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洪有豐是我國近代著名圖書館學家，為圖書館事業(yè)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任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主任期間，整頓組織、擴建新館、擴充館藏、支持編制新分類法，促進了清華大學圖書館的發(fā)展。作為圖書館學家，他滿懷一腔志向，希望大展宏圖，卻又時時受到外來干擾，有時還會遭遇尷尬境遇。但他百折不回，繼續(xù)為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傾注全部的熱情。
　　[關(guān)鍵詞]洪有豐　圖書館學家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分類號]G250.9
　　
　　洪有豐(1893.10-1963.1)，字范五，安徽績溪人，我國近代著名圖書館學家。1916年畢業(yè)于金陵大學文學院。1919年赴美紐約州立大學圖書館學校學習，1921年獲圖書學學士學位。留學期間，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從事中文編目工作。1923年-1926年連續(xù)四年主持開辦暑期“圖書館學”講習科，培養(yǎng)圖書館學人才。1924年6月發(fā)起成立南京圖書館協(xié)會，任會長。1924年8月發(fā)起成立江蘇圖書館協(xié)會，任會長。1925年當選為中華圖書館協(xié)會第一屆理事、圖書館教育委員會主任、編目委員會書記、出版委員會委員。1926年出版專著《圖書館組織與管理》(曾多次再版)。1928年受聘為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主任。1928-1931年任北平圖書館協(xié)會執(zhí)行委員。
　　洪有豐從學生時代開始直到去世，基本服務(wù)于圖書館界。除早期在金陵大學圖書館工作外，他先后在南京高師圖書儀器部、東南大學圖書部、東南大學圖書館、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任職，全國院系調(diào)整后赴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其間他曾兩次出任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主任。著名圖書館學家劉國鈞贊揚他在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工作，并認為“洪先生在我國圖書館事業(yè)的近代化過程中曾做出了巨大貢獻”。
　　民國時期大學圖書館的發(fā)展受學校政局影響很大，充滿了艱難和曲折。洪有豐滿懷一腔志向，希望大展宏圖，卻又時時受到外來干擾，有時還會遭遇尷尬境遇。但他百折不回，繼續(xù)為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傾注全部的熱情。
　　
　　1、洪有豐隊清華圖書館的貢獻
　　
　　1928年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聘請洪有豐為圖書館主任。洪有豐銳意進取，多有建樹。
　　1.1　建立新的管理秩序
　　1928年清華大學圖書館曾有館員19人，由于前任戴志騫主任的離去和校長羅家倫的縮編計劃，短短幾個月，原有館員11人離去，占館員人數(shù)的58％。多位文華圖專畢業(yè)生和燕京、圣約翰大學畢業(yè)生的離去，給管理工作帶來了困難，使館務(wù)亟待重新籌劃。
　　首先，洪有豐重整旗鼓，添聘人員。他偕同原復(fù)旦大學圖書館主任沈?qū)W植一同前來，后又陸續(xù)聘請了東南大學舊同僚施廷鏞(鳳笙)等，到1929年館中工作人員已有13人。
　　其次，洪有豐將館內(nèi)組織合并為三股，即編纂股、總務(wù)股、參考股，如圖1所示：
　　編纂股、參考股、總務(wù)股分工合作，各負其責。繼戴志騫在國內(nèi)率先設(shè)立參考部門之后，洪有豐進一步強化參考功能。原參考員顧子剛離館，洪有豐請沈?qū)W植繼任為參考員，要求在提供教學參考書的基礎(chǔ)上，主動搜集參考資料，提供參考指導(dǎo)。洪有豐還實行借書到期提醒、館際代借制度等，“總計一年代借之書，不下三百六十余種”。這些制度至今仍在發(fā)揮作用。
