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少女小漁》在1992年4月3日至5日的《中央日報》(臺灣)副刊發(fā)表，獲“第三屆中央日報文學獎”小說獎第二名，后由作者改編為同名電影，上映后在兩岸三地及海外華人世界產生廣泛影響。
　　怍品講述一個發(fā)生在大洋洲彼岸的現(xiàn)代版“典毒”故事：22歲的中國大陸少女小漁，住男友江偉授意安排下，與一個67歲的意大利街糟老頭子假結婿，為的是獲得綠卡。但此舉卻又深深地傷害了江偉作為一個男人的尊嚴，一系列變態(tài)暴虐行為轉嫁到小漁頭上，然而她默默地忍受了。就在這個不名譽的“同居”過程中，事情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原本自暴向棄、邋遢無賴的意大利老頭，在小漁美好心靈的感化下，逐漸恢復了人性的自尊與莊嚴，兩人的情感得到溝通，相處趨于和諧，結果引出江偉的猜忌和背叛之舉。在同居契約即將期滿之際，老頭賣藝遭遇狂風大雨，跌倒中風，癱瘓在床，小漁不聽江偉的最后通諜，留下來繼續(xù)照顧老頭。彌留之際，老頭孤獨的靈魂得到了慰藉。
　　有關綠卡的故事在海外華文寫作中是一個爛熟的題目，像《少女小漁》那樣挖崛出如此豐富的人性內涵與文化內涵的，卻屬鳳毛麟角，它是嚴歌苓初到異國他鄉(xiāng)，感受著“移根”的傷痛，體驗著現(xiàn)代人、尤其是處于弱勢的海外華人的困境，從內心深處流淌出來的藝術品體。小漁的形象，打著鮮明的作者本人的印記，如她自述的那樣：我寫《少女小漁》，并沒有很理念很哲學地想表達什么，許多東西是情不自禁地留在小說中的，等寫完了，才明白，自己內心揣著的，原來是這個。
　　與《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炫耀個人成功的奮斗歷史、全盤西化的理念不同，《少女小漁》立意是在探討處于弱勢地位的海外華人面對西方強勢文明壓迫的超越之道，以及打破種族文化隔閡的溝通之道。作者坦言，它是一則“弱者的寅言”。小說以生動的描寫給出這樣的答案：出路不在西方式的奮斗進取，而在于一種東方式的精神升華。小說不僅洗滌了弱勢文化處境下的齷齪與屈辱，而且溝通了不同種族文化背景、不同境遇下的人。小說著力描寫小漁天真未鑿、美好善良的性情，比如：“這種女人會生養(yǎng)，會吃苦勢作，但少腦筋。少腦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人說小漁笑得特別好，就因為笑得毫無想法”；“把她貼近她就近，把她推遠她就遠，笑得都一樣”：“她沒聲，身體被揉成什么形狀就什么形狀”，簡直是一個沒有自我意識的人。小漁可以因為同情一個垂死的、暗戀她的病人而把童貞交給他。這種男女之間的性行為，既不帶任何“反封建”或者“個性解放”的色彩，也不是情人之間的感情交流，更不是出于物質利益考慮的交易，而是一種由慈悲的天性而生發(fā)的肉體布施。即使是在舉行最屈辱的假結婚儀式時，小漁也不忘記為洋老頭“難過”，猜想是什么原因“妨礙他成為一個幸福的父親和祖父”，甚至從老頭的眼里看出些許對她的“憐惜”。小漁的善良愛心、寬容無私，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令人懷疑是個心造的幻影。一個冷漠的現(xiàn)代社會，如何容得下或者剩得下這樣的人!不過這并不重要，嚴歌苓已經用地的滿腔真誠和出神入化之筆，賦予小漁真實的生命。用一位評論家的話說，小漁“宛如莊子筆下的‘避姑射山人’，無忮無求，真純自然，沒邈有機心，堅守‘柔弱勝剛強’的處世原則；更如中國神話故事中的神靈‘地母’，默默地負載自然萬物，具有無限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慈悲仁愛，繁衍生養(yǎng)，化育蒼生”。從藝術的角度看，如果說《少女小漁》是“真實的謊言”的話，那么《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就是“虛假的記實”，有品位的讀者，肯定是取前者而舍后者。
　　作為一個藝術天賦極高的小說家，嚴歌苓對人性的奧秘有一種拌平尋常的天生的敏感，這使她有可能超越半路出家的兩方文化知識，穿透異域生活的錯綜復雜的表象，看到它的本質。正如她在《少女小漁》后記中寫下的那樣：“到了一塊新國土，每天接觸的東西部是新鮮的，都是刺激。即便遙想當年，因為有了地理、時間，以及文化語言的距離，許多往事顯得新鮮奇異，有了一種發(fā)人深思的意義。僥幸我有這樣遠離故土的機會，像一個生命移植――將自己連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扎根之前，這個生命的全部根須是裸露的，像裸露著的全部神經，因此我自然是驚人的敏感。傷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這種敏感中夸張了，都在夸張中形成強烈的形象和故事。于是便出來一個又一個小說�！彼�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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