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的討論中對潘先生的人身攻擊占據(jù)大半，足見挑戰(zhàn)任何一種話語霸權都是艱難之事。潘的觀點一以貫之，前提很清楚，就是接受關于民主和法治的嚴格的程序定義，無論民主也好、法治也好，都不過是政治的方法，而不是政治本身，更不是好的政治本身。在指責他的言論的同時卻胡亂運用界定不清的概念，甚至把民主作為信仰，這和信仰基督教、信仰共產(chǎn)主義、信仰法西斯難道不都是一樣的么？民主并不保障自由，無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還是美國的種族歧視早有明證，為什么那么多的人對民主偏偏抱有一種葉公好龍式的心態(tài)？

　　潘在公開場合講過，如果他身在西方社會，一定是民主派，因為西方的法治是近代化以來的常識。而中國社會的實際不是這樣，偏偏中國又在走向現(xiàn)代化的艱難之中，所以艱難者，政治變革往往在各種各樣的民主標榜下激蕩街頭、反復無常，法治化當然是一劑良藥，也是告別革命、規(guī)范市場經(jīng)濟唯一可行的穩(wěn)妥道路。

　　不是說潘的理論沒有問題，當然可以辯論，但不應該不講基本的辯論規(guī)矩，胡亂罵街。

　　竊以為潘的法治論中根本的毛病不在與法治能干什么，民主又能干掉什么，而恰恰是在兩者的社會基礎方面。任何法治的方法順利實施的前提是界定清楚的公民權，無論這樣的界定從歷史的發(fā)展看未來會多么不合時宜，一旦在一個長時期被社會接受，就可以保證法治秩序的良性運作。而一旦社會對這種公民權的界定發(fā)生爭議，現(xiàn)存的法治框架很可能無法解決這種尖銳矛盾，那么往往只能訴諸暴力或者民主的解決方式。

　　就像美國建國之初可以不給黑人公民權，在完善的法治架構下社會仍舊能夠保持平穩(wěn)發(fā)展。但到了南北戰(zhàn)爭之前，這個矛盾業(yè)已十分尖銳了，現(xiàn)行法治的框架無法解決，并且在斯格特案中大大激化了矛盾，怎么辦？只好打一仗，打完了咱們把規(guī)矩改改。到了上世紀60年代，又是同樣的境遇，偏偏有肯尼迪、馬丁路德金以及沃倫大法官這樣的英雄人物審時度勢，終究在比較平穩(wěn)的民主修憲方式下處理的種族隔離問題——當然也有血的代價。

　　同樣的例子在所有的西方社會都可以看到，比如英國的憲章運動、女權運動，德國的魏瑪共和，法國的第五共和。法治的方法往往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擅長而在推動社會變革方面無奈，這種社會變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改革，而專指涉及參政權利擴大、公民權界限變化方面的大轉折。出現(xiàn)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發(fā)現(xiàn)法治的方法往往失靈，但民主的方法真正起作用的時候也并不多！西方先進國家學會用選票而不是手槍大炮解決國內矛盾不也就是上個世紀60年代以后的事情么？——何況各西方先進從來沒有認真地在本國以外的場合學會這么做！

　　歸根結底，人類社會發(fā)展演變中充滿了歷史的偶然和不確定性，政治中永遠是英雄時勢兩相造，所有的政治形式推至極致都是不同形態(tài)的“人治”罷了，既然人和人不同，又怎么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我們既然試圖丟掉共產(chǎn)主義的烏托邦，又何必急于給自己套上“民主”的單一思想枷鎖？

　　沒有什么是不可被懷疑的，就算在自然科學中相對論誕生之初不一樣是奇談怪論、荒誕不經(jīng)！既然如此，何必這么著急想給給別人蓋棺論定，而不平心靜氣地在“同情的理解”基礎上深入討論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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