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１９４２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受教育于新加坡華中及南洋大學，１９６６年負笈東瀛，畢業(yè)于早稻田大學新聞系，并獲立教大學新聞學博士。卓先生曾任新加坡《聯合早報》的社論委員、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現任日本龍谷大學國際文化學院教授。長期以來卓先生關注日本問題，并以第三國人這一獨特視角關注中日關系。今年是中日簽署和平友好條約２５周年，為此本刊特將卓先生的一些關于中日關系的觀點介紹給讀者，以激發(fā)人們對這一問題的再思考。
　　興風作浪的“右翼”也許真的還是那么“一小撮”，但由于日本國內已喪失原有的制衡力量，其影響力也就非同小可，而有必要重新評價和給予新定義。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２５周年，照理說中日關系應該進入一個比較成熟的時期，但從現實來看，情況并非如此。最明顯的例子是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顧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亞洲人民的強烈反對，于年初第三次參拜了靖國神社，對中日關系起到了很壞的影響。
　　
　　日本政壇走向“總保守化”
　　
　　在５０年代，或者是在我留學日本的６０年代與７０年代，盡管當時日本政府執(zhí)行反共反華的外交政策，但可以感受到日本人民是愛好和平的。當然也是出于各種各樣的考慮，有的確實是堅決反戰(zhàn)，但也有不少人是因為日本打了敗仗，在戰(zhàn)爭中吃了苦頭，所以害怕戰(zhàn)爭，日本保守人士將其定義為“恐戰(zhàn)病”。還有的是因為長期戰(zhàn)爭給國家和老百姓帶來巨大損失而討厭戰(zhàn)爭，被稱之為“厭戰(zhàn)病”。
　　但不管怎樣，當時的整個日本國內彌漫著一種反戰(zhàn)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氣氛，這樣的政治氣候也就很自然地有利于促成中日友好。這也是１９７２年中日恢復邦交時日本國內的政治基礎。除此之外，一部分日本人出自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支持而對中國持友好態(tài)度。至于財界，雖然礙于美國的亞太戰(zhàn)略而未向中國大陸發(fā)展，但內心里，他們對中國的市場、資源與豐富的勞動力一直念念不忘。
　　從國際上看，１９７１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突然訪華，給日本國內帶來了巨大的震蕩，日本人稱之為“尼克松震蕩”。在他們看來，近水樓臺是應該先得月的，中國這塊肥肉不能讓美國捷足先登。
　　在那個年代中國政府將日本國內反對中日友好的一股逆流稱之為“一小撮右翼分子”的定位是非常準確的，它如實地反映了當時日本國內的真實情況。
　　但時過境遷，特別是在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４年日本國內政局進行重大重組之后，日本的政局發(fā)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從此進入了自民黨化整為零或化零為整的階段，主要反對黨社會黨已經名存實亡，最終被迫改名為社會民主黨。也就是說，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后日本政壇的一個特色就是“總保守化”或“總自民黨化”。
　　在這樣的政治現實下，如果我們仍然停留在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以不變的“定位”（即仍然認為日本國內堅持中日友好的反戰(zhàn)和平力量聲勢浩大，足以制衡僅是“一小撮右翼分子”逆流）看待日本的話，恐怕就很難看清日本的政局了。換句話說，興風作浪的“右翼”也許真的還是那么“一小撮”，但由于日本國內已喪失原有的制衡力量，其影響力也就非同小可，而有必要重新評價和給予新定義。
　　
　　日本并非不談歷史
　　
　　正因為日本國內形勢起了變化，已經失去了原來的制衡力量，日本的政治領導人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參拜靖國神社，并開始暢所欲言，毫無顧忌。
　　從最近幾年日本國內的輿論造勢來看，特別是１９９５年二戰(zhàn)結束５０周年時日本通過了不倫不類的“國會不戰(zhàn)決議”之后，日本不但不認為應該反思，而是恰好相反，主張應該給不同的歷史觀提供自由判斷的空間。
　�。保梗梗赌辏丛隆度彰腊脖�條約》重新定義后，日美兩國進一步將中國視為共同的潛在對手，日本對中國采取更為嚴厲的態(tài)度。
　　在這之后，日本模糊歷史是非的宣傳攻勢愈演愈烈。首先，就是定下不許談歷史的基調。同樣是在１９９６年，日本首相橋本龍?zhí)�郎在他生日（７月２９日）當天參拜靖國神社，目的無非是要試探國內外的反應。小泉上臺后又三度參拜靖國神社，向包括甲級戰(zhàn)犯在內的所謂“軍神”致敬。這說明日本不讓別人談歷史，自己卻在用行動談歷史。而別國只要一談歷史就會被扣上破壞中日友好、亞洲和平的帽子，甚至被扣上民族主義的帽子。
　　第二步，就是將這一類的想法通過文化交流等活動推銷到其他國家，然后再把其他國家個別人士的各種論調帶回日本，對其進行大炒特炒。我將此定義為“出口轉內銷”。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幾年前，日本媒體大肆炒作的“日本到底應該道歉到幾時”論調。這種說法近年來炒得更加火熱，因為東南亞的個別領導人和臺灣的李登輝都在不同的背景下這么說過。
