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之前的17年間，徐武一直依附于中國第三大國有鋼鐵企業(yè)―武漢鋼鐵集團謀生。在這座規(guī)模龐大的鋼鐵王國里，這個中年男人只是十多萬員工中的普通一員。 　　但這年年底，已經(jīng)38歲的徐武突然成了一名“精神病人”，隨后被送到武鋼第二職工醫(yī)院精神科，在那里，他度過了與世隔絕的四年多時間。
　　從入院的第一天開始，他就計劃著逃離，他只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飛越“瘋人院”
　　那似乎是個只有徐武一個人醒著的深夜。
　　凌晨兩點左右，他把床單卷成一股粗繩，纏在一樓病房窗戶外的不銹鋼管柵欄上，然后拼盡全力將鋼管擰彎，撐出了一道身體勉強能通過的間隙后越窗而出。
　　除了兜里的十來塊錢，裝在黑塑料袋里的一副象棋、幾本臟兮兮的棋譜和兩套藍條病號服是他所有的行李。
　　穿過住院部大樓下未上鎖的鐵門后，徐武快速繞過一棟紅磚砌成的鍋爐房和仍在施工中的醫(yī)院辦公大樓工地�？词蒯t(yī)院大門的值班人員正在打瞌睡，這讓徐武順利通過了最后一關，隨后消失在郊區(qū)暗夜中。
　　附近唯一一趟公交專線車還有4個來小時才會經(jīng)過。
　　在隨時會被抓回的恐懼中，徐武從武鋼集團旗下連綿不絕的一眾工廠旁疾走而過。
　　灰塵彌漫的水泥路上，身后射來的每一束汽車燈光，每一聲喇叭鳴叫，都讓這個逃亡途中的矮個中年男人心驚肉跳。
　　這是2011年4月19日凌晨。天快亮時，蓬頭垢面的他走到了2009年底才開通運行的武漢新火車站―在精神病院里看電視新聞時，他將這里設為了逃亡的第一個落腳點。他原本打算在此混上火車，逃往別的城市。
　　2007年3月29日，已被送進精神病院3個月的徐武就有過一次出逃經(jīng)歷。當時，他用在操場放風時撿到的一段鋸條鋸斷病房門鎖后，從精神病院逃到了漢口火車站，然后扒了一輛運煤車逃到了北京。
　　但十多天后，尋跡而至的武漢警員及徐武工作的武鋼煉鐵廠保衛(wèi)科人員，便將他帶回交還給醫(yī)院。在第二次逃出精神病院后錄制的一段視頻里，徐武神情放松地回憶著跟朋友說，自己原本打算逃到北京打工的，但因為白天點了根蠟燭拿在手里，所以被警察“逮著了”。 他還記得在回答警察盤查時，自己回了句，“這個社會太黑了，不點蠟燭看不見”。
　　這次他還打算重施舊計。
　　但在武漢新火車站門外晃蕩好半天后，他發(fā)現(xiàn)自己錯了―沒有車票，沒人能混進已經(jīng)被現(xiàn)代技術包裹嚴實的車站候車廳。
　　惶恐中，他想到了自己為數(shù)不多的一位朋友―在武漢市從事消費維權服務的“楚天維權網(wǎng)”負責人黃志宏。多年前，他與黃志宏有過法律訴訟案件的合作，曾去過對方在漢口火車站附近的家里。
　　一番問詢后，徐武掏出兩元錢坐上了駛往漢口方向的610路公交車。
　　此時的武漢市區(qū)，與他四年前從北京被帶回武漢時匆匆一瞥的印象早已大相徑庭。車窗外新修的那些氣派的高樓大廈、環(huán)繞延伸的高架橋、綠意盎然的綠化帶，并沒讓徐武感到新鮮。他正像個逃犯一樣緊張不已，擔心車里的人會突然沖上來。
　　對被帶回精神病院的強烈恐懼，甚至讓他作好了自傷準備―他在路上撿了幾塊四方形小玻璃片，裝在一個撿來的煙盒里�！叭绻蝗税l(fā)現(xiàn)了，我就吞玻璃死了算了�！笔潞笏@樣跟一位朋友說。
　　公交車駛入漢口火車站時，已是下午4點。徐武奪門而出。
