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中國電影市場不斷刮起風暴,電影常常成為文化事件,帶來公共領域話題的熱議,比如前幾年的《英雄》,到《色•戒》,再到《南京!南京!》,電影成為中國思想領域左中右立場表達的平臺,更成為市民茶余飯后的談資。相對來說,好萊塢影片并不切中中國現(xiàn)實的話題領域,無論是《泰坦尼克號》還是《變形金剛》,高票房與國人思想領域的脈動并無太大關聯(lián),然而剛剛下線的美國災難大片《2012》之成為話題,卻實實在在是因為這部電影與中國人的思想癥結(jié)、情感欲求發(fā)生了深切的關聯(lián)。
　　概括我的觀影感覺是:160分鐘絲毫沒有讓我覺得過癮,反而感覺平淡無奇,故事越到后來越讓人失望,節(jié)奏拖拖拉拉,甚至讓人不厭其煩。這是一部典型的好萊塢大片,迎合最廣泛中產(chǎn)階級的價值觀,不放過一切機會表達最穩(wěn)妥的美國主流意識形態(tài),沒有一點僭越和挑戰(zhàn)。最大的失望莫過于影片在可以展示人性深處的地方停步不前,最大的郁悶來自于影片安排全球秩序的自以為是和中國形象實際上的“缺席”,然而更深的挫折則來自于國人對大他者認同的謙卑渴望在21世紀依然如此強烈。
　　
　　人性探索 淺嘗輒止
　　
　　影片以圣經(jīng)洪水方舟故事為原型,講述在2012年地球生命面臨徹底毀滅,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八大國家首腦聯(lián)合密謀方舟拯救計劃,各國高級政客、擁有10億歐元一張船票的全球富豪和必需的科技工作人員這三類人登上方舟,而絕大多數(shù)平民在對災難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喪生,唯有男主角杰克遜一家人憑借智慧和勇氣也登上方舟獲救。在看電影前我已了解到這樣的情節(jié),因而預期這應該是一部在人性挖掘上有探索的片子。本來,影片故事必然觸及生命的價值與平等這樣的問題,什么樣的人有資格獲救?生命是否有優(yōu)等、低等的區(qū)別?如果承認基因有差異,那是誰有權力進行比較和篩選?是選擇更聰明的,還是選擇更善良的?如果信任每個人的生命是平等的,那么絕對的平等是否會導致人類整體的毀滅?還是應該用抽簽選擇?人類理性的決斷必定是少部分人被選擇進來得以獲救,這是最理性的計劃,那么破壞這一計劃的人是善還是惡?該受到褒揚還是譴責?電影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都淺嘗輒止,顯然是導演根本不想讓影片給觀影者帶來思想上的挑戰(zhàn)、產(chǎn)生對倫理和道德的懷疑,從而牽制由奇觀般的特效帶來的觀影快感或是痛感。
　　因此,影片倫理態(tài)度左右游移,前后矛盾,展現(xiàn)殘酷又殘酷不到底,歌頌人類之愛又顯得那樣虛弱。方舟計劃是殘酷還是理性,兩位男主人公是仁慈還是自私?影片不愿深入思考,只循著最表面的邏輯肯定前者。在預知絕對不可避免的災難將要來臨之時,各國政客密謀建造方舟,權力掌握者作為計劃的執(zhí)行人自然把自己納入方舟人選,除此之外,便是出巨資使方舟得以建成的富豪,而在權力與資本之外的人就被統(tǒng)統(tǒng)放棄。人性之惡在這個計劃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那個美國白人政客安豪塞就是自私、冷酷的代表。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豈不是人類理性最集中的體現(xiàn)?舍此還有他法嗎?方舟計劃豈不是人類理性最成功的一次實踐?安豪塞說得很清楚:“你要讓人類全部毀滅嗎?”“沒有他們(指富豪),方舟就不可能建成”。面對這樣的辯駁,阿德里安每次都啞口無言。他與總統(tǒng)的女兒是導演放置在政客中的良心角色,是影片最認同的價值,他們不停地懷疑計劃,同情被拋棄的百姓。但是顯然,他們并沒有真正試圖攪亂計劃、告知百姓――他們本有大把的機會宣布真相,因為他們正是既得利益者,他倆誰也沒有放棄登船,阿德里安內(nèi)心的掙扎一點也不深刻真誠。最后當在他的號召下,幾國首腦一致同意打開艙門,音樂響起,似乎是人類互愛的本性勝利,但這實在不過是既得利益者的小恩小惠,早些時候他們干嘛了?同時,無所不能的杰克遜帶領一家人通過走后門進入方舟機關,結(jié)果導致艙門無法關閉,差點使全船性命葬送。實施“最后一分鐘營救”的英雄主人公解決了麻煩,艙門得以關閉,通過監(jiān)控錄像看到一切的人們不只為艙門成功關閉歡呼,更為看到杰克遜終于浮出水面而歡呼,人類的互愛精神又一次高昂,似乎大家都忘了正是他的行為導致了惡果。俄羅斯金融寡頭和他的兒子,在我看來是影片刻畫得最真實生動的人物,為富不仁與愛子情深一點也不矛盾,反而很真實。當兩個胖兒子因作為他們家庭司機的杰克遜遲到而不滿,登機前回過頭來冷漠地說“我們會活,你會死”的時候,冷漠殘忍令人心一寒,但是影片顯然不愿延續(xù)這樣的殘酷,后來杰克遜一家與他們一路逃難,沒有任何鋪墊,兩家人就變得互幫互助。
