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銳利的《柔軟》] 銳利的近義詞
發(fā)布時間:2020-03-25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這是一個關于性倒錯的故事,“蕩婦、變性者、易裝癖”是三位主人公的身份。它要做的是撕掉人最后的偽裝,追溯人痛苦的來源。但這只是表面,不要以為這樣銳利的故事就聳人聽聞,與己無關。這恰恰是一個與每個人都有關的故事。
強光打在舞臺上,一個高大壯碩的妖冶女子。銀發(fā)、黑色蕾絲裙、艷紅的玫瑰。蒼涼的調子,唱著那首出名的法文歌《玫瑰人生》。突然,音樂停止了,然后再度響起,唱到兩句,又再度停止。
開口說話居然是沙啞男聲:“我知道就會出錯,在娘胎里就知道,不是這里出錯就是那里出錯,你們也一樣,不是嗎?你們就算選對了父母生對了公母做對了功課上對了學校找對了老板跑對了方向算計對了別人出對了名掙對了錢操對了部位,也可能――愛錯了人,放錯了CD”。
臺下的觀眾開始笑。廖一梅躲在劇場二樓的側面,偷偷地觀察著。觀眾能多大程度地接受這部戲,她心里依然沒底。100多分鐘的戲,更長的時間里,劇場里鴉雀無聲,“靜得可怕”。
11月17日,廖一梅編劇、孟京輝導演的話劇《柔軟》在北京保利劇院首演。開戲前一個月,演員姜文,作家王朔,文化名人洪晃、劉索拉就已看過劇本,并大加贊譽,因為刺痛感強烈,直接導致一些人失眠。因為劇情做舞臺再現難度極大,看過劇本的人,更憋著要看演出。廖一梅說,她和孟京輝做話劇十幾年,經歷過無數次首演。第一次有“一腳踏空”之冒險感。
孟京輝和廖一梅夫婦,作為中國先鋒戲劇的開拓者,對于戲劇表現形式的嘗試和涉及內容的銳度上,一直都是走得最遠的。從《戀愛的犀!,再到《琥珀》,直至此次上演的《柔軟》,雖然對人的痛苦、愛的困惑與性的苦悶、生命的缺憾等問題的追問,始終沒有改變,但選擇故事的銳利程度,卻日益深入。單是“蕩婦、變性者、易裝癖”這樣的主人公身份,就可以刺激到一些人脆弱的神經。
可以說,這是一個關于性倒錯(司法精神病學鑒定中的一種精神癥狀,指性對象和滿足性欲的方式異于常態(tài))的故事。但那只是表面,不要以為這樣的故事就聳人聽聞,與己無關。這恰恰是一個與每個人都有關的故事。
不屑于掩飾輕蔑
廖一梅是個“銳利”的人,像個小冰鋤,把最堅硬的心都要鑿出一道縫隙。瘦,蒼白,嬌小,貌似溫順,內斂的氣質,永遠的棉布衣裙。她不開口講話的時候,會被誤認為是溫婉女子。但短發(fā)邊緣,一縷挑染的紅發(fā)卻泄露了她的桀驁。經常出語驚人,公然講“大眾審美就是臭狗屎”的是她,坐在沙發(fā)里,講自己“根本不能寫老幼皆宜的東西”的還是她。對于那些唯票房為上的導演,直接表達不屑一顧。嬉笑怒罵,口無遮攔。
《柔軟》里的那個女醫(yī)生,被男病人質問。雖然那么美,但是那么尖銳!靶液眠有尖刻的幽默感,否則太嚴肅了,會嚇跑男人!边@也像是在質問廖一梅自己。她自己答,沒錯,這就是在說我呢。她甚至更加坦白地說,劇中這三個人的困惑都是來源于她自己的困惑。
在《戀愛的犀牛》里,她表達了對愛的力量和性的困惑的追問。上演10年后,戲里的臺詞成為年輕人的“戀愛圣經”。在《柔軟》里,廖一梅卻借女醫(yī)生的口說:“我以后不再使用‘愛’字。愛?這幾乎是這世界上最含糊不清的一個詞,因為被使用得太多喪失了全部意義。大家嘴邊都掛著愛,卻南轅北轍說的根本不是一件事。”
這樣的感慨來自于一次經歷,廖一梅參與了好友洪晃主持的一檔電視節(jié)目《亮話》,觀眾打來熱線,就情感問題向她們咨詢。廖一梅聽了那些問題就“崩潰”了。那根本就不是情感問題,“很多是經濟問題,應該去咨詢會計師”,還有人問諸如跟現在男友分手了,再找會不會很難,沒一個談的是情感。所有打電話過來的人,洪晃和廖一梅都勸他們分手。
但從《戀愛的犀!返健度彳洝返淖兓,并不是一種反悖。這幾個戲的思考方式其實一脈相承。《戀愛的犀!分凶穯枑鄣牧α、性的困惑。到《琥珀》,變成對人的復雜性和社會的關系,人跟這個世界的關系的多重認識的追問。在《柔軟》里,這種追問更加深了一步。人為什么是人,為什么會處于一個缺憾的、不滿足的狀態(tài)?
