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蒲袌F隊知識共享可以劃分為共享意愿、知識貢獻和共享效果三個維度；高校科研團隊信任也包含組織信任、認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三個維度。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提出高�？蒲袌F隊信任與知識共享的關系假設，并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顯示：高校科研團隊組織信任除對共享意愿有顯著影響外，對知識貢獻和共享效果影響并不顯著，而認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對共享意愿、知識貢獻、共享效果均具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高校科研團隊　信任　知識共享
　　[分類號]G649
　　
　　1　引言
　　
　　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日益向縱深發(fā)展，高�？蒲袌F隊項目涉及知識愈益龐雜、科研規(guī)模愈益擴大及多學科交叉融合等知識生產(chǎn)特征愈益明顯，高校科研團隊知識創(chuàng)新越來越依賴團隊成員之間充分的知識交流與精誠合作。因此，高校科研團隊知識共享的作用越來越突出，研究高校科研團隊信任對知識共享的影響作用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
　　
　　2　高校科研團隊知識共享與信任分析
　　
　　2.1 高�？蒲袌F隊知識共享
　　知識共享是指在特定組織環(huán)境下，知識占有者有意識地、自愿地向所在組織內(nèi)其他成員提供其個人知識、經(jīng)驗和技能，通過雙方互動的行為，使知識需求方吸收、轉化成為自己的知識的過程。本文的特定組織環(huán)境是指高校科研團隊。
　　
　　對知識共享的測量主要包括共享動機、共享行為和共享效果三個方面：①共享動機包括知識共享主體雙方的共享態(tài)度、個體效能等因素，決定著主體雙方知識共享的意愿。所以，應該用知識共享意愿來測量共享動機。②知識共享行為指知識提供者外化提供的知識，知識接收者內(nèi)化接收到的知識。這個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知識提供者知識外化的頻率、程度和付出的努力，用知識貢獻來測量知識共享行為較為合適。③對知識共享效果的測量則包括對個體是否獲得知識的所有權、感知知識的有用性以及對知識共享過程的滿意程度的測量。
　　
　　2.2　高校科研團隊信任分析
　　高�？蒲袌F隊信任不但指團隊成員之間就達到科研目標所應采取的正確行為的一種期望，還包括對團隊整體的期望。根據(jù)Ford將知識共享信任劃分為人際信任和組織信任的觀點，本文傾向于從多維角度把高校科研團隊信任分為人際信任和組織信任。McAllister把組織內(nèi)人際信任劃分為認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兩個維度。因此，高校科研團隊信任應包含組織信任、認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三個維度：組織信任建立在組織知識共享風險管理制度的基礎上，其基本要素為團隊支持、團隊規(guī)范及對團隊領導的信念等；認知信任強調(diào)的是對他人能力、正直等方面的理性衡量、判斷得失的過程，其基本要素是能力、正直等；情感信任的基本要素包括善意、真誠、溝通、關心等團隊成員所有情感上的因素。
　　
　　
　　3　高校科研團隊信任與知識共享的關系
　　
　　3.1 高�？蒲袌F隊信任與共享意愿的關系
