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色?? 　　 　　李兆忠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副研究員 　　 　　凡是研究日本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的，然而日本卻有學者認為：外國人撰寫的日本文化論著中，有一部可以凌駕《菊與刀》之上，這就是戴季陶的《日本論》。
　　《日本論》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雖然沒有嚴密的邏輯概念體系，卻憑著對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見識，刪繁就簡，直取日本文化的神韻。相比之下，既沒有到過日本、也不諳日語的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不能不顯得隔靴搔癢。當年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曾高度評價《日本論》，認為它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師，又做了他們的審判官，而且是極公平正直的律師審判官。確實，假如要在２０世紀的中國尋找一個最懂日本的人，這個人恐怕非戴季陶莫屬。
　　戴季陶能夠扮演首席“知日家”的角色，是多種機緣湊合的結果，除卻其他各種因素，或許還要歸功于他既是才華橫溢的文人，又是老謀深算的政客，這樣一種特殊的身份與知識結構。文人才子看日本，比較感性，雖然敏銳，卻容易受性情與趣味的左右；政客看日本，比較理性，雖然務實，又容易將復雜的問題功利化、政治化。只有兼具兩者之長的人，才能真正看破日本的廬山真面目。
　　《日本論》一上來就拿日本的神權迷信開刀，從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創(chuàng)世神話這一普遍的精神現(xiàn)象中，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現(xiàn)形態(tài)：神道與日本的國體有一種宿命性的連帶關系和與時俱進的力量，猶如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在歷史發(fā)展的關鍵時刻發(fā)揮作用，起著凝聚整個民族的作用。面對這樣一個令人生畏的存在，戴季陶的心情是復雜的，一方面他看到，日本直到現(xiàn)代還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的迷信，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后來發(fā)生的一切，完全證實了戴季陶的判斷；另一方面，正是這種神權迷信，構成日本人“自信心”與“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勵全民團結一致、奮發(fā)進取上，起著任何東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為日本在國際生存競技場上爭得一個優(yōu)先的位置。而一向以老大自居、不思進取的中國，缺少的正是這樣一種品質(zhì)，最后終于陷于悲慘的絕境。
　　戴季陶對日本文化的論述深深嵌入對方的肌理，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有一種令人欲罷不能、常讀常新的魅力，比如武士道作為“大和魂”的鮮活載體，長期以來一直被視作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披著莊嚴而神秘的面紗，到后來連日本人自己都弄不清所以然。戴季陶以洞察歷史之眼，還原了它的本來面貌。在他看來，武士道的產(chǎn)生，根本上說是生存競爭與家系保存的需要，最初不過只是一種奴道，是封建制度下的食祿報恩主義。當時日本藩國林立，不但在武功上競爭，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競爭，有文學武藝的學者，各藩主爭先恐后，或招來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請去做自己的客卿。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權力膨脹，土地拓張，自己的收入因此而加增。到后來武士的地位越來越高，成為統(tǒng)治階級一部分的時候，武士道也披上神圣的外衣，戴季陶進而力透紙背地總結道――
　　其實“武士道”的最初本質(zhì)并不是出于怎樣精微高遠的理想，更當然不是一種特殊進步的制度，不過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發(fā)生的當然習性罷了。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論信仰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礎。
　�。保梗埃的辏�年僅１４歲的戴季陶赴日留學，此前的經(jīng)歷用他的一首詩描述，是“六歲學吟詩，十歲五經(jīng)畢，十二至十三，廢經(jīng)讀翻譯（日文），十四任助教，十五事游歷”。這是一個少年神童的形象。四年的留日，造就了一個真正的“日本通”，其日語之地道，到了“在隔壁房間里聽不出是中國留學生”的程度，連日本人都甘拜下風。成為孫中山的心腹秘書后，戴季陶被推到了中日關系的最前沿，成為當時中日關系一個樞紐式的人物，孫中山、蔣介石與日本政界的交涉，都要通過他的傳達執(zhí)行。日本政壇的內(nèi)幕，他如數(shù)家珍。戴季陶曾自信自己是當時中國“惟一了解日本情況的人”，這并非虛言。
　　然而這也是有代價的。文化人格尚未塑定的少年負笈日本，本身就是冒險。奔放而敏感的氣質(zhì)與東瀛文化風土摩擦激蕩，對戴季陶的人格產(chǎn)生極大影響，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日本養(yǎng)成一種浪漫的性格，不容易改變。”戴季陶健康早衰，與留日時代生活放縱有很大關系；而日本文化中“無常”的世界觀，對他亦有潛移默化之功。戴季陶后來多次自殺，視死如歸，表明他有武士道那樣的“信仰力”與櫻花飄散那樣的瀟灑，盡管他是一位堅定的民族主義者與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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