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月牙兒》時，老舍看不到希望之所托，所以故事在“月牙兒”入獄后便結(jié)束了�！赌藓纭冯m然也是悲劇，但它的不同之處在于預示了可能性，作者虛構(gòu)了一幕妓女維權(quán)并取得勝利的故事……
　　在中篇小說《月牙兒》中，老舍曾用凄美的筆調(diào)，以主人公“我”(月牙兒)的回憶講述了一個舊社會母女兩代被生活所迫，淪為“暗門子”(暗娟)的故事。
　　月牙兒的父親因病故去后，母親為了活命，干過各種粗活，改嫁過一次，終遭拋棄，于是開始做妓女。月牙兒抗拒過母親，曾希望靠勞動生存，但一次次受挫，終于明白“學校里教給我的本事與道德都是笑話，都是吃飽了沒事時的玩藝”，接受了“婦人只有一條路走，就是媽媽所走的路”的殘酷現(xiàn)實，也成為妓女，用當年母親養(yǎng)活她的方式來養(yǎng)活老去的母親。
　　老舍寫的故事發(fā)生在民國時期，是一個
　　“舊社會把人變成鬼”的典型樣板。2006年5月，作家曹征路的中篇《霓虹》在《當代》雜志發(fā)表，講述了一個《月牙兒》在當下的翻版故事。
　　《月牙兒》和《霓虹》，發(fā)表時間相隔70多年的兩部中篇小說遙相呼應，讓人心驚。
　　
　　曖昧的光亮
　　《霓虹》以對一宗命案的偵察日志和談話筆錄交叉死者留下的日記的方式展開，主要通過主人公的日記展開故事的敘述，同時用了大幅筆墨刻畫主人公的心理活動。
　　主角名叫倪紅梅，是國有企業(yè)的下崗職工，80年代初頂替因保衛(wèi)公家財產(chǎn)而犧牲的父親，進了絹紡廠當工人。年輕時，她是個愛養(yǎng)花的女孩，是唱著“親愛的朋友們，美妙的春光屬于誰?屬于你，屬于我，屬于我們80年代的新一輩”成長起來的，在記憶中“不管怎么說還有過幾天快樂日子”。后來，同為國企職工的丈夫也在事故中死亡，再后來就是企業(yè)改制，下崗回家，在別人的話語里，處于“人雖然下崗了，但思想沒有下崗，還在關(guān)心改革發(fā)展”的狀態(tài)。
　　下崗后的倪紅梅，上有一個癱瘓在床的老人，下有一個患病的女兒。她賣過早點、端過盤子、干過按摩女，但這不足以支持家庭和女兒的醫(yī)療費。善良的鄰居借錢給她，可他們也不富裕，都急等著用錢。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倪紅梅做了妓女。這是一個基于責任的艱難選擇，“對我來說，死是最簡單的解決。可我沒有那個權(quán)利，我必須對那些好心借錢給我的人負責，還有對艾艾和奶奶負責。”她的選擇得到了周圍人的同情和理解，不理解的老人后來也慢慢接受了現(xiàn)狀。
　　回想過去的經(jīng)歷，她感到受了欺騙和愚弄，“當年�；⒈恍熊囋宜�，百分之百是廠里責任，他們也都認賬，可廠里有困難，我就信了他們的話。共度難關(guān)，共度難關(guān)，最后他們是度過去了，卻把我扔進了深淵里。我們不過是一塊墊腳石，墊過了人家也就忘記了�！彼�牢騷滿腹，“因為善良，我們才千人騎，萬人踏，永遠見不到陽光。”
　　倪紅梅是個轉(zhuǎn)型時期的小人物，她的命運多半是社會造成的，所以她的悲劇是時代性的、階層性的，而不僅是個人的。她在日記中寫道，“走到我們廠西門那一片建筑工地，看到秋風落葉荒草萋萋，看到那些新磚舊鐵，還有惡魔長腿一樣踩過來的塔吊，一點一點逼近我們的肉體，踏碎我們的生活，踩爛我們的夢想，我再也忍不住放聲大哭。那種哭，不是難受，不是絕望，而是一種悲涼，一種冰寒徹骨萬劫不復的悲涼。也不光是為自己哭，還有我們的父兄，我們的工廠還有我們那兩千多姐妹�！�
　　《月牙兒》與《霓虹》，二者有幾個相同的關(guān)鍵詞。首先是病，“月牙兒”父親的病讓家庭陷入困頓，倪紅梅女兒的病也導致了同樣的后果，貧窮和沒有希望將人逼上了放棄尊嚴的地步。其次是改嫁，“月牙兒”的母親和倪紅梅都有一次改嫁的經(jīng)歷，是一個女人的困頓中希望通過婚姻改變命運的嘗試，但都以失敗告終。再次是上學，“月牙兒”的母親改嫁后得以讓她去上學，倪紅梅也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女兒身上，哪怕受再多的屈辱也要讓女兒有出息，擺脫她的命運。
　　月牙兒和霓虹都是發(fā)光的，都昭示著主人公對光明的憧憬和光明的無可把握。月牙兒是孤單的、殘損的，隨時可能被黑暗吞沒；霓虹是閃爍不定的、曖昧的，“它代表著這座城市的豪華水平和全部夜生活。只是它們不屬于大多數(shù)人，它們屬于上等人，那些天生代表別人的人�！弊骷矣眠@樣的意象象征主人公對未來的向往，同時也預示了其破滅。
　　希望如此之輕盈縹緲，以致于生不再是一件值得留戀的事，生命的被輕賤使死亡成為貫穿的主題。老舍讓“月牙兒”說出了“死假如可怕，那只因為活著是可愛的。我決不是怕死的痛苦，我的痛苦久已勝過了死。我愛活著，而不應當這樣活著”。而曹征路筆下的倪紅梅反復說：“死還不容易?真正難的是活�！�
　　
　　現(xiàn)實與超現(xiàn)實
　　1949年出生的曹征路是安徽人，插過隊、當過兵、在國企工作過、在某城市當過文聯(lián)副主席，現(xiàn)在是深圳大學教授。真正使他聲名鵲起的是《那兒》，這篇小說被公認為2004年度最好的中篇之一。
　　《那兒》以國企改制為主題，其中有一個人物叫杜月梅，是個“霓虹燈下的哨兵”，即走上賣淫路的下崗女工。曹征路說，寫《那兒》的時候，杜月梅那條線不便展開，于是他就又寫了《霓虹》。
　　下崗女工淪為暗娼的現(xiàn)象早已不新鮮，社會上早就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下崗女工不流淚，昂首走進夜總會，陪吃陪唱又陪睡，工資連翻好幾倍�！钡�這個群體很少出現(xiàn)在當下的藝術(shù)作品中，縱然出現(xiàn)也常常是被觀賞的“他者”身份，是被奚落與被鄙夷的對象。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韓毓海有過苛評，他說中國的當代文學早就成笑話了。他認為，文學界整體上沒有把握住社會的變遷，現(xiàn)實是互動的、轉(zhuǎn)變的，但文學界整體上沒有把現(xiàn)實理解為變化的。他的判斷是，作家群體失去了對現(xiàn)實的感覺。
　　曹征路顯然不在“對現(xiàn)實失去感覺”的群列，他不但把倪紅梅這樣的人作為小說的主人公，還通過大篇幅的心理描寫賦予了這個群體以主體感，“我們要養(yǎng)活家庭，但只勾引男人，不去禍害兒童。我們允許別人輕視，卻并不小視自己，我們渴望從良，但永遠不會勉強別人。我們出賣的是肉體，不是靈魂。從這個意義上說，有些上等人還不如我們，別看他們又有思想又有理論。”這是倪紅梅的內(nèi)心獨白。
　　除了倪紅梅，《霓虹》還刻畫了阿月、阿紅、肥肥等幾個來自農(nóng)村的賣淫女形象，雖然著墨不多，但形象生動，肥肥是一個為了愛情而走上賣淫道路的女子。曹征路說，這是他在創(chuàng)作的時候的想象，寫小說的時候震動全國的發(fā)廊女茍麗為愛賣身的新聞事件還沒有發(fā)生。另外，倪紅梅接受電視臺采訪，對著白紙念記者寫好的領(lǐng)導關(guān)心下崗職工的語言的情節(jié)，也能讓讀者產(chǎn)生與現(xiàn)實的聯(lián)想。
