、曾彥修、吳象、李普、林若、朱厚澤、馮健這樣一大批好朋友，互相啟迪、互相鼓舞、互相提高，這個力量很大，一個人搞不行的。后來我交了很多中青年朋友，像吳思、楊繼繩、徐慶全、資中筠、展江、雷頤這批人。如果說我有一點小小的成就，不是我一個人的，是這個群體的。
　　另外就是家庭環(huán)境和諧。我和老伴結婚六十多年，沒吵過一次架，只紅過兩次臉，子女們也不錯，小有所成。
　　去年那場大病，我在醫(yī)院住了85天，最嚴重的時候，我已經(jīng)想過遺囑了。一個是有關家庭的，一個是有關國家的。
　　給子女的部分就是說，我走了以后，第一條是要照顧好媽媽，這比什么都重要。要靠自己，做個正派的人，學會吃苦，兄弟姐妹要互相照應。
　　關于國家的部分，就是希望我們黨能夠與時俱進，由一個革命黨變成執(zhí)政黨，再慢慢變成憲政黨，跟上潮流，不要逆潮流而動。我有些具體想法，好幾條。那時候覺得都無所謂，走就走了吧，我對得起共產(chǎn)黨，對得起這個民族，也對得起我老伴和孩子。
　　人物周刊：有評價說你們這撥人是“兩頭真”，你認同嗎？
　　杜導正：我們當初參加革命是真干，一心一意，中間這一段就都糊里糊涂了，一直到晚年，思考多了，也有時間了。老年人還有一個好處，對生和死也不太計較，都八十多歲了，老子還怕什么？腦袋里面想的就是國家、民族、老百姓，希望中國未來能有一個比較好的出路。
　　 （實習記者喬芊對本文亦有貢獻）

相關熱詞搜索：我對 中國 前途 我對中國的前途持樂觀態(tài)度 樂觀是一種態(tài)度 對待工作的態(tài)度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