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著石頭過河，那是因為沒有任何先驗的藍本可供臨摹。是那一盞豆大的燭光，搖搖晃晃的決絕，照亮了我后面30年生涯的第一步。 　　兩毛錢買一包蠟燭，一包蠟燭十根。糊涂的是這個價格，依稀記得是如此，畢竟30年過去，我記不得確切的物價數(shù)字了。而清晰的是當年蠟燭的包裝，粗糙的馬糞紙裹著，呈一個規(guī)則的六角形圓柱體。一個晚上用兩根，五天買一回，一個月的蠟燭開銷是6包，合計1元2角。這份支出，占到我這個國家一級農工一月收入32元的三十分之一強。到黑龍江下鄉(xiāng)10年，一以貫之的月薪開銷歷來是這樣“調控”的：12至15元吃飯，農忙多吃，農閑少吃。5元錢零用，平時買點肥皂什么的，還要買些深顏色的染料，北大荒的冬天例行拆洗冬裝，棉襖棉褲拆得零件似的，一片一片地要重染重做。棉襖領子難上，棉褲褲腰難縫，而我都已經是老手了。剩下的10元錢里，除去交黨費，全年剩下100來元錢，是準備交給鐵道部的，那是來回探親的路費，以及回到上海家中交給母親的飯錢。
　　狠狠心掏出這份額外支出，是為了溫課應考。1977年10月，農場場部十字路口高懸的大喇叭里，高亢地傳達了來自北京的“號召”：當年12月恢復大學的入學考試。而黑龍江實行地方政策，要考兩次。知青們傳說著的理由很是充分，“這疙瘩來了這么幾十萬知識青年，就考一回，涮下誰誰不愿意，再說也涮不過來呀，考他娘的兩回，輪著骨碌下油鍋，誰‘抗造’（東北話，忍受煎熬的意思）誰笑到最后�！�
　　1968年剛到農場，“旁邊”60公里外的七臺河是個人民公社，組建生產建設兵團了，七臺河成為國家煤炭“特區(qū)”。據(jù)說這里的無煙煤是生產鋼鐵用的特等焦炭原料，抗戰(zhàn)時候小鬼子都紅了眼的。七臺河的體制農轉工，工人大哥比農民小二要狠，農場就吃了大虧。農場用的電，源頭在吉林的小豐滿電站，走的線路必經七臺河，每逢煤礦生產急了，七臺河就拉農場的閘，俺們已經無數(shù)次地“回到了一片黑暗的舊社會”。為爭分奪秒地溫課，一個擁有兩萬多人，知青占了一多半的農場，蠟燭就這么脫銷了。
　　好在當時的我，在團部機關后勤處物資股“當干部”，團部物資大庫對我來說，可以直進直出沒門檻，整個農場的蠟燭就是缺到天上去，也不會缺我的那份�？颊Z文，作文占分數(shù)大頭，編點話寫上夠數(shù)就行，可考試里有高中立體幾何題目，我這個初中生沒學過。雖有蠟燭，還得找老師。團部服務連的指導員是一塊下鄉(xiāng)的上海松江的市重點中學的高中生，他不嫌棄我，肯教。經過數(shù)番指點，半明半白的我，晚上就到沒有人的辦公室去，點上蠟燭死記硬背、生嚼亂咽，每每熬到半夜。我告訴自己：為了永遠不再碰到數(shù)學，現(xiàn)在就要撕碎它、啃下它，牢記，是為了徹底的忘卻。
　　
　　預考那天，我的數(shù)學卷還是有做錯的。監(jiān)考的都是沒參加考試的“知青兄弟姐妹”們，平時都在一個鍋里攪馬勺，交情沒得說。一個平時總以農場首席籃球裁判自居的哥們，在教室里兜了一圈，隨后走到我身邊，用手指敲敲我錯了的那道題。我當然聞過則喜，立即改正。到正式考試那天，我就沒那么幸運，臨時抱佛腳的高中幾何題做出來了，初中的平面幾何題反倒做錯了。輔助線劃得不對，一錯到底。出得考場，仰面長嘆，天亡我也。
　　那天下午考語文，作文題目是“每當我唱起東方紅”。有無數(shù)考生壓準了這個題目，因為考試這一天是12月26日。
　　高緯度的黑龍江嚴冬，深夜氣溫零下30余度。星空透徹，深邃無比�！耙磺卸冀Y束了”的晚上，我獨自在場部走過了無數(shù)遍的唯一公路上“散步”。睫毛上慢慢地掛起了白霜，眼前一派迷惘。我再次開始了等待。等待什么？結果。什么結果？不知道。不知道的我，現(xiàn)在能夠做的，是什么？明天早上乘農場的班車，上七臺河，再乘火車到哈爾濱，然后轉車回上海過年。這個年能過得好么？不知道。不知道也得過。
