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立 工作才算活著_張國立葛優(yōu)活著不容易
發(fā)布時間:2020-03-28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張國立導(dǎo)演并主演的《親兄熱弟》、《濟公新傳》那邊正在各地電視臺熱播,這邊已經(jīng)忙著為即將開拍的電視劇《想愛都難》女主角陳小藝試裝。提起張國立,熟悉他的人只一個字,忙。跟他有過合作的演員蔣雯麗說:張國立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來工作。看他的資料,嗜好一欄里填的是“不斷工作”。
第一次見到張國立是在2005年末,蘇州昆山,當時他正在拍一部時裝戲,一身筆挺西服,雖然瘦些,氣色不錯。
眼前的張國立,黑衣,黑褲,黑鞋,頭上一頂黑棒球帽,比一年多前黑瘦了一圈。一米八幾的個子,也許因為太累,走路時不足很挺拔。王剛說張國立經(jīng)常累得走路時“腳后跟不離地,鞋在地上踢啦踢啦的”。采訪時,張國立一臉倦意,不時靠抽煙提神。后面還排著三撥人等著他談工作呢。
曾經(jīng)有一個寺廟的住持送給張同立一幅字,“吃飯,睡覺”。這四個字,難住了張國立,按時做到這兩點,對他來說,足最不易的。 2006年,拍《第601個電話》時,因為趕檔期連續(xù)拍戲,整整一天沒去廁所,竟憋出尿毒癥來,這也算得上一樁奇事。
“我眼里恨活,性子急,看著這個活,我今天非得做完!睆垏⒆约阂埠芾Щ,“我不工作的時候不知道該怎么安排時間,3天不工作就得生病,去年堅持4個月沒工作,進了3回醫(yī)院,都不是小病啊。工作的時候,我才覺得我自己是在活著!
張國立的名字后而綴著一大串社會角色: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青年電影工作者委員會會長,重慶大學(xué)美視電影學(xué)院院長,等等。每一個角色他都很賣力。“我一直屬于那種做事要做得非常好,讓人覺得稱職的人。”
畢竟精力有限,把時間給了工作,就無法兼顧家庭。“鄧婕跟我說,你一年給我們20天就夠了。這我都做不到,F(xiàn)在家里是鄧婕打^一切,我一點忙都幫不上,基本上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張國立嘆了口氣,“丈夫、父親、兒子的角色我做得都不及格,沒有時間。就這,還有人說我‘潛規(guī)則’呢,哪有那時間!”他挺了挺腰板,伸手抹了把臉,使勁睜了睜眼睛,苦笑著。
花1000萬挨罵,便宜
人物周刊:你導(dǎo)演的《第601個電話》已經(jīng)公映了,市場回報理想嗎?
張國立:不是特別理想。但我的票房是過了千萬的,沒有一點水份的數(shù)字是1090萬。投入和產(chǎn)出持平。去年,不包括港片的純同產(chǎn)片,過千萬的也就10部左右。當時大家對我抨擊最多的,就是說這電影像一個廣告,贊助商是中國移動和索愛手機,還有奧迪汽車,他們給了我很多贊助。當時我并不想接這個戲,韓三平和任仲倫一個是中影公司總經(jīng)理,一個是上影集團董事長,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這一年的暑期檔是非常好的一個檔期,但是我們沒有一部純國產(chǎn)電影,一個暑期檔沒有一部國產(chǎn)片,這個現(xiàn)象他們看不下去。當時我問他們,干嗎找我來完成這個事,他們說起碼我們知道你是負責(zé)任的,告訴你8月15日交片子,你會交給我們。就這句話,弄得我一直拼著命地拍,按期交了。當時我就知道這是件費力不討好的事,但是我在4個月之內(nèi)把它完成了。
人物周刊:受到抨擊,心里有沒有不平衡?
張國立:這幾年,幾乎沒有什么好話給這些拍電影的人。我拍完電影后,馮小剛跟我說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話,他說:“拍電影的人幾乎沒有不挨罵的,但我們都是花了上億的資金才挨了這么多的罵,你才花了1000多萬,你不覺得你占了很大便宜嗎?”一些導(dǎo)演只能用這種方式來調(diào)侃、平衡自己,自我安慰。
人物周刊:接拍這種片子相當于頂了一個“雷”?
張國立:我不覺得這是個“雷”,我覺得我的收益很大。票房和收視率現(xiàn)在對中國電影和電視劇來說,基本上成為一個衡量標準,也是一副毒藥,每個導(dǎo)演都知道,你拍這個電影,你拍這個電視劇的時候,其實你就是端起了一碗毒藥,因為你將要面對的,是以成敗論英雄,以票房論英雄的(輿論)。
人物周刊:批評和質(zhì)疑會困擾你嗎?