在《柔軟》里,廖一梅用過六世達賴喇嘛的一句詩,“一個人要掩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過一生”,對于很多人來說,“巧妙度過”,找方便,投機取巧成為一種追求,對感情,對待各種人生問題,多數人采取了這種態(tài)度,這為廖一梅所痛恨。
在這出戲里,廖一梅選擇的三個主人公,都在“笨拙地度過自己一生”,都是在選擇令自己更勇敢,也更痛苦的方式。一個被人稱為蕩婦的女醫(yī)生,在男伴離開后,對于他人非議能不屑掩飾自己的輕蔑;一個渴望成為女人的年輕男病人,為了改變不夠完美的自己,寧愿承受身體的巨大痛苦,懂得生命是不可捉摸的,但依然樂觀;一個易裝癖者,每個星期二可以做兩個小時的女人。在那兩個小時里,他能夠卸下面具,擺脫所謂的成功和正常,做個真的自己。
這三個人都不善自我掩飾,一如臺詞“他們視我于異類,我不屑于掩飾我的輕蔑”,是他們對于周圍人的共同態(tài)度,F實生活中,周圍的人對這樣的人的出現都會痛打!捌肋@樣的人,大家都能獲得安全感!
人不能誠實地、勇敢地、無禁忌地活著,就是對人的價值的輕蔑和浪費。但在生活中,大家又都在努力尋找一個安全的小角落,茍活。廖一梅期待的,是通過一個故事,把這些都說出來。
破除人心里的禁忌
在《柔軟》上演前的某個夜晚,廖一梅從一個噩夢中醒來,那種危險迫近的感覺,讓她很是惶恐。幾年前她寫《琥珀》劇本的時候,被要求刪除一句話。因為里面有兩個詞,一個是“陰莖”,一個是“陰道”。而在這次保利劇院的舞臺上,演員會念出30多個這樣的詞來。那會是什么樣的后果?根本無法想象。
排演時,制片人看了,跟廖一梅說,能不能把這些詞改少點。廖一梅反問,你說吧,哪兒能改吧。
她寫這出戲的初衷,就是想打破一些禁忌,不僅僅是語言上的,主要是人心里的!安挥|動人的某種禁忌,人是打不開的!比藦男〉酱,被灌輸了各種禁忌,各種規(guī)范,各種別人強加給你的道德、教育。每個人都是這么長大的。每個人都有很多的禁忌、標簽。廖一梅是想去掉這些東西,追溯到人最根本的東西,從而追溯人痛苦的來源。
這出戲講到了性,但既不是異性戀,也不是同性戀。用到了性別轉換這樣的情節(jié)方式,那也只是一則寓言。因為性別也是教育的結果,在把人的地位、財富打碎剝離以后,再褪去一層以后,就是人的性別。廖一梅想把性別也剖開來,看人剩下的還有什么。
之所以選取這么銳利的故事,就是希望它能夠撕掉人最后的偽裝。這個戲是給每個人來看的,不僅僅針對哪類特殊人群。
郝蕾飾演的那個女醫(yī)生,在舞臺上喃喃而語:“我不知道我算不算蕩婦,我只是對禁忌這東西天生沒有感覺,沒有比偽善更壞的東西,它阻礙了人了解真實的自己,了解都談不上,還談什么改變、完善?”轉換一個場景,她又在說,“我該對我的靈魂動手術,它們困在我的體內,它們對我說要得到改善,對它動手術比割掉你的雞巴,再造一個陰道更難!”
