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后，由于受全國性饑荒所困，一大批江蘇、浙江孤兒被無奈的父母遺棄于上海，隨后又被轉送到內蒙古、山東、河北等地。據(jù)保守估計，其人數(shù)至少有五萬之巨。今天，他們被通稱為“上海孤兒”。1980年代后，漸漸得知身世的他們，開始了艱難的尋親之旅
　　
　　
　　劉正峽拉著兩耳站在學校門口，見人就喊：“誰家孩子的耳朵上被剪了疤啊?我就是你們要找的孩子……”一直喊啞了嗓子。
　　這是2007年五一，無錫宜興官林小學操場。由尋親大姐呂順芳組織的第八次孤兒尋親會在此舉行。
　　與去年的情形相同，往來者匆匆，沒人領他回家。
　　47年前，不足兩歲的他被人從上海育嬰堂抱走，轉至河南三門峽的養(yǎng)父家中。成年后尋找親人，他唯一的線索是雙耳的疤痕。
　　那是他記憶的源頭。就在他被棄之前不久，生母拿剪刀剪他的左耳。一剪子下去，沒剪透，他喊疼死了媽媽不要剪啊!有鄰居勸媽媽住手。左耳鮮血淋漓，但沒剪透。母親又把剪刀向他的右耳伸去。咔的一聲，右耳剪透了。
　　踏上尋親路時他才幡悟母親的良苦用心。因為他找遍全身，發(fā)現(xiàn)自己除了這雙耳的疤痕，再無其它標記。
　　這一方式不是他母親的獨創(chuàng)。在耳朵上剪疤，或在身上燙疤，等等，原是蘇皖一帶農(nóng)戶為免混淆而在豬牛羊等牲畜身上作的記號。類似種種，在上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被蘇皖等地的數(shù)萬父母淋漓盡致地用到他們所拋棄的子女身上。
　　半個世紀過去了，父母們帶著殘缺的夢老去，或逝去，他們失散的子女們帶著累累傷痕、踏上返鄉(xiāng)尋親之途。那夢了千百回的家園，終將在依稀殘夢里召喚他們一生……
　　
　　骨肉離別
　　
　　1960年4月14日，安徽無為縣中醫(yī)楊健安握著毛筆寫下一張字條，淚珠隨即打了上去。字條干了，他折好塞進5個月大的八女兒海霞襁褓中。思量再三，又把襁褓解開，抱出瘦弱的女兒擔在腿上。他握一根縫被長針，往孩子右大腿內側柔嫩的皮膚上刺去。
　　孩子哇地一聲哭了，小腿掙扎起來。父親緊咬嘴唇，還是完成了生平僅有的這一次刺字――他刺了一個楊字。他原打算刺繁體的“木易”，筆劃太多，又改了簡寫。血水未盡之際，他涂了層墨水上去。
　　這項工作完成，孩子的哭聲已嘶啞。他泣不成聲抱住女兒親了又親：“你不要怪爸爸，以后爸爸一定會把你找回來!”
　　兩天后，孩子被妻子抱往上海。嬰兒帶著疤痕，揣著父親泣血而就的字條，躺在上海市靜安區(qū)的一個角落，在哭聲中等著她人生命運的一次大轉折。
　　安徽和縣烏江鎮(zhèn)，宮秀英家的絕境來得更早些。1958年春，37歲的宮秀英將四個孩子一一看過，拉走了5歲的三女兒楊宜翠。上面兩個都大了，能記事的，肯定沒人要，最小的兒子剛幾個月，如果必須送一個，她只能送三女兒。
　　她把三女兒丟到南京碑亭巷與一枝園交界處的路口，塞塊餅子給她：“小翠兒，你在這等著，媽去買點好吃的東西給你�！迸畠捍罂谕讨鵁�餅，直點頭。
　　她走了。幾個小時后，她發(fā)現(xiàn)自己又轉回了那個十字路口。女兒已不知去向。
　　五口之家仍難以支撐，幾個月后，她抱著小兒子又趕往南京江浦的一個小村。
　　
　　一路上，她一直讓兒子含著咬著她干癟的乳房，兒子乳牙已經(jīng)長出，咬得她生疼，吸不出奶來，就放開血跡斑斑的乳頭對著她哭。她手里還有一小丁糟面餅，看他哭得厲害，就摳一塊放他嘴里，繼而再將乳頭塞進去。她看見孩子滿嘴殷紅，卻已感覺不到疼痛。把孩子扶穩(wěn)了坐在路口，她把最后一塊餅塞到他嘴里，又喂了他一口血。然后轉身離去。
　　兩年后，她42歲的丈夫楊岐昆活活餓死。
　　宮秀英拉著小翠兒往南京奔時，無錫宜興官林鎮(zhèn)農(nóng)婦謝秀妹正帶著她的小女兒呂雅芳往上海去。35歲的謝秀妹從宜興坐船到常州，又轉火車來到上海街道，為的是給她這兩歲還不會走路的小女兒，找一個不會挨餓的未來。
　　她把女兒丟在一家飯館門口，轉臉就走。上海會有飯吃的，上海會有飯吃的，上海會有飯吃的!她神經(jīng)質般一路念叨著，回到一貧如洗的家里。家里還有三個等吃的孩子。送走一個并沒能換回充饑之糧，只讓她此后常從思兒的夢里哭醒。