　　《霓虹》最大的亮點在于維權(quán)的一段描寫，這是老舍不可能寫出來的。阿紅和阿月被叫去陪一個官員過夜，但遭到了粗暴的侵犯和虐待，倪紅梅忽然異想天開要去討個 說法。第一次她們失敗了，因為人單勢孤。倪紅梅想到了以前的工友，下崗工人們?yōu)榱俗约旱睦�益走到一起，組織了一個“互動會”，一起研究研究法律什么的。同為弱勢，他們互相鼓勵，“從前我們就是把自己看低了才被人扔來扔去，讓人賣了還幫著他數(shù)錢。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的人，誰也不比誰高貴�！�
　　“人到勢單力薄的時候才感覺到抱團的重要�！睅е�工友們的力量，倪紅梅們出發(fā)了，“好像是去干一件大事，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她們來到大鐵門前交涉，里面的人充滿了蔑視：“維權(quán)，維權(quán)，連他媽的婊子都要維權(quán)了!”但門內(nèi)的人被路對面慢慢聚集的人群鎮(zhèn)住了，這些人穿著老式的印著廠標的工作服，他們什么也不說，就是站在馬路對面看�！斑@就像猛然走進一部老電影，我們迎著高壓水龍頭，迎著讓人窒息的無可訴說的悲痛，還有像鞭子一樣抽下來的暴雨，勞苦人拉起了手，唱起了歌。這是孤雁追上了隊伍，是溺水者看見了海岸線�！�
　　維權(quán)有了結(jié)果，“賠禮道歉，經(jīng)濟補償，要嚴肅處理等等”，但倪紅梅們感到，“最重要的是，我們做了一回人，有尊嚴的那種人�！薄坝冒⒓t的話說，猛然覺得自己活了這么大，到現(xiàn)在才知道啥叫個人�！�
　　與《霓虹》中其它打著深刻現(xiàn)實烙印的描寫相比，這個情節(jié)在現(xiàn)實的中國有點超現(xiàn)實。事實上，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情況發(fā)生，而已原子化的工農(nóng)也常常不懂得通過組織化的方式維權(quán)。
　　
　　以文學參與社會
　　曹征路的作品進入批評界的視野后，諸如“新左翼文學”、“底層寫作”的標簽就都被貼了上來，他本人表示都不愿意接受。
　　曹征路有他自己的思考，他認為發(fā)展不應該剝奪普通人勞動、享受社會福利、享有尊嚴的權(quán)利，以此看來，國有企業(yè)的改革是不成功的。呈現(xiàn)個人的思考，將問題帶入公共的視野，每個人的方式不同，曹征路說他的發(fā)言方式就是小說。作為發(fā)言方式和公共生活參與方式的小說，必定不是為文學而文學。
　　曹征路作品的獨特性，源于他的文學觀，他認為，任何文學都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那些宣稱非意識形態(tài)的文學是騙人的，本質(zhì)上不過是另外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表現(xiàn)而已。他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有系統(tǒng)而持續(xù)的批判：在與世界接軌思想的支配下，中國文學界將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寫作方式作為追求的目標，卻忽視了現(xiàn)代主義文學中深刻的一面，即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于是文學淪為片面的寫作技巧的比賽，以為這樣就能寫出諾貝爾文學獎。
