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友仁(尤金?陳,Eugene Chen),祖籍廣東順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從小接受英國教育,是當?shù)刂�名的華人律師｡1912年初,他響應辛亥革命,回國效力,先后當過交通部的法律顧問和英文《北京每日新聞》編輯,隨后創(chuàng)辦了英文《京報》｡1917年底,英文《京報》因抨擊北洋軍閥而被迫�？�后,他離京南下追隨孫中山,成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
　　1926年1月,陳友仁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不久任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其后又四任外長｡陳友仁倡導“革命外交”,與列強談判時十分強硬,被譽為“鐵腕”外長｡而他外交生涯中最光彩的歷程,則是他擔任廣州政府代理外長和武漢政府外長期間｡
　　
　　主持“杯葛事件”談判
　　
　　陳友仁走馬上任,正值北伐軍即將出征之時,軍費開支驟增,使本來就十分緊張的國民政府財政狀況雪上加霜｡為此,必須盡快和英國當局交涉“杯葛事件”｡
　　“杯葛”(boycott)即“抵制”之意｡“杯葛事件”緣起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租界的英法軍隊對聲援上海“五卅運動”的游行隊伍槍擊炮轟所釀成的“沙基慘案”｡廣州政府在交涉無果的情況下,不得不實行對英經(jīng)濟絕交,并號召大批工人離港返粵｡這就是“杯葛事件”｡“杯葛事件”使港英當局在經(jīng)濟上受到沉重打擊,但同時,廣州政府的財政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不但每月要發(fā)放罷工工人的生活津貼,還要應對港英當局的經(jīng)濟報復｡
　　1926年6月5日,陳友仁致函香港總督克里門特,提議解決懸案｡7月15日,以陳友仁為首的廣州國民政府代表團和以英國領事白利安為首的港英當局代表團在廣州舉行初次會晤｡中英雙方雖都有意談判,但從一開始彼此就存在很大分歧｡經(jīng)過五輪談判,雙方不得不暫時休會｡但隨后久久沒有下文,實際上成為閉會｡
　　此時正值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廣州國民政府財政捉襟見肘之時,陳友仁通告白利安:決定“于10月10日以前(或于9月底實行)終止結(jié)束杯葛手續(xù)一事”,并對經(jīng)廣州海關(guān)進出口的貨物征收特別稅｡英國接到這個通告后,久久不予答復｡
　　列強各國開始保持沉默,但看到廣州政府真的動手了,終于按捺不住,于11月5日由葡萄牙駐粵總領事兼領袖領事致函陳友仁,稱“奉駐北京代表各關(guān)系國之領袖公使之命令,以駐廣州領袖領事之資格,特向貴部長轉(zhuǎn)達以下之抗議:駐北京各關(guān)系國之代表,因廣東政府對于國外貿(mào)易征收一種稅項宣言,此種計劃,完全違反條約,不能承認其合法｡”
　　陳友仁于11月8日明確指出“駐北京代表各關(guān)系國之領袖公使之存在,本部長以其欠缺法律上之根據(jù),未便承認”,要求各國必須與北京政府斷絕關(guān)系,才能與廣州政府討論外交問題｡陳友仁在外交上的強硬立場,使一向盛氣凌人的列強望而生畏,不得不對這位國民政府的新任外長刮目相看｡
　　
　　首創(chuàng)“革命外交”
　　
　　陳友仁出任廣州政府代理外交部長后,明確提出了“革命外交”的口號,指出“革命的外交,應取斷然的革命手段,堅持到底,寧為玉碎”,認為不需要特別顧及過去的條約､協(xié)定､慣例與既成的事實,在必要時運用大膽而強烈的手段,憑借國民黨的革命精神和民眾運動的力量,在脅迫性或半脅迫性的情況下,整體或部分地廢除不平等條約中的不平等項目,達成中國外交談判的目的,為最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徹底改變外人在華優(yōu)越地位的狀況打好基礎｡
　　