　　像楊健安一樣對大都市滿懷期待的父母們并不知道，曾經(jīng)的人間天堂早已不是他們兒女的救命稻草。
　　那是一個狂熱的年代�！耙痪盼灏四辏�吃飯不要錢，如今實現(xiàn)了，快活上了天。”吃食堂吃光了口糧，連糧種也成盤中餐。斷糧后三年饑荒，蘇皖一帶餓死無數(shù)，哀鴻遍野，骨肉分離幾成平常。
　　上海民政志載，上海社會福利機構1958年共收容嬰幼兒1770人人院，其中棄嬰占98％。1959年收嬰3525人。1960年1-3月，共有棄嬰5277人人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創(chuàng)歷史最高紀錄。
　　1960年5～6月，中央曾連續(xù)發(fā)出關于京津滬等城市糧食供應告急的文件，6月6日發(fā)出《關于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中稱，北京存糧為7天，天津10天，上海已無存糧。
　　從外地急調奶粉，派人赴東北、西北、華北等地動員當?shù)厝罕妬眍I養(yǎng)，這些都難解燃眉之急。最終經(jīng)周恩來出面與內蒙古自治區(qū)黨委書記烏蘭夫協(xié)商，棄嬰們被引向一條漫長的求生路�！皟让晒挪菰�上有牛，也有牛奶，把孤兒們接到內蒙，由草原上的牧民撫養(yǎng)吧!”
　　他們被統(tǒng)稱為“上海孤兒”。1960年初，第一批孤兒越千里關山，坐火車到達內蒙古。至1963年，內蒙一共接收了3000余名上海孤兒。據(jù)曾參與過孤兒接收工作的烏蘭夫女兒云曙碧回憶，牧民家庭最多一戶收養(yǎng)嬰孩達五六個。
　　很快內蒙也滿了，有文獻記載草原上曾出現(xiàn)溺嬰事件。地方政府嚴查此事后，來自蘇浙皖各地的棄兒開始沿著鐵路線、車輪所到處尋找其他的棲身之所。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陜西，吉林、新疆，凡有火車汽車所到處，孩子們走一路，丟一路。至今已無人說清，北上這一路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拋別家鄉(xiāng)的哭聲，事后人們估算的一個保守數(shù)字，是5萬人。
　　
　　尋親
　　
　　至1964年，糧食短缺問題得到解決，孤兒北送工作相應停止。此后時勢漸轉，劫后余生的家人們投入到另一項工作去――在茫茫人海中，撈針一般去尋找當年被棄的親人。
　　尋親路上，54歲的王海庚行程最遠。1958年，6歲的他是一個六口之家的長子�？恐�父親在鐵路局的微薄收入，生活并不豐裕，因此當年6月2日，三妹剛生下來，就有人想來抱走。全家人都不同意。幾個月后，父親遭人誣告入獄，很快被送往青海服刑。年輕的母親二臂傷殘，無工作能力，陪她終日落淚的，是4個年幼的孩子。
　　反革命家屬的帽子讓他們在政治上與經(jīng)濟上遭遇雙重孤立。王母很快哭瞎了雙眼。1959年春夏之際，7歲的王海庚放學回家，發(fā)現(xiàn)三妹沒了。再問母親，說趁著 還沒餓死，送到上海鐵路醫(yī)院了。
　　痛哭并不能阻擋接下來的厄運。他和兩個妹妹被寄養(yǎng)到淮北、上海的兩處親戚家，曾經(jīng)一個溫暖的家，就這樣支離破碎。至1960年初，饑荒席卷城鄉(xiāng)，親戚家也沒有余糧了。兄妹三人又回到一貧如洗的盲母身邊。
　　在屈辱與歧視中掙扎求生的母子四人，一直沒有停止對父親與小妹的思念。有時，王海庚甚至要為小妹慶幸，他一廂情愿地認為，被送出的小妹從此有了個好成分，摘掉黑五類的帽子，肯定過得比他們都要好。他多少次暗下決心，總有一天要熬出頭來，一家人團圓。
　　1966年文革開始，14歲的王海庚借紅衛(wèi)兵大串聯(lián)之機取道蘭州，只身前往青海尋找父親，幾經(jīng)輾轉八千里云月，一無所獲。直至1979年春，在上海的他偶然打聽到了父親在青海曾經(jīng)的勞改單位。他寄信過去，父親回了一封，他再回了封長信，寄出第十天晚上，憔悴不堪的父親一路找到家里來了。分別21年的夫妻相擁而泣后，父親問：“我還有一個孩子呢?”
