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的經(jīng)典文學其實并不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它給自己設定的任務也不是要解決具體的歷史困境,比如農(nóng)奴制問題、貧窮問題等。俄國文學的精神傳統(tǒng)是要解決“人”的問題。果戈理當年著重要解決的是人的精神貧乏的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解決的是人與上帝關(guān)系的問題,托爾斯泰要解決的是人的靈魂生存的問題。在我看來,契訶夫要解決的是人的“責任”問題。即,人對他人是負有責任的。
　　這種思想上承俄羅斯的宗教“聚合性”理念,下啟巴赫金的對話哲學。因此其思想意義不容忽視。人對他人的責任怎么成了一個問題呢?在19世紀之前,傳統(tǒng)倫理主導社會關(guān)系,人與他人的聯(lián)系本不是一個問題,盡管它在文藝復興之后已經(jīng)埋下了問題的種子。但隨著工業(yè)化和城市化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人的精神世界卻被無限縮小,這直接導致了傳統(tǒng)倫理紐帶的斷裂,其形而上表現(xiàn)即為信仰的衰落,也即“上帝死亡”,而其現(xiàn)實表現(xiàn)則是人喪失了對他人的責任意識。
　　于是,才會有“套中人”只對自己負責的“保守性”和“頑固性”。我們以往都把別里科夫看作一個舊制度的“衛(wèi)道士”,其實他并不要衛(wèi)什么道,他只是關(guān)心自己,生活在自己的空間里,甚至因此喪失了最基本的家庭生活的能力,而家庭是人的責任的底線。
　　《姚尼奇》里的姚尼奇雖然并不像別里科夫那樣令人懼怕、厭惡。但仍然是一個“套中人”。他年輕時還算有熱情,常常出入鎮(zhèn)上頭面人物屠爾金家的晚會,甚至熱烈地愛上了屠爾金小姐;然而短短四年之后,當別人說起這件事時,他甚至已經(jīng)記不起這個上流人家的姓氏了:
　　“哪個屠爾金家?你們是說有個女兒會彈琴的那個屠爾金家嗎?”隨著年齡增長,他漸漸養(yǎng)成了一種獨特的嗜好:每到傍晚,便把看病賺來的錢細細清點,黃的綠的不同顏色的,香味醋味魚腥味等不同氣味的,不其厭煩地細細查看,從中得到莫大的滿足。金錢成為姚尼奇與其他人聯(lián)系的中介,這樣就避免了人與人的直接接觸。從而免除了無法面對的責任。
　　這種沒有責任的日子就是生活的幸福嗎?早在《第六病室》中,契訶夫就清晰地回答了這個問題。病人格羅莫夫因為不能接受沒有責任的冷漠現(xiàn)實而被送進精神病院,精神病醫(yī)生拉京卻用自己的犬儒哲學來教導格羅莫夫――在自己的內(nèi)心獲得平靜,對無謂的人間紛擾保持十足的蔑視,像古希臘哲學家第歐根尼一樣生活在木桶里,卻可以得到“比地球上所有皇帝都快樂”的日子。但格羅莫夫拒絕接受拉京的哲學,他代表著契訶夫本人對生活意義的思考:“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熱血和神經(jīng)把我創(chuàng)造出來的,……受到痛苦,我就喊叫,流眼淚;遇到卑鄙,我就憤慨;看見骯臟,我就憎惡。依我看來,只有這才叫做生活�！北M管拉京仍然試圖說服對方,然而卻被格羅莫夫的話所震撼,他覺得只有在與格羅莫夫的交談中才能感受到難得的樂趣。可惜直到死去,他也沒有弄明白,一個人只有過上對他人負責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
　　契訶夫筆下,這些喪失責任感的人大多是有知識的人。這也正是契訶夫的心病。如果一個日益沒落的政權(quán)早已是扶不起的阿斗,那么這個拯救性使命就只有靠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來揀拾了。在世風日下的世紀之交,契訶夫多么希望有人能夠承擔起重建責任意識的重任,然而,現(xiàn)狀卻令契訶夫慘不忍睹。在他看來,這個社會由魔鬼繁殖了一批“懦弱的無氣節(jié)的人,這種人我們稱之為知識分子。這個知識階層萎靡、頹唐、冷漠無情,懶洋洋地空談哲理”。
　　契訶夫不僅在寫作中試圖重建人與人之間的責任意識,在現(xiàn)實中,他不惜代價來踐履一個知識分子的承諾。即使朋友勸說那是“誰也不需要、誰也不會感興趣的地方”,他依舊前往薩哈林島探訪囚犯;瘟疫流行時主動奔赴疫區(qū)協(xié)助控制霍亂;在法國“德雷福斯事件”時公開支持左拉的正義立場,并不惜與持相反態(tài)度的好友蘇沃林決裂,從而使他成為象征當代“知識分子”誕生的這一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在沙皇當局宣布取消高爾基科學院名譽院士資格的時候,契訶夫公開聲明,辭去自己的這一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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