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1N1流感事件、政黨亂象，金融風(fēng)暴充斥的臺灣新聞網(wǎng)當中，突然冒出了一則讓臺灣50歲以上的文化人震驚、惋惜的消息――被譽為“紙上風(fēng)云第一人”的資深報人高信疆病逝。 　　“70年代高信疆以狂狷之姿引領(lǐng)文壇風(fēng)騷，為臺灣報紙副刊開創(chuàng)出前所未有的格局，屢屢在文化、藝術(shù)、思潮上創(chuàng)造議題與風(fēng)潮。”關(guān)于他的報道，占滿了《中國時報》5月7目的整個文化新聞版以及《人間副刊》，其中有一張照片是我在40年前幫他拍的。那時，他大學(xué)剛畢業(yè)沒多久；19歲的我也才從宜蘭鄉(xiāng)下來到臺北，在《幼獅文藝》做總編輯痖弦的助手。
　　上班之后，我的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負責(zé)跟一位“總是在最后一分鐘才交稿”的作者催稿，他就是高信疆。我下了公車，按照地址在小巷子里繞了半天，終于找到了一棟日本式的房子，環(huán)境類似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那是臺灣大學(xué)的老師宿舍，高信疆和他的哥哥在這里祖屋。
　　拉開門就是一個榻榻米的大通鋪，上面張著幾頂蚊帳。我也不知道要往哪個帳里找人，只好站在門口喊。一個滿頭亂發(fā)的人掀開蚊帳、探了探腦袋，即使睡眼惺忪，依舊英氣逼人。之后的數(shù)十年，我再也沒看過像這樣的高信疆。
　　知道這位老友接受化療已有一年多，沒能與他見上一面，始終讓我耿耿于懷�；叵胱詈笠淮闻c他見面的情境，真是感慨萬千。那是在2008年初的北京，我拿著朋友給的電話號碼試著撥撥看，好幾年沒聯(lián)絡(luò)了，一通上話，彼此都開心極了，約了在他那北京亞運村附近的寓所見面。
　　信疆就是信疆，無論在哪里落腳，生活空間都塞滿了書；不是立在書架上，而是一摞摞地平擺在書桌上，讓人對他最近關(guān)切的領(lǐng)域一目了然。他還非要請客，帶我和我的兩位大陸攝影界朋友去了兩個絕妙的、令人嘆為觀止地方――一處是蓋在蘋果園中的西餐廳，一處是有如漢朝宮殿的現(xiàn)代茶館，把我們震得一愣一愣的。這也是信疆。
　　40年來，我們彼此之間愈行愈遠的距離，在那天仿佛又被拉近到像是第一次見面那樣。即使臺灣的友人以“失去戰(zhàn)場的將軍”形容信疆，我也很高興地發(fā)現(xiàn)，無論在哪里，他都自有天地。就像他說的“不是性格決定命運，而是理想決定命運”。是啊，只要理想仍在，天地就在。
　　當年初見面，我就逼他速速盥洗，說寫不出來就用講的，我?guī)湍阌涗浐昧�。記得那篇文章是《林語堂訪問記》，當下就讓我見證了他文思敏捷、敘述精準的功力。說著說著，我們就拐進了自己的話題。我們所關(guān)心的領(lǐng)域處處重疊，對某些事的要求處處比高，簡直就是有知音相遇之感，直到談起音樂。
　　當時，中國大陸流行以傳統(tǒng)樂器演奏西方曲式結(jié)構(gòu)的“新民族音樂”，但在臺灣卻很難聽得到，因為散播大陸資訊是極為冒險的事。我常聽一家小唱片公司出版的大陸音樂，而那位老板后來也入獄了。我對高信疆說，現(xiàn)在大陸音樂做得真好��；他不信。我說，不信就來我住的地方聽聽看：于是，我們就放下了“林語堂”，一起到仁愛路四段我租的小房間里，把門關(guān)得緊緊的，用一架破舊的唱機輕聲播放盜版的33轉(zhuǎn)的黑膠唱片。音質(zhì)不是很好，可是那首二胡與鋼琴的雙重奏《三門峽》顯然把信疆給震住了，直到現(xiàn)在，我都沒忘記他的表情。
　　我們一直聊，聊到他不得不趕去《征信新聞報》(《中國時報》的前身)上班；擔(dān)任要聞記者是他的第一份差事兒。送他出門時，我望著他的背影，西裝筆挺、油亮的頭發(fā)梳得一絲不亂。這也是高信疆在所有人心目中的標準形象
　　那時，我經(jīng)常當他和柯元馨的電燈泡。通常情況是，我和元馨在咖啡廳、餐廳或是街頭等他，有時一等就是數(shù)小時，他倆要結(jié)婚時，我陪著他們?nèi)グl(fā)喜帖，婚禮當天我坐在喜車前座一路放鞭炮。小兩口去度蜜月時，我在他們的客房里幫忙看家，凍了好幾個晚上，卻到處找不到棉被。最后實在受不了，想把床套拉起來蓋，才發(fā)現(xiàn)棉被就在下面，這件糗事兒讓信疆大樂，足足跟朋友講了好幾年。
　　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后，我開始打電話，聽到的卻老是答錄機的嗶嗶聲，與老友之間的疏離感又浮上心頭；每天副刊上的悼念文章更是加深著這種刺痛。有一天，電話終于通了元馨說，5月12日下午兩點，信疆會安土于一個名為“天境”的基督教墓園，有空就來送他最后一程吧。讓她最安慰的就是，信疆在生命的最后兩個月終于受了洗。
　　自從臺北有捷運后，我就不開車了，費了一番工夫，才弄清楚怎么搭公車到那個位于金山一帶的基園。50人座的巴士上只有我一個人，車子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外圍翻山越嶺地繞了兩個鐘頭，才停在一個超現(xiàn)實的荒郊上，烈日當頭，問遍稀落的居民，也沒人曉得那個基因在哪里、
　　終于來到墓園，我已經(jīng)一身是汗；老遠就看到山丘上的元馨、兩個兒子士軒、英軒以及信疆的哥哥、嫂嫂們，而教會兄弟已經(jīng)在念最后一句祝禱了。我在他的骨灰壇上灑下一把黃土，臉上一片濕答答的，分不清是淚水還是汗水。在那平坦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刻著：高信疆，1944年?月?日―2009年5月5日。淚眼模糊的我沒看清他的出生月日，就那么走過去了。正如人與人之間，無論多近多遠，多親多疏，都有模糊之處。信疆，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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