　　他在火車站附近繞了一個多小時，卻總不找到黃志宏家所在的小區(qū)。城市的改變讓正如驚弓之鳥般的徐武走投無路。
　　他找了個公共電話，撥通了黃志宏的手機。4年來，這串11位數(shù)號碼他一直熟記在心，認為有朝一日會成為“救命稻草”。
　　接到電話時，黃志宏正在外地出差。他馬上給徐武提供了網(wǎng)站合伙人馮志波的地址，讓徐武過去求助，并隨即將此情況電話通知了馮志波。
　　馮志波曾在2006年一次民間維權人士的小型聚會上與徐武有一面之緣。當徐武走進辦公室時，馮志波大吃一驚：對方像個乞丐一樣邋遢―一頭又長又亂的頭發(fā)，淺黃色夾克下的襯衣因為沒有紐扣而坦胸露懷，沒有皮帶的黑色褲子只能勉強掛在腰間。
　　徐武的記憶力似乎不錯―他一下就認出了馮志波，爽朗地笑著說：“我跑出來了�！�
　　馮志波借了2000元錢給徐武。作為條件，徐武寫了張借條，上面歪歪扭扭地寫下了“保證不做違法之事，不上訪，不去北京，一心一意找個工作，爭取多掙錢，有錢就還”這樣一段話。
　　當晚在理發(fā)店剪頭發(fā)時，徐武告訴馮志波，精神病院里的人曾讓其剃光頭，但他堅決不剃�！八f自己不是犯人�！瘪T志波說。
　　幫徐武開好賓館房間后，馮志波將徐的所有行李都扔進了垃圾桶。但徐武堅持留下了打發(fā)過去四年多時間的象棋和棋譜。這兩樣東西，他看得“像命一樣重”。
　　他跟馮志波說了件趣事：醫(yī)院一位男護士經(jīng)常找他這個“精神病”下象棋，但對方經(jīng)�？炕谄迦�。徐武對此很惱火，但不敢反抗―在醫(yī)院里如果不聽話，會被“電擊”。
　　第二天下午，馮志波為徐武買了武廣高鐵車票，然后帶著他一同到了廣州。除了“楚天維權網(wǎng)”的業(yè)務外，馮志波還在廣州做服裝批發(fā)生意，時常往返于武廣兩地。他在廣州租有一套公寓。
　　一天多的交流后，馮志波已經(jīng)相信徐武不是“精神病”―在隨后的幾天里，他讓自己兒子跟徐武同住一房，還帶徐參加朋友間的聚會。
　　作為來廣州的最大心愿，徐武在廣州市精神病醫(yī)院作了神經(jīng)、心理等測試。一位名叫林建榮的醫(yī)生，在他的病歷上寫下了“自我評價稍低”、“抑郁情緒”等結論。
　　盡管這并非司法鑒定，但徐武很開心。他認為這是對自己在武漢被診斷為“偏執(zhí)性精神病”的平反。
　　之后的幾天是徐武四年來最開心的時間：他跟著馮志波逛了廣州著名的北京路步行街、中華廣場、珠江沿岸，還多次接受馮為其聯(lián)系的媒體采訪。他說自己的事“得找媒體關注一下才行，不然總像是過逃亡生活”。
　　數(shù)日后，徐武電話聯(lián)系了父親徐桂斌。4月27日上午，徐桂斌乘火車也趕到了廣州。他帶上了兒子的身份證，打算在廣州對兒子作進一步的精神鑒定。
　　這天發(fā)生的事已經(jīng)廣為人知了：徐武父子和馮志波臨近中午時分接受完南方電視臺《拍案驚奇》欄目組記者徐靜采訪后，剛坐進出租車打算離開時，多名陌生男子將徐桂斌和馮志波拖下車，隨即將徐武強行帶離。
　　這群陌生人，正是武漢市公安局鋼城分局的干警和武鋼煉鐵廠保衛(wèi)科人員。
　　馮志波后來算了下時間，徐武“飛越瘋人院”的時間剛好200個小時。
　　
　　 “討人厭的老實人”
　　徐武又回到了武鋼第二職工醫(yī)院精神科病房里。
　　5月3日，透過將精神科大樓與操場隔開的鐵柵欄，依然能看到徐武從病房逃離時的那道鋼管被擰彎了的窗臺柵欄。此時，這間病房已空無一人。