張國立:對于我來說不會。在我沒有被人們關(guān)注的時候,也沒什么批評和質(zhì)疑,當我被人關(guān)注的時候,我已經(jīng)拜了師、信了佛,成了一個居上。前一段時間說我“潛規(guī)則”的時候,我也被困擾了一天的時間,非常難過,突然覺得自己做人找不著目標了。在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應(yīng)該做個好人還是應(yīng)該做個壞人的時候,我拿起師傅給我的書看,師傅說:你不是一個菩薩,你有的時候可能會被世間的俗事惹怒,你生氣了,你氣炸了自己可沒必要,在你最困難的時候,你一定特別想罵人,那你就罵上一句“阿彌陀佛”吧。這句話讓我一下就明白了許多事情。后來我就想:你在這個位置上,可以承受掌聲、鮮花,為什么不可以承受一盆污水呢?
拍戲憋出尿毒癥
人物周刊:最初大家認識你是通過電影,這幾年是通過電視劇。很多人認為只有電影才是高雅藝術(shù),你怎么看?
張國立:我是從戲劇舞臺起家的,演話劇的。過去我拍電影比較多,但是我不認為電影就是一個高雅藝術(shù)。這是一個很難界定的事,能把電影拍好的人是天才,能把電視劇拍好的人也是天才,F(xiàn)在很多從業(yè)人員穿梭于電影、電視劇之間,很多演員覺得拍一部電影,自己就得到提升了。但是能非常自如地游走于話劇、電視劇、電影之間的演員并不多。
人物周刊:現(xiàn)在話劇對你來說已經(jīng)很遠了吧?
張國立:我演過很多話劇,得過第四屆梅花獎。我現(xiàn)在離話劇舞臺比較遠,其實并不是沒有人邀請我去演話劇,北京人藝也曾經(jīng)幾次邀請我,林兆華導(dǎo)演、李六乙導(dǎo)演,都邀請我去演他們的話劇,但是我考慮我是一個有單位的人,我不在自己單位(鐵路文工團話劇團)演話劇,跑別人那兒,好像說不過去。
人物周刊:你拍了很多古裝戲,是緣于對古裝戲的熱愛?
張國立:那時候古裝戲特別好賣,還有海外市場,給了投資人另外一個收益空間。所謂的海外市場,最大的就是臺灣地區(qū),還有“新馬泰”,越南的華人、美國和加拿大的華人,以及香港,香港收大陸的戲,我的戲幾乎都收了。我們做古裝戲,其實是在做一個大華語圈,但是我們的時裝劇就很難到大陸以外的地區(qū)去,他不理解,因為我們的思想、教育和生活方式是不一樣的,有很多東西,他們是接受不了的,做時裝劇是很難走出去的。
人物周刊:現(xiàn)在改拍時裝劇,是因為什么?
張國立:因為我們最大的收益點還是在國內(nèi),古裝劇現(xiàn)在做得越來越講究,服裝啊,道具啊,場景啊,都要花錢去租賃或購置,還有壓資金的問題,因為國內(nèi)電視臺不是馬上就付錢給你的,基本上要10到12個月才能把錢付給你,再加上現(xiàn)在DVD和VCD市場基本上已經(jīng)沒有了,原來一集戲可以賣到十幾萬,現(xiàn)在一部都賣不到十幾萬。國內(nèi)黃金時段限制古裝戲,再加上前段時間古裝戲播得太多,觀眾對古裝戲也有些厭煩,我們再頂風(fēng)做這種戲 的話,基本上投資人沒什么收益,所以人家也不愿意投。
人物周刊:在你的演藝生涯中,最艱難的一次拍攝是哪次?
張國立:拍《第601個電話》時我病倒了。那天在搶拍,郭德綱來串場戲,他只有半天時間。那天早上一起來就開始拍,這段時間我們一直在市區(qū),沒找到廁所我就一直沒解手,可他們還一直給我喝水,我一直憋著,就憋昏過去了,一檢查,憋出尿毒癥來了。當天就住院了,發(fā)燒39.7度,高燒3天不退。高燒3天,昏迷3天,我在腦子里拍了3部電影,都是打仗的戲。我覺得我在罵人啊,喊啊,我說這坦克為什么不給我開過來呀,這個炮打出去這個落點和弧度為什么沒有交織呀。我一生中第一次病得這么厲害。
兒子
人物周刊:張默現(xiàn)在和你的工作室簽約?
張國立:對,基本上他也快要跟我解約了,因為他不愿意和我一起演戲。我們最近聊得比較多,他的狀況和我不一樣,張默是在成長道路上心靈受過傷害的一個人,我從來不回避這個問題。
人物周刊:你指的心靈傷害是什么呢?