　　王海庚一邊奔走為父親洗冤，一邊到處查找小妹下落。然而妹妹比父親要難找多了，登報尋人，看別的孤兒在上海報紙登的尋親信息，就跑到河南等地，每次都是無功而返。一籌莫展之際，他就跑到當年丟妹妹的那家醫(yī)院，一個人枯坐一整天。
　　十多年過去，三妹始終下落不明。2001年，王父辭世，臨終時雙眼緊盯著王海庚，不住流淚，只等著他說，我保證會把妹妹找回來的，老人才合目而去。
　　尋訪的過程中，他漸漸發(fā)現(xiàn)了很多與他有過類似瘋狂經(jīng)歷的尋親者們。如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導演馬克宣，小妹失散30余年后，給他的一封信又被丟失，馬家8兄妹向發(fā)信地山東牟平縣寄出1561封尋親信，至今無果；
　　安微和縣的張思清兄妹，認下了一位河南邯鄲姐姐以慰二老殘年，又繼續(xù)背著老人四處尋找那還在人海漂泊的親姐姐；
　　1957年被錯劃右派的沈建中老人，平反后四處尋找1959年底在上海丟掉的6歲女兒小淮，至1989年辭世時仍無音訊，臨終時特意要求子女們把小淮的名字也刻到墓碑上的子女欄中……
　　各地尋親活動越發(fā)頻繁，而種種機緣巧合，也讓一位宜興女成為“上海孤兒”們首先要找到的人，她就是宜興官林鎮(zhèn)那位農(nóng)婦謝秀妹的二女兒，現(xiàn)年57歲的呂順芳，孤兒們叫她尋親大姐。
　　20多年前起，她開始到處尋找小妹呂雅芳，在電視中看到河北孤兒鄭蘭芬尋親，感覺很像，兩下對照資料后便初步認下，鄭蘭芬跑到她家里，哭著喊謝秀妹媽媽。她們做了親子鑒定，但結果表明，鄭蘭芬不是當年的呂雅芳。
　　節(jié)目播出后，全國各地孤兒自發(fā)找到呂順芳，請她幫忙在宜興一帶打聽，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而宜興周邊丟棄孩子的家人也來找她，問有沒有他們的孩子來尋親。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她的電話成為尋親熱線，她家里堆滿了全國各地寄來的尋親資料，而她也便順理成章地成為義務投入孤兒尋親事業(yè)的民間力量第一人，她的作用至今無人取代。
　　妹妹呂雅芳一直沒找到，由她所自發(fā)舉辦的宜興孤兒尋親會，卻已成功舉辦了八次。她一年年自費往國內各媒體發(fā)函，打電話通知各地孤兒，為他們張羅住行，帶他們見親人，舉辦地點從宜興官林汽車站門口，到官林小學校內操場上，參與孤兒與家屬人數(shù)也在不斷增多。但迄今為止，孤兒與家屬們確認成功找對的，累計也只有200余對。
　　這是耗時耗財耗力的事情，每辦一回，呂順芳的嗓子都要啞上好幾天。而每次尋親會后，她都向人訴苦發(fā)誓，說“再也不辦了，累死了”�？尚�不了多久，孤兒來找得多了，她又忘了先前的苦，一如既往地將旁人的事當成自己的事業(yè)。但一個現(xiàn)實的情況是，很多時候，除了大部分孤兒與家屬的理解支持，她確實孤立無援。
　　母親謝秀妹走了，她剪下老人一縷頭發(fā)以備將來認親之用。她說她多少比孤兒們要好些，那么多身世飄零的孤兒，還在尋親的茫茫大海泅渡。
　　
　　泅渡
　　
　　比如王艷君。
　　王艷君的童年很幸福。10來歲時，有同學說她是從上海抱來的，她很生氣。她哭著回家告訴母親，母親一把抓住她的手，就往那個同學家走去�！安灰�在我女兒面前胡說什么!”同學的父母不停道歉，從此再沒什么人敢說她了。