　　醫(yī)院已將徐武逃脫時穿過的樓下鐵門重新電焊加固，上鎖處新刷的淺綠色的油漆尚未風干，一把黃銅色的大鎖把守住了這處曾經(jīng)的漏洞。
　　當天下午，多家媒體記者先后混進了醫(yī)院，但緊鎖的鐵門，將記者隔在了精神科大樓外的操場里。
　　一位記者對著大樓，喊了幾聲“徐武”。
　　 “哎！”一個聽上去有些衰弱的聲音從樓里意外傳來。
　　在唯一安裝了兩層不銹鋼管柵欄的三樓一間病房窗戶里，出現(xiàn)了徐武的臉。他費勁地從柵欄里伸出半只手向記者輕輕揮了幾下。
　　但一分鐘不到，在轉(zhuǎn)頭不知跟誰說了句話后，徐武的手一下縮了回去。窗戶也隨即被人合上。
　　幾分鐘后趕到醫(yī)院的徐桂斌，未能再見到兒子。離開醫(yī)院時，徐桂斌不安地猜測說，“弄不好徐武又要吃苦頭了”。
　　在被送進精神病院前，徐武已經(jīng)吃過了不少“苦頭”。
　　他跟父母以及姐弟，在武漢青山區(qū)冶金大道工業(yè)三路一棟老舊的武鋼職工樓里生活過多年。
　　幾乎所有鄰居都對這家人有著同樣的評價：老實、內(nèi)向、不愛說話。
　　1960年，在鋼鐵系統(tǒng)支援武鋼建設的背景下，鞍山鋼鐵廠工人徐桂斌被分派到千里之外的武鋼，從此將自己和家庭像螺絲一樣焊在了這臺巨大的鋼鐵機器上。這家總部位于武漢市東郊的特大型企業(yè)占地面積超過21平方公里，像座體系完備的城市一樣，擁有派出所、醫(yī)院、學校、超市……數(shù)以萬計的武鋼職工就常年生活于此。
　　數(shù)年后經(jīng)人介紹，沒上過幾天初中的徐桂斌與在河南農(nóng)村務農(nóng)的龔蓮芳結為夫妻，陸續(xù)生下一女兩子。徐武排行老二。
　　徐桂斌的父親1949年前曾擔任過國民黨軍官，這樣的家庭背景讓這名工人階級成員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異常謹慎。他說自己即使在“文革”期間也從未參與過任何游行。徐家的老鄰居、武鋼銷售公司退休職工胡家志說，“徐師傅膽子非常小，這輩子沒什么事可講”。
　　甚至在徐武被精神病院收治的4年多時間里，徐桂斌也從未向任何外人提及過此事，胡家志說，“他家怕這事傳出去讓徐武今后找不到媳婦”。
　　而當徐桂斌小心翼翼地避免著被政治運動波及時，徐武姐弟三人跟著母親在河南農(nóng)村度過了貧困的童年。直到徐武12歲時，龔蓮芳才帶著孩子們到了武漢。在此之前，徐武只見過父親一次―6歲時，他跟著母親到武漢看過眼病。
　　團聚后的一家五口，在武鋼提供的一間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單間里擠了兩年。武鋼為龔蓮芳安排了工作。1982年，這家人搬進了如今居住的職工宿舍。
　　胡家志還記得徐武小時候是個“沉默寡言”的少年，經(jīng)常在鐵道附近幫家里撿煤渣。他說，徐武似乎從小就繼承了父親的內(nèi)向性格，“他從不鬧事，只有看到很熟的人才會打聲招呼”。
　　徐桂斌對子女奉行傳統(tǒng)的“棍棒式”教育。徐武的弟弟徐進說，他們兄弟倆直到20多歲還會被父親打，“但哥哥要聽話些，學習也不錯，被打得少”。
　　1989年，20歲出頭的徐武順利從武鋼第一技校畢業(yè)，分配到武鋼煉鐵廠從事一份“看儀表”的工作。
　　在當時，這是一份讓普通人羨慕的工作。徐桂斌認為兒子的工作很輕松，而且待遇也要比一般基層工人高。而影響了徐武一生命運的諸多性格也從此逐漸凸顯：他很少說話，不愿與領導同事打交道，不抽煙，幾乎不喝酒，對女性不感興趣（時至今日，徐武仍是單身一人），每天下班后就徑直回家。
