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成功故事”：學院時代和大學革命 　　 　　迅疾的、全面的、具有根本的進化意義的轉型和變遷有時被冠名以“革命”。美國高等教育就確曾經歷過這樣一場革命。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曾以如椽大筆寫下一篇以“高等教育的革命”為題的文章，描繪了從1870年前后到1910年間美國大學大發(fā)展的壯闊歷史畫卷。直到大學革命來臨前的19世紀中葉，美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其高等教育處于源自英國傳統(tǒng)的舊式學院(寄宿制本科教育)模式的主導之下，是一種真正的虛弱凋敝狀態(tài)。社會資源對教育的投入匱乏，教派對學院施加嚴密的控制；師資小而弱，教學內容和方法僵化陳腐；學院生活與社會和思想潮流相脫節(jié)，也與職業(yè)領域和經濟發(fā)展缺乏有效關聯。在哈佛任教的詩人朗費羅發(fā)出如此質問：“迄今為止，我們到底有過什么樣的關于大學的理念?如此而已――兩三座磚砌的建筑，一座小禮拜堂，還有一個校長在里面做祈禱�！睙o論是為追求學問還是為職業(yè)生活取得資質，學院都被廣泛認為沒有什么用處。而學院畢業(yè)生對母校的回憶往往充滿抱怨和輕蔑。從19世紀初到內戰(zhàn)時期，適齡男青年中入校人數的比重居然呈不斷下降趨勢，到1869年，幾乎兩千名美國適齡男子中才有一名進入學院。高等教育的這等境況，當然是和美國在智識上在西方世界的總體低落地位密切相關。
　　然而到19世紀60年代末，高等教育的革命似乎突然來臨。這場革命最明顯的內容，就是真正的大學取代僵化沒落的學院，成為高等教育的主導形式。工業(yè)化浪潮中新增的社會財富大量流入高等教育，新的大學紛紛建立，已有的學校則擴大規(guī)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迅速增加(1870至1910年間增加了四倍)。教派的制度和精神枷鎖被解除，從德國傳播來的“為真理而真理”(或者“為學問而學問”)原則被奉為圭臬。一系列自然和社會科學進入大學，并確立了鞏固的制度地位；知識和文化的主力，由私人和業(yè)余的學問家變?yōu)椤把芯啃痛髮W”里的專業(yè)化從業(yè)人員。面向“高深知識”和專業(yè)領域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建立起來，以通識教育為本位的本科教育也得到重塑。高等教育重建了自己和社會其他領域的關系，也提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大學不僅在知識的發(fā)現和傳播中取得支配地位，而且成為整個現代生活的一個中樞制度，占居了“美國生產體系”和美國文化體系的核心地位。美國智識生活相對于歐洲的欠發(fā)達地位被扭轉，世界科學和文化力量的空間分布格局因而為之大變。這大概是最大、最重要的“美國成功故事”之一。
　　
　　“偉大的大學”和偉大的校長
　　
　　現今舉世仰慕的一群美國精英大學正是這場大學革命最耀眼的成果，而有一本書正好成為標記美國大學革命輝煌成功的絕佳文本。在霍夫斯塔德所描述的“高等教育的革命”的末年即1910年，著名的《獨立派》(TheIndependent)雜志記者斯洛森(EdwinSlosson)出版了《偉大的美國大學》一書。有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的斯洛森，用兩年時間詳細考察多所美國優(yōu)秀大學的狀況和質量，在雜志上撰寫系列文章介紹評論了其中的14所，因大受歡迎而結集為500多頁的巨冊。現在看來，這本書成了一種豪邁的宣告：美國有了自己的“偉大的大學”。這個名單是：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密歇根大學、成斯康辛大學、明尼蘇達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康奈爾大學、濱州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大體而言，正是這些學校構成今日美國精英大學的主體。
　　而在偉大的美國大學的創(chuàng)生過程中極為醒目的，是一個由大學校長組成的制度和精神的領袖群體。理解大學革命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經由這些人的生平功業(yè)和理念思想。盡管有美國學者認為這一段歷史復雜多面，不贊成以“大學校長的圣徒傳”來統(tǒng)御大學史撰述，但在大學革命中，校長們對自己所執(zhí)掌的大學的品格靈魂的塑造作用如此之強，其引領高等教育潮流方向的影響如此之巨，使人感到人物傳記與制度的歷史的確聯系緊密，以至于缺了人物傳記則制度史將無以成立。哈佛的查爾斯?埃利奧特、霍普金斯的丹尼爾?吉爾曼、康奈爾的安德魯懷特、密大的詹姆斯-安吉爾、芝大的威廉?哈帕爾、斯坦福的戴維?喬丹、威斯康辛大學的約翰?巴斯克姆，等等，都是這樣的開創(chuàng)性和奠基性人物。他們是大學革命最好的標志。他們當中有些即便被稱為文化意義上的偉人，也算不得過份。
