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鬧的騾子 　　――留學與中國現(xiàn)代文化》 　　李兆忠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0年4月第1版 　　 　　這本書我仔細讀了兩遍，多有收獲。
　　作者試圖通過“騾子”這個比喻重新給留學生下定義，重新理解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本質(zhì)。這個比喻雖然有欠典雅，但在揭示文化異質(zhì)性方面卻很恰當，就像加藤周一界定日本文化時使用“雜種文化”概念一樣。
　　本書解讀14位留學文化人：魯迅，丁文江，向愷然（平江不肖生），胡適，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陶晶孫，豐子愷，張聞天，徐志摩，老舍，傅雷，巴金。作者通過對這些文化人的留學經(jīng)歷與其思想文化觀念之關系的闡發(fā)，完成了一部以“留學”為媒介的、內(nèi)容豐厚的現(xiàn)代中國文化論。
　　如前所述，“騾子”這個比喻強調(diào)的是異文化的沖突、融合，以及這種沖突、融合的結果。在方法論的意義上，“騾子”的比喻注重的是跨文化的非一元。實際上，《喧鬧的騾子》作為一部文化論著，也是通過對中國現(xiàn)代文化起源之多元性的開掘，拓展了留學生文化的空間，推進了相關研究。該書論述的14位文化人當中，不僅有留日的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還有留法的傅雷、巴金，留美的張聞天，旅英的老舍，等等。這是留學所在國國別的多元。當這些不同留學背景的文化人被并而論之的時候，多種新的關系性出現(xiàn)了。以第10章《想象的中華白馬王子――張聞天與他的〈旅途〉》為例，該章對于張聞天長篇小說《旅途》的闡述具有開創(chuàng)性，因為這部作品在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并未受到太多的注意。更重要的是，當相關論述被置于1920年代后期開始的革命文學運動的背景上來看的時候，能夠發(fā)現(xiàn)當時的革命文學不僅與日本有關、與蘇聯(lián)有關，并且與美國有關�！堵猛尽分v述的是留美中國青年王鈞凱在兩位美國戀人死后回到祖國、投身民族獨立戰(zhàn)爭的故事，而第二位戀人瑪格萊本來是打算和他一起來中國參加革命的。通過這種論述，1920年代后期中國的革命文學獲得了更為豐富的國際性內(nèi)涵。此類通過不同的論述對象建立起來的內(nèi)涵豐富的、新的關系在書中還有許多，例如留日學習美術的豐子愷與留法學習美術的傅雷之間的關系，留日派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與旅英派老舍的改造國民性思想之間的關系，等等。
　　《喧鬧的騾子》的出版，表明作者已經(jīng)形成并且堅守自己的學術方法。這種學術方法具有兩個基本特征。其一是注重文本――也就是該書“自序”中所謂的“最笨拙的辦法：一遍又一遍地細讀文本和相關歷史文獻，發(fā)現(xiàn)蛛絲馬跡，摸著石頭過河”。所謂“最笨拙”當然是一種自謙，因為細讀文本的方法是最基本、最可靠、最有效的學術方法。事實表明，作者對文本的細讀十分深入，常常見前人所未見。除了前述有關張聞天《旅途》的解讀，其對于成仿吾變態(tài)心理的解讀，對于陶晶孫“東瀛女兒國”的解讀，對于豐子愷與竹久夢二之關系的解讀，均深入細致、具有開創(chuàng)性，并且發(fā)揮了著者自身的美術修養(yǎng)。更為可貴的是，作者注重文本但并未被個別文本所束縛，而是自覺地對不同文本進行整體把握，從中尋找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的問題。這種努力鮮明地體現(xiàn)在全書的章節(jié)安排上。該書第1～14章是對個別文化人的細讀，第15章討論留日派郭沫若與留英美派徐志摩之間的一次碰撞，從中揭示出碰撞背后的異文化背景問題，算是過渡，第16、17、18三章，則是綜論，從總體上考察留學生寫作中的弱國子民心態(tài)、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的留學生形象，以及現(xiàn)代中國文化界留日派與留歐美派之間的差異。作者學術方法的另一特征，就是注重學術研究的社會性。作者自覺地并且擅長用簡明、感性的敘述方式討論學術問題，讓知識為更多社會成員所享用。這一特征在其暢銷著作《曖昧的日本人》中已經(jīng)表現(xiàn)得鮮明。
　　在《喧鬧的騾子》中，作者不僅用“騾子”的比喻重新發(fā)現(xiàn)留學生的文化本質(zhì)，并且通過對費孝通、毛澤東等人相關論述的引用指出了“留學”這種社會行為的另一種復雜性――即與封建特權、資本特權、帝國主義奴化策略的關系（見第18章）。如果把“留學”簡化為“學習新知識、接觸異文化”，那么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在作為近現(xiàn)代留學運動之結果的中國，每個讀書人豈不都在“留學”？換言之，這是個“泛留學”時代，即讀書人被“泛騾子化”的時代。置身此種時代閱讀這部著作，不僅能夠看清漸漸遠去的留學文化人，并且能夠從中隱約地看到我們自己的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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