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外交人系列● 　　本系列主持 石源華 　　 　　留學與革命交替進行 　　 　　褚民誼,曾名明遺,字重行｡浙江吳興人｡1884年出身名醫(yī)世家,后拜美國醫(yī)師學習英語和西醫(yī)｡1903年赴日本留學｡1906年隨張靜江轉赴法國求學,途中在新加坡參加中國同盟會,投身反清革命｡在巴黎曾與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等創(chuàng)辦中國印書局,發(fā)行《新世紀月刊》､《世界畫報》等,鼓吹反清宗教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成為同盟會在歐洲活動的一員驍將｡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fā),褚民誼兼程歸國,曾參加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典禮｡次年3月,出任上海同盟會總機關干事,一度相當活躍｡袁世凱篡權,褚氏退出政界,重赴歐洲求學｡1915年隨張靜江回國參加倒袁運動,因事泄,張靜江逃亡日本,褚氏三度赴歐,參加汪精衛(wèi)､蔡元培等人倡導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曾擔任中法里昂大學副校長｡
　　1920年,褚民誼進入斯特拉斯堡大學學醫(yī),并于1924年獲醫(yī)學博士學位｡同年底,褚氏回到處于國民革命高潮中的廣州,先后擔任廣州大學教授､代理校長兼醫(yī)學院院長,很快轉入政界,成為專職的政治活動家｡
　　
　　游離于汪､蔣之間
　　
　　褚民誼在中國現(xiàn)代政治史上,與汪精衛(wèi)､蔣介石都有密切關系,但在政治上更傾情于汪,并最終成為汪精衛(wèi)的政治陪葬品｡
　　1911年底褚氏歸國參加辛亥革命,經(jīng)著名革命黨領袖人物黃興介紹褚汪結識｡后經(jīng)汪精衛(wèi)､陳璧君夫婦居間撮合,褚與陳母衛(wèi)月朗的養(yǎng)女陳舜貞結為夫妻,由此與汪氏結為連襟,這層特殊的關系推動了褚､汪之間政治關系的密切｡褚三度赴歐后,曾協(xié)助汪組織“華法教育會”等,成為汪氏的忠誠追隨者｡1925年7月,汪精衛(wèi)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要職,也為褚民誼進入國民黨高層提供了機會｡1926年1月,褚氏當選為國民黨“二大”中央候補執(zhí)行委員(后為執(zhí)行委員)｡蔣汪分裂期間,褚氏傾向于汪｡1927年8月,蔣氏下野,國民黨實現(xiàn)寧､漢､滬合作,褚氏曾作為汪方代表,當選為國民黨特別委員會候補委員｡1930年,汪氏與馮玉祥､閆錫山､李宗仁共同反蔣,失敗后汪潛逃,褚則留在國內｡
　　與此同時,褚民誼亦因與張靜江的密切關系而與蔣介石保持著一定的聯(lián)系｡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后,汪出走歐洲,褚民誼則仍留廣州,后任北伐軍總司令部后方軍醫(yī)處長等職｡1927年底蔣改組國民黨中央,褚仍繼任中央執(zhí)行委員,并任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常委會主席､教育部大學委員會主席等職,沒有公開參加汪所領導的各種反蔣活動｡九一八事變后,蔣汪再度合作,汪出任行政院長,褚隨之擔任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行政院秘書長､新疆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等一系列高官｡
　　1935年底,汪氏遇刺,再次赴歐療傷,褚氏亦同時辭職｡
　　
　　汪偽集團的總管家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褚留駐上海,任中法國立工學院院長､中法技術學校醫(yī)學部主任等職,未隨國民政府西遷重慶｡汪精衛(wèi)發(fā)表投敵的“艷電”后,褚曾有所表白,聲明“無意參加”汪精衛(wèi)的“和平運動”｡
　　1939年5月,汪在日本庇護下,抵達上海,秘密召見褚民誼,褚氏立即應汪之命而“落水”｡8月,汪偽國民黨舉行“六大”,褚氏擔任主席團副主席,并當選為汪偽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常務委員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成為汪偽集團的總管家｡
　　9月5日,褚氏發(fā)表“微電”,認為抗日戰(zhàn)爭絕對不能再打下去,“當和則和”,稱譽日本首相近衛(wèi)的聲明“無領土野心,不割地,不賠款,不妨害吾人獨立自由”,而“吾人抗戰(zhàn)之目的已達”,勸降重慶高官“毅然決然,打開僵局,從速結束戰(zhàn)爭”,建議重慶當局“推派代表抵滬,共商國是”等,公開站到了抗戰(zhàn)陣營的對立面｡1940年1月,褚民誼被任命為汪偽國民政府“還都”籌備委員會委員長,為汪偽傀儡政權的組建效犬馬之勞｡
　　
　　兩任傀儡“外交部長”
　　
