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在中國這塊土地,仿佛安裝了加速器,一幕一幕,記憶猶新⋯⋯ 　　一個漢字。從殘“廢”人到殘“疾”人,一字之差。從口頭的轉變,到內心的認同,人心和人性的重建往往比政治、經(jīng)濟上的重建更為艱難和寶貴。
　　一位領路人。他有一個外號――“拼命三郎”;他挺著鋼板、螺絲釘固定住的脊椎奔走操勞,他將逆境中的人世滄桑換作悲天憫人的大愛之心,他用低調回應一切喧囂⋯⋯“聯(lián)合國人權獎”,作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中國人,第一個坐輪椅得獎的殘疾人,他說,“我們沒有做的事情比起做到的要多得多”。
　　一部法律。1990年12月28日,我國第一部關于殘疾人權益保障和事業(yè)促進的國家法律《殘疾人保障法》獲得通過,并于1991年5月15日起正式施行。“叫‘保護法’更多是對個體而言,‘保障’既是個體權益的保護又有對事業(yè)的促進和發(fā)展。”自此中國的殘疾人事業(yè)走上了法制化軌道。
　　一個節(jié)日。1991年起,每年5月的第三星期日法定為“全國助殘日”。它不只是一個與公休假重合的紀念日,同時又是殘疾人和殘疾人家庭重要的節(jié)日。
　　一位偶像。上世紀80年代,人們剛剛從“文革”的動蕩中闖出來,沒有讀書,沒有技能,面對升學、就業(yè)的重重挫折,同時又感受著改革開放大潮的沖擊,浮躁、迷惘、張望⋯⋯張海迪的出現(xiàn)甚至脫離了殘疾人自強不息的范疇,成為嵌入我們集體記憶中的文化符號,成為了一個時代的偶像。
　　一支醫(yī)療隊。1988年,8月8日至9月18日,中國殘聯(lián)向西藏派遣了一支由15位專家組成的醫(yī)療隊,赴拉薩、日喀則、墨竹工卡縣、林周縣為藏族白內障患者做手術,并為當?shù)蒯t(yī)院培訓了16名藏族眼科醫(yī)生。藏胞們說這是西藏的第二次解放,醫(yī)療隊被譽為“世界屋脊的光明使者”。
　　一塊金牌。1984年,平亞麗在美國拿到了第一塊殘奧會金牌,首次參加殘奧會的中國隊只拿了兩塊金牌,世界排名在百名左右,但20年后的2004年雅典殘奧會,中國的金牌總數(shù)已經(jīng)位居世界第一。體育運動幫助無數(shù)殘疾人走出自我封閉,他們,走過2008,正走向2012。
　　歲月把很多細節(jié)沖刷得似是而非,有太多值得銘記的瞬間,也有很多逝者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王魯光、郭建模⋯⋯
　　1988年是中國殘聯(lián)的開端,但是殘疾人事業(yè)的腳步早在1983年前后就已開始慢慢醞釀。
　　康復是殘疾人的第一需求。正是源于這種最本體的需求,在國外接受了治療的鄧樸方毅然回國,他要讓中國的殘疾人也能夠接受一流的康復治療。1983年,在籌建中國康復研究中心的過程中,先期創(chuàng)辦了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
　　乘著“聯(lián)合國殘疾人十年”的東風,經(jīng)過從籌辦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到1988年成立中國殘疾人聯(lián)合會的洗禮,一路走來,“人道主義”旗幟被史無前例的高擎著。
　　“人道主義”曾經(jīng)是國人諱莫如深的話語禁區(qū),特別是文革以前,被當作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往昔毛主席在戰(zhàn)爭年代說過發(fā)揚人道主義,但依然要加上“革命的”;《殘疾人保障法》里極力爭取寫進了人道主義,但不可避免還是要加上限定語“社會主義的”;江澤民在為《自強之歌》所寫的序言里不再有限定詞,就是“人道主義”;胡錦濤主席在上海特奧會期間明確提出“弘揚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種細微的變化,不僅是輿論的突破,更是社會文明的進步,而一個社會對待殘疾人的態(tài)度正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
　　今天的年輕人只能憑想象勾勒當年的壯懷激烈,物質上的窘迫和理想的詩意并行不悖,懷著理想主義的情緒,“為人民服務”對他們來說就意味著鞠躬盡瘁⋯⋯
　　有很多人將一生獻給了殘疾人事業(yè)。時光荏苒,回顧這段崢嶸歲月,特殊的年代讓他們經(jīng)歷了歷史性的磨難,以及后來者再難體會的創(chuàng)業(yè)激情,不變的是他們一如既往的信念,支撐這信念的,是其背后8296萬殘疾人以及他們祈望“平等、參與、共享”的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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