張國立:我們中國人講師徒如父子,一個長輩把他的女朋友給弄成那個樣子以后,他面對著這樣一個事實,卻被學(xué)校開除了。當然他打了人,他應(yīng)該受到一定的懲罰,但是這個懲罰他覺得有點過了。我調(diào)查這件事情后,知道了很多惡劣的情況。他也知道了一些學(xué)校或者老師的真實情況,很多事情他都知道了,這讓他看到了太多黑暗的東西,這個東西對他心靈上傷害挺大。他那么喜愛那個學(xué)校,那么喜愛那個環(huán)境,結(jié)果讓他……他覺得原來這個世界不是他以前看到的樣子。
后來我跟他談過一次,我說,其實世界上的事情很復(fù)雜,有時我們看到一個花壇,上面長滿鮮花,一個人不經(jīng)意把這個花壇給撞爛了,我們才發(fā)現(xiàn)花壇底下全是大糞,可是沒有人說“原來它是大糞,你終于讓我們知道了它是大糞,謝謝你”,不是,人們會說“你他媽有病啊,你把這花壇撞爛了,本來挺好看的花讓我們看著,你現(xiàn)在把它撞爛了,底下足大糞,讓我們聞的都是臭味”。
我不可能像別人的父親那樣去做。比如說換一個人,他父親覺得這件事情沒辦法解決的時候,他可以去告狀,可以嗚冤叫屈。我什么都不能做,因為我不希望把太多骯臟的東西給更多的人看,我希望人們的心里頭存一絲絲的溫暖,你應(yīng)該讓那件事情盡快過去。開始他也是這樣想的,后來因為人們總提這件事情,就容易引起他的反感。人們總是用一個打人的人來看待他,他就說,好吧,既然這個樣子,那我就給你看。再加上每個人在問他的時候,永遠都是你父親,你父親,他覺得沒有自我了。其實上學(xué)的時候他都沒有簽我的名字,他一直希望人們不要把他父親的名字加在他身上。他現(xiàn)在老是跟我講,“其實我做再多,再好,也沒有用,別人總是認為這一切都和你有關(guān)系。好也罷,壞也罷,我都希望那是我自己的。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成人了,我必須去面對這些事情?墒聦崊s是,我現(xiàn)在哪怕是接戲,別人永遠都要問我,你爸同意你演這個戲沒有?你說我怎么回答?我只能反問他,你吃一頓飯,還要跟你爸說嗎?”后來我就慢慢理解他的想法,我想那好,你愿意單飛就單飛吧。但我總是擔(dān)心,因為這個世界不全都是和善的,也有很多不和善或者不和諧之音,他容易掉到陷阱里去,而我就不容易,因為每邁出一步,我都會判斷這步對不對,他是不會的,他是按照性情來的。我很希望他能像我這樣,他說我看到的世界和他看到的世界不一樣。
生死南極
人物周刊:有什么事情,影響過你對人生的看法嗎?
張國立:去南極建立科考站,那段經(jīng)歷改變了我的人生觀。確切地說,兩件事情讓我非常震動。第一就是而對生死的時候。那是1989年,去南極圈建立科考站,中山站。當時這個科考隊里還有一個新聞組,去拍紀錄片,我就是新聞組的。那一次遇到了冰崩。冰山的崩塌使我們的船困在那個地方,當時說已經(jīng)出不來了,船上有107人。當時冰崩讓撤離船隊的時候,我親眼看到了非戰(zhàn)爭年代的悲壯場面――當時需要人到最危險的地方去做堵漏的準備,我看到一個一個共產(chǎn)黨員用不同的口音,說,“我是共產(chǎn)黨員,我是共產(chǎn)黨員!”一排人就站了出來。那時我正舉著攝像機拍攝,我的眼淚都流出來了。這是我們經(jīng)常在戲里頭看到的情節(jié),現(xiàn)在在生活中發(fā)生了。(沉默)那一刻我突然覺得,人的精神真是特別偉大。當時我是應(yīng)該離開的,但我卻提出來,“我不是共產(chǎn)黨員,但我要求留在船上,堅守到最后一刻!”我被批準以后,每天扛著攝像機與同事輪番在那兒拍冰崩的狀況,拍船周圍冰山的變化。當時指揮長跟我們講,如果發(fā)生什么意外,你們一定要把磁帶、攝像機扔到直升機上,讓我有一個資料好向全國人民做一個交待。那意思是你們就死了。
在南極對我影響很大的第二件事,就是我們回來的路上,攝制組的一位老師去世了。每天都在一起拍戲、生活,突然就離開你了。悲哀籠罩著整個科學(xué)考察隊。我到現(xiàn)在都不愿意想這件事情,生死之間就是一口氣的事。從那以后,我對榮譽呀、名利呀,看得很淡。
人物周刊:在南極,身體方面承受的是一種極限考驗嗎?
張國立:我們這些人在冰崩20多天后,在搶工期的時候,幾乎是沒有休息的。我們新聞組除了要拍紀錄片,還要幫其他工作人員搭建南極中山站,把這20多天的時間給搶了回來。南極是極晝和極夜,我們必須在極夜到來之前把所有事情完成,到了冬天我們所有的事情就都不能做了,而且冰封之前我們必須撤出去,就跟打仗一樣。我已經(jīng)弄不清該什么時候睡覺了,有時看著企鵝們打瞌睡了,自己就連忙去睡一會兒。人家休息時我拍戲,人家干活時我要攪拌石料,一次要往攪拌機里倒800方石料,一天重復(fù)30次,也就是24000方石料要人工倒入攪拌機,就是鐵打的人也會吃不消。那段經(jīng)歷對我來說太重要了,真是吃盡了人間的苦,后來再遇上什么事覺得特苦的,想想南極,都不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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