　　圖書館雖然大量減員，但仍較以前增加了開放時間，“除每日開覽十二小時外，并于星期日開覽全日……可謂學校圖書館辟一新紀元”。館員的忙碌可想而知――“除每日辦公時間外，每晚仍輪流到館服務(wù)，較之往昔每人于每周已增加十余小時工作”。館員與洪有豐密切配合，克服困難，盡力為學生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huán)境。
　　1.2　擴建新館
　　隨著學校改辦大學，“圖書益行增加，書庫已不敷應(yīng)用，人數(shù)較多，閱覽室亦覺狹小”，于是羅家倫動議擴建新館舍。1929年9月學校成立建筑委員會財務(wù)、工務(wù)委員會，洪有豐任建筑工務(wù)委員會委員。
　　對于圖書館擴建計劃，洪有豐提出具體要求：“(一)藏書、借書、閱書三部，須相銜接，俾便管理。(二)購書、登錄、編目等室，須按辦事程序支配，用增辦事效率。(三)增加大閱覽室一，須與現(xiàn)在之閱覽室連接。(四)另設(shè)雜志閱覽室及雜志書庫，并相連接。(五)書庫至少須擴大一倍，除上五項外，其最要者，此次之擴充，非但須有十年之計劃，即將來再行擴充時，仍有余地，并與現(xiàn)在之建筑可成一氣”。
　　原館舍左鄰河，背靠山，沒有發(fā)展余地，在原基礎(chǔ)上擴建難度很大。當時的中外工程師爭相參與設(shè)計，提供圖樣十余種，最后在工財委會聯(lián)席會議上，由洪有豐提議，采用基泰公司楊廷寶設(shè)計的方案，將新建部分向西北延伸，不僅解決了當時的擴建問題，還為后來的多次擴建留下了余地。
　　擴建工程于1930年3月開工，1931年11月完工。在建筑上，一切內(nèi)外形式均仿照舊館，建筑用材及書庫鋼架等均從國外進口，是當時國內(nèi)最先進的圖書館之一。作為建筑工務(wù)委員會委員，洪有豐從1929年9月到1931年9月，始終參加該委員會關(guān)于工程問題的討論，關(guān)注工程進展，及時發(fā)現(xiàn)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案，使擴建工程順利進行。比如為了使新書庫保持光線，洪有豐提議新增加36個鐵窗；書庫原為兩層，洪有豐建議書庫仍建為三層。
　　1.3　擴充館藏
　　洪有豐對藏書素有研究，曾著有“清代藏書家考”等文章，因此他非常重視學校的藏書建設(shè)。1929年以后學校年固定經(jīng)費為120萬，圖書儀器購置費占總預(yù)算的20％，圖書費約占其中的13萬。充足的購書經(jīng)費為館藏的增加打下了基礎(chǔ)。
　　1929年4月羅家倫回杭州省親，得知杭州藏書家楊氏擬出售全部家藏，電告學校評議會，主張購買。評議會成員商議，請洪有豐親往接洽辦理。5月2日洪有豐南下，晤楊氏主人。他詳細查看楊氏提供的六本書目，其中有宋、元、明、清刊本、日本刊本、精抄本、稿本、名人批校本以及四庫全書五冊，總計42653冊，索價四萬元，洪有豐深知其價值，決定全數(shù)購買。經(jīng)一再磋商，定為34000元，點收時有書目所未載者，計4893冊，楊氏全行贈送，總計47546冊，如表1所示：
　　洪有豐還重視購買反映各科最新研究成果的雜志。1931年圖書館有雜志中文350種、日文40種、西文(包括英、德、法、意、荷蘭、瑞典、丹麥諸國文字)902種。他主持重價補全有價值的中、外文過刊，計150余種。1929年9月23日，洪有豐主持出版了第一期國立清華大學校刊圖書館增刊，主要刊登館藏書目等。至1930年12月16日，共出版200期。以后改成小冊子圖書目錄，定期出版。1931年底出版書本目錄《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圖書目錄甲編一》。
　　1.4　支持編制新分類編目法
　　清華大學圖書館分類編目方法，在20世紀20年代曾經(jīng)查修對杜威十進分類法加以補正，中、西文一律采用杜法分類。這種方法在初創(chuàng)時期較好地推動了我國編目方法的科學化。但在中文書籍較少時還可應(yīng)付，書籍增多以后，很多類目無法找到合適的號碼，杜法漸不適用。于是，在西文書仍然沿用杜法的同時，從 1929年10月開始，在洪有豐的支持下，施廷鏞不斷改進中文圖書分類法。
　　是徹底改革，還是修修補補?當時也曾有過猶豫。如果徹底改革，則原已編就之書“全部均須更張，時間及經(jīng)濟均難辦到”。因此，“依舊法略事修改”，對目錄類、金石類進行了重新編排。購進楊氏豐華堂藏書之后，中文書籍大量增加，加之中國文學系、歷史系等陸續(xù)增購的新書，分類驟感困難，于是決定對中、日文分類法進行徹底改革。
　　1930年洪有豐支持施廷鏞參酌中外各家分類法，編制新的分類法草案，并將草案送請校內(nèi)外各科專家修改，最后確定新的分類法分為八大類八千小類，通稱八大類法。其大類有：甲、總類；乙、哲學宗教；丙、自然科學；丁、應(yīng)用科學；戊、社會科學；己、史地；庚、語文；辛、藝術(shù)。5月開始，館中未編之中、日文新書均照新法進行分類，此后又將原使用舊法分類的書籍一律改照新法重編。時至今日，清華大學圖書館古籍圖書分類編目仍然沿用此法。
