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中記錄了毛澤東在1936年與斯諾的一段對話：“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chǎn)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周恩來在建國后也曾對陳望道說：“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
　　
　　“我讀過的最好的散文之一是《共產(chǎn)黨宣言》，那是一篇多么優(yōu)美的文字：一個幽靈在歐洲的上空徘徊……無產(chǎn)階級在這場革命當中，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全世界無產(chǎn)者聯(lián)合起來�！蓖趺稍�2004年11月與余光中這樣談道。
　　1848年，作為“共產(chǎn)主義者同盟”的黨綱，《共產(chǎn)黨宣言》在倫敦問世。但近代中國文化落后，加之東西文化隔閡甚深，在“五四”運動前系統(tǒng)翻譯出版西方的政治著作很少。1906年，留日的朱執(zhí)信寫出《德意志革命家小傳》，首次向國人提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學說，但不過卻是只言片語。時至1920年，陳望道先生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才使中國的革命者真正讀到了漢語寫成的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之作。
　　從此，中國終于擁有了《共產(chǎn)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澤本。
　　
　　歷史選擇了陳望道
　　
　　陳望道，1891年1月18日，清光緒十六年農(nóng)歷臘月初九，出生于浙江義烏的河里鄉(xiāng)(今夏演鄉(xiāng))分水塘村。
　　他從6歲起在村里讀私塾，后就讀于省立金華中學。由于對數(shù)理化等現(xiàn)代科學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陳望道于1915年懷著科學救國的理想留學日本。
　　他先后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法科、東洋大學文科、中央大學法科學習。留學期間，陳望道結(jié)識了日本早期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河上肇。通過閱讀河上肇所著的《貧乏談》《唯物史觀研究》、《資本論入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陳望道的思想漸漸發(fā)生了變化，由“科學救國”轉(zhuǎn)變?yōu)榱⒅旧鐣锩?
　　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fā)。陳望道于6月初從日本回到了闊別4年的祖國，去往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擔任語文教員。任教期間，他與夏丐尊、劉大白、李次九等進步教師一道提倡白話文，傳授注音字母，浙江頑固勢力揚言要槍殺他。不久，著名的杭州“一師風潮”爆發(fā)，陳望道受守舊派打擊，被迫返回家鄉(xiāng)。
　　在1919－1920年，“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發(fā)展的那個時期，報紙上已可見馬克思、恩克斯著的《共產(chǎn)黨宣言》的章節(jié)和片段，但卻沒有一個人用全文把它介紹到中國來。戴季陶先生很想自己來完成這一工作，但又覺得力不從心，因為他認為要完成這本小冊子的翻譯，起碼得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門外語中的一門；三是有較高的語言文學素養(yǎng)。
　　1920年3月，陳望道接到了《民國日報》邵力子先生的來信，得知《星期評論》社戴季陶先生邀他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的消息，并給了他戴先生提供的日文版《共產(chǎn)黨宣言》和李大釗從北大圖書館借來的英文版《宣言》。
　　望道在日本留學期間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日語、漢語的功底又很深厚，所以邵力子推薦他來完成這一翻譯工作。于是，陳望道就在闊別了多年的家鄉(xiāng)――浙江義烏分水塘村，開始了《共產(chǎn)黨宣言》的翻譯工作。
　　
　　山村譯書
　　
　　確切地說，《共產(chǎn)黨宣言》的首個中文全譯本是在一個鄉(xiāng)下的破柴屋誕生的。
　　當時的工作條件十分艱苦，陳望道在自家鄉(xiāng)宅旁的一間柴屋里，端來兩條長板凳，橫上一塊鋪板，既做書桌又當床；在泥地上鋪幾捆稻草，算作凳子；人友，只有一盞昏黃的油燈。
　　屋里因經(jīng)年失修破陋不堪，江南的春寒，不斷透過四壁陣陣襲來，凍得他手足發(fā)麻。陳望道焐著“湯婆子”，有時烘著腳爐。煙、茶比往日費了好幾倍。葉永烈的《紅色的起點》一書中這樣寫道：“宜興紫砂茶壺里，一天要添上好幾回龍井綠茶。每抽完一支煙，他總要用小茶壺倒一點茶洗―下手指頭――這是他與眾不同的習慣。”
　　為了專心致志地譯書，就連一日三餐和茶水等也常常是老母親親自為他送過來。母親見陳望道夜以繼日地埋頭工作，身體日漸消瘦，心痛地特地想辦法找了些糯米包了幾個粽子，讓他補補身子。當?shù)厥a(chǎn)紅糖，老母親在粽子邊上還送上一碟子紅糖。當母親在屋外問陳望道是否還需要加些糖時，他連聲回答“夠甜夠甜了”。一會兒，母親進來收拾碗碟時，只見他滿嘴墨黑，原來陳望道只顧全神譯作，竟全然不知粽子上蘸的是墨汁還是糖咧。