　　第三步是大搞分化行動，說大談歷史問題的都是老一代人，因為他們對日本比較忌恨。希望新一代能出現日本所期待的“新思維”。最近更對剛走馬上任的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寄予希望。好像只要不談歷史，只要允許日本歪曲歷史，中日就友好，亞洲就和平了。
　　在我年輕的時候，很多人都認為，也許接受日本戰(zhàn)前教育的那一代走后，在和平環(huán)境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就會不同。結果看來恰恰相反。我在日本上大學時曾有許多日本人對沒能制止戰(zhàn)爭感到遺憾，也有些人希望通過戰(zhàn)后愛好和平和推進睦鄰政策的行動來彌補他們的內疚。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新的一代要么就是不管政治，也不想了解歷史，要么就是在錯誤和不完整的信息的引導下越來越偏向同情與支持官方的看法。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
　　
　　出口轉內銷的日本“新思維”
　　
　　有些人到日本走馬觀花般地看到了繁華和平的景象，就大談什么這里哪有軍國主義。其實這種一知半解的印象是非常幼稚的。我們并不是說日本已經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而是說它在逐步恢復戰(zhàn)前的一些思潮，是一種危險的趨勢。
　　比如說，我曾談到日本進行“出口轉內銷”的輿論攻勢，其真正目的當然是面向日本國內，告訴日本國民：外國人都不這樣看我們了，你們怎么還這樣看自己？外國人都不認為我們參拜靖國神社有什么不好，為什么你們還要在吵？這就讓那些本來就很微弱的反對力量喪失了信心。
　　去年年底，中國《人民日報》評論部的馬立誠發(fā)表了《對日關系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確使我們這些研究日本的人感到憂慮。
　　例如，他主張中國人民要有“戰(zhàn)勝國和大國的氣度，對日本不必過于苛刻”，卻不知道在日本，很少有人把中國或其他亞洲國家當做“戰(zhàn)勝國”看待。他們只知道敗于美國。
　　同樣，馬文主張把日本的成就視為“亞洲的驕傲”，卻不知道不少日本人心底里還存有向歐美靠攏，而恥于與亞洲人為伍的“脫亞論”的心態(tài)。對于戰(zhàn)后日本某些成就給以客觀的評價是可以、也是應該的，但亞洲人大可不必沾親帶故，自作多情。
　　至于他認為小泉既然已經到了盧溝橋表示反省，就不該再拘泥死板形式的說法，小泉在馬文發(fā)表后不久就到靖國神社第三度參拜，可以說已經給了他最好的回答。
　　不管作者本人是以什么心態(tài)和心情撰寫此文，這篇讓日本人一看就愛的抒情游記被日本頗有影響力的兩家競爭性月刊《中央公論》和《文藝春秋》搶著同時翻譯、大炒特炒，并配以煽情的標題后，其影響與不良后果也就遠非該作者本人所能想像。
　　比如《文藝春秋》的標題是“我的中國啊，請克制反日行動”，《中央公論》的標題是“民族主義的反日論有害無益”。這樣一些煽情的語言顯然是要告訴日本讀者，北京已亮起了如下的信號：中國黨報的高層人士有了新的想法；中國政府隨著領導層的新老交替，就會有新的姿態(tài)出現。
　　這種“新思維”，說句不客氣的話，其實一點都不新，只是符合某些日本人胃口的日本思維。
　　
　　顛倒是非的“報復論”
　　
　　日本在高喊“中國威脅論”的時候，他們心里其實很清楚中國并不是威脅。因為實事求是地說，今天的中國不論從哪一方面來說也還沒有對日本造成威脅。
　　實際上，在戰(zhàn)后不僅是中國對日本很寬容，我們東南亞各國對日本也很寬容，如果不是這些國家對日本采取了寬容的態(tài)度，以日本對這些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日本的經濟勢力又怎么能在６０年代勢如破竹般輕易地重返東南亞？
　　但現在有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士受到了日本輿論的影響，認為亞洲人民，特別是中韓人民一直糾纏于歷史問題是因為沒有報復過日本，不像蘇聯虐待過日本俘虜，也不像美國投下過原子彈。于是，呼吁亞洲人民不應該再抱有這種報復心態(tài)。這是非�；闹嚨�，與事實完全不符。
　　日本有人這么宣傳，不幸的是亞洲國家有個別新聞工作者也信以為真，跟著大談，這就令人感到遺憾了。另外一個典型的“出口轉內銷”的論調是將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解釋為單純的文化現象和純粹的宗教問題。他們說，日本人認為人死后成神，人們就不再追究他的過錯，都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來對待，而日本以外的亞洲人則沒有這種文化。這種說法完全是日本為自己的行動進行辯解。只要去過靖國神社或者稍微翻翻日本的歷史，就很清楚了。日本士兵在出征之前，很多人都是以這樣一句話來相互勉勵的：“讓我們在靖國神社見面吧！”意思是說讓我們?yōu)閲�家打一場“圣�?zhàn)”吧。有靖國神社在，我們戰(zhàn)死了，我們就是神了�，F在這種所謂“文化差異”論調卻通過某種管道推銷到海外，讓一些年輕人接受這種論調，然后日本如獲至寶，廣加流傳，借此宣傳外國知識分子已逐步認同了他們的看法。除此之外，日本方面有時也會放出一些風聲，說什么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是為了爭取“遺族”的選票而與“保守政治”無關。這實在是片面之言。任何人只要略為翻閱戰(zhàn)后遺族會的發(fā)展史及它與保守政治家相互依存的千絲萬縷的關系，真相就一清二楚。
　　實際上，現在需要的不是亞洲人民出現什么新思維，而是需要日本政府出現新思維，也就是說，在歷史問題上，日本哪怕不愿意徹底承認錯誤，至少也應該放棄對自己罪行的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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