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率與消費率背道而馳 　　 　　在世界各主要經濟大國之中，中國近20多年的發(fā)展有兩個現象比較特殊。一個是我們這樣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1978年外貿依存度只有8.9%，到2004年竟然超過70%。而即使資源匱乏，一向以貿易立國、大進大出為特點的日本，貿易依存度還不到20%，美國更低，基本維持在15%~18%左右，同為發(fā)展中大國的印度、巴西大體穩(wěn)定在20%左右的水平。但同時，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并不高，最高的1998年凈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也僅為3.9%。
　　第二個比較特殊的現象，就是投資率不斷升高，消費率不斷降低的問題。1980年我國消費率和投資率分別為65.4和34.9，1995年為57.5和40.8，2003年為55.4和42.4，2004年為53和44.2。
　　而根據全世界140個國家和地區(qū)統(tǒng)計，2003年投資率全球平均為20，低收入國家為22，下中等收入國家為27，上中等收入國家為18，高收入國家為19。我國投資率比全球平均高20多個百分點，消費率也相應低這么多，經濟增長呈明顯的投資拉動型特征。
　　把這兩個現象結合起來可以說明什么？這種現象應該怎樣解釋？
　　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速度驚人。當一個能提供數億優(yōu)質廉價守紀律的勞動力、13億人口的大市場，且政治社會環(huán)境穩(wěn)定、準入條件優(yōu)惠的國家主動敞開大門――開始擁抱市場經濟的時候，這確實是全球資本幾百年來夢寐以求的一場盛宴。所以在以勞動密集為特征的加工制造業(yè)方面，只要中國一出場，天生就具有無與倫比的比較優(yōu)勢。
　　結果是全世界許多地方的工廠停了，國際資本蜂擁而至，國內資本一哄而起，把中國變成了一個處處冒煙的大工地。中國開始為全世界搞加工制造，進而又開始從全世界進原料、進設備。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外貿依存度越來越高，投資率越來越高。
　　不過，我們在制造業(yè)上的比較優(yōu)勢雖然大，但仍然只是全世界的“打工仔”。一是外資開廠子，我們只掙微薄工資，國內生產總值算我們的，但國民收入有不小部分作為利潤被別人賺走了。反映在國際收支上，就是投資收益一項我們總是很大的負數，2004年，這一項的負債是226.8億美元，收支差額是-41.5億美元。這還不包括沒有匯走而是直接又在國內擴大投資的部分。
　　二是低端制造業(yè)這條道兒雖然被我們占住了，外面能競爭過我們的對手不多，但由于我們國內要吃、也不得不吃這碗飯的企業(yè)太多，只能自己擠自己，所以盡管我們的產品質量越來越過硬，但價錢越壓越低，我們起早貪黑為全世界打工，全球消費者得了實惠，國內資本的利潤率卻很低。
　　三是我們這個全世界的“打工仔”還只能是廉價的“打工仔”。由于要就業(yè)的人太多，后面還有農村剩余勞動力這支龐大的后備軍隨時待命上崗，搶飯碗兒的壓力巨大，結果就是工人工資長時期難有和經濟增長水平相適應的增長，產業(yè)工人不得不忍受數十年如一日的低工資、低福利、高風險。
　　有學者調查，最近12年來珠三角民工月工資僅增長了68元，考慮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工資是下降的。這也是前述在低端制造業(yè)我們具有強大比較優(yōu)勢，各路資本趨之若鶩的重要源泉。這種資本強、勞動弱的勢力對比，反映在國民收入分配上就是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有基尼系數為證，據有關研究，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45以上，超過國際公認0.4的警戒線。
　　以上這三點導致了這樣一種層層倒逼的機制：外資全面擴張導致國民收入一部分外溢；市場競爭激烈導致國內企業(yè)價格戰(zhàn)，從大量出口獲得的可分配收入有限；就業(yè)競爭激烈導致國民收入分配中工資部分比重偏低；低工資又壓制著眾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從收入更加微薄的農業(yè)中有效轉移。有了這樣一種機制，消費率不斷降低的問題在總體上也就不難理解了。這些年來，消費增長趕不上投資，消費率不斷下降，從根本上說在于收入問題，更確切地說，制約收入向消費轉化的最主要因素是現階段經濟發(fā)展模式和內在機制所形成的群體之間收入差距不斷加大的分配格局。