這樣熱辣辣的詞語,在舞臺上念給眾人,本身就是挑戰(zhàn)禁忌。
郝蕾自己就是首先挑戰(zhàn)禁忌的那個人。廖一梅的劇本寫完,開始物色演員。郝蕾那時候正病著,看了劇本以后說,“孟京輝,這戲你不能找別人演了,我演定了!蹦醒輪T反而沒這樣的果敢,找了很多人,有的自己不敢演,有的經紀人不讓演,有的媽媽不讓演,千奇百怪的理由。后來,只好在海峽兩岸三地,更大范圍內找。范植偉連劇本都沒看,就說愿意演。詹瑞文一直都是孟京輝和廖一梅的好朋友,也很自然地就加入了。
《柔軟》在保利上演的第三天,郝蕾得了金馬獎最佳女配角。宣布結果的那一刻,她在舞臺上“對困在自己體內的靈魂動著手術”,并沒去領獎。孟京輝給她手工做了一個小獎杯,戲稱為先鋒話劇金熊貓獎。
慶功宴的時候,孟京輝把自己喝大了,如釋重負。三天的保利劇院,不但滿座,而且地上都坐著看戲的人。
這樣一出戲,只有三個人。靜靜地,又驚心動魄。以前孟京輝最擅長的嬉笑怒罵,這里都沒有。劇本里還有一場床戲,這個在舞臺上怎么展現?這也是很多人看了劇本,會覺得戲難演的原因。
在彩排的半個月里,廖一梅一直到最后的合成階段,才去看了一次。整個劇組的人都非常緊張,但她看了之后,很喜歡。她的劇本寫得生活化,孟京輝的舞臺處理很抽象,反而更有利于再現故事的精神主旨。手術前夜,女醫(yī)生和年輕人做愛的一場戲,以豎在半空中的床為背景,用舞蹈般的寫意動作演繹。這出戲,被劉索拉稱為是廖一梅和孟京輝的完美結合。
接受一個有缺憾的世界
那個戲開場出現的易裝癖者叫碧浪達,他在戲里說過一句話:“人生,不過是個沙漏,正著放,反著放,怎么放都是同樣的時間流逝”,悲觀情緒濃厚。但是劇里所有逗人發(fā)笑的話,也都是他講出來的。這人物的原型,是廖一梅、郝蕾的好朋友樊其輝―一個有易裝癖的男服裝設計師。
廖一梅也給樊其輝看過《柔軟》的劇本,但那時的結局,和首演時有所不同。在戲首演之前,廖一梅接到短信,樊其輝自殺了。他就像碧浪達那樣,經常把自己的痛苦當成笑話講給別人聽,但笑話還是有講不下去的那天。生命太過脆弱。一直能笑對苦難的人,內心也要太強大的力量。
于是,有了一個沒有碧浪達的兩個人的結局。
在最后一幕戲里,女醫(yī)生穿男裝,男病人穿婚紗。女醫(yī)生來主持婚禮,宣布說,“婚姻是人類關系中的一種,它既不比別的關系更好,也不比別的關系更壞,如果你懂得這一點,新郎就可以吻新娘了!边@兩個人在舞臺上慢慢走遠。導演孟京輝在舞臺上,對著空蕩蕩的舞臺空拍。但在背后大屏幕上,卻放著一段錄像,男女二人不斷親吻。
廖一梅寫這出戲的結局,耗費一年。想過無數種可能,被折磨得差一點得了抑郁癥。第一稿的結局是,女醫(yī)生自殺了。但連她都根本無法忍受這樣的結局。另外一個想法是,讓三個穿女裝的人在臺上,抱著一起笑。生命再悲慘,人還是要有尊嚴地笑著,但“我是一個特誠實的作者,如果結局我是這樣寫了,我對待事物,對待生命的態(tài)度,就也必須是這樣的,我就反復地問自己,我自己做得到么”。
呈現在舞臺上的這個結局,充滿隱喻。在世俗生活里,這樣的兩個人只能越走越遠。而在精神世界里,這個女醫(yī)生,既是男病人的大夫、朋友、證婚人,也是情人,是新娘,也是新郎。這個男的,既是她的病人,也是她的挽救者,也是她的男友,是新郎,也是他的新娘。去掉了人的外在身份,他們倆之間的感情,不能說他們是同性戀或者異性戀。就是人最本質的東西。去除一切身份以后,人還會有善意、悲憫、同情、愛憐。
廖一梅在編劇手記里寫道,“這也是我為自己選擇的態(tài)度: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接受一個有缺憾的世界!
三個主人公,都在“笨拙地度過自己一生”,都是在選擇令自己更勇敢,也更痛苦的方式。現實生活中,周圍的人對這樣的人的出現都會痛打。“掐死這樣的人,大家都能獲得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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