　　《共產(chǎn)黨宣言》是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lǐng)性文件，包含有極其豐富和深刻的思想內(nèi)容，就連文字也極為優(yōu)美、精練，因此要翻譯好《宣言》極不容易，再要做到文字傳神就更加不易了。恩格斯自己也曾說過：“翻譯《宣言》是異常困難的。”
　　陳望道翻譯時手頭基本沒有任何參考資料，他只能依據(jù)日文本并參考英文本來試譯。他不時翻閱《日漢辭典》、《英漢辭典》，聚精會神字斟句酌地翻譯這本異常特殊的重要書籍。惟其重要，每一句話、每一個詞，都要譯得準確、妥帖，因此翻譯的難度頗高。
　　原《星期評論》的編輯沈玄廬在一封“答人問《共產(chǎn)黨宣言》底發(fā)行所”的公開信中披露：“望道先生費了平時澤書的五倍工夫，把全文徹底譯出來了……”
　　1920年4月下旬，陳望道終于在分水塘的柴屋里完成了這部巨著的翻譯工作，時年他29歲。
　　
　　將光明火種撒遍中國
　　
　　1920年5月，村里有人進城，給他捎來一份電報，《星期評論》社邀請他到上海擔任該刊的編輯工作。于是，陳望道帶著翻譯完的譯稿前往上海。在《星期評論》社三樓的陽臺上，陳望道見到了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沈雁冰、李達等人。
　　他到上海后就住在三益里李漢俊家中，同時把譯稿連同日文、英文版《共產(chǎn)黨宣言》交給了李漢俊校閱。李漢俊校完后又給住在環(huán)龍路老漁陽里2號的陳獨秀再校，最后由陳望道改定。
　　原先準備在《星期評論》上連載《共產(chǎn)黨宣言》，但因該刊的進步傾向被當局發(fā)現(xiàn)后勒令停辦，《共產(chǎn)黨宣言》直到1920年8月，在共產(chǎn)國際的資助下，才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列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首次正式出版。
　　這部譯著的初版本，為豎排版，小32開；全書用3號鉛字刊��；水紅色封面，印著一張馬克思的大照片，是半身坐像；還印著幾行小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共產(chǎn)黨宣言，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
　　書末版權(quán)頁上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印刷及發(fā)行者：社會主義研究社；定價：大洋一角。
　　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中國早期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興起，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陳望道所譯的《共產(chǎn)黨宣言》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該書初版印了千余本很快就銷售一空。隨后，平民書社、上海書店、國光書店、長江書店和新文化書社等出版單位又相繼大量出版《共產(chǎn)黨宣言》，僅平民書社在1926年1月至5月就重印了十次，到5月已是第十七版了。第十七版版本，封面不同于首版，書末的版權(quán)頁上翻譯者也改為陳佛突。在白色恐怖下，陳望道曾先后以佛突、曉風、仁子、V.T等不同的筆名來署名。
　　在北伐戰(zhàn)爭年代，《共產(chǎn)黨宣言》印得更多，隨軍散發(fā)，幾乎人手一冊。陳望道譯的《共產(chǎn)黨宣言》成了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國內(nèi)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部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它對于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的蓬勃發(fā)展，起到了非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chǔ)。
　　美國記者斯諾所著的《西行漫記》中記錄了毛澤東于1936年與他的一段對話：“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chǎn)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
　　周恩來在建國后也曾對陳望道說：“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
　　新中國成立之后，陳望道于1952年被任命為復(fù)旦大學校長，直到1977年逝世，擔任了25年的復(fù)旦大學校長職務(wù)，是這一世界名校任期最長的校長。
　　1965年入讀復(fù)旦大學新聞系的秦紹德先生“有機會親睹先賢一面”，他在為鄧明以教授撰著的《陳望道傳》一書序中：
　　“陳望道是一位很有個性的人物，執(zhí)著而又倔強。追求理想，始終不渝。正直不阿，容不得半點塵埃。資望很高，不事張揚；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卻非常低調(diào)。許多人敬畏他，其實他是一個平和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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