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美國和中國的高管薪酬模式之外，世界上還有其他高管薪酬模式，那里的人民也生活得很好。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美國金融機構(gòu)做了不少手腳，但問題并沒有被揭露出來，因為美國金融機構(gòu)大獲全勝。但次貸危機不同，一些金融機構(gòu)走了麥城，各種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2008年9月7日，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家公司（下稱“兩房”）由美國政府接管。隨之被揭露出來的貓膩很多――死老虎大家都愿意踹上一腳，解剖死老虎比解剖活麻雀要容易，高管薪酬過高是其中一例。
　　按照“兩房”現(xiàn)有規(guī)定，其兩位老總?cè)羰请x職，可以得到薪酬、退休金和辭退金等，總額高達2400萬美元。很多人看不下去了，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奧巴馬出來放了一炮，說是“美國財政部的措施史無前例，用納稅人的錢來挽救兩家公司。這種情況下，絕不允許兩家公司的高管再發(fā)意外之財”。雖然兩個CEO未能如愿拿到這堆錢，但是美國公司高管薪酬太高，已經(jīng)成了資本市場的大問題。
　　首先是美國公司老總收入高出其他國家同類公司的老總收入，而且是高出很多。2007年美國S&P（標準普爾）500強公司老總的平均年收入是1100萬美元，而英國公司老總中的頂尖高手特里?萊希爵士的年收入為910萬美元。在他領(lǐng)導(dǎo)之下的超市連鎖店企業(yè)Tesco當年的利潤增長了20%。 2006年，瑞典大公司高管的平均收入是72.2萬歐元。
　　 美國公司高管不僅薪酬高，而且收入與業(yè)績并不掛鉤。以2007年為例，S&P500強公司老總的平均年收入幾乎翻了一倍，但公司利潤平均只增長了12%。投資圣手巴菲特憤怒指出：“美國公司高管的年薪與業(yè)績常常嚴重脫節(jié)，而且到了荒謬的地步�！�
　　不僅如此，即便美國公司老總的薪酬與業(yè)績掛鉤，也是短時間內(nèi)掛鉤。結(jié)果許多券商老大鋌而走險，反正損失由投資者背，收益歸券商自己。老大們愿意舉債豪賭，只要他們當年能夠把利潤做上去，他們就可以多拿收入，來年賠了錢也不用退還過去的所得。這樣高管們就愿意借錢炒股，多多益善，而且美其名曰“杠桿”（leverage）交易。注意，杠桿交易在美國已經(jīng)受到了質(zhì)疑，至少是已經(jīng)暴露了丑惡的一面。但同樣的東西，到了中國卻搖身一變，成了金融創(chuàng)新，而且還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融資融券”。
　　歐洲的情況要好些。歐洲公司不僅將獎金和長期收入與業(yè)績掛鉤，有的還將業(yè)績與離職薪酬掛鉤。比如法國的電訊設(shè)備制造商Alcatel就規(guī)定，如果其首席執(zhí)行官離職或被辭退，發(fā)給離職薪酬的條件是，公司實現(xiàn)了其收入目標的90%或營運利潤目標的75%。再比如，英國的股東每年就本公司高管的薪酬投票發(fā)表意見。盡管其投票結(jié)果沒有約束性，但對公司高管總算是一種牽制。這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可以表示道義的力量。美國也有人試圖引進英國的做法，主張股東有權(quán)對公司的前五位高管的薪酬投票。2007年，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一項法案，要求公司必須有針對公司高管的參考性投票，但參議院沒有通過，結(jié)果該法案終被擱置。
　　美國國會還舉行過聽證，傳美林、花旗等券商的高管到國會作證，解釋一下他們?yōu)槭裁匆�拿天價薪酬。有位國會的領(lǐng)導(dǎo)還當眾批評他們說，“現(xiàn)在大家都在受苦，只有CEO們例外�？蛇@件事他們責任最大�！彪m然聽證之后沒有下文，但畢竟是舉行過一次聽證，而且國會領(lǐng)導(dǎo)還裝模作樣地批評過那些拿大錢做壞事的公司高管。 這些公司高管的地位也很高了，相當于這里的正部級高管，國會能夠傳他們到庭作證，已經(jīng)很不簡單了。
　　歐洲公司高官薪酬比美國的低，有其深層的原因。比如，許多歐洲國家有較強大的工會，對公司大高管是一個牽制。工會的作用很大。英國股民每年就高管的薪酬投票時，工會的一票就很重要。德國的工會也有很大的勢力。相反，在工會運動的發(fā)源地之一的美國，工會早已被打得七零八落，資本對勞工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歐洲國家還有社會主義傳統(tǒng)，執(zhí)政黨大多是社會民主黨。
　　在高管薪酬方面，中國不少人死心塌地要走美國道路。北歐、日本、德國的模式告訴我們，除了美國和中國的高管薪酬模式之外，世界上還有其他高管薪酬模式，那里的人民也生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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