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人權(quán)上的一個信條就是：人權(quán)不是政府主動提供給公民的什么福利或保證，而是政府不去侵犯或打攪公民憑著自己的能耐去追求幸福的自由。因此，在美國的人權(quán)哲學里，吃飽飯免受饑餓不是人的基本權(quán)利－－去年十一月在羅馬舉行的世界糧食大會上，美國正式宣稱提供足夠吃的糧食是一個良好愿望，但不是政府的義務(wù)，然而擁有槍支卻是美國文化所規(guī)定的最最基本的一項人權(quán)了。假如美國政府能夠恪守這個哲學，始終如一，那么很好，我們能有機會去觀察到一個純而又純的美國社會，它的政府干預(yù)和侵犯被限制在最小的可能程度、自由放任和自然選擇成為社會運作的主要原則。但是很可惜，美國政府沒有能夠作到這一點。美國政府大概是世界上資源最雄厚、官僚最臃腫以及神通最廣大的政府了。美國政府在稅收、道德立法和國家安全方面對私人的打攪和侵犯程度大概在世界上都是屬于先進行列的。不幸的是，問題還有它更陰暗的一面：美國政府的一些部門，常常是象政府中的一個政府，或凌架在政府之上的一個政府，它對公民的生活可以高度滲透侵犯，而且還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與監(jiān)督，不對立法部門負責，甚至不受美國總統(tǒng)的控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

　　去年夏天，美國加州圣荷塞市的報紙《圣荷塞信使新聞》（Ｓａｎ�。剩铮螅濉。停澹颍悖酰颍��。危澹鳎螅┛�登了加里·韋伯的一篇報道，披露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八十年代曾經(jīng)有過一項秘密的作業(yè)，就是在洛杉磯貧困的黑人區(qū)販賣可卡因毒品，用來為尼加拉瓜反政府的游擊隊籌措資金。一石激起千層浪。洛杉磯的黑人和其他大城市的黑人震怒了，他們要求中央情報局公開這項秘密作業(yè)的真情，懲辦這項作業(yè)的策劃者。有趣的是，人們立刻就相信了這個報道的真實性，人們憤怒而不吃驚。報道出來后，《洛杉磯時報》花了一星期的時間連載文章企圖為中央情報局洗刷，但反而招致了人們憤怒的

　　抗議。這是因為：中央情報局為尼加拉瓜反政府的游擊隊秘密籌款是盡人皆知的事，而中央情報局為籌款不惜任何手段也是千真萬確的事，所謂“伊朗門”丑聞就是有關(guān)這件事。而中央情報局和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的毒品交易有聯(lián)系，也是眾所周知的，象諾列加這樣的毒品大王就曾長期在中央情報局領(lǐng)工資。事情披露以後，眾議員馬克辛·沃特斯招集了市政廳大會，請當時的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多伊奇作解釋，有兩千多名洛杉磯中南區(qū)的居民參加了會議。這個會成為貧困區(qū)的黑人發(fā)泄憤怒與不滿、各種反對美國插手中美洲的組織揭露美國不惜任何手段在中美洲搞顛覆、破壞、扶植恐怖主義等等劣跡的難得機會。然而用處并不大。中央情報局自己所作的調(diào)查不了了之，中央情報局也很快回到了它日常的那些事務(wù)中去了。

　　中央情報局的日常的事務(wù)，除了上面所講的在本國大城市販賣毒品、加劇黑人社區(qū)的社會問題、侵犯人們的生活以外，再有就是各種各樣的秘密作業(yè)，主要是在其他國家進行顛覆、暗殺、竊取情報、訓練其他國家的特工人員等等。中國人都知道重慶中美合作所，中央情報局最主要的任務(wù)還是對別的國家人民的人權(quán)的大規(guī)模侵犯和打攪。我們已經(jīng)知道中央情報局在推翻很多國家的政府中起了關(guān)鍵作用，如比屬剛果、智利、希臘、危地馬拉、印尼、伊朗、伊拉克、柬埔寨、巴拿馬、格林納達、尼加拉瓜、巴西等等，也有過秘密計劃暗殺卡斯特羅、卡扎菲等其他國家的領(lǐng)導人。最近剛剛由中央情報局

　　解密的一份文件顯示，五十年代初中央情報局策劃推翻了危地馬拉經(jīng)選舉上臺的阿本茲總統(tǒng)的左翼政府，并曾擬定一份至少包括五十八名阿本茲總統(tǒng)的支持者的“清除名單”，準備予以刺殺，因為他們被懷疑是共產(chǎn)黨分子�？上�新解密的這批文件只占中央情報局有關(guān)這場政變的檔案的不到百分之一，人們有理由相信更駭人聽聞的秘密還沒有披露。（見五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

　　假如說在海外的各種秘密作業(yè)和計劃是為了真正提高本國人民的人權(quán)，那么我們也希望看到這種說法的證據(jù)。然而，事實是，對于美國社會里的無權(quán)者，既缺少正面的福利性的人權(quán)保障，又甚至連對一個惡意政府的侵犯打攪、擺弄玩耍都躲不開。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間，由美國衛(wèi)生部主持的“塔斯基吉試驗”，以免費治病和提供食品為誘餌，指使塔斯基吉醫(yī)學研究所對亞拉巴馬州的３９９名患梅毒病的貧困黑人男子進行試驗。試驗主持者對病人隱瞞病情真相，也不給他們?nèi)魏沃委�。直到一九七二年，這項美國政府拿活人做試驗的事才被媒體揭露。這期間，已有２８人死于梅毒，大約１００

　　人死于相關(guān)的并發(fā)癥，還有４０人的妻子和１９名嬰兒感染梅毒。

　　一個信條，一種哲學，假如是出爾反爾，先后矛盾，那么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它也許不過是在為某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而服務(wù)；
為了維護這一部分人的特權(quán)，話既要講的抽象動聽，在現(xiàn)實中又要把抽象的原則一一否定以服務(wù)于特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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