　　最后,船艙中阿德里安與總統(tǒng)的女兒一起念杰克遜書上的句子:“我們只能聽到彼此的呼吸,提醒我們還在分享著共同的回憶、希望和想法,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明白,不管怎樣,我們都是親如兄弟的一家人。”《2012》徹頭徹尾地迎合著美國中產(chǎn)階級價值觀,極為“政治正確”,一定要展示人類互愛戰(zhàn)勝自私,維護家庭觀念,孩子、愛情。影片最后的段落實在暴露了導演光明尾巴的意圖,當幸存的人們走出艙門,迎接他們的是那樣溫暖的金色陽光,絲毫沒有災難的痕跡,無論在海面上,還是在人們的笑臉上――在那海面上本該飄著人類同胞的尸體,在這些活著的丑陋的人心里,本該有良心的拷問。
　　
　　全球秩序:刻板臉譜與美國中心
　　
　　人們不難辨別出《2012》與以往的好萊塢災難片的不同,不再是美國孤膽英雄拯救地球,英雄主人公不再是因為戰(zhàn)勝了邪惡勢力而使人類得救。這一回,災難無可避免,沒人能夠勝利,美國再不能一國制勝,而是全球八大國聯(lián)合行動、密切合作。好萊塢制作從來都敏銳地響應時事變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使得世界經(jīng)濟秩序和政治秩序都在發(fā)生變化,一個全球聯(lián)動的故事顯然更符合現(xiàn)實與人心�！�2012》在全球范圍內(nèi)票房飄紅,實在與其呼應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這一現(xiàn)實境遇相關。在災難(既是影片中的環(huán)境災難,也是現(xiàn)實中的經(jīng)濟災難)面前,人類命運息息關聯(lián)。
　　其實好萊塢向來善于講一個人類的故事,只是此前都是抽象的全人類,而這回則是具體的一個個民族國家的人民組合在一起的人類,是具體的美國人、俄國人、意大利人、中國人在遭受威脅。因此我們看到了具體的每個國家的總統(tǒng)和人民的表現(xiàn),更看到了影片不遺余力地用特效制造出世界各國人類文明象征物的毀滅,從白宮,到西斯廷大教堂,再到長城和天安門(當然國內(nèi)放映時被剪掉了)。同時影片更極力貼近現(xiàn)實,美國黑人總統(tǒng),加州演員州長,德國女總理,都與真實一致。
　　在具體的對全球國家的鋪陳中,《2012》充分展現(xiàn)了一種美國人對于全球秩序的想象,這種想象看似突破了傳統(tǒng)的美國英雄主義,實則在對各個國家的位置和功能的有心設計中,凸顯的仍是美國中心主義和它對其他國家的刻板印象:
　　印度科學家很牛、智商很高,最先發(fā)現(xiàn)災難來臨,但無力登上方舟;阿拉伯人巨富,而略顯神秘,買船票;俄羅斯寡頭巨富,買船票,體格肥胖,自私,俄國機器制造業(yè)很牛;意大利人虔誠;中國人集體力量強大……
　　這些著意安排的形象絲毫沒有突破人們的慣常理解,依舊是刻板的臉譜,似乎印度人就是頭腦聰明而物質(zhì)和身體貧弱,俄羅斯人肯定是身體強健而頭腦和心思都簡單,阿拉伯人定然是暴富而野蠻,這些在好萊塢電影中重復了無數(shù)次的偏狹面孔在《2012》中完全被照搬。與此相比,歐洲諸國如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面目倒很模糊,或者更準確說來是統(tǒng)一,那是一個統(tǒng)一的西方文明的面目。
　　盡管美國孤膽英雄不再奏效,但在這個全球協(xié)作的計劃中,美國毫無疑問是主導,從影片開場印度科學家發(fā)現(xiàn)問題不向自己國家報告,而告知美國地質(zhì)學家朋友開始,美國就是拯救計劃的策劃者、實施者、組織者與決定者,乃至到了中國制造的方舟之上,也仍是美國政客和技術人員在決策。即使地殼乾坤大挪移,陸地變海洋,平原變高峰,方舟里幸存的人們中也依然是美國人主導。
　　
　　中國形象缺席的在場
　　
　　根據(jù)藝恩娛樂咨詢的數(shù)據(jù),自從11月13日《2012》全球同步公映,截至到筆者寫作本文之時,《2012》在中國上映5周,票房累計4.47億元,正式成為內(nèi)地電影歷史票房榜的第一,其次是《變形金剛2》(4.30億元),再次是《建國大業(yè)》(4.20億元)�！�2012》全球吸金7.1億美元,而中國成為海外市場中票房最高的國家。這樣的票房神話,自然同中國電影市場自身的高速發(fā)展密切相關。自從大片時代來臨,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拓展,銀幕總數(shù)的不斷增加,影院觀眾的養(yǎng)成,這樣數(shù)字刷新就在不斷震驚著人們的心理預期。過億曾經(jīng)是不敢想象,如今大導明星大制片的影片已經(jīng)可以輕言億元票房。然而為何同樣題材的災難大片在國內(nèi)票房表現(xiàn)則甚平平,比如同是羅蘭•艾莫里奇的《后天》(8235萬元)?