　　在采用新法分類的同時，為了排架需要，又重新編訂了《著者號碼表》。根據(jù)藏勵酥之《中國人名大辭典》、凌迪知之《萬姓統(tǒng)譜》、吳榮光之《歷代名人年譜》等編成“中國著者姓氏號碼表”。根據(jù)芳賀矢一之《日本人名辭典》等編成“日本著名姓氏號碼表”。以別號、團體、機關(guān)、學校等為著者號者，制附表多種。其同號者，制定區(qū)別表。
　　短短三年時間，在人員極其緊張的情況下，洪有豐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清華大學圖書館的發(fā)展?jié)u入正軌。然而學校風潮又改變了圖書館的發(fā)展軌跡。
　　
　　2、校園中的矛盾與危機
　　
　　1930年5月，清華園里發(fā)生了驅(qū)羅事件，羅家倫辭職，校務(wù)暫由校務(wù)委員會主持。1931年3月19日教育部批準羅家倫辭職。4月3日，國民政府任命原中央政治學校副教務(wù)主任吳南軒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結(jié)束了11個月沒有校長的局面。
　　隨著羅家倫離校，與其一起前來的洪有豐也受到攻擊。1931年3月初，即“有人匿名攻擊圖書館，并有四十余位同學向代表會提議開全體大會，亦謂圖書館有種種黑幕，并對于圖書館開除司事二人有所指責”。所謂開除司事二人之事，是1930年底圖書館兩名校工李瑞、馮則謙指使其他校工到經(jīng)常與圖書館聯(lián)系的各書店收取底子錢，私自與校工瓜分，影響極壞。事情敗露后，洪有豐親往各書肆調(diào)查，并將李、馮二人開除，將所得款項沒收捐給民眾學校。洪有豐為學校和圖書館挽回了聲譽，對此事的處理并未有失當之處。
　　對于上述指責，校方堅定地站在洪有豐一邊。校務(wù)委員會主席馮友蘭直截了當?shù)卣f：“圖書館如有黑幕，我們很希望大家向校務(wù)會議提議，以便徹底糾察”。3月23日，在總理紀念周上，馮友蘭特請洪有豐就圖書館問題進行演講。洪有豐首先闡述圖書館的重要地位，繼而介紹了圖書館的工作流程及購書費的分配，讓同學們了解圖書館的工作情況。后隨著羅家倫辭職獲批，風波暫時告一段落。
　　然而，吳南軒到校又引發(fā)了新一輪風波。吳南軒聘請隨行而來的陳石孚為教務(wù)長，朱一成為秘書長，并任命非清華教授的鐘魯齋為文學院長，引起師生的強烈不滿，學生將其驅(qū)逐。受此學潮影響，5月29日學生至圖書館，“除質(zhì)問洪何以前將學生會去函之信封退回，及羅家倫攜去楊氏藏書之一部”外，并請其即日離校。洪有豐答復(fù)：退信封即代收信收據(jù)，羅攜書絕無。圖書館主任責任重大，不能擅離職守，如果有人接替，即可離校。“而學生方面并不計及何人接其交代，認為彼等肯即離校為滿意”。
　　1931年9月洪有豐離開清華大學圖書館，1932年受安徽省教育廳長葉元龍之聘，任廳長主任秘書兼第三科科長，負責安徽省社會教育工作。1933年10月任中央政治學校圖書館主任。
　　
　　3、重回清華園
　　
　　洪有豐離校后，圖書館日常事務(wù)由館員支撐，遇有大事由教務(wù)長張子高(1931.7-1934.7任職)代為處理。1931年10月，國民政府任命梅貽琦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1932年2月梅貽琦聘王文山為圖書館主任。王文山于1923年畢業(yè)于武昌文華圖書科，任南開大學圖書館主任，后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碩士，華盛頓大學政治學碩士、博士，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目員，駐古巴中國臨時代辦。1932年6月王文山到校，圖書館結(jié)束了長期無主任的情況。但王文山為政治學博士，為時不過一年半，1933年10月赴任南京國防委員會專員，圖書館再度無主任，館務(wù)由教務(wù)長張子高、鄭之蕃(1934.7-1935.9任職)代理。
　　鑒于聘請前幾任圖書館主任的經(jīng)驗，清華大學仍在尋找留美圖書館學專業(yè)人才，但當時這方面的人才非常有限，于是1934年10月，由張子高推薦，第二次聘洪有豐為圖書館主任。