　　上中學后，她發(fā)現(xiàn)同學父母都在40歲左右，且多有兄弟姐妹，而她的父母50開外，還只有她這一個女兒，她滿心疑竇。有人嘻笑著夸她：“你看人家王艷君皮膚多好，像上海小姐!”她聽了如萬箭穿心�；丶也閼艨诒�，籍貫一欄寫的是“本市(唐山)”。想去問父母，又不忍心。母親因哮喘夜夜咳嗽，她開始幻想將來當一名醫(yī)生，治好她的病，從而感動她說出真相。然而1976年高中畢業(yè)時，高考尚未恢復，7月28日凌晨，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卻爆發(fā)
　　她醒來時，房子塌了，電斷了，她被壓在重物下，徒勞地叫喊。不知多久，有人在她頭頂扒雜物�！熬�，你在哪里?快回話啊!”是父親在喚她的小名。父親把她從瓦礫中救出，父女倆邊哭邊尋找母親。沒多久，幸運的一家三口都脫險了。但次年5月，母親突發(fā)心肌梗塞去世，王艷君失去了一次得知身世的機會。
　　成人之后，王艷君越發(fā)想了解身世，怕父親也像母親那樣突然離開她。然而看著猝然蒼老的父親頂著花白頭發(fā)，每天蹲在小路邊等她回家吃飯，她又不忍心去問。
　　1985年，父親被查出肺癌入院，她的心再度抽緊。她多希望他能在彌留之際吐露實情，然而老人只是愣愣地一直看著女兒，說不出一句話來。
　　1997年，有人找到一篇雜志遞給她看。上面有一篇《上海22個孤兒尋親始末》。她開始向《唐山晚報》求援，她的信被登出后，家里的電話漸漸多了起來。一年下去，已有70多名棄兒與她聯(lián)系上。同時也得知，有不少棄兒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難了。
　　2000年5月，她與另32名唐山棄兒組團從唐山火車站乘車南下，他們來到上海，在黃浦江邊灑淚，看東方明珠絢爛了夜上海，都以為是回到了家鄉(xiāng)。然而媒體報道之后，一天兩天過去，沒有一個人來賓館認他們。臨走之前，她才知道，原來當年的孤兒們絕大多數(shù)出生地不在上海，而是上海周邊的江浙一帶。由此，回家的希望也更加渺茫。
　　此后，她作為唐山尋親團代表數(shù)次赴無錫宜興，參加呂順芳組織的尋親會，至今無果。
　　也有個別幸運兒，比如徐國志。
　　1960年7月，他被親人丟在上海，沒能乘上北上的列車，一個多月后被在上海工作的養(yǎng)父母抱走，成為上海人。
　　徐國志很小就隱約知道身世，但他無所謂，深受養(yǎng)父母寵愛的他根本不認為這有什么區(qū)別。剛抱回家時，他骨瘦如柴，鄰居都說養(yǎng)不活了，為了讓他吃上雞蛋，養(yǎng)父母跑到農(nóng)村從農(nóng)民手中五毛一個地買。他要吃蛋糕，哪怕是冰天雪地的，養(yǎng)母也立馬就跑到離家半小時路程的靜安寺去買來。孩子長到大約100天時，已是個 人見人愛的胖娃娃了。當時上海南京路有名的北京照像館還把他的百日照片放大擺在大櫥窗里做廣告。
　　最讓他難忘的，是每年夏天養(yǎng)母單位發(fā)冷飲，她自己不吃，用毛巾包好一路小跑送到家給他，然后擦掉滿頭大汗喝點冷開水就急匆匆往單位趕。他就這樣在養(yǎng)父母的精心呵護下幸福成長著。
　　成年后，他突然就想要找找親生父母。他怕傷了養(yǎng)父母的心，就偷偷找，四下打聽，登報，可一無收獲。隨著年齡增長，尋親愿望越發(fā)強烈，他小心翼翼試探養(yǎng)父母，養(yǎng)母居然極力支持：“孩子，去找吧!找到了你就有了親媽，也有了親兄弟或姐妹。我百年后也就放心了。”這樸實善良的話讓徐國志激動地抱住了母親：“媽，即使我找到了親生父母，你也永遠是我的親媽!你們的恩情我永遠不會忘懷!”