　　《2012》對中國人來說顯然帶有特殊的東西。這部影片屬于典型的口碑片,就是在沒有鋪天蓋地的強大宣傳攻勢的條件下,依靠觀影人的口碑傳播而使越來越多的人走進影院。這口碑中到底是什么?“中國元素”顯然是最突出的東西,所謂“中國拯救世界”,“中國在好萊塢電影中第一次有了正面形象”等等。幾乎所有的時事文化周刊都對《2012》做了深度報道,幾乎所有的題目都突出了中國在影片中的位置。
　　我也是在同事的口碑推薦下,帶著觀看“中國元素”的期待坐到影院中,旁邊一對情侶不時指點屏幕尋找中國偶然出現(xiàn)的影子,當標有巨大CHINA字樣的地圖展開時,全場笑聲。然而,我相信任何平心靜氣的人都會明白地看出,影片根本沒有表現(xiàn)“中國拯救世界”,不過是“世界工場”、“中國制造”的現(xiàn)實位置,不過是中國以國家集體主義力量從事一項巨大的制造。不說中國并未參與拯救計劃的實施與決策,就連在方舟內(nèi),管理、運行、操作層面也沒有中國人,顯然,中國人做的是底層基礎的工作,就像影片中天欽的位置一樣。在這里,中國實在是一種“缺席的在場”,看似在場,實則缺席。
　　而更進一步看,制造方舟的地點選在西藏喜馬拉雅的隱秘山谷中,出現(xiàn)的中國人也多為藏族人,說著藏語、一點普通話和英語。西藏一貫作為人類凈土的象征,而影片正是把最后的救贖之地放在這里,這是否意味著一種貫有的西方人對自身文明的反思,理想投射在東方、在雪域高原,而實際與平原上的大部分的中國是無關緊要的?在巨浪面前淡定敲鐘的喇嘛,顯然不過是一種人類普遍精神的顯化。
　　看出這些絲毫不難,問題是為何我們會不由自主地生發(fā)聯(lián)想,把無限的想象投射到影片中?為影片中的“中國元素”奔走相告,實在是中國人自己一廂情愿的“世界想象”。也許是歷來好萊塢電影中關于中國的缺席和負面論述,早在1910、1920年代的經(jīng)典好萊塢電影中,中國人要么是反面人物,要么是供白人獵奇的異族女性形象,由此激勵了國人拍攝民族電影的意志。而近距離的,比如在007第一集(1962年)中,大反派諾博士就是個中國人。這些情況使得中國觀眾迫切地需要,尤其是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中,從主流好萊塢影片中看到對中國的正面表述。作為一種社會心理結(jié)構的,渴望被“美國”這一理想對象承認,并能夠參與到美國的“全球事務”之中的需求是多么的迫切――哪怕是“災難”也好�！�2012》的熱映似乎真的是因為中國觀眾樂于在其中看到“中國拯救世界”而獲得想象性的滿足――所以那些不能被滿足的觀眾或許會認為影片“辱華”,但無論如何,這不過是一種一廂情愿的“單相思”罷了。
　　從《功夫熊貓》,到《阿童木》,再到《2012》,所謂中國元素不斷引發(fā)中國人的情感波動,其實影片是否展現(xiàn)了肯定性的中國形象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何我們?nèi)绱岁P注這一切,如此在意美國好萊塢大片對中國的態(tài)度。百余年來創(chuàng)傷性的歷史經(jīng)驗一直在中國人的心底,基于創(chuàng)傷而來的民族主義的自負與自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那種尋求認同的謙卑的渴望,并不是大國的健康心態(tài)。
　　
　　唐宏峰中國藝術研究院青年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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