　　他唯一的愛好就是看書，尤其喜歡詩歌和小說。在他留下的書籍中，甚至有《華茲華斯抒情詩選》、《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類文學作品。
　　自我封閉的性格讓徐武在煉鐵廠里不招人喜歡。一位自稱前煉鐵廠員工的匿名女性說：廠里早年曾允許職工在交納部分費用前提下承接外單位制造業(yè)務，但這個幾乎所有人都贊成的舉措?yún)s因為徐武向上級反映而被取締。徐武的反對理由是“職工不該利用機器為自己賺私錢”。
　　徐桂斌也記得徐武的一些往事，例如向上級反映煉鐵廠私下為員工發(fā)福利品，“甚至廁所的燈泡壞了，他也要去反映”。
　　至今沒人能說清楚徐武為何后來在工廠里總是“亂管閑事”，哪怕這樣的“閑事”于己有利。
　　“徐武在廠里有很多讓大家哭笑不得的事情，”那位女員工說，“我不敢說他是不是神經(jīng)病，但是真的很多人不喜歡他�！�
　　而就連在廠外認識的黃志宏也沒將徐武當成朋友。
　　黃志宏是在2002 年認識的徐武。當年《武漢晨報》刊登了一篇徐武為兩部“水貨”手機反復打官司的經(jīng)歷。剛開始從事消費維權業(yè)務的黃志宏因此聯(lián)系了徐武，約對方見面交流經(jīng)驗。
　　他對徐武的第一印象是“邋里邋遢，不修邊幅”。這個印象在此后數(shù)年被徐武一再強化，“他經(jīng)常穿白襯衣，但穿出了油也不換，還喜歡系一條臟兮兮的紅色領帶”，黃志宏說，有時候靠近他甚至還能“聞到怪味”。
　　“你說誰愿意交這樣的朋友？”黃志宏說，因為自己與徐武有往來，還曾被朋友開過玩笑，“問我怎么老跟‘精神病’在一起”。
　　徐武當時已經(jīng)把所有的興趣都放在了投訴、打官司上―為出警不及時、買到劣質(zhì)手機未獲處理之類的“小事”，他甚至自掏腰包先后將當?shù)毓簿帧①|(zhì)監(jiān)局、勞動局、司法局等眾多單位告上法院。
　　為了提高勝算，徐武還買過不少法律書籍自學。這些書在他進精神病院后被徐桂斌付之一炬。惱怒的父親對兒子一天到晚學法律，到頭來卻“被關進精神病院”的下場耿耿于懷。
　　徐武對法律理論知識的學習似乎并不精。黃志宏說，早年在一起交流涉及法律問題時，徐武“很少能講明白”。
　　但黃志宏始終強調(diào)，徐武所做的那些自找麻煩的事并非毫無意義�！八徊贿^比大多數(shù)正常人固執(zhí)而已，更何況，他做的事難道有錯嗎？”
　　
　　偏執(zhí)性精神�。�
　　但徐武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1989年進入煉鐵廠后，徐武先后干過三份工作。徐桂斌說這些工作一份不如一份：從在車間“看儀表”，到被調(diào)到看運送煤粉的傳送帶，再調(diào)到保衛(wèi)科當消防員。消防員一職被徐武的弟弟徐進稱為“相當于廠里養(yǎng)的富余人員”。
　　2000年后，徐武因為煉鐵廠里的同工不同酬、克扣工資、廠務不公開等狀況，開始不斷向相關部門投訴，嚴重時甚至還請假去法院與廠方對簿公堂。
　　這些舉動讓他成為不受廠里歡迎的人。徐桂斌記得，兒子在2003年曾被廠里保衛(wèi)科同事痛打一頓。
　　在徐桂斌印象里，煉鐵廠常年以曠工等理由克扣徐武的工資。按照徐武事后的說法，他當時每月工資應有1900元，但能拿到手的最多只有1200元左右。
　　數(shù)年的投訴、打官司無果后，徐武開始上訪了。
