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否可以理直氣壯、名正言順地大力推進各民族在“中華民族”之下的“國族認同”，而在這大前提之下，大力與周邊國家建立各種與民族文化有關的超國家組織，去共同維護和發(fā)揚一些少數民族的風俗、文化、語言?
　　
　　現代民族國家，即英語的“nation state”，是19世紀才出現的事物�！皊tate”是政治和地理概念的國家，而“nation”則是民族和文化概念的國家。前者是十分客觀，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后者則基本是主觀的感覺和感受�，F代國家，絕大部分都是通過構建產生的，美其名為“nation building"’，不少國家，尤其是非洲大陸的前殖民地國家，今天還在國家構建過程中。就是因為民族和文化的因素，我國才會有藏獨、臺獨等問題，而臺獨分子才會搞“去中國化”的動作。在國際上，才會因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并且得到西方國家承認，破壞了國際社會的基本游戲規(guī)則，掀起巨大波瀾。
　　中國是一個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國家，我們有56個民族，其中最大的漢族占了總人口的92％。傳統(tǒng)上，以前國人一般認為中國就是一個漢族國家，其它民族是外族。孫中山搞民族革命，同盟會綱領中聲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推翻滿清皇朝之后，孫中山進一步提倡“五族共和”。五族也者，只包括漢、滿、蒙、回、藏。在“五四運動”之后，他才開始逐步揚棄五族的說法：“現在說五族共和，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個中華民族�！睂O中山的心路歷程，其實就是現代中國當時國家構建過程的縮影。
　　現在大家通用的“中華民族”這提法源自梁啟超，它并不單指某一民族文化，而是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統(tǒng)稱。而中華民族中56個民族之間，有黃種人也有白種人；在宗教、語言、文化、習俗與傳統(tǒng)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所以有人認為“中華民族”是“國家共同體”概念的“國族”，而非一般所指的民族。有學者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中國民族國家的稱謂，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族與國家三種認同的“三位一體”。漢化的實質是西化
　　作為多民族國家，在建構國家的過程中，一般有兩種做法。第一種做法，同時也是最近西方努力促進的方法，是鼓勵“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它們在非洲撤退之后，搞了多年，并不十分成功，只造就了延綿的內戰(zhàn)。上世紀90年代東歐解構之后，政治國家(state)弱化了，民族主義乘機復熾，在外部鼓勵和壓力之下，一些多民族國家不斷一分為二。前南斯拉夫是個典型。今天，它已經分裂為包括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塞爾維亞、科索沃、黑山、馬其頓共和國等7個獨立或自稱獨立的國家。這一過程中，戰(zhàn)亂帶來大量生靈涂炭，顛沛流離。但在自由主義者眼中，這是帝國解體之后重組的必然過渡。最后的結果是這些微型國家本身根本不具備全球化浪潮中立足的最起碼條件，獨立后不久，紛紛要求加入歐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很明顯，這絕對不是中國未來的出路。
　　另一種是同化，在中國，就是漢化。中國自1912年建立民國開始，就沒有采取這政策。我們的少數民族政策承繼自本身就是少數民族的滿清皇朝，對少數民族加倍照顧，特意保存其民族文化的差異性。用西方的說法，這是“積極歧視”，是十分進步的做法，比絕大部分西方國家進步多了。但是實行下來，一方面過分強調民族之間的差異性，容易滋生分離主義，這方面的風險在局部的偏遠地區(qū)，尤其是某些其族人在中國境外遠比在境內多的少數民族中，表現得更加顯著。另一方面，這些少數民族許多時候會發(fā)覺，如果學不好漢文，就不能融入漢人社會中，個^事業(yè)很難發(fā)展，反而代代貧窮落后，永遠被邊緣化。所以客觀上，漢化的過程，還是在不斷的進行中，這并非國家政策，更不是什么“文化絕滅”，而是大勢所趨。滿族人就是在統(tǒng)治漢人的幾百年間，完全自愿地徹底地被漢化了。
　　但是說到底，我們13億“中華民族”同胞，不管你是什么族，也都在全球化大趨勢之中，不期然地被西化。不論衣食住行，今天我們穿的是西服，大量吃肉喝奶，喝啤酒、紅酒，舉目都是西式樓宇，整個交通運輸系統(tǒng)都是來自西方。我們稱之為“現代化”，還嫌西化得不夠徹底，不夠快，要不斷努力與西方“接軌”。西方在這方面對中國的任何指責，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是一百步笑五十步，絕對雙重標準。西藏今天不是被漢化，而是在西化中。