　　其中有兩個人格外值得關注。埃利奧特執(zhí)掌哈佛大學的40年(1869-1909年)，正與大學革命的時段相重合，而他在年僅35歲時發(fā)表的就職演說正可被視為大學革命的宣言書。在他之前，哈佛有大學之名而實不脫舊式學院的形制。在他的堅定而審慎的改革努力之下，哈佛不僅經歷了規(guī)模的持續(xù)擴張，而且全面奠定了現代大學研究和教學制度的基本要素。獲得新生的哈佛在新的環(huán)境下繼續(xù)擔當美國高等教育的翹楚，而埃利奧特也成為影響超越哈佛的全國性教育領袖。吉爾曼則作為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創(chuàng)建校長(1875年受任)，一手打造了美國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學。其借鑒推廣德國大學模式，建立高深研究和現代研究生教育的努力和業(yè)績，使其在當時美國高等教育中的聲望和影響力僅次于埃利奧特。一個插曲可順便一提：吉爾曼之被任命為霍普金斯的校長，正是由于另外三位校長埃利奧特、懷特和安吉爾向該校董事會的推舉。
　　
　　大學領袖和大學理念
　　
　　美國的大學革命，如果被僅僅看成一個大學規(guī)模擴張、精英大學在專業(yè)生產知識的競賽中勝出的故事，則不免過分簡單化。正如一個人有性格和靈魂一樣，特定的制度機構以特定的“制度文化”為重要屬性和存在條件，而制度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強大的穩(wěn)定性，以及自我延續(xù)和抗拒外來影響的傾向和能力。而正如有的職業(yè)比另外一些職業(yè)對精神力量的要求更高一樣，對大學這樣一種作為文化和精神場域的機構而言，它的制度文化本身的堅固性、獨特性及其對制度實體的重要性必然會超過其他類型的制度組織。這就是為什么對大學來說，精神傳統(tǒng)厚重與否，以及是否得到執(zhí)守捍衛(wèi)特別重要的原因。這也是為什么“偉大的美國大學”在建立、改革和成長的過程中特別珍視所謂“mission”(使命)和“ethos”(精神特質)的緣由。自然，這是在膚淺粗糙的“唯制度主義”觀點下所難以領悟的。
　　埃利奧特、吉爾曼等大學領袖的意義和價值正在這里。在擴張大學規(guī)模、建設研究和教學制度的“務實”、“事功”之外，這些校長也在通過申述大學的使命和原則而塑造大學的靈魂和品格，為美國的知識和文化生活立言立心。他們是有強大的人格和信念力量的人，是能夠從文明和文化的高度審視高等教育的人，是對學術生活的機理有專注思考和深刻理解的人，是能夠超越功利世界 的庸理俗諦、抵制社會風潮的輕薄浮躁的人，因而他們也就成為目光遠大、氣度恢宏的知識領袖和教育家。惟其如此，埃利奧特在其就職演中才說得出這樣的話：“通識教育最終延伸到專業(yè)教育之前，一所大學不應十分關心知識的應用。詩歌、哲學和科學合在一起的確能增進人類的物質福利，但是科學和詩歌一樣，其存在的最主要的理由并不在功利方面。在思想和行動的各個領域，真理和正義都是超越功利的。”而吉爾曼則如一位史家所說，是把“真理(而不是效用)作為這所大學的意識形態(tài)主題而加以申述”。在董事會和外界的壓力下，吉爾曼堅持他的大學的目標不是“獲取財富，而是探明事物的基本法則”，始終阻擋技術學科和產業(yè)研發(fā)進入霍普金斯。
　　《偉大的美國大學》一開篇就說，這些大學是在“順應和抗拒時代的要求”中實現了“史無前例的發(fā)展”的。順應什么?提升學問、教育和文明的要求。抗拒什么?“鍍金時代”的風尚潮流。須知大學革命的時代，正與美國歷史上經濟高速發(fā)展、政治腐敗窳劣、文化風尚庸俗粗鄙的“鍍金時代”相重合。有理由認為，使那種與“時代精神”多有齟齬的大學理念和大學精神得以存續(xù)和弘揚，正是大學領袖的文化功業(yè)。
　　
　　拿美國說點中國的事
　　
　　清華老校長梅貽琦的名言早已流播天下――“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有大師之謂也”。不過我想，在制度創(chuàng)建和變革的關鍵時期，或許大學的制度性領袖即大學校長的作用有甚于專業(yè)學術方面的大師。想想蔡元培時期的北大，似可為佐證。
　　盡管我深知，對歷史上的事做參對比附總是要冒過于簡單化的風險，尤其是在“發(fā)展階段”觀念下把西方(特別是“例外的”美國)的過往認作中國的當今，這種思維方式已不具知識論上的合法性，但讀美國大學史，總還是禁不住要想到我們所處的當代中國大學。兩相對照之下，思緒感喟不免油然而生。就高等教育規(guī)模迅速擴張及相伴隨的大學內部的強勁專業(yè)化趨勢(在中國以“學科建設”為口號)而言，中國今日似乎是在重復當年美國的大學革命。就高等教育的外部社會環(huán)境而言，中國的現狀潮流與“鍍金時代”也是庶幾類似乎。但對今日中國大學而言，即便沒有李零教授(在名文《大學不是養(yǎng)雞場》中)引古人的話說的那么嚴重――“背理而傷道之處，難遍以疏舉”，也實在難以認為它處在一個純粹的進步和提升的過程之中。
　　我們所見的顯然是一個升進和衰敗并存的過程。而對于衰敗的方面，中國的大學校長們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呢?他們的氣度格局、文化號召力和人格的典范意義，撐得起期盼中的“偉大的中國大學”么?以我所見聞，答案是否定的，特別是在當年美國的那些校長的映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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