　　2006年12月前，青山區(qū)、武漢市甚至湖北省有關部門多次接訪過徐武。但其反映的問題一直未獲解決。
　　徐桂斌記得在2006年八九月間，徐武再次被煉鐵廠保衛(wèi)科人員打了一頓，“還把他關了幾個小時”。事后，徐武曾為此事向鋼城分局報警，但最終也不了了之。
　　2006年12月，徐武獨自坐火車去北京。在這個中年人眼里，北京是他能尋求“公正”的最后去處。在徐桂斌家里，至今還有一本名為《2006―2007中國基層人大代表選舉須知》的白色小手冊，徐武在手冊背面密密麻麻地寫著眾多中央部委的名稱和地址。
　　沒人知道他曾經(jīng)去哪些部門上訪過。但十多天時間后，他被北京警方查獲，隨即被鋼城分局警員帶回青山拘留所關押。
　　新華社援引武漢警方的解釋稱，徐武當年曾揚言要“搞炸藥，到北京天安門炸”，且北京警方從他身上“搜出炸藥配方、電工刀及制爆原材料等危險物品”。
　　但徐桂斌始終認為這個說法不可靠。這位父親總是辯稱：自己沒見過那張“炸藥配方”，也不知道上面寫了什么；從未有人告訴他被稱為“制爆原材料”的“白色粉末”到底是何成分，而且“電工刀并不是管制刀具”。
　　但有人已經(jīng)在為徐武設計命運了。
　　2006年12月30日，數(shù)名鋼城分局警員和煉鐵廠保衛(wèi)科人員敲開了徐家大門。
　　徐桂斌還大致記得當時的對話，“他們說徐武犯罪了，要搞爆炸，要判刑，還要被單位開除”，而如果家屬同意將徐武送入精神病院呆三到六個月，“接受一下‘教育’，就能出來繼續(xù)上班了”。
　　半小時后，一位警員在一張白紙上寫了幾句話，大意是家屬同意對徐武進行精神病鑒定，并將其送入精神病院。徐桂斌在另一張紙上照抄了一遍，隨后簽下了自己的姓名。
　　第二天，38歲的徐武被鋼城分局和煉鐵廠保衛(wèi)科送進了武鋼第二職工醫(yī)院精神科。該醫(yī)院是直屬于武鋼集團的事業(yè)單位。
　　徐桂斌堅持認為，鋼城分局和武鋼保衛(wèi)部門是為了避免兒子不斷上訪對企業(yè)產(chǎn)生不良影響，才將他送進精神病院的。
　　在《湖北省警官學院學報》2010年第五期一篇題為《銳意進取，貼近服務，著力打造“鋼鐵衛(wèi)士”―武漢市公安局鋼城分局》的報道中，有這樣的描述，“2003年1月鋼城分局從武鋼劃歸武漢市公安局直管，作為武漢市公安局服務武鋼的專業(yè)分局，始終堅持以服務武鋼改革發(fā)展為己任”，“今年（指2010年）以來，鋼城分局以全力維護武鋼政治穩(wěn)定和治安大局平穩(wěn)為出發(fā)點，以推進公安保衛(wèi)聯(lián)勤聯(lián)動為切入點，積極采取措施把服務武鋼具體化”。
　　一位武鋼退休工人稱，負責武鋼企業(yè)內(nèi)部綜合治安管理的保衛(wèi)部，正是由當年劃出去組建鋼城分局后的剩余員工組成。在“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背景下，四處上訪的徐武無疑是個影響“大局”和“穩(wěn)定”的人。
　　三個月后，徐武沒有出院。六個月后，徐武依然沒有出院。而且沒人再提出院的事情了。
　　這讓徐桂斌夫婦慌了神，開始四處打聽。
　　醫(yī)院精神科一位醫(yī)生曾私下對徐桂斌說：放不放徐武，鋼城分局說了算，理由是誰送來的人，誰負責接走。
　　徐桂斌去找鋼城分局問情況，但對方卻告訴他：放不放人，醫(yī)院說了算。理由是醫(yī)院才能確定徐武的病好了沒有。
　　在此后數(shù)年里，“徐武何時能出院”這個問題，就像乒乓球一樣被兩家單位推來擋去，從無確切答案。