　　1940年3月30日,汪偽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汪精衛(wèi)出任偽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長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褚民誼擔
　　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
　　汪偽外交部實際上并無“外交”可辦,主要是處理與日本的主奴關系｡4月26日,汪偽政府舉行“還都”典禮,日本特使阿部信行率團參加,褚民誼致開幕詞,感謝日方的支持,表示將“掃除過去之誤會與糾紛,確立將來之親善關系”等｡5月18日,汪偽政府組成赴日答禮使節(jié)團,陳公博為專使,褚民誼為副使,赴日拜見日本天皇､首相､宮內省､樞密院､參謀本部､陸軍司令部等以及前首相近衛(wèi)､黑龍會頭子山滿等,加強雙方的勾結｡
　　7月5日,褚民誼又以外長身份參加汪日“調整國交”談判｡經(jīng)過十多次討價還價的談判,簽署了“汪日基本關系條約”和“汪日滿共同宣言”,汪偽政府以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為代價,換取了日本對汪偽政府的正式承認｡12月1日,褚發(fā)表講話,稱“中日基本關系條約和中､日､滿共同宣言的簽字,是歷史上重要事件,今日三國將攜手邁進,共同努力,重建東亞新秩序”等｡
　　12月12日,汪任命褚為汪偽駐日本大使,以示汪偽政府對于日本關系的重視｡褚赴日后四處奔走,除了拜會日方軍政要人外,還與法西斯軸心國及仆從國意大利､德國､羅馬尼亞等駐日使節(jié)秘密交涉,推動其對汪偽政權的承認｡
　　1941年10月,褚再任汪偽政府外長,繼續(xù)推行所謂的“親日和平”外交｡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汪偽外交部根據(jù)汪與日本“同甘共苦,臨此危局”的旨意,發(fā)表聲明宣布:對于與日本發(fā)生戰(zhàn)爭關系的各國外交官､領事官,“今后再不承認其職務之執(zhí)行”｡次年3月30日,褚民誼在天津主持接收天津英租界行政權｡5月29日,褚氏作為訪日特使赴日,會見日相東條英機等,秘密磋商汪偽政權“參戰(zhàn)”以及簽署日汪同盟條約等問題,并將汪偽政府與日本“同甘共苦”的決心“傳達于日本皇室”｡
　　
　　獲取“一等旭日大綬章”
　　
　　1943年1月9日,日汪簽署《共同聲明》和《交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協(xié)定書》,汪偽宣布對英美“宣戰(zhàn)”｡褚民誼發(fā)表聲明,表示“我們和友邦日本處于同生共死的同一命運”,決心“齊備步伐,攜手邁進,爭取我們共同的勝利”｡
　　4月6日,褚民誼奉派隨同立法院長陳公博再次訪日,在會見日本天皇時,天皇頒贈陳公博､周佛海､褚民誼三人各一枚“一等旭日大綬章”,這表明褚民誼在日本侵略者眼中的重要地位｡
　　隨即,褚民誼以外交部長身份,與日本政府及法國維希政府先后簽署了關于“交還上海公共租界”､“交還上海法租界”､以及“在華日本國臣民課稅條例”等協(xié)定,10月,又參加了日汪同盟條約的談判與簽約｡其間,褚民誼還兼任汪偽最高國防會議委員､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常務委員､汪日文化協(xié)會理事長､汪德文化協(xié)會理事長等要職,成為汪偽集團舉足輕重的人物｡
　　1945年7月,褚民誼辭去外交部長職,就任廣東省長兼廣州綏靖主任和保安司令,退守廣東一隅,并試圖以各種方式向重慶當局輸誠,尋找日后的退路｡
　　
　　斃命蘇州獅子橋監(jiān)獄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褚民誼與汪精衛(wèi)之妻陳璧君一起為國民黨軍統(tǒng)特務誘捕,次年2月正式解送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第三監(jiān)獄關押,進入司法審判程序｡
　　審訓期間,褚民誼始終沒有認罪,而以各種方式為汪“和平運動”和自身的叛國行徑辯護,認為重慶方面是“武力抗戰(zhàn)”,汪偽政權則是“和平抗戰(zhàn)”｡中國大片國土之丟失自有人為之,決非汪方之責｡“有戰(zhàn)必和,遲早而已”,“吾國地大物博人多,又有悠久之歷史,斷不可忍為孤注一擲,要必留有余地,以冀挽救于萬一,庶不致一蹴而亡國滅種”｡在國難當頭､戰(zhàn)勢不利的情況下,“幸有汪先生其人者,不顧一已之安危,抱吾人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宏愿”,“響應近衛(wèi)聲明而發(fā)艷電,始而復黨,繼而組府”,是“智者”所為,保持了國家的“元氣”等,并羅列其種種“有利于”抗戰(zhàn)的事跡為自身辯護｡
　　1946年3月,江蘇高等法院檢察處指控褚氏犯有追隨汪逆出任偽職､參與簽訂賣國條約等五大罪狀,以“通謀敵國､抗本國”罪判處死刑｡褚氏一再上訴,均被駁回｡8月23日,褚在蘇州獅子橋監(jiān)獄被執(zhí)行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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