　　高�？蒲袌F隊知識共享意愿的主要障礙是知識共享風險。知識共享風險指共享自己的知識或請求共享別人的知識會給自己帶來的不確定的結果，這種結果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知識共享風險主要有：①知識貶值風險。知識是一種有價值的資源。一旦把自己的知識共享出去，知識會發(fā)生貶值，這意味著個人會失去在組織中的知識獨享地位和依靠知識建立的優(yōu)勢。②投機主義。知識共享是一種不同時進行的社會交換行為，主要依靠互惠原則得以維系，但是，實踐中往往出現(xiàn)違背互惠原則的投機行為，導致知識共享陷于一種所謂的“囚徒困境”狀態(tài)。③暴露風險。向他人請教知識，極大可能會引起他人對自己能力的質(zhì)疑。如果團隊內(nèi)競爭較大，就存在競爭對手對自己進行攻擊和壓制的風險。④拒絕風險。高�？蒲袌F隊組成人員來自不同的專業(yè)背景，彼此知識結構懸殊較大。在知識共享中，知識提供方提供的知識，很可能得不到對方的認可，甚至反對。
　　知識共享只有在主體雙方愿意承擔上述風險時才會發(fā)生。而這種承擔風險的意愿即為信任他人的流露。個人對組織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個人的責任感，促使個體為完成團隊任務而甘愿冒風險把知識共享出去。另外，Jones和Goegre研究指出，組織內(nèi)部成員間的信任關系可以促進知識和信息的自由交換，提高員工參與知識共享的意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加以驗證：
　　?H1－a：高�？蒲袌F隊組織信任對知識共享意愿有顯著正相關關系。
　　?H1－b：高�？蒲袌F隊認知信任對知識共享意愿有顯著正相關關系。
　　
　　?H1－c：高�？蒲袌F隊情感信任對知識共享意愿有顯著正相關關系。
　　
　　3.2 高�？蒲袌F隊信任與知識貢獻的關系
　　知識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共享主體的行為上。謝荷鋒指出知識貢獻行為包括對知識共享的內(nèi)容、方式和投入程度的選擇，知識共享的內(nèi)容主要是指共享知識的隱性程度、復雜程度和有用程度。共享方式指共享時對知識的開發(fā)程度，一般介于復制型共享和發(fā)掘型共享之間。復制型共享指在知識共享過程中，供給方將自己的知識簡單地傳遞給接收方；探索型共享是指知識共享雙方對知識進行精練、開發(fā)和創(chuàng)新的過程。共享投入指共享雙方付出的成本。如編、譯碼與傳遞成本、交互時間和其他資源等。
　　組織信任對知識共享雙方形成了一種共享對象可信性和安全性的主觀信念。這種安全信念會促使知識共享雙方更放心地進行深層次的共享行為。另外，Chowdury通過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認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均與復雜知識共享具有積極的相關關系。而Uzzi和Lancaster發(fā)現(xiàn)關系密切的個體間知識共享更傾向于采用探索性共享模式。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加以檢驗：
　　?H2－a：高校科研團隊組織信任對知識貢獻有顯著正相關關系。
　　?H2－b：高�？蒲袌F隊認知信任對知識貢獻有顯著正相關關系。
　　?H2－c：高�？蒲袌F隊情感信任對知識貢獻有顯著正相關關系。
　　
　　3.3 高�？蒲袌F隊信任與知識共享效果的關系
　　Holste通過實證研究表明較高的情感信任和認知信任能夠正向影響知識的使用，即知識共享效果。知識共享效果反映在團隊知識創(chuàng)新與科研績效上。組織內(nèi)信任對組織績效的正向影響作用已得到學者們的廣泛認同，所以組織內(nèi)信任對知識共享效果也應具有正向影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a：高校科研團隊內(nèi)組織信任對共享效果有顯著正相關關系。
　　?H3－b：高�？蒲袌F隊內(nèi)認知信任對共享效果有顯著正相關關系。
　　?H3－c：高�？蒲袌F隊內(nèi)情感信任對共享效果有顯著正相關關系。
　　
　　4　研究設計
　　
　　4.1　研究量表與樣本