　　徐桂斌家里有三份顯示徐武被診斷為“偏執(zhí)性精神病”材料的復印件。在顯示日期為2006年12月26日的一份加蓋了“武漢市精神病醫(yī)院司法鑒定專用章”的《病情證明書》上，第一次對徐武下了“偏執(zhí)性精神病”診斷。
　　診斷書建議病人“積極住院治療”，不知是何原因，緊接著又補充了一句“建議監(jiān)護治療”。值得一提的是，這份顯示由李凱騏、樊國勝、王?三位醫(yī)師署名的診斷書上，三人的簽名筆跡明顯能看出系同一人所寫。
　　而在另一份顯示由“武漢市精神病醫(yī)院司法鑒定辦公室”加蓋公章，制作于2008年11月7日的《武漢市精神病醫(yī)院司法精神醫(yī)學鑒定書》（武精醫(yī)鑒字0810257號）上，也出現(xiàn)了打印字體的包括李凱騏在內(nèi)的三位醫(yī)生姓名，并分別加蓋了各自的司法鑒定專用章。
　　5月5日上午，南都周刊記者在武漢市精神病醫(yī)院找到了李凱騏。但他已經(jīng)不記得自己是否曾參與對徐武的鑒定了。對那份《病情證明書》，李表示非其本人簽名，可能是醫(yī)院在事后開證明材料時由別人代簽的名。對于此方法是否適當，李只表示，“不是我簽的字，我可以不認賬”。
　　他對2008年的《鑒定書》同樣沒有印象。對加蓋了司法鑒定專用章一事，他說這個章平日由醫(yī)院保管，“蓋不蓋章，我不知道”。
　　記者隨后前往醫(yī)院司法鑒定科調(diào)查，但一位男性工作人員稱，所有采訪須經(jīng)武漢市宣傳部門同意后才能進行。
　　在此前的5月3日上午，武漢市公安局新聞發(fā)言人郎平也有類似回應。在當天不到十分鐘的采訪時間里，郎平對記者提及的問題一概以“建議找市委宣傳部或武鋼宣傳部門了解”作答。而武鋼外宣負責人白方對媒體的回應是：徐武一事以新華社4月30日刊發(fā)的通稿為準。
　　這份題為《武漢“被精神病”主角徐武回漢住院繼續(xù)治療》的通稿稱，經(jīng)武漢精神病醫(yī)院兩次鑒定，“診斷其為偏執(zhí)性精神病，建議長期監(jiān)護治療”。
　　而在過去四年多時間里，徐桂斌夫婦一直想弄清楚這個結論是怎么得出的。
　　他們曾與一位參與過鑒定的醫(yī)生見過面。龔蓮芳當時問對方有沒有用儀器檢測過徐武，對方的回答是，“他頭上又沒長包，用什么儀器！”并稱“你兒子一看就是個精神病”。
　　2009年7月，徐桂斌夫婦曾在武漢找過一位律師，希望通過法律程序?qū)π煳渲匦逻M行精神病司法鑒定，為此向?qū)Ψ街Ц读?.5萬元的“活動費”。這筆錢幾乎是徐武的所有積蓄。事后，該律師聯(lián)系了一家名為“北京明正司法鑒定中心”的機構。最終，該機構由于“得不到有關方面的支持與配合”，未能對徐武進行鑒定。
　　似乎總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將徐武困在精神病院里。
　　2010年12月16日，徐桂斌夫婦到醫(yī)院探視兒子時，再次請求院方對徐武進行復查。一位醫(yī)生當場就開了份《診斷證明書》遞給徐桂斌，上面依然寫著：“偏執(zhí)性精神病”、“住院治療”。那位醫(yī)生對徐桂斌說，“你兒子的病是治不好的”。
　　
　　“徐武是個好同志”
　　徐武被人從廣州強行帶走后，徐桂斌也乘坐當晚的火車離開了廣州。
　　隨后數(shù)日，眾多外省媒體記者陸續(xù)趕赴武漢。他們都奔著同一個問題―“徐武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而去。