　　他開始積極奔走于此后的每一場尋親會，同時也積極地參與活動擔當義工，遇到有人來認他，略有相似就掏錢做親子鑒定，幾場鑒定做下來，親人沒找到，卻認下了很多兄弟姐妹。
　　接觸孤兒越多，他就越發(fā)感到幸運。這個群體中，幸運兒是少數(shù)，更多人滿腹苦淚――徐國志永遠記得有一40多歲的男孤兒，向他介紹自己情況時，只說了一句：“我5歲被領過去時，家里面5個姐姐。兩年以后，養(yǎng)父母又生了個弟弟……”
　　之后再無一語，淚水悄然而下。
　　
　　回家，花明柳暗
　　
　　近20年來，數(shù)以萬計的孤兒苦苦尋覓，而成功圓夢的，只是極少數(shù)人。陜西潼關孤兒何忠的認親路，便走得一波三折，頗富戲劇色彩。
　　2004年底，何忠(編者注：此處為化名)從陜西潼關出發(fā)，慕名找到宜興呂順芳家中。他所述自己從上海育嬰堂送出的日期與幼年印象中家庭成員的情況，與宜興某鎮(zhèn)趙家情況剛好吻合。
　　趙家老太已是86歲高齡，這些年哭兒子都快把眼哭瞎了。1959年底，全家人吃光了缸里最后幾粒米之后，她把家中排行最小的3歲兒子送到上海，回來就大病一場。
　　2004年12月28日的尋親會上，呂順芳把何忠介紹給趙老太，老人當時眼睛就直了�！伴L得跟我那死去的老伴一模一樣!”再拉過兩個大兒子來一對照，果然相像，再對照離開福利院的批次日期，兩下查詢結果也一致無異。老太太抱著何忠泣不成聲，當場癱倒在地。
　　兩下認了，呂順芳很高興，但還是提醒他們做一個DNA鑒定。老太太拒絕了：“你不要出餿主意!”她當時就把何忠拉回家，而家里聽得消息，兩個嫂子已忙乎起來。圍著好酒好菜，陜西方言與宜興方言造成的交流障礙已被忽略，一家人哭了笑，笑了哭。
　　當天下午，趙老太太帶著何忠去了趙家的祖墳，給先夫上墳，而家里的大嫂為給小叔子收拾房間，爬梯子竟把腿給摔斷了。這一切，讓何忠對親人曾有的一絲抱怨頃刻消散。
　　幾天后，與趙家同在一鎮(zhèn)上的蘭先生，踏進呂順芳家門。1960年，父母決定把三兒子送掉，思來想去誰都不忍心，這任務就落到了13歲的他身上。
　　他把3歲的弟弟一直抱到上海。父母給了他一些錢，除了弟弟吃東西和路費之外，他把剩下的全留在弟弟口袋里，將他往一個像食堂模樣的門口一丟，就回來了。
　　后來找親人，他從上海育嬰堂查到，就在自己把弟弟送掉沒多久，一批“上海孤兒”被送到陜西潼關。聽說這次也有陜西的人過來，他又感覺有希望了。他補充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細節(jié)：弟弟小時候右臂上有一個大紅胎記。
　　呂順芳再一端詳蘭先生的相貌，再聯(lián)想到剛剛被趙老太太領走的何忠，當即愣住了。何忠也曾講過自己右胳膊上有一塊很大的紅胎記，而趙家在領孩子時，她也曾問過有無身體標記，對方并沒說出這個細節(jié)來!