　　當代文學自1980年代以來，走過了一條從心靈敘事一個人敘事一欲望敘事一私人敘事一隱私敘事一上半身敘事―下半身敘事一生殖器敘事的發(fā)展路線，但曹征路否定寫作方式上的進化論，雖然堅持小說在藝術(shù)性上的創(chuàng)新，但認為文學最重要的是其精神內(nèi)核。
　　曹征路不是個道德上有潔癖的人，他對記者說，他會認真思考一些學者在鼓吹的色情產(chǎn)業(yè)化問題，他尊重個人的選擇，他用筆反對和批判的是將希望憑借有尊嚴的勞動而生存的人逼上出賣尊嚴道路的社會現(xiàn)實。在感情上，他是和如倪紅梅這樣的底層人站在一起的。
　　《霓虹》的主人公倪紅梅在日記中幾次提到了《月牙兒》，說她是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看的，“看得我跟淚人似的”。她小時候就把自己想象成苦命的人，沒想到這種命運真的發(fā)生在她的身上�！袄仙釋懙锰�美：‘它一次一次地在我記憶的碧云上斜掛著，它喚醒了我的記憶，像一陣晚風吹破一朵欲睡的花�！�這其實就是在寫我啊�！蹦呒t梅也擔心這樣的命運在女兒身上世襲，會不會有男孩子追著問賣不賣。
　　曹征路說，這是他刻意而為，目的就是要鉤沉歷史，今昔對照。《月牙兒》是老舍根據(jù)手稿遺失了的長篇小說《大明湖》的故事情節(jié)寫的，背景是1930年代中國北方城市。曹征路久居深圳，《霓虹》的背景無疑是沿海特區(qū)。相隔七八十年，世事變遷，主人公的境遇竟是如此相似，卻又都顯得真實。變化是有的，如倪紅梅的話：“當然，時代不同了，現(xiàn)在我不用為糧食發(fā)愁，也不用去看月亮，而是換了看霓虹燈電子屏�！�
　　1949年到1950年代中后期，政府發(fā)起專門運動，禁絕娼寮。如今，色情服務已為人們習以為常，執(zhí)法部門大部分時間聽之任之，偶爾又會“掃黃打非”。2006年底，深圳更發(fā)生公開處理賣淫女事件，輿論嘩然。今昔對比，天壤之別。1949年之后那一次禁娼是婦女解放的一部分，政府沒有簡單地對妓女進行懲罰后遣散，而是將她們組織起來，教她們紡線、糊火柴盒等基本技能，北京還特地成立新生棉紡廠，安置妓女就業(yè)。這等于在關(guān)閉了地獄的同時，開辟了一條人間的路，而不是粗暴切斷她們的生路后就不管了。
　　反觀當下，除了懲罰和羞辱，妓女甚至成了執(zhí)法者收取罰款廣開財路的來源之一，不再有人關(guān)心她們?yōu)槭裁磿�走到這一步。是自愿選擇，還是生活所追?如是后者，是否應該給予適當?shù)膸椭?當這樣的問題失去意義，人失去了人的屬性，她們是代價，就這樣在改革開放中被付出去了。
　　3／4個世紀，一個輪回，回顧過去，驀然發(fā)現(xiàn)“生在新中國，長在舊社會”的現(xiàn)實又回到身邊。寫《月牙兒》的時候，老舍看不到希望之所托，所以故事在“月牙兒”入獄后便結(jié)束了�！赌藓纭冯m然也是個悲劇，但它不同于一般悲劇之處在于預示了可能性，作者虛構(gòu)一幕妓女維權(quán)并取得勝利的劇情，讓倪紅梅在死之前有了一次“做人的感覺確實很好”的體會。
　　正是此處，作者展示出窮苦人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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