　　這個看似再簡單不過的采訪調(diào)查卻從一開始就陷入了困局―與徐武事件相關的武鋼集團、煉鐵廠、鋼城分局、武鋼第二職工醫(yī)院等諸多單位，均不正面回應采訪。
　　在徐武被帶回武漢后，武鋼大型廠退休辦書記張安平經(jīng)常代表武鋼與徐家接洽。他有權決定徐桂斌夫婦能否到醫(yī)院探視兒子。此時，若無武鋼同意，徐桂斌夫婦連精神病醫(yī)院大門都進不去了。
　　而奔波前來的記者們，始終未能采訪到徐武，甚至一度連徐桂斌夫婦也接觸不到。
　　武鋼人員在全力勸阻徐桂斌夫婦接受媒體采訪，甚至在5月3日深夜將他們接至武漢市一家高級酒店呆了兩天。
　　在賓館期間，“他們老是跟我說：你是老黨員，老職工，要顧全大局，要愛護武鋼。”徐桂斌說。
　　5月5日晚上，武鋼人員將徐桂斌夫婦送回家中。此時，徐桂斌手機里的所有電話號碼已被人刪除，還有人主動送了他一臺“天語牌”新手機。但徐桂斌一直不敢使用這部手機，他擔心通話“被監(jiān)聽”。
　　從酒店回家后，徐桂斌曾一度對登門的記者消極應對。一位鄰居說，“他被洗腦了”。
　　徐桂斌并不是個有主見的人。他有時會激動地對記者講述家人奔波之苦，但常常又不愿透露事件的關鍵細節(jié)。他說，“有的事情沒有必要說那么清楚”。
　　這位干瘦矮小的老人說自己是個“有信仰的人”，多次強調(diào)“自己是1982年就入黨的老黨員了，應該自覺去維穩(wěn)”。
　　他說自己早年一直不贊成徐武去投訴、上訪，還為此與兒子發(fā)生過多次爭吵。
　　“如果維穩(wěn)的代價是你兒子一直呆在精神病院里，怎么辦？”記者問。
　　“領導說了：徐武是個好同志，等記者都走了后，徐武隨時都能回家”，徐桂斌說，這是在賓館時一位領導給他的承諾。領導還跟他說，“記者靠不住”。
　　當記者問及領導的名字時，徐桂斌又支支吾吾地埋頭不語。坐在一旁的龔蓮芳猛地揚起手，差點給了他一巴掌。她指著徐桂斌的鼻子大罵道：“都什么時候了，還不說！”
　　在龔蓮芳責罵下，徐桂斌終于說：是武鋼集團綜合辦公室一位“姓劉的主任”說的。
　　過去四年的徒勞走訪，讓臃腫體衰的龔蓮芳認定靠老兩口已經(jīng)無法解決問題。她說，現(xiàn)在除了記者，誰也不相信。
　　2010年12月，湖北省公安廳信訪辦的一位工作人員曾讓徐桂斌寫兩份“保證書”―一份要徐武“保證不上訪，不說對社會有危害的話”，另一份要徐桂斌“保證做好徐武的監(jiān)護工作”。
　　徐桂斌說，當時對方答應他，將保證書交給有關部門后，會有一個“答復”。 不久后，徐桂斌就將自己和徐武寫的兩份保證書分別交到了鋼城分局信訪辦和武鋼第二職工醫(yī)院辦公室。
　　或許是已經(jīng)“關怕了”，徐武主動在保證書上加了一條――“要聽領導的話”。但等了四個多月后，他仍然沒能走出精神病院。
　　徐武選擇了再次出逃，但又在一周后被再次帶回。
　　5月8日傍晚，徐家一位老鄰居給記者打來電話，說十多位武鋼人員已經(jīng)樓上樓下地將徐家“包圍了”。
　　“四樓、五樓、六樓，還有樓頂，每層都站著兩個人，樓下還有七八個人”，這位鄰居說，還有人威脅在樓下閑聊的鄰居，說“誰敢再對記者亂說話，就見一個抓一個”。
　　而此時，徐桂斌夫婦像精神病院里的兒子一樣，已被人日夜看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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