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真的只有一座巴別塔，只存在一種語言，那要毀掉多少文明？文化的多元性造成了翻譯的必要性，對翻譯的尊重，也是尊重了文化的多元性。 　　 　　董強，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國文學翻譯家。1967年生于杭州，1988年赴法國，旅居巴黎十二年，曾師從世界文學大師米蘭?昆德拉，迄今著譯作逾三十三部。
　　
　　
　　大約在1988年的時候，巴黎市中心拉丁區(qū)有一條古舊小街，街面有一家“雙偶”咖啡館，除了一些慕名而來的游客，進出的客人大都不是尋常之輩。隨隨便便晃進門來的，也許是巴黎最出名的博物館館長，也許是本城大報的主編……咖啡館讓人懷舊，成板塊的巧克力融化進牛奶，咖啡也像過去一樣，冒著熱氣，一罐罐端上桌。據說，存在主義文學創(chuàng)始人薩特和他的女友波伏娃經常光顧這里，畫家畢加索在此與朵拉?琦爾小姐一見鐘情。
　　正在巴黎第八大學留學的中國小伙董強，偶爾會來這里小憩，也常去奧塞美術館看壁畫、雕塑，到奈斯勒街的手稿博物館感受先賢們的氣息，然后回到他的住所繼續(xù)慢慢雕琢，仿佛一個石匠，或圣徒。
　　這差不多就代表著當時的巴黎跟董強最相近的某種文化生態(tài)了。
　　
　　熟悉巴黎每條街道
　　12年后，人們才知道，這個1967年出生的后生那時還在巴黎拉丁區(qū)的某個出租屋里寒江獨釣。他的名字見諸報端，比韓少功、許均等一干法國文學翻譯家晚了整整一個時代。
　　1987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西語系，1988年以全國統(tǒng)考第一名的成績赴法留學。在此之前，董強并未見過一個法國人。
　　到了夢想之地，“另一個世界的大門”，陡然打開在他的面前。法國的語言和文字讓他入迷，法國的文學讓他欣喜興奮。從法國的文學作品中，董強讀到的不只是美，更多的是一種人文精神與哲學思考。巴爾扎克的現(xiàn)實主義、薩特的存在主義、雨果的浪漫主義、伏爾泰的啟蒙主義，還有深刻探索現(xiàn)實秘密的“新小說派”，無一不在他的內心攪起風暴。
　　同去的很多人都改了行，或去財團，或搞經濟。只有這個早熟而固執(zhí)的年輕人，孤獨地讀著書，瘋狂地磨練法語……當時，他并沒有翻譯過任何一部法國作品，更沒想日后會成為翻譯家，只想“零度、全面地了解法國”，“12年里沒有睡過一個好覺，勤讀至凌晨2點”。以至于他的導師、作家米蘭?昆德拉第一次見到他時，不禁驚嘆，“這位同學來自遙遠的中國，卻是一口的巴黎腔，并且對法國文學的了解超過你們中的任何一位。”
　　2001年回國以前，董強就這樣在獨自歷練，“熟悉巴黎每條街道，甚至超過我的家鄉(xiāng)。”
　　直到2003年的某一天，當董強將米蘭?昆德拉的法語原版小說《身份》翻譯為中文版并出版，之后又被昆德拉“欽定”為其封筆之作《帷幕》的中文版翻譯者，他就立刻引起了“圍觀”。
　　“她想成為一種玫瑰香，一種四處擴散的香味，四處去征服。她希望就這樣穿透所有男人，并通過男人，去擁抱整個世界。玫瑰四處擴散的香味：那是對艷遇的隱喻�！�
　　尖銳沉穩(wěn)的思想，堅定機智的表達，細膩而綿密的詞語中，彌漫著巴黎的氣息――董強的譯作，讓人們眼前一亮。
　　“譯者專門在法國讀者中作過調查，結果表明，娜嘉‘蕨菜般的眼睛’在他們那里喚起的意象主要有以下元素：深綠色，大大的，睫毛很長。”
　　翔實的注解布滿了董強最新出版的譯作《娜嘉》內文，幾乎每注皆透出老到的點校筆法和扎實的考據功夫。
　　
　　還原米蘭?昆德拉
　　4月底，北京圓明園單向街書店。距離董強的講座開始還有10分鐘，一位女士進來：“啊，我要來看看董強先生，他可是米蘭?昆德拉唯一的中國弟子。”很快滿座，后來的聽眾只能站立。漫談之前，董強輕聲道：“翻譯昆德拉的作品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我很多本譯作中的幾本�！�
　　雖然，董強并不喜歡別人稱他為“米蘭?昆德拉唯一的中國弟子”。但是，大部分人知道董強，是因為《身份》《小說的藝術》《帷幕》，這被稱為昆德拉的“文學思辯三部曲”。在資深粉絲那里，董強的譯本是最權威的。
　　1992年，米蘭?昆德拉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開了一個博士研討班。憑借一封長信和翔實的個人材料，董強打動了昆德拉的心，進入這個班級，并一直跟著他研究文學理論至1995年。當時招的學生中，只有他一張東方面孔。身在法國的董強全然不知好萊塢電影《布拉格之戀》讓他的老師米蘭?昆德拉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進入中國并家喻戶曉，“沒想到我順便撿了個便宜”，董強調侃道。
