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的多，做研究的少。 　　寫“大”題目的多，研究“小”問題的少。 　　這些做法與我們的研究體制有關。 　　 　　伴隨著中國國際參與度的日益擴大，面對著愈加復雜的國際格局，我們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我們今天的國際關系研究能力是否與我們的大國地位相適應？
　　都說"外交是內政的延續(xù)"，實際上，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解讀也是一個國家制定內政的基礎。特別是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國際關系早已告別了簡單時代，國際關系的研究能力因此也成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以下我想從方法和體制兩個方面談一點看法。
　　
　　方法："妙筆生花"還是科學方法
　　
　　研究方法和手段常常標志著一個學科的發(fā)展水平。一般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分為三個層次：指導研究的思想體系（方法論，如實證主義、唯物史觀）；實施研究的程序與操作方式（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實驗法、調查法和文獻法，具體的方法有抽樣、訪談、實驗、觀察等）；以及進行具體研究時所采用的具體方法與技術（技術手段，例如統計分析、心理測試、計算機輔助調查等）。在這里，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我曾接受美國喬治城大學的一位博士生的訪談。他屬于一個三人研究小組，要完成一篇學期論文，研究對象是美國的"藍軍"（Blue　　Team），也就是所謂的對華強硬派。他分到的任務是調查《華盛頓時報》這個被稱為"藍軍"輿論陣地的報紙為什么對中國事務這么感興趣，它報道中國新聞的原則和標準是什么，它的報道是否客觀。他事先把一份十頁紙的研究設計給了我。在這個設計中，他運用了幾乎所有的研究方法。1、訪談。訪談人也分門別類：包括采訪該報的發(fā)行人、主筆，"藍軍"人物，被"藍軍"判定為"親華派"的所謂"紅軍"學者，以及沒有明顯類別的學者。采訪的問題都事先設計好，一一列出。對沒有明顯類別的學者還要有一個問卷調查：答案都是數字化的，例如用1～5分（從最輕到最重）來判斷《華盛頓時報》的中國報道是否存在偏頗。注明結果將通過隨機抽樣用統計分析軟件表現出來。2、觀察。抽取當年（2001年）的一個月，選擇三家報紙：《華盛頓時報》、《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統計這三家報紙在這一個月期間涉及中國事務的社評數目（他的結果是《華盛頓時報》遠高于其他兩報），然后，對三家報紙的每一篇社評分類打分：內容包括評論是否有明顯的傾向性，文字中是否使用了較多的貶義詞等。結果用統計分析來比較。3、實驗。搜集《華盛頓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關于一個事件的所有新聞報道，他選擇的是中美撞機事件。邀請20位本科學生，隨機分為兩組。讓一組學生讀其中一份報紙的報道，然后兩組共同回答同一組問題。設計的問題著眼于發(fā)現學生對事件的事實（不是觀點）的了解是否因為讀不同的報紙而存在明顯的區(qū)別。
　　這個研究設計給我的印象很深。首先，通過這個程序完成的研究，我想應當是較為客觀的，也因此是有說服力和"生命力"的。其次，完成這個程序的研究者更像一個科學工作者，他完成工作的好壞取決于他的研究設計是否合理、是否可行，取決于他的研究對象是否合作，以及他的研究過程是否嚴謹。也許有人會說，花這么多時間和精力去抽樣、訪談、實驗得出的結果可能和我最初的印象與判斷沒有多少差距。也可能有人會說國際關系研究關鍵是要出思想，出解決問題的點子，這些數字有什么用呢？實際上，離開了科學的研究方法，學科建設的對策研究就是無源之水。我想，我們的國際關系研究作為一個學科，要發(fā)展，就必須走專業(yè)化、科學化的道路，而只有這個學科發(fā)展了，我們的對策研究也才可能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而不是依靠幾個"諸葛亮"。要完成這個轉變，我們的研究人首先從依靠個人才氣的"筆桿子"型傳統人才轉變成為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掌握相關的理論和哲學方法論的現代科學工作者。
　　
　　體制：得天下英才以用之
　　
　　應當說，一個學科存在的問題一般都和體制有關系。比如說，重視思辯而忽視方法是我們文科教育的通病，這樣的教育體制就使我們的研究人員普遍缺乏研究方法的訓練。要提高我們的國際問題研究能力，一個根本的措施就是要在我們的大學教育中大力增加方法論的課程。
　　再比如，我們的國際問題研究類刊物的辦刊宗旨，其實也對這個學科的發(fā)展有不小的影響。說到"藍軍"，美國好幾個"藍軍"人士公開抱怨美國的學術期刊、第一流的出版社不發(fā)表他們的文章。在我看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的學術期刊"親華"，而是"藍軍"人士不能用科學的方法證明他們的觀點。美國的任何學術刊物都不會發(fā)表純觀點性而沒有研究過程的文章。同理，如果我們的期刊也把研究方法作為發(fā)文的一個重要標準，少發(fā)一些諸如"對××問題的幾點思考"和"××年國際形勢回顧"之類的觀點性文章，把版面向研究類文章傾斜，我想，要不了多久，我們就會看到一些變化的。
　　幾位前輩撰文對我們的學風提出了批評。比如，"一窩蜂"現象，"短、平、快"現象，寫文章的多，做研究的少。寫"大"題目的多，研究"小"問題的少。其實這都和我們的研究體制有關系。如果我們能夠廣泛地推廣嚴格的課題制，上述這些現象就有可能被克服。課題制有很多優(yōu)點，它要求研究人員對一個問題進行透徹的研究，它重視研究方法和研究過程，它鼓勵學者跨學科、跨領域協同合作，而且，它有嚴格的課題申報和評審制度，可以突出重點，合理分工，避免重復勞動。世界幾個主要國家都有為數不少的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金的來源無外乎兩個方面：企業(yè)贊助和政府資金。由政府機構設立基金對一些重大的對策問題進行課題招標，特別有助于在對策研究和學術研究之間進行宏觀調控和協調。例如，美國和平研究所每年的課題招標活動已經成為美國國際安全和沖突研究界的一件盛事，因為競爭激烈，中標也就成了一種榮譽和資歷。各路學者、官員自動進行"強強聯合"（它不接收個人申請）以期優(yōu)勢互補，為中標殫精竭慮。美國和平研究所自身沒有幾位學者，但每年的研究成果卻是又多又好。對于這樣一個有助于破除門戶偏見，并得天下英才以用之的舉措，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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