　　無論如何，突出保存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政策，實踐已證明效果不是太理想。正如中國在全球化當中，既要投入洪流，同時也要保存自己一樣。我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應當從現實出發(fā)，同異兼顧，于支持少數民族融入漢族主流社會的同時，刻意地照顧他們本來的民族文化，像鄧小平愛用的話：“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睗h族的包容傳統(tǒng)，是善于處理這一類問題的。禪宗是把印度的佛教漢化了，但是印度本來的佛教不但在中土保存下來，事實上許多方面，還虧得中國，才得以保存。參與整合超國家組織
　　另一方面，民族國家的國家(state)那一面，在二戰(zhàn)之后，正在不斷削弱中。二戰(zhàn)之后，包括聯(lián)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WTO前身的GATT等超國家組織(supernational agencies)陸續(xù)產生。各國家通過參加這些國際組織，并接受其規(guī)范、監(jiān)督和裁決，等于自愿地交出部分主權。國與國之間，又出現了如上海合作組織，亞太經濟合作組織、G8等多邊組織。隨著超國家組織不斷擴充其權力，國際間越來越多的事情，都不再是某一國能獨立作決策，說了算，國家主權進一步被擠壓。
　　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是一個十分突出的例子。它存在已經很久，但一向都是一個十分專業(yè)，與各國政府和一般老百姓沒有很多接觸，因而絕少在媒體中高調出現的超國家組織。但是近年禽流感和非典爆發(fā)之后，一段時期幾乎天天見報，人們才猛然警覺，這是一個世界各國政府都要聽命低頭的太上皇。它對香港發(fā)出旅游警告，香港便馬上與世隔絕，有如死城。它要各國政府就禽流感和非典等采取某些行動，在某一期限之內提交什么報告，政府就得乖乖服從，我們這些老百姓更誠惶誠恐，不在話下。
　　問題是這一大堆超國家組織基本上是處于“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狀態(tài)。它們唯一的成文規(guī)范，只是它們自己擬訂和通過的章程，既不民主，也缺乏透明，不知向誰問責，更不受監(jiān)督和制裁；我們只是先驗地相信它們的好意和能力而已。有些超國家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其能力已經被質疑；它們所倡導的所謂“華盛頓共識”和“震蕩療法”，已經臭名遠播，自動破產。這些組織甚至是否真正幫助發(fā)展中國家，或者只是西方霸權的一個工具，也是大眾的疑惑。
　　更加迫切的問題是，這一大堆處于無法無天狀態(tài)，而又互不從屬的超國家權力機構之間，一旦出現沖突，目前基本上是沒有任何機制去解決的。目前，世界貿易組織(WTO)正主導著全球化大潮流，當時得令，擋者披靡。但是另一方面，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育，也同樣受到全球關注，聯(lián)合國倡議有關可持續(xù)發(fā)展的“21世紀議程”，早在1992年便已被包括中國在內的179個國家共同簽署。WTO并不凌駕于國際環(huán)保組織和有關協(xié)議之上，但它的許多做法都是反環(huán)保的。經濟全球化與環(huán)保之間的沖突，至今依然無法處理，各說各話，各行各是。
　　中國較晚參加這場游戲，直到最近，它還只是一個按既定游戲規(guī)則玩的成員。但隨著國力增長，中國已經逐漸進入一些超國家組織的權力核心，參與制訂游戲規(guī)則。陳馮富珍加入WHO和最近林毅夫加入世界銀行等，是中國在這些超國家組織內地位提升的里程碑。不管人家怎樣看，客觀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它應該跟西方發(fā)達國家有不同的利益，因而有不同的立場與觀點。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中國需要努力維持現狀，還是企圖突破現有的格局，這一抉擇已經擺在我們的面前，已經再難回避。
　　無論發(fā)達還是發(fā)展中國家，似乎大家都忘記了法制化的重要性和如何從無到有地進行法制化。這恰恰是中國的后發(fā)優(yōu)勢：將目前無法無天狀態(tài)的超國家組織的秩序加以合理化和法制化，不但有國際間政府組織和NGO從旁推動的助力，更可通過維護建制去改變游戲規(guī)則，打破現狀，通過注入新的思維與實質性的貢獻，維護本身利益，進而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話語權。
　　從這一個較高位置的新視野，我們不妨回頭再檢視文初討論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理直氣壯、名正言順地大力推進各民族在“中華民族”之下的“國族認同”，而在這大前提之下，大力與周邊國家建立各種與民族文化有關的超國家組織，去共同維護和發(fā)揚一些少數民族的風俗、文化、語言等?不妨舉一個較小爭議的例子：我們大可大張旗鼓地與蒙古共和國建立超國際機制，進行合作，促進兩國蒙古文化的發(fā)展。我有理由相信，這樣做的結果會是雙贏。我們的蒙古族同胞肯定會提高其國家向心力和國族自豪感。這才是21世紀泱泱大國的新民族主義。
　　責編：謝奕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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