　　在董強的描述中，昆德拉先生身材高大，穿著考究，從外表來看像是王爾德式的“風流之士”，有一種唯美的傾向。這種唯美，也體現(xiàn)在對于自己作品翻譯的敏感上�！霸诜▏�，譯者修飾我的風格，重寫了我的小說�！薄霸谟霭嬲邉h除了所有我思考的段落，去掉討論音樂的章節(jié)，顛倒了各個部分的順序，重新組合了我的小說�！碑斶@位大師第一次聽說他的小說被翻譯成中文版并暢銷中國時，很是吃驚，而當他知道一些小說是從英文版翻譯過來時，甚至很生氣。因為這位移居法國的捷克作家只用兩種語言寫作――捷克語與法語，他認為只有從原始版本翻譯而來的小說才不會有所歪曲。
　　過度的直譯使昆德拉的小說失去了生動的場景感，句子的“斧削”感使整部小說有“新小說”之風，仿佛不是昆德拉而是杜拉斯或薩特寫的，而昆德拉的文風正好相反：他一方面有善于提煉出驚人的高度凝練的哲學概念式句子的大手筆，另一方面在小說中追求一種淺顯、易懂、平和的風格。
　　在看完電影《布拉格之戀》后，昆德拉氣急敗壞，甚至為自己立下了遺囑：“我不許任何形式對我進行改編！”
　　“理解昆德拉的最好辦法是‘體味’，是要進入場景，而非停留于語言表面。他的作品雖然有很幽默、很淺顯、容易被讀者接受的一面，但是其中有很深的歷史感，這種捍衛(wèi)小說歷史性的價值是昆德拉作品中最重要的。我們不可能百分百地還原昆德拉，但是能讓讀者見到一個接近本來面目的昆德拉�！�
　　離開昆德拉的研究班之后，董強又在法國待了好幾年，做研究、搞創(chuàng)作，投身于中法文化交流，直到2001年才正式回國，在母校北京大學擔任法語系教授。2002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獲得米蘭?昆德拉授予的中文版權，為此力邀馬振騁、王振孫、許鈞、余中先等一批在國內最具聲望的法國文學專家擔任翻譯，董強自然也位列其中。上海譯文出版社對他的加盟十分重視，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是這一“欽定正版”的實際保證。但那個時候，董強因手頭有其他大部頭的翻譯工作而只挑選了所有作品中最薄的一本書――小說《身份》來翻譯。然而，昆德拉在遙遠的法國發(fā)話，指定由董強來翻譯他的《小說的藝術》。憑借他對董強的了解，他感覺到董強能夠理解他的文學思想。董強欣然接下了這個任務。后來，他又翻譯了昆德拉的“封筆之作”《帷幕》。
　　翻譯昆德拉的作品，使他與這位老師在舊緣之上又多了一層交流。就在幾年前，他去法國看望昆德拉。昆德拉搬家不久，怕他找不著，親自跑到地鐵站的出口來迎接他。兩人一面喝酒，一面暢談學術與生活。
　　
　　文化，在譯與被譯之間
　　現(xiàn)在，董強正式的身份是北京大學法語教授，業(yè)余做翻譯的身份，讓他成為中法兩國文化的辛勤“搬運工”。
　　回國七年，翻譯作品逾三十三部，文字不下五百萬，董強的狀態(tài)幾近“瘋狂”。翻譯《波德萊爾傳》時，連續(xù)一周，每天十幾個小時一動不動，以至于昏倒在地�！拔乙换貒�，看到許多書被譯得面目全非，那些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我所知的完全不同。我對中國文學翻譯的狀態(tài)很是擔憂，有人找我，我?guī)缀醪痪芙^，就怕一本好書落到不夠專業(yè)的人手上�！�
　　俄國思想家赫爾岑在《往事與隨想》中寫道，“整整幾代俄國知識精英是在法國文化的熏陶中成長的，對他們而言，法語比母語更得心應手，法國宮廷的禮儀比粗俗的俄國規(guī)矩要風雅得多�！倍瓘姏]那么夸張，倒也樂在其中：喜歡安靜，偶爾上網，常去書店，欣賞名作歌劇，品酒吃西餐，陪重要的客人參觀盧浮宮，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勒克萊齊奧成了好朋友，去很多地方都受歡迎――享受了“生活的藝術”，董強覺得做翻譯也像藝術一樣有“靈感”。
　　他將超現(xiàn)實主義鼻祖布勒東的巔峰之作《娜嘉》、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的奧林匹克宣言手稿、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的艱澀專著以及350多萬字的《西方繪畫大辭典》等，都變成一本本曉暢通達的漢語讀本�！巴ㄟ^翻譯交流，我們可以認識大師，認識他們所聯(lián)系的那個世界，把其他民族當中優(yōu)秀的東西，補充到我們民族文化當中�！�
　　董強常常去法國。不過，去的內容大大不同了。除完成一些外交使命，平均每年演講、會談50場以上。走到哪里都會刮起一陣“中國風”，他給法國人講解中國文化、繪畫、詩歌，講孔子與《論語》。
　　他的翻譯活動有具有明確的意圖性。“老說外國人欺負我，自己的東西不帶出去，人家憑什么了解你？”
　　“我們往往沉浸在一個文化體系，走不出去，不知道世界在哪里。一旦走出去，就會有撞擊，有火花，還有誤解。那么，你想超越自己，自然會意識到自己的局限�！�
　　曾經很著迷于“法國騎士”神話傳說的董強在2008年10月14日，被授予一枚“法國教育騎士”榮譽勛章――由法國駐中國特命全權大使專門頒發(fā)，以表彰他在法國文化研究領域獲得的成就，以及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的突出貢獻。
　　去年家樂福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時，董強主動站到了風口浪尖上，在媒體前呼吁中法兩國加強了解，“有那么多文明沖突，還是翻譯不夠，據說聯(lián)合國有三分之一、歐盟有一半的經費花費在翻譯上。如果我們重視他者，就不會有那么多誤解。不能總是簡單的表達義憤，要靠邏輯、事實，用我們真正的文化力量說服人家，這樣，盲目的敵對的人會越來越少�！�
　　
　　對話
　　三月風：很多人認為目前國內的文學翻譯質量堪憂，年輕譯者跟不上。您認為文學翻譯的現(xiàn)狀究竟如何？問題的根源在哪里？
　　董強： 在80年代剛剛粉碎四人幫之后，我們急切了解外面，一有東西就翻譯，像復印機一樣，畢加索這么進來的，昆德拉也是這么進來的。雖然我們的技術已經成熟，但是譯者的文學修養(yǎng)，學術修養(yǎng)，知識水平和能力還需要有一個很大的提高。翻譯要求一個人既精通外語，又有良好的中文功底，還要對外國的人文歷史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掌握。
　　整個中國的出版機制沒有達到這個要求。法國有一個非常好的文化機制，翻譯一本書可以活一年，而在中國，只能活一個月。有時候沒錢我也去做同聲傳譯，給領導人當翻譯。中國的譯者沒有任何版稅，這是很特別的。出版人突然有點資金了，想做書了，張三可以翻，李四可以翻，誰都可以做�，F(xiàn)在就是一刀切，給人感覺是一個非常低級的技工活。其實翻譯也是一種演繹的藝術，就像你愿意聽郎朗、李云迪，而不會聽一個普通音樂學院學生演奏一樣，翻譯家也有高下之分。但是，整個社會對翻譯人才的重視程度不夠，相對可以專心搞文學翻譯的人才就更少了。
　　
　　三月風：羅蘭?巴特提出過“寫作的零度”，您也一直強調追求“翻譯的零度”，它是不是一種可望不可達的烏托邦？
　　董強：作家已經用了最好的材料――他的母語，做出了一個最精美的杰作。用水墨畫把油畫表現(xiàn)出來，肯定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翻譯的零度，從某種程度上說不存在，但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翻譯的理想狀態(tài)盡量接近，盡可能地呈現(xiàn)出作品的所有元素。如果你都看不到，讀者永遠看不到，所以，要靜下來，去學習音樂和繪畫，學習哲學與文學，通過豐富的個人體驗和思考，再看幾遍，就能看出很多新的元素，讓作者在你身上說話，透過你表露出來。
　　
　　三月風：文學翻譯可以說是再創(chuàng)作的過程，但譯者在大眾心目中卻遠遠比不上作家那么知名。您覺得通過建立譯者的個人品牌是不是可以對翻譯質量有一個好的保證？
　　董強：一個翻譯必須有一個很好的文學觀，名翻譯家是需要時間積淀和篩選的。我覺得身上的責任太重了，現(xiàn)在，我會有意識地選一些被歷史遺落的法語名著、被遺忘的著名作家的作品，或者翻譯的只是一些殘片的作品，這樣一直到退休，我還能翻譯。我的每一個譯作都會寫一個很長的序，把我作為一個學者和一個法國專家對這本書的理解和一種導讀性的東西呈現(xiàn)出來，形成我的個人品牌，讓讀者有一個期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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