　　本文問卷量表是在參考大量文獻研究成果、高�？蒲袌F隊訪談結果以及國內(nèi)外一些較為成功的問卷量表設計形式基礎上形成的。衡量尺度采用Likert 5點尺度，由“非常不滿意”到“非常滿意”，分為5個等級 給分數(shù)。借助良好的合作關系，問卷發(fā)放地集中在廣西、廣東、陜西、浙江、湖北地區(qū)高校中的國家或省重點實驗室、國家創(chuàng)新團隊等高層次的科研團隊。共發(fā)放問卷500份，回收205份，有效問卷145份。有效問卷中，被測者中碩士、博士和本科生比例為6.9％、53.8％、39.3％；研發(fā)管理人員與研發(fā)人員比例接近1：9；團隊規(guī)模多集中在2－15人；三種團隊類型(基礎研究型科研團隊、應用研究型科研團隊、發(fā)展研究型科研團隊)比例為34.5％、41.4％、24.1％。說明樣本數(shù)據(jù)分布較均勻，能夠很好地覆蓋高�？蒲袌F隊的整體情況，從而保證了研究的結論具有較好的說服力和解釋性。
　　
　　4.2　數(shù)據(jù)分析
　　本研究采用Cronbach α系數(shù)衡量樣本數(shù)據(jù)的信度。信度系數(shù)最低定為0.70。根據(jù)這個標準和每次信度分析α值，對問卷進行多次修改，刪除部分題項。最終確定量表題項及量表Cronbach α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問卷量表的標準Cronbach α系數(shù)都在0.7以上，本研究屬于探索性研究，因此從整體上看，可以認為問卷量表具有較高的信度水平。
　　對量表的建構效度，本文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cFA)的方法來檢驗。各項指標的標準值和檢驗值如表2所示：
　　從表2可見，CFA各指標均在參考值內(nèi)，達到了可接受的水平。
　　
　　5　假設檢驗
　　
　　本文采用結構方程模型(sEM)測量信任與知識共享的關系。本研究初始SEM中共包含6個潛變量和23個顯變量。其中組織信任、認知信任、情感信任三個潛變量是外生潛變量，共享意愿、知識貢獻和共享效果三個潛變量是內(nèi)生潛變量。另外，除了潛變量和顯變量，模型中還包含23個顯變量的殘余變量及三個內(nèi)因潛變量的殘余值，他們的路徑系數(shù)默認為1。初始SEM路徑如圖1所示：
　　對原始理論模型進行擬合分析，擬合檢驗結果顯示：X2／df=2.83，略小于3；GFI=0.843，NFI=0.819，小于0.9的標準；AGFI=0.824，小于0.85；IFI=0.910，CFI=0.908，略大于0.9；RMSEA=0.05，小于0.06的標準。這說明部分檢驗指標未達到擬合檢驗參考標準，原始理論模型擬合不符合要求。需要對模型做出修正。通過建立或刪除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經(jīng)過多次模型調(diào)整，最終得到了能夠與數(shù)據(jù)擬合的模型。表3列出了修正模型中變量間路徑關系的改變和增加的殘差間的協(xié)方差關系：修正后的模型標準化路徑如圖2所示。
　　表4和表5分別列出了數(shù)據(jù)擬合指標和假設檢驗效果：
　　從表4中可見，所有檢驗指標都通過擬合檢驗參考標準，修正后的理論模型擬合效果良好。
　　從表5中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假設H1－a、H1－b、H1－c、H2－b、H2－c、H3－b、H3－c得到支持，假設H2－a、H3－a沒有得到支持。另外，修正模型中顯示共享意愿顯著影響知識貢獻和共享效果，知識貢獻顯著影響共享效果。
　　
　　6　結論
　　
　　從假設檢驗結果看，與企業(yè)組織信任與知識共享的關系相比，高校科研團隊組織信任對知識共享的影響較弱。除了仍然顯著影響共享意愿外，組織信任對知識貢獻和共享效果的影響作用不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高�？蒲袌F隊是知識型團隊，知識型團隊進行的是相對較復雜的知識創(chuàng)新活動，成員更多的是依賴彼此的專業(yè)知識技能和思想品質(zhì)，對領導者和團隊整體各種特征的關注較一般企業(yè)組織成員較弱。另一方面，高�？蒲袌F隊比傳統(tǒng)企業(yè)組織形式更靈活，團隊規(guī)范或由團隊成員協(xié)商確定(如項目導向型團隊)，或有團隊領導合理確定(如師生型團隊)，團隊成員整體素質(zhì)較高，團隊程序相對少且簡單，因此團隊的組織特征不是特別明顯，導致成員對組織信任的感知較弱，進而使得組織信任對成員行為的影響也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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