　　陳友仁的革命外交政策,首先是重申領事裁判權(quán)的范疇,糾正列強的越軌行為｡根據(jù)原定條約,領事裁判權(quán)僅限于司法的民､刑訴訟案件;但后來列強得寸進尺,竟擅自擴展到行政權(quán)和警察權(quán)方面,由于中國歷屆政府軟弱無能,久而久之似乎也成了“定例”｡陳友仁認為“當時領事裁判權(quán)之規(guī)定,原系中西俗尚之不同,故容許民､刑訴訟事件之治外法權(quán);若行政權(quán)､警察權(quán)之保留,則系國家生存至低度之要求,萬不可放棄”｡一次,英國商船廣武輪載運鴉片煙土,被國民政府的緝私人員緝獲,英方借口領事裁判權(quán),拒絕我方查扣,緝私隊奉命強硬執(zhí)行,英國總領事為此連續(xù)三次致函陳友仁提出抗議｡陳友仁明確指出:“就異時中英條約而論,其所規(guī)定領事裁判權(quán)行使之范圍,原僅系限于民刑訴訟事件,與行政權(quán)絕不相干｡”在陳友仁的嚴正交涉下,英方最后也只能空發(fā)抗議而已｡
　　陳友仁的革命外交政策,還體現(xiàn)在矯正領事裁判權(quán)濫用于租稅立法方面｡在中國與列強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只規(guī)定外國人必須繳納協(xié)定關(guān)稅和子口稅,為此列強就拒繳除此以外的任何稅金,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領事裁判制度｡1926年10月,國民政府決定征收特別稅,外國人為此牢騷滿腹,抗議紛起｡陳友仁則堅持:“租界之外無通商口岸之說,外人運銷貨物一越租界線之外,即為中國內(nèi)地,就應交納厘金或子口稅｡”為了防止外國人聯(lián)合抗稅,他還及時出臺了嚴厲的懲罰措施,迫使他們老老實實地交稅,從而征得了相當?shù)亩惪?在一定程度上為國民政府解了燃眉之急｡
　　陳友仁的革命外交政策,還表現(xiàn)在他極力主張收回租界行政權(quán)｡陳友仁認為租界的自治權(quán),是中國主權(quán)的象征,而當時各處的租界,其原始章程大多數(shù)是由地方官與各國領事簽訂的｡中國地方官本無權(quán)割地與人,那么盛行于租界的外國行政權(quán),也失去了法律上的根據(jù)｡他尖銳地指出:“此等事實上之攘奪,全由外交當局麻木所釀成”,決心在自己的任期內(nèi)逐漸收回租界的外國行政權(quán)｡1926年11月,國民革命軍武裝通過漢口英租界,英領事向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陳友仁嚴詞駁復:“漢口租界章程本來系處于中國主權(quán)準許之下之一種自治法規(guī),主權(quán)者之行為,對于其所準許或曾經(jīng)準許之法規(guī),本來不生違法之問題”,英領事無詞反駁,只得作罷｡
　　
　　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
　　
　　1927年元旦,武漢人民為慶祝國民政府遷漢和北伐戰(zhàn)爭勝利,連續(xù)三天舉行盛大慶�；顒�｡1月3日下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隊來到臨近租界的空場內(nèi)進行宣傳講演,英國義勇隊見人越聚越多,竟蠻橫地沖入華界,用刺刀向人叢亂捅,當場刺死1人,重傷80余人,輕傷300多人,造成“一?三慘案”｡
　　國民政府當即決定:由外交部長陳友仁對英進行緊急交涉｡陳友仁當晚在外交部召見英國駐漢領事,強烈抗議英國水兵暴行,限令其迅速撤退水兵及義勇隊,解除其武裝,租界由中國軍警接防,以平民憤,否則將不負英人安全之責任｡陳友仁強硬的命令口吻,使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英國領事大吃一驚,無言以對｡
　　面對國民政府的強烈抗議,更懾于武漢人民的反英浪潮,英方不得已采取了退讓措施｡4日清晨,英方將所設沙包電網(wǎng)全部撤除,水兵義勇隊全部撤退,巡捕也被撤走了｡國民政府衛(wèi)戍司令部即派三連精良軍隊入駐英租界,工人糾察隊也隨之到達維持秩序｡
　　正當漢口英租界被國民政府接管之際,1月6日,九江又發(fā)生了英兵毆傷中國工人和英艦開炮的事件,憤怒的中國民眾沖入租界,奮起反抗｡駐在九江的北伐軍第二師當即向英國領事抗議,并很快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1月7日,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聯(lián)席會議”議決建立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外交部長陳友仁為主席委員｡盡管陳友仁對英國水兵的暴行十分氣憤,但他明白要真正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絕不能用感情用事,而必須通過正常的外交談判｡