　　洪有豐第一次主持館務(wù)時，即支持施廷鏞編印書本目錄，出版了《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目甲編一》，并計劃繼續(xù)出版甲編二、甲編三。后由于洪有豐離校，1931年至1934年兩度無主任，出版計劃擱淺。洪有豐第二次任圖書館主任，“以叢書子目繁多，檢查不便，久擬編一叢書子目書名索引，而館務(wù)綦繁，未暇及此”，于是“乃與本校教授張子高、朱佩弦(自清)二先生商討編纂之法，列舉下列數(shù)種：(一)仍叢書目錄之舊，但舉叢書之名，而以子目附之；(二)依子目著者姓氏排列之；(三)子目之分類目錄；(四)叢書子目按書名排比；以上四者，固各有重要之點，而為檢查便利，適于應(yīng)用，則以第四法為最，于是決先編子目錄書名索引，由施鳳笙擔任纂輯，以初編付印，所收叢書，計一千一百六十四種”。就在叢書子目編纂完成之際，1935年7月洪有豐應(yīng)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之聘，赴任圖書館館長。
　　洪有豐這次短暫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任職，只有不到一年時間，但終于促使編纂完成《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叢書子目書名索引》。由于洪有豐離校，出版再度擱淺。1935年9月12日學校聘請朱自清為圖書館委員會主席兼代圖書館主任，這期間“又增補了一百種左右，共一千二百多種(實為1，275種)，書名子目四萬余，比現(xiàn)有的同類索引，所收約多一倍”。在朱自清的支持下，該書于1936年3月正式出版。朱自清在序言中說，“本編由洪范五先生創(chuàng)意，施鳳笙先生始終其事，編輯校對一律歸他主持，我恰巧代理館務(wù)，得以樂觀厥成，是很幸運的”。
　　
　　4、結(jié)　語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高等學校，正處于提高程度、自辦大學的轉(zhuǎn)型時期，此時也正是國家政權(quán)動蕩時期，人們思想不一，政治斗爭不斷，各校風潮迭起，這些因素都干擾了學校的正常發(fā)展秩序。圖書館作為學校的一個部門，自然也受到風潮的影響。洪有豐的前任戴志騫主任，也是早期留美、當時國內(nèi)為數(shù)不多的圖書館學家，亦是由于學潮無奈離職。民國時期的圖書館學家在夾縫中生存。一方面，他們學習了美國先進的圖書館學知識和管理經(jīng)驗，希望建立中國新圖書館學理論和管理秩序，并不斷探索其本土化的路徑；另一方面，他們還要抵御來自外在的不確定因素，學潮期間“學生方面并不計及何人接其交代，認為彼等肯即離校為滿意”，顯然是沒有考慮當時實際需要的盲目行為。這些都阻滯了圖書館的發(fā)展步伐，使民國時期學校圖書館的發(fā)展充滿了艱難和曲折。
　　中國新圖書館運動經(jīng)過20世紀20年代的醞釀，到30年代已經(jīng)進入了高潮期。洪有豐在戴志騫建立的新圖書館模式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推動清華大學圖書館向新圖書館運動的高潮期過渡。在洪有豐的主持下，對當時圖書館核心技術(shù)的探索，使清華大學圖書館從處處以“美國式”為標準向本土化邁進了重要一步，完成了中、日文書新的分類法。新分類法是經(jīng)歷了對杜威十進位法反思而脫胎出來的，是建立在中文圖書基礎(chǔ)上的本土化嘗試。洪有豐與同時代的其他圖書館學家們一起，成為推進西方圖書館學中國本土化的先鋒。直到今日，清華大學圖書館有30萬冊古籍采用八大類法，新的古籍分類仍在采用此法，南京大學亦有40萬冊古籍采用此法。洪有豐也表現(xiàn)了那一時期圖書館學家的特點：目光遠大，勤于思考，敢于探索，勇于創(chuàng)新。
　　洪有豐兩次出任清華大學圖書館主任，時間加起來不過四年，但是他給清華大學圖書館留下了一座美麗的建筑，他對圖書館擴建工程從籌劃到確定圖樣、檢查進度和質(zhì)量、提出修改建議等方面都事必親躬。他重視藏書建設(shè)，負責豐華堂藏書的聯(lián)絡(luò)、商價，成功購進一批質(zhì)量上乘的大收藏，成為清華大學圖書館古籍中的珍品。他為清華大學圖書館留下了一部分類法，至今仍在使用。他主持留下了兩部書――《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圖書目錄甲編一》、《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叢書子目書名索引》，成為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寶貴遺產(chǎn)。洪有豐在艱難的情況下，勉力維持館務(wù)，逐漸增加館員，建立了新的管理秩序，他為清華大學圖書館做出的貢獻是經(jīng)得起時間檢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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