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月4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加快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談及社會財富、就業(yè)等問題時提出，不僅要做大社會財富這個“蛋糕”，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要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為此，他提出三項工作：一是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要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jié)作用，深化壟斷行業(y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對城鄉(xiāng)低收入困難群眾給予更多關愛，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權益。
　　中國社會分配結構的扭曲問題已經進入最高決策者的視野。其實，任何社會的經濟活動基本可以概括為財富的創(chuàng)造與分配的互動過程，這一過程是社會進步水平或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國民收入作為財富“流量”的概念，如何被分配，不僅關系到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而且關系到整體經濟效率和社會財富增長。一個分配相對公平、合理的社會，能夠激發(fā)社會成員創(chuàng)造財富的熱情，并使社會充滿生機與活力；反之，則會造成社會利益格局失衡，抑制社會財富的增長潛能，并且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wěn)定。
　　任何人都無法否認中國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行政性資源配置中的權力市場化是社會財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最主要因素，其負面影響要遠遠大于市場調節(jié)機制本身的缺陷和社會調節(jié)機制的不完善。
　　權力市場化導致了許多領域仍然是血緣和裙帶關系盛行，少部分掌握公共資源配置權力的人甚至可以左右逢源，很容易地利用權力來交換、攫取自身利益。當一個具有特殊利益、特殊位置的階層形成之后，社會資源就等于是他們的囊中私物，任其予取予求。而且這個新興的階層在這種利益鏈條之下，會逐漸固化為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層級，其權力與特殊地位可以代際傳遞，等閑是無法進入的。從1980年代中期利用產品“雙軌”價差牟利，到1990年代要素市場化中的“尋租”，人們不難觀察到大量權力市場化的現象。近年來，在城市改造拆遷和土地轉讓、資金信貸以及資本市場“圈錢”等領域，權力市場化的現象依然沒有止步的跡象。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又是事實上最大的資源掌控者，“體制內”的國有企業(yè)、國有銀行和政府之間的關系盤根錯節(jié)，政府很難“超然”于市場之外。就收入分配關系而言，在政府依然介入市場較深的情況下，必然制約政府在維護市場主體平等權利、保證公平競爭方面職能的發(fā)揮；同時也影響到政府再分配職能和公共政策對社會收入分配的有效調節(jié)。目前社會反映強烈的教育、醫(yī)療、住房以及社會保障等問題，只不過是體制深層次問題的一個突出的顯性表現而已，其他領域內權力的侵蝕同樣嚴峻。
　　改革開放的過程，對部分人來講，實質上就是從滿懷烏托邦激情的狂熱信徒跌落到一個追逐物質的利益集團過程，部分官員內在的心靈秩序無疑經歷了一次徹頭徹尾的崩解。在任何時候，對一個權力趨于極致的執(zhí)政集團來說，這種心靈秩序的崩解必然導致社會道德的整體滑坡。一個極端理性的特殊利益集團，雖然具有越來越專業(yè)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監(jiān)督、不受制約的特征實際上也留下一個災難性的后門。如果一個群體喪失了信仰同時也喪失了道德自律，這種理性化也就意味著它會維護本集團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監(jiān)督的絕對權力則會為這種分配游戲提供絕佳的制度條件。今天中國貧富懸殊的現實以一種冷酷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佐證了這一點。
　　在這個問題上，改革之初，領導人有著清晰的自省，鄧小平在最后一次復出之后，曾用他一貫的通俗風格道出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使壞人變好，壞的制度能使好人變壞。作為一位閱盡歷史風云的老資格政治家，他依然突出制度對于人的決定性作用。吊詭的是，真實世界的制度從來就不處于非黑即白、非好即壞的兩極狀態(tài)。它們要么處在壞制度向好制度的轉型之中，要么處于好制度向壞制度的衰變之中。無疑，當下的中國就正好處于這種捉摸不定的變化狀態(tài)。
　　自1978年始，中國的制度轉型凡30余年仍未竟全功，而在一些重要領域，無論大眾還是精英，甚至處于空前迷茫的狀態(tài)。在這個時候，杰出人物的作為就顯得尤其關鍵。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的“十里”往往是領袖者在關鍵時刻憑借超常的意志和洞見達成的。
　　回望改革開放以來的路徑，其基礎就是在認可特殊利益集團在財富上的優(yōu)先分配權的同時，必須讓人民也分得一杯羹，人民從財富絕對增長中所獲得的滿足必須能夠抵消政府優(yōu)先分配所帶來的相對剝奪感。而且這種相對剝奪不能超過人們容忍的極限。顯然，這是比“把餡餅做大”更加苛刻的一個條件。這個隱藏至深的隱性契約雖然難以啟齒，但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平頭百姓都心照不宣予以默認。
　　在經濟高速增長情況下這種游戲類似走鋼絲，需要各層級官員們高難度的平衡技巧。更何況是在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節(jié)點下，收入分配這種社會動員和政治參與度高的議題很容易被放大，執(zhí)行起來稍有不慎，就極易成為社會不穩(wěn)定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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