　　1月15日,中英雙方開始正式談判｡北京英使館參贊歐馬利自恃有英艦保駕,一開始態(tài)度十分強硬,公然要求國民政府歸還租界,恢復以前狀態(tài)｡陳友仁當即斬釘截鐵地回答說:“恐怕我們要應付一種新的局面了”,如果按照英方的要求處理,必然會引起民眾的罷工和拒貨,使租界根本無法生存,因此雙方的交涉只能面對現(xiàn)實｡第一次會談毫無結(jié)果｡此后,雙方又經(jīng)過16次談判,至1月底才基本達成協(xié)議,即由國民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改為中國的市政特別區(qū),由四名華人和三名英人組成管理委員會,主席委員為華人,按照國民政府頒布的新市政局章程進行管理｡
　　1月27日,歐馬利奉命將一備忘錄及附件七款送交武漢國民政府｡從表面上看,《備忘錄》似乎頗有誠意,但仔細分析一下,這是英國政府的煙幕彈｡它們一面在輿論上做出讓步,麻痹國民政府,緩和中國人民的反英情緒;一面則從本國和印度緊急調(diào)遣1.2萬名“中國遠征隊”向上海進發(fā),以實現(xiàn)其放棄漢口､九江,固守上海的策略｡同時,英國又照會美國政府共同出兵保衛(wèi)上海租界,暴露出堅持武力恫嚇的真面目｡
　　陳友仁十分氣憤,斷然決定中止談判,拒絕在業(yè)已達成的協(xié)議上簽字,向英方施加壓力,并對英國政府的《備忘錄》進行嚴詞辯駁;1月30日,陳友仁揭露英國調(diào)動軍隊逼向武漢的事實,“國民政府不得不視英國集中軍隊之行動,為一種對于中國民族主義勒迫之行動｡際此時期,簽訂協(xié)定,是受威脅而答復也”,因此我們拒絕簽字｡陳友仁的宣言鏗鏘有力,義正詞嚴,表達了中國人民不屈不饒的斗爭意志,深得廣大民眾的擁護｡
　　陳友仁發(fā)表的宣言在國際上引起極大反響,美國國務卿鄭重聲明“須至中國政府不保護外人時方才出兵”;法國認為沒有必要對華出兵;意大利也不愿意參與英國的行動;日本和德國聲稱只要他們僑民的生命財產(chǎn)不受侵犯,他們就對中國采取不干涉主義｡
　　陳友仁拒絕簽字,在英國國內(nèi)也引起軒然大波,倫敦外匯市場交易清淡,鋼鐵業(yè)股票大跌;曼徹斯特市政局議決要求政府撤回對華軍隊;英國共產(chǎn)黨機關(guān)報《勞工生命》號召工人共同奮斗,反對對華武力干涉;英國政界見各國對中國同情日深,極為駭懼,敦請政府迅速調(diào)整對華策略｡
　　2月10日,英國政府終于決定讓步,外交大臣張伯倫在倫敦發(fā)表演說,聲明英國軍隊“將駐扎于租界之內(nèi),除非有嚴重之事變發(fā)生,必不越租界范圍而行動,卷入中國武人競爭之漩渦”,宣布除自印度出發(fā)已在途中之軍隊即將在滬埠登陸外,其他調(diào)自地中海及英國本土的軍隊將改而在香港集中｡12日,英方代表歐馬利來到國民政府外交部,將張伯倫在下院的演說詞要旨交給陳友仁｡此后,中英雙方代表又經(jīng)過幾次會談,最終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基本達成共識｡
　　2月19日,陳友仁和歐馬利簽署《漢口英租界協(xié)定》,20日,又簽署《九江英租界協(xié)定》,確認《漢口英租界協(xié)定》適用于九江英租界｡3月15日,武漢政府正式收回了漢口英租界,但英人在該區(qū)域仍保持有一定的勢力｡同一天,武漢政府完全收回了九江英租界,并取消了外人在該區(qū)域的所有特權(quán)｡
　　陳友仁的“鐵腕”外交,贏得了對英談判的勝利,重振了中國的國威,找回了中國的自尊,迫使列強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中國的外交｡
　　國共分裂后,陳友仁積極參加反對蔣介石獨裁統(tǒng)治的斗爭,1927年夏赴蘇聯(lián),與宋慶齡等在莫斯科發(fā)表聲明,揭露蔣介石､汪精衛(wèi)背叛國民革命的行徑｡后去西歐游歷,繼續(xù)參與反蔣的政治活動｡1931年任廣州反蔣政府外交部長｡次年初,復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主張對日絕交宣戰(zhàn)｡1933年參與發(fā)動福建事變,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長｡后遭國民政府通緝,流亡法國｡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在香港遭日本軍隊拘捕,次年起被日軍長期軟禁于上海｡1944年5月20日在上海病逝,尸體火化后,骨灰遵照本人的遺愿撒向太平洋｡新中國建立后,八寶山革命公墓為陳友仁樹立了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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