　　她趕緊打電話給趙家，老太太一聽說又有人來認何忠，立馬急了：“這個兒子就是我的，誰要搶我跟他拼命!”再輾轉找到何忠，他也為難：“這邊對我這么好，就是這家了吧!”就這樣，何忠被趙家盛情挽留了好些天，臨走時一直送到車站。自始至終，他沒能與那個說出他右臂胎記的那位六旬兄長見上面。
　　2007年4月底，何忠義悄悄來到宜興，就在呂順芳家里見到了蘭先生――他真正的大哥。他已經(jīng)可以確認，這就是他的親哥哥。但因為蘭家與趙家同在一個鎮(zhèn)上，他們的喜悅也不敢太張揚。他們害怕一經(jīng)報道，被趙家見了，徒增老人傷心。但猶豫再三后，他說他最后還是要把真相告訴趙家，請他們繼續(xù)找真正的兒子。屆時如何開口，他也想不清楚。
　　失散親人團聚，多數(shù)情況下都是好事，但有時骨肉重逢帶給親人的，并不是期待中的福音。
　　江蘇徐州一對老夫妻，1960年初丟掉家中的小兒子。1992年，已成家的長子次子在一次意外中雙雙喪生，老倆口費盡周折，把小兒子從山東某地找了回來。當時這個兒子年過40，未婚無業(yè)。癡心父母把這一切都歸咎于他們當年的拋棄，接兒子回家好生服侍，竭力彌補，然而這已不再是當年他們狠心送走的那個嗷嗷待哺的嬰兒，而是一個游手好閑貪吃愛賭的無賴。家財很快耗盡，老夫妻的愧疚漸漸消散，代之以委屈，不滿，氣憤。一年半后，忍無可忍的老漢揮起棍棒把不肖子趕走。
　　還有人冒呂順芳的名義，四處收錢，出入往返都讓孤兒買單。
　　
　　基因尋親
　　
　　近年來隨著網(wǎng)絡媒體的發(fā)達，尋親活動的參與者與規(guī)模都呈增長之勢。而經(jīng)蘇滬一帶媒體的大力介入，原先的不對等局面，也漸漸有了改觀――以往每次尋親會上，孤兒人數(shù)總是多于家人，而最近的幾次，漸漸多起來的，卻是當年拋掉孩子的家屬親人。
　　1999年起，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的“上海孤兒”相繼明了，他們并不是上海人。通過查找歷史資料，互相對照信息，他們的尋親目標也更為明晰，活動更為頻繁。1999年至2001年間，河北的邯鄲、邢臺、唐山，內蒙的赤峰、陜西的潼關、渭南等地先后組織近10次尋親活動。2006年一年間，各地組織的尋親會便達11次之多。
　　2007年4月底，為分擔呂順芳的壓力，南京金陵晚報舉辦首場南京孤兒尋親會，尋親孤兒200余人，認親家屬150余人，有5人當場確認找到親人。2007年5月1日至3日，呂順芳再次組織江南孤兒尋親會，到會孤兒600余人，三天中累計前來認親家屬1500余人，已有60名孤兒與前來認親的父母或兄弟姐妹初步認下。
　　這是一條孤獨痛苦的路，北上的鐵軌上曾留下他們共同的哭聲，如今南上歸家的荊棘路上，他們建起尋親網(wǎng)，尋親QQ群(群號35279673)，互通信息，也互相鼓勵。
　　最近傳出的一個利好消息，從理想角度來說，也許可以讓這些悲歡離合的故事都不再繼續(xù)――基因工程。
　　在今年宜興的五一尋親會上，中科院北京華大方瑞司法物證鑒定中心的出現(xiàn)，給很多孤兒與家屬們帶來福音。該中心主要負責人于曉光提出，既然DNA鑒定是最終確認親人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為何不直接將尋親者的DNA數(shù)據(jù)入庫，以便隨時比對？
　　目前，北歐一些國家都有“失散人群DNA數(shù)據(jù)庫”，提供服務的研究中心基本上都由官方注資，比如著名的“國際遇難者身份識別”。而個人不管以何種形式入庫，費用都是由政府買單。
　　但一涉及經(jīng)費問題，于曉光又很為難。最初進入宜興尋親會場時，中心是準備收取一些成本費的，但他發(fā)現(xiàn)，孤兒們沒有這個思想準備。他臨時改變方案，現(xiàn)場免費采集了50位初步確認者的血樣，之后再去申請贊助，最終得到了含上述50人在內的300份免費進口試劑贊助。
　　呂順芳一邊緊急將剩下的250個名額分派給各地尋親孤兒與家屬，一邊不住慨嘆：300個，太少了啊!現(xiàn)在大家都來要名額了!
　　揪心的消息很快傳來，先期鑒定的50個血樣結果表明 20余對疑似親人中，存在血緣關系的可能，幾乎都為零。
　　在還有更多尋親者還不知道有基因庫這項技術和工程的情況下，想在短期內通過基因庫數(shù)據(jù)的比對一步登天地找到家人，還屬于望梅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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