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色?? 　　 　　李兆忠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副研究員 　　 　　凌叔華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負有盛名的女作家，由于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成就，其“日本通”的一面幾為遮蔽。中國現代史上精通日本的人，如周作人、戴季陶、郭沫若、郁達夫等，幾乎都是男性。在這種背景下，凌叔華不能不顯得很“另類”，然而，作為一名女性知識精英，她筆下的日本景觀卻有一種男性日本通們無法企及的神韻。
　　凌叔華對日本溫婉而犀利的眼光在短篇小說《異國》中有充分的演繹，小說描寫日本白衣天使的“變臉”故事。一名叫蕙的中國少女因流感住進京都的一家教會醫(yī)院，在那里得到看護小姐精心的護理和無微不至的關愛，鮮花、微笑、問候、祝福終日伴隨，使她如沐春風中。日本國民性中向來為人稱道的“人情美”，在這里有淋漓盡致的表現。然而，一份中日爭端的“號外”，劃出兩副迥然不同的面孔，東瀛白衣天使露出令人恐怖的另一面，粉碎了中國少女的美好想象，使她從溫暖的人情的天堂，一下子墜入冷酷的地獄。
　　由于這場變臉發(fā)生于西方教會的背景，事情就格外耐人尋味。眾所周知，基督教是一種超越國界、種族、地域的宗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這樣一種具有普世精神的宗教到了日本后，發(fā)生了異化。小說中，溫柔可愛的東洋白衣天使動不動就向上帝祈禱，甚至還為正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國祈禱“和平”，做得煞有介事的。然而，區(qū)區(qū)一份“號外”，就讓她們現了原形，足以引人深思。日本原是個單一民族的島國，島國的文化風土，無法產生普世的宗教思想，具有普世精神的宗教思想傳到島國，卻會發(fā)生異化。正如日本學者加藤周一指出的那樣：作為日本國民性基本特征的集團性，本身不具備超越的內涵；對于日本人，集團之上不存在另一種絕對的、超越的力量，諸如西方的上帝、印度的佛、儒家的仁，因此，個人無法脫離集團而存在，在這種條件下，它必然表現為一種極端的排他性。
　　高度發(fā)達的“人情美”與不可救藥的“島國根性”，構成了日本民族性貌似對立實則互補的兩個方面，前者帶來一個純樸浪漫、風情萬種的世界，后者造就一個量小氣窄、尚武好斗的國度，兩者互為表里，緊密糾纏，因此，恰到好處地把握這種“菊”與“刀”的互動關系，就成為解讀日本的關鍵。正是在這一點上，凌淑華顯出過人之處，日本文化所包含的那種曖昧不清的二重性，被她拿捏得如此妥貼，天衣無縫，實在令人驚嘆。作者先用五分之四的篇幅，寫盡東瀛白衣天使種種可愛可人之處，為她們露崢嶸作了最佳鋪墊，然后筆墨蕩開，形勢急轉直下，似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傳神的白描，不動聲色的對比，先揚后抑、欲擒故縱的手法，將東瀛麗人的性格和盤托出。
　　從文化趣味上講，凌叔華無疑是個親日派，花季時代曾在風景如畫的東瀛京都住過兩年，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那時的印象完全充滿童話式的天真美夢”。凌叔華這樣回憶櫻花時節(jié)的京都――
　　黃昏時各處燈籠點亮了，京都便從人間升進仙境了。游人，尤其是年輕的女人，穿著比蝴蝶更艷麗的和裝，散在有櫻花的各處。
　　我們步行的一群人由一小徑步行到一座古木圍繞的大寺。這時又亮又圓的月兒已升到中天了。日本式的木屋，多為奇松修竹所點綴的，此時正浸在夜霧里。在遠處是一層淺似一層蜿蜒的山巒，也浸在月光里――它們看著似乎是透明的，有時卻又象是在清澈的湖心看到的倒影。
　　在山道上，不時有和服的日本人走向寺院去。另一面卻看到那有名的三條大橋載著幾個人影浮在月光里。遠遠的房屋、樹木、河堤，縹縹渺渺的象是日本的水墨畫筆描寫的一般。我看迷了，我想我看到大畫師北齋的意境了。雖然那時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童年的這種記憶，奠定了凌叔華對日本的美好印象，使她對日本的審美文化保持著終身的喜愛。然而，這種喜愛并沒有淹沒她的理性，名門士紳家庭的教養(yǎng)，留歐精英文化圈的熏陶，加上心性的中庸平衡，使她對日本保持著冷靜的眼光與理解的批判�！懂悋�》中的“號外”事涉１９２８年舉世震驚的濟南慘案（日本稱“濟南事變”），其時凌叔華正隨丈夫陳西瀅旅居東京考察藝術，親眼目睹了日本舉國上下的愛國狂熱。然而到《異國》發(fā)表，已是五年之后。這期間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步步升級，對凌叔華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凌叔華并沒有像當時一些“抗日文學”作品那樣，出于強烈的民族情感而將日本人妖魔化、漫畫化，而是恪守現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原則，深刻的理性，融于洗練的感覺，不動聲色的描寫，使日本人的廬山真面目，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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