　　積雪在我的腳下吱吱作響。我為什么參加這場考試？1966年初中畢業(yè)后，在我應該參加高中入學考試的年齡，考試取消了。1973年，國家招收第一批工農兵學員，我得到了農場機關同事們百分之一百的推薦率，這讓我排在機關推薦上學名單上的第一位置。上海派到農場的招收老師見我，告訴我去報到的學校是上海交通大學船舶內燃機專業(yè)。只是，當農場某位副書記陰陽怪氣教育了幾句“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之后，我知道一切已成泡影。原因是后來知道的，我父親是中共地下黨員，在“文革”中受到審查，雖然當時已被解除隔離，但尚未作有政治結論。我無比憤怒，我已在1972年1月通過了入黨政審，成為正式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一年前的我能入黨，一年后的我卻不能入學。有溫和的領導來談話，我也溫和地“理解”說：不是我的政審不清楚，而是我父親不清楚；不是我在政治上不進步，而是我父親不進步。
　　第二年，我再次要求上學，依舊得到推薦。結果與上年相同。我徹底失望。接下來的兩年盛夏和初秋，在繁忙的季節(jié)，我請假回上海探親。我的工作業(yè)務，是負責全農場幾千臺農業(yè)機械的油料供應，每年受到嘉獎，多次立功，現(xiàn)在我“撂挑子”了。地球離開誰都還是轉的，而我要表達的，是我的消極。我不知道我的農場生涯究竟有多長，我這一生就不能消極一次么，我為什么不能消極一次？
　　回到上海，父母對我的沉默還以沉默。上海的馬路上，時有打著“我們要回家”標語的游行隊伍。這是在不同年代中安排到不同地區(qū)的知識青年們。我站立街頭，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命運的朋友們，離去已是現(xiàn)實，現(xiàn)在卻在為能夠回家而疾呼。
　　春節(jié)后發(fā)榜，留守農場的哥們發(fā)來電報：被黑龍江大學中文系錄取，速歸。返回黑龍江，場部商店倉庫外的院墻上，貼著這次“文革”后恢復高考的本農場考生錄取情況，大學本科錄取生約有30多個，我排在第七；在我前面的6名，都是1966屆高中畢業(yè)生。當時，一個富有文化氣息的訊息，在黑龍江農場系統(tǒng)迅速地傳送著：這次高考，上海的上海中學、育才中學等學校的學生，都考出名了。我是上海市育才中學的1966屆初三畢業(yè)生。
　　現(xiàn)在稱以老三屆的學生，其實大多未必像以后的歷史性述說那樣，當年就具有超常的政治醒悟和明確的人生目標。我自己是混沌的。一張大紅紙寫就的喜報，貼在弄堂的墻上，我就被送走了；在這張喜報的旁邊，就是打倒我父親的黑體大字標語。父親和母親同時被關押在互不知曉的地方。身陷紅與黑同時翻滾的浪濤，我不可能有所反抗，我也沒有多大的力量和可能來掙扎。逃離恐怖的“風景”，成為我遠行的心理安慰。而現(xiàn)在，面對病退、困退，我沒有這樣的途徑，也懶于、更羞于這樣的途徑。我始終以那個年代最傳統(tǒng)的方式幻想著，我要以國家發(fā)一張批準我離開農場（讀書、當工人或者當兵）的“證明”，以證我離去的正當性質和光明正大。我是愚蒙的，別的方式，老師沒教過的，我也就不會。
　　我得到了國家的大學入學通知，然我依舊身在異鄉(xiāng)讀書。4年后，拿著國家批準我畢業(yè)回家就業(yè)的公文，回到上海，繼而走訪有關部門，祈求安排工作。一切再從頭“赤腳”開始。
　　看著今天的報紙，有以“愿自由開放的旗幟高高飄揚”為題的文字，黃鐘大呂般地概括著：“三十年前的月亮，照著一個國運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國。一個大鐘停擺了，另一個鬧鐘響起來。饑腸轆轆的人民，突然都紅光滿面起來。”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日子里，在第一次高考后中國發(fā)生的天翻地覆的無數(shù)大事，是當時的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摸著石頭過河，那是因為沒有任何先驗的藍本可供臨摹。是那一盞豆大的燭光，搖搖晃晃的決絕，照亮了我后面30年生涯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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