　　一個似乎有悖于這一解釋的現象是中國的儲蓄率畸高――目前已達50%左右，這個數字在世界主要經濟體居首位。好像是中國人的儲蓄偏好妨礙了消費，但其實這一現象并不難解釋，因為早就有相關研究表明，在中國居民的儲蓄存款中，85%的存款是由15%的人所擁有，這不過是資本和勞動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而已。銀行儲蓄越來越多，有一少部分中產階級為教育、養(yǎng)老、醫(yī)療等被迫儲蓄的因素，但主要恐怕是高收入群體實力越來越強的緣故。
　　因此，制約消費的主要因素，恐怕不是中國人不愛消費的問題，而是高收入者需求有限而低收入者能力不足的問題。
　　經驗和數據均表明，中國百姓的消費傾向并不低。特別是對在消費文化浸淫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國民來說，其消費觀念更是超前，社會上所謂的“月光族”（每個月的薪水全部花光）、“負翁”越來越多就是明證。而“打工仔”用兩三個月工資買一部并非必需的手機，農民為娶一房媳婦進門而負債數年的現象也十分普遍。統(tǒng)計數據也可以對我們的經驗提供支持，以2002年為例，根據居民支出和收入測算的結果，城市居民消費傾向為78.3%，農村居民為74.1%。
　　
　　財稅政策宜出四招
　　
　　鑒于國內消費不彰的情況，剛剛公布的“十一五”規(guī)劃建議把擴大消費、實現消費投資“雙輪驅動”作為未來5年保持經濟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的重要方針，這確實抓住了當前中國發(fā)展問題的一個關鍵環(huán)節(jié)。
　　對一個大國來說，國內消費應在促進經濟發(fā)展中居主導因素，如美國消費率達78%，日本達85%。中國要實現以內需為主拉動經濟增長的目標，也必須擴張國內消費。而根據我們以上的分析，擴大國內消費的關鍵就必須在兩個方面著力，一是大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解決富者無心而窮者無力消費的問題；二是實施有針對性的鼓勵消費的財稅政策，加速國民收入流動的問題。為此，且不論加快城市化、消除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等雖解決根本問題但短期內難有明顯成效的措施，僅從國家短期內即可實施并收效的政策層面考慮，可以考慮實行以下財稅政策。
　　首先，盡快統(tǒng)一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在更加自信、更加公平的基礎上發(fā)展對外經濟交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在做大國內生產總值的同時也獲得更大份額的國民收入。
　　其次，轉換財政支出政策著力點。大量削減對生產性、經營性、競爭性項目的投資，將更多的財政支出直接轉化為消費。當然不是要亂花錢，增加一般性支出，而是增加如保障和資助低收入群體生活、義務教育、就業(yè)培訓、合作醫(yī)療等方面支出。這比直接增加投資更有效率，因為增加消費不僅可帶動投資，還能增加就業(yè)，促進良性循環(huán)。
　　第三，截有余而補不足。加強對高收入群體的納稅監(jiān)管，我國現有分配機制本來就有利于資本等非勞動收入，再讓高收入群體輕易逃稅就更不合理，因此，應嚴格按稅法征收所得稅，發(fā)揮財政政策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縮小貧富差距。同時要嚴格執(zhí)行《勞動法》等法規(guī)，嚴厲打擊和懲罰拖欠工人工資等現象，增強低收入者的消費能力。
　　第四，實施有利于刺激消費的稅收政策。由于低收入者往往是負儲蓄，所以重要的著力點是促進高收入者多消費，特別是通過增加服務性高消費以增加就業(yè)。2000多年前管子早已深刻指出了這種消費政策的重要性，“雕卵而后瀹之，雕棟而后爨之�！币馑际前央u蛋先涂繪成彩蛋然后煮，把木頭先雕刻裝飾了再去燒。
　　讓富人在這種不增加社會成本的方面奢侈一點，窮人就有工作做了。雖然例子有點夸張，但在不能采取“均貧富”的“吃大戶”政策歷史條件下，鼓勵富人增加消費增加就業(yè)，總比其轉移資產到國外，或者把錢存在銀行、地窖對社會的貢獻要更大些，或者說壞處更小些。當前制定政策，可考慮在個人所得稅改革中，設計以國內消費發(fā)票為依據，根據家庭年度消費總額按比例返還個人所得稅的機制，這既可促進消費，又可解決目前個人所得稅未反映個人負擔的問題，還大大增加個人消費索要發(fā)票的比例，避免商家逃稅，收一舉三得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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