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用“搖號新政”限制車輛上路，而這一招，早在去年4月就遭到成都人的反對。搖號是否是一劑良藥還不得而知，另一味藥方―車牌拍賣，在上海實行了16年之后依舊未擺脫合法性的質疑。北京、上海、成都，看中國三大“堵城”突圍運作，背后則是三地政府的不同治理方式。
　　
　　幾年前，中國人以為，治堵是北京、上海、廣州這樣超大都市的專屬。轉眼間，擁堵卻成為中國普遍的“城市病”�？赡苣氵�對北京立交橋上被堵兩三個小時動彈不得的經歷心有余悸，轉身，回在杭州，你依舊被堵在回家的路上。
　　擁堵從北京、上海、廣州，如病菌傳播般，正向成都、杭州、西安、南京、長春這樣的省會級城市蔓延，速度越來越快，觸角甚至伸向了汕頭、寧波等長三角、珠三角的二三線城市。
　　為什么一座座城市成了堵城？
　　在千篇一律的建筑包裝下，全國的城市越來越趨同，普遍缺乏長遠規(guī)劃，城市攤大餅式發(fā)展。行政區(qū)、商業(yè)區(qū)、工作區(qū)域高度集中。開發(fā)商力量遠超過了規(guī)劃力量，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樓盤出現(xiàn)在城市的周邊地帶，卻如“睡城”般寂靜。工作與生活區(qū)的剝離，不得不依賴交通工具，但是道路設計不科學，軌道交通發(fā)展過慢，公交網絡不合理等等因素下，人們將解決之道轉向了擁有自駕車。
　　但是，一場小雨、一場小雪，甚至一輛小車在路上拋錨了，都會引起整個城市交通路段的癱瘓。如何治堵，成了中國最大的公共民生難題之一。
　　在中國，北京、上海、成都是車輛保有量位居前三的城市，我們以三個城市作為樣本，看在堵與治的突圍當中，三地政府有著怎樣的治理方式。
　　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公布了治堵新政，旋即引發(fā)搶購風潮。北京人驚奇地發(fā)現(xiàn)，所有表面的瘋狂背后都有一個理性的邏輯，每一個小道消息被證實真實過后，喪失的都是對公權的信任。而梳理每一次北京治堵政策的出臺，都會讓生活在這座巨大型城市人們深深地憂慮：那些指標不治本的辦法用盡之后，還如何面對它的擁堵問題。
　　上海以“拍賣”形式控制汽車上牌，實行16年后，法律依據(jù)始終模糊，黃牛操控價格，拍賣的資金去向成謎。在確實有效發(fā)展城市公共交通，控制了機動車保有量之后，人們追問的是其合法性，而不是它的效率性。
　　好在還有成都這樣的城市。在面對大都市病時，這個城市的政府展現(xiàn)了對民意真誠的尊重，這個城市的市民體現(xiàn)了公眾參與的熱忱和能力。這讓人深感安慰，公眾參與從來都是現(xiàn)代城市決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沒有兩個城市是一模一樣的，學習哪個經驗，規(guī)避哪種惡果，也許每個城市的選擇都會不同。但是，選擇一種更公開、更透明、更民主化的路